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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的“黑画”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文学艺术界来说确是一场空前浩劫，因为任何作品都可以“批判”为“大毒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呀！我曾在一篇短篇小说的开头写了句：“太阳火猛，晒得路畔的小草都搭拉着脑袋。”即在广播中招来一顿狂批：“矛头直指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定要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
毛泽东提出发展文艺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横扫”、“大破”，实际情况成了“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琴棋书画是“封建遗毒”，花草虫鱼是“资产阶级情调”，都被“革”得尸骨无存。杭州西山公园，原以竹楼、牡丹闻名，1969年我重到西山公园，已变成竹编篱笆上爬着丝瓜、扁豆，花坛里则种着有点颜色的卷心菜。公园犹且如此，作家更是蓝墨水干涸，画家更是毛笔封尘。
1972年，“文化大革命”略为放松，一度出现“解冻”迹象。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召见艺术界知名人士。杭州国画大师吴之参与会见，周总理问吴之：“潘天寿先生有否来?”吴之回答潘已去世（潘于1971年含冤死去，遗诗：“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周总理婉惜道：“这是国家一大损失。”
吴之受到鼓舞，重新执笔，画出了《篱边斗大花》（图10）等作品。谁知，“四人帮”及其喽，随时窥测“阶级斗争新动向”，又在1974年掀起“双批”斗争。《篱边斗大花》被批为“黑画”，吴之被批为“向无产阶级反扑”的“黑画家”，1977年病逝，至1980年始被平反昭雪。
吴之（1900-1977年），初名士绥，又名溪，浙江浦江人，工诗、文、书、画，擅长写意花鸟。1922年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得吴昌硕、王一亭等名师指点。1925年毕业后至苏州第一师范等学校任美术教师。1932年与诸闻韵、潘天寿、张书、张振铎聚会上海，成立画社，定名“白社”。主张清白为人，且“白”字五笔，表示社员共五人。1944年潘天寿任国立西湖艺专校长，聘吴之为国画科主任。
一幅《篱边斗大花》，何以能批为“向无产阶级反扑”的“黑画”呢？说来十分好笑。这幅画满菊花、篱笆的画上，题着：“老鞠（同菊）灿若霞，篱边斗大花。一九七二年新秋，吴溪老写于看吴山楼。”这两句题菊诗句，原为吴昌硕题画诗。“篱边斗大花”，指竹篱笆边开出了斗一样大的花朵。“斗”字是量器升斗之斗。惯于颠倒黑白的“批判家”，硬把“斗”字解释为“斗争”的“斗”。“文化大革命”“革”尽百花，但还留着一种花，那便是向日葵。“葵花朵朵向太阳”，你要“斗大花”，岂不是要斗倒“向太阳”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吗？
其实，“斗争”的“斗”繁体笔划很多，简化字才用“斗”。老一辈书画家，在草书中多不用简化字，而用从繁体演变的草体字。试看吴之同样写于1973年的《缶道人（吴昌硕）题红梅诗》草书轴（图11），“华”、“铁”、“旧”、“种”、“树”、“艳”、“击”、“阳”、“厌”、“园”、“饥”、“驱”等字，都是从繁体演变的草体字，都不用简化字。
最近，我在金华一个展览会上看到一幅吴之作于1930年的《篱菊公鸡》横披（图12），上面题着：“篱（老）鞠灿若霞，篱边斗大花。英能益寿，根下有丹砂。庚午中秋前一日，写于芦子城西隅，以应小云仁兄雅属。仙华山逸吴士绥并录老缶句题之。”
如果1974年的“红色批判家们”批判吴之《篱边斗大花》之“黑画”的论点都能成立，则吴之是一个能知过去未来之事的活神仙，早在1930年就算到要有“文化大革命”，就准备好反攻的“炮弹”了。
书画如有知愿得好主人
1990年5月9日，我在金华一次书画展览会上，看重一幅闵园丁的《双兰双竹图》，特地站在边上拍了一张照片（图13）。
此图系纸本中堂，左侧画竹两杆，挺拔毓秀，形神俱备。非惯于画竹者，达不到这一水平。竹叶落笔犀利，风狂雨骤，片刻而就。复有细枝嫩叶，点缀周边，显示无限生机。竹后以淡墨画一巨石，简洁老到，形态嶙峋。图右下方画兰两丛，兰叶长短不一，疏密有致。作者署名左下角：“闵园丁写”。
图右较空，似作者有意留待名家题字，乃有海派前辈蒲华（作英）题诗：“双兰双竹自相亲，饶有秋光秀入神。澧水湘波遥在望，汀洲奇石倚嶙峋。蒲华观即口占小诗。”
作者闵园丁，名泳翊，字园丁，系朝鲜国贵族。十九世纪末，日寇侵占朝鲜，闵园丁逃亡至上海，以翰墨自娱。书学颜真卿，画擅兰竹，笔力雄健。闵园丁的生卒不详，但题诗的蒲华卒于1911年，即清朝最后一年，可见此图当作于清末。
蒲华题诗末书“观即口占小诗”，意为观画后即席题诗。开头，我以为这是闵、蒲两人一起参加上海书画社团笔会的合作。查了查资料，蒲华在世时参加过上海的“飞丹阁书画会”和“豫园书画善会”，但闵园丁并没参加过这两个组织。后查画史，才知闵园丁名所居为“千寻竹斋”，每于星期日召集上海书画名家，宴集其间。看来，这个逃亡贵族还是颇有经济实力的。
我在1996年5月号《收藏》杂志《老充头和小名头》一文中偶而提到：见到过的真迹精品有……“近代朝鲜贵族闵园丁《双兰双竹图》（上有蒲作英即席题诗）”。过了些日子，一个星期天近中午的时候，突然有个青年人找到我家里来。他没带任何东西，只是手里拿着一本刊有拙稿的《收藏》杂志。他说他是从上海特地跑来的，目的是想收藏闵园丁的《双兰双竹图》。
我问他：“你为什么对闵园丁的《双兰双竹图》情有独钟？”
他说：“我是朝鲜族人。”
“你准备花多少钱收购这幅画？”
“一万元左右吧!”
“你的经济收入情况怎么样?”
“夫妻俩月工资四千余元。”（这在当时算高工资）
“你只要写封信来问问就好了，何必老远跑来呢?”
“现在交通发达，跑一趟也方便。”
其实，这一趟并不方便。当时，我住在金华环城北路，既不分弄，也无门牌，光在这条路上，他就找了一两个钟头。我为青年人的真诚所感动，告诉他：这画不是我的，持有人也在上海，我可以为你写封信，请他将这幅画让给你。
后来，这笔交易没谈成，主要是要价过高。再后来，持有人过世了，闵园丁的《双兰双竹图》也不知归于何人了。现在，我连青年人的姓名也记不得了。但这件事情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一个人很想得到某一幅书画，结果得不到，未始不是憾事。书画不会讲话，要不然，闵园丁的《双兰双竹图》能为爱好书画的朝鲜族人所得，岂非美事？可惜，“骏马每被痴汉跨，佳人常陪拙夫眠”，好画不得其所，实属憾事。
书画价格的沉浮
荷兰画家凡·高（1853-1890年），是个后期印象画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遗作，现在都是天价，但在生前，只以低价卖掉一幅画。他的生活极为贫困，依靠当小职员的弟弟长期寄钱接济。最后，他以自杀了却残生。
现代画家黄宾虹（1865-1950年），所画山水，浑厚华滋，价格越来越高。但在生前，并不被人看好，甚至受人调侃：“远看像西瓜，近看像蛤蟆。原来是山水，啊呀我的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黄宾虹写了幅手卷《论画》，送给友人章劲宇。章劲宇是章炳麟（太炎）的弟弟，人称“章疯子”。章不重视，将《论画》与我的一位藏友曹天风交换一幅清末小名家崔某的园林手卷。我见过《论画》，写在宣纸上，字有指头大。写错的地方，不是添注乙正，而是用纸片另写一字，轻轻粘在上面，全卷似叮着一只只白色小蝴蝶。他这办法很好，便于装裱时工人挖去错字，补上正字。卷末写着：“尚有《论书》一篇，待写就再送请指正。”黄宾虹生前说过：“我的画要五十年后才受人欣赏。”看来有自知之明，言之中的了。
清朝嘉庆年间，书法作品，以成亲王永为最贵。永（1752-1823年），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封成亲王，工书，学欧阳询，出入羲、献，临摹唐宋各家，颇有造诣。嘉庆皇帝命将永作品刻石，亲自作序，拓印颁赐王亲国戚、封疆大臣。拓本难求，何况真迹！当时的震钧在《天咫偶闻》里说：“书则最贵成邸（永）……宋之四家（苏、黄、米、蔡）最昂，然亦仅倍成邸。”即，成亲王的书作价格，相当于宋四家的一半。时过境迁，现在黄庭坚《砥柱铭》的拍卖成交价4.3亿元，而成亲王永的拍卖价格大概是两三万元。
这些事例，说明古今中外的书画家作品价格，会因时代变迁而升降，乃至幅度大得惊人。我写这篇短文的契机，是在一本拍卖图录上看到一幅清朝周峻的《兰竹图》（图14），标价只有1500元-3000元，颇为打抱不平。周峻，生卒不详，字云峰，吴（苏州）人，其画墨兰、墨竹，师蒋予检，出入于郑思肖、徐渭。他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即：“张之万抚吴时，考试画学，拔为第一。”意为：张之万担任江苏巡抚（相当今日省长）时，考试画学，选拔周峻为第一名。清朝地方官，并无“考试画学”的任务。可以想见，张之万这个“风流巡抚”所破格举办的“考试画学”，只是一次绘画比赛。江苏为“人文之邦”，画家如林，周峻能荣获第一，何等荣耀！当时，他的画作，定遭热捧，定获重价。可惜时过境迁，如今已沦为三四流画作的价格了。
我为什么称张之万为“风流巡抚”？试看：张之万（1811-1898年），字子青，直隶（河北）南皮人，道光十七年状元，任至江苏巡抚、体仁阁大学士（相国）。精书法（图15），工山水（图16），与戴熙有“南戴北张”之称。身为封疆大臣，精工书画，别出心裁，考核画学，怎能不说是“风流巡抚”呢！画史称张之万的山水“用笔绵邈，骨秀神清，为士大夫画中逸品”。张之万甄选的周峻的画风，也是这一路子。试看这幅《兰竹图》，构图平稳，笔墨精工，浓淡映衬，左右开弓，运转自如，题句“渭水自高君子节，湘江空寄美人思”。落款“戊辰暮春之初，云峰周峻写意”。书法水平也高。这个戊辰，当是同治七年（1868年）。
其实，在如今的拍卖市场里，不但周峻的作品吃不开，就是张之万的作品，也吃不开。换句话说，“骨秀神清”的“士大夫画”都吃不开。封建社会的书画，或可分“在朝派”、“在野派”。“在朝派”，如清朝的“四王”、“六家”；“在野派”，如清朝的“四僧”、“八怪”。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当时的政治原因，力挺“在野派”，恶贬“在朝派”。其实，书画中的不同流派，各有短长，毋须妄加褒贬。收藏书画，可有自己的审美观点，不必人云亦云。
欣赏书画，自己心里应有一杆秤，不为拍卖市场的价格所迷惑，所左右。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喜欢张之万，就收藏张之万的作品，何必在乎他是状元、当过巡抚呢！
我为周峻抱不平，可惜我也没买过周峻的作品，主要是没有机会！
（未完待续）（责编：唐陌楚）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文学艺术界来说确是一场空前浩劫，因为任何作品都可以“批判”为“大毒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呀！我曾在一篇短篇小说的开头写了句：“太阳火猛，晒得路畔的小草都搭拉着脑袋。”即在广播中招来一顿狂批：“矛头直指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定要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
毛泽东提出发展文艺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横扫”、“大破”，实际情况成了“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琴棋书画是“封建遗毒”，花草虫鱼是“资产阶级情调”，都被“革”得尸骨无存。杭州西山公园，原以竹楼、牡丹闻名，1969年我重到西山公园，已变成竹编篱笆上爬着丝瓜、扁豆，花坛里则种着有点颜色的卷心菜。公园犹且如此，作家更是蓝墨水干涸，画家更是毛笔封尘。
1972年，“文化大革命”略为放松，一度出现“解冻”迹象。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召见艺术界知名人士。杭州国画大师吴之参与会见，周总理问吴之：“潘天寿先生有否来?”吴之回答潘已去世（潘于1971年含冤死去，遗诗：“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周总理婉惜道：“这是国家一大损失。”
吴之受到鼓舞，重新执笔，画出了《篱边斗大花》（图10）等作品。谁知，“四人帮”及其喽，随时窥测“阶级斗争新动向”，又在1974年掀起“双批”斗争。《篱边斗大花》被批为“黑画”，吴之被批为“向无产阶级反扑”的“黑画家”，1977年病逝，至1980年始被平反昭雪。
吴之（1900-1977年），初名士绥，又名溪，浙江浦江人，工诗、文、书、画，擅长写意花鸟。1922年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得吴昌硕、王一亭等名师指点。1925年毕业后至苏州第一师范等学校任美术教师。1932年与诸闻韵、潘天寿、张书、张振铎聚会上海，成立画社，定名“白社”。主张清白为人，且“白”字五笔，表示社员共五人。1944年潘天寿任国立西湖艺专校长，聘吴之为国画科主任。
一幅《篱边斗大花》，何以能批为“向无产阶级反扑”的“黑画”呢？说来十分好笑。这幅画满菊花、篱笆的画上，题着：“老鞠（同菊）灿若霞，篱边斗大花。一九七二年新秋，吴溪老写于看吴山楼。”这两句题菊诗句，原为吴昌硕题画诗。“篱边斗大花”，指竹篱笆边开出了斗一样大的花朵。“斗”字是量器升斗之斗。惯于颠倒黑白的“批判家”，硬把“斗”字解释为“斗争”的“斗”。“文化大革命”“革”尽百花，但还留着一种花，那便是向日葵。“葵花朵朵向太阳”，你要“斗大花”，岂不是要斗倒“向太阳”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吗？
其实，“斗争”的“斗”繁体笔划很多，简化字才用“斗”。老一辈书画家，在草书中多不用简化字，而用从繁体演变的草体字。试看吴之同样写于1973年的《缶道人（吴昌硕）题红梅诗》草书轴（图11），“华”、“铁”、“旧”、“种”、“树”、“艳”、“击”、“阳”、“厌”、“园”、“饥”、“驱”等字，都是从繁体演变的草体字，都不用简化字。
最近，我在金华一个展览会上看到一幅吴之作于1930年的《篱菊公鸡》横披（图12），上面题着：“篱（老）鞠灿若霞，篱边斗大花。英能益寿，根下有丹砂。庚午中秋前一日，写于芦子城西隅，以应小云仁兄雅属。仙华山逸吴士绥并录老缶句题之。”
如果1974年的“红色批判家们”批判吴之《篱边斗大花》之“黑画”的论点都能成立，则吴之是一个能知过去未来之事的活神仙，早在1930年就算到要有“文化大革命”，就准备好反攻的“炮弹”了。
书画如有知愿得好主人
1990年5月9日，我在金华一次书画展览会上，看重一幅闵园丁的《双兰双竹图》，特地站在边上拍了一张照片（图13）。
此图系纸本中堂，左侧画竹两杆，挺拔毓秀，形神俱备。非惯于画竹者，达不到这一水平。竹叶落笔犀利，风狂雨骤，片刻而就。复有细枝嫩叶，点缀周边，显示无限生机。竹后以淡墨画一巨石，简洁老到，形态嶙峋。图右下方画兰两丛，兰叶长短不一，疏密有致。作者署名左下角：“闵园丁写”。
图右较空，似作者有意留待名家题字，乃有海派前辈蒲华（作英）题诗：“双兰双竹自相亲，饶有秋光秀入神。澧水湘波遥在望，汀洲奇石倚嶙峋。蒲华观即口占小诗。”
作者闵园丁，名泳翊，字园丁，系朝鲜国贵族。十九世纪末，日寇侵占朝鲜，闵园丁逃亡至上海，以翰墨自娱。书学颜真卿，画擅兰竹，笔力雄健。闵园丁的生卒不详，但题诗的蒲华卒于1911年，即清朝最后一年，可见此图当作于清末。
蒲华题诗末书“观即口占小诗”，意为观画后即席题诗。开头，我以为这是闵、蒲两人一起参加上海书画社团笔会的合作。查了查资料，蒲华在世时参加过上海的“飞丹阁书画会”和“豫园书画善会”，但闵园丁并没参加过这两个组织。后查画史，才知闵园丁名所居为“千寻竹斋”，每于星期日召集上海书画名家，宴集其间。看来，这个逃亡贵族还是颇有经济实力的。
我在1996年5月号《收藏》杂志《老充头和小名头》一文中偶而提到：见到过的真迹精品有……“近代朝鲜贵族闵园丁《双兰双竹图》（上有蒲作英即席题诗）”。过了些日子，一个星期天近中午的时候，突然有个青年人找到我家里来。他没带任何东西，只是手里拿着一本刊有拙稿的《收藏》杂志。他说他是从上海特地跑来的，目的是想收藏闵园丁的《双兰双竹图》。
我问他：“你为什么对闵园丁的《双兰双竹图》情有独钟？”
他说：“我是朝鲜族人。”
“你准备花多少钱收购这幅画？”
“一万元左右吧!”
“你的经济收入情况怎么样?”
“夫妻俩月工资四千余元。”（这在当时算高工资）
“你只要写封信来问问就好了，何必老远跑来呢?”
“现在交通发达，跑一趟也方便。”
其实，这一趟并不方便。当时，我住在金华环城北路，既不分弄，也无门牌，光在这条路上，他就找了一两个钟头。我为青年人的真诚所感动，告诉他：这画不是我的，持有人也在上海，我可以为你写封信，请他将这幅画让给你。
后来，这笔交易没谈成，主要是要价过高。再后来，持有人过世了，闵园丁的《双兰双竹图》也不知归于何人了。现在，我连青年人的姓名也记不得了。但这件事情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一个人很想得到某一幅书画，结果得不到，未始不是憾事。书画不会讲话，要不然，闵园丁的《双兰双竹图》能为爱好书画的朝鲜族人所得，岂非美事？可惜，“骏马每被痴汉跨，佳人常陪拙夫眠”，好画不得其所，实属憾事。
书画价格的沉浮
荷兰画家凡·高（1853-1890年），是个后期印象画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遗作，现在都是天价，但在生前，只以低价卖掉一幅画。他的生活极为贫困，依靠当小职员的弟弟长期寄钱接济。最后，他以自杀了却残生。
现代画家黄宾虹（1865-1950年），所画山水，浑厚华滋，价格越来越高。但在生前，并不被人看好，甚至受人调侃：“远看像西瓜，近看像蛤蟆。原来是山水，啊呀我的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黄宾虹写了幅手卷《论画》，送给友人章劲宇。章劲宇是章炳麟（太炎）的弟弟，人称“章疯子”。章不重视，将《论画》与我的一位藏友曹天风交换一幅清末小名家崔某的园林手卷。我见过《论画》，写在宣纸上，字有指头大。写错的地方，不是添注乙正，而是用纸片另写一字，轻轻粘在上面，全卷似叮着一只只白色小蝴蝶。他这办法很好，便于装裱时工人挖去错字，补上正字。卷末写着：“尚有《论书》一篇，待写就再送请指正。”黄宾虹生前说过：“我的画要五十年后才受人欣赏。”看来有自知之明，言之中的了。
清朝嘉庆年间，书法作品，以成亲王永为最贵。永（1752-1823年），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封成亲王，工书，学欧阳询，出入羲、献，临摹唐宋各家，颇有造诣。嘉庆皇帝命将永作品刻石，亲自作序，拓印颁赐王亲国戚、封疆大臣。拓本难求，何况真迹！当时的震钧在《天咫偶闻》里说：“书则最贵成邸（永）……宋之四家（苏、黄、米、蔡）最昂，然亦仅倍成邸。”即，成亲王的书作价格，相当于宋四家的一半。时过境迁，现在黄庭坚《砥柱铭》的拍卖成交价4.3亿元，而成亲王永的拍卖价格大概是两三万元。
这些事例，说明古今中外的书画家作品价格，会因时代变迁而升降，乃至幅度大得惊人。我写这篇短文的契机，是在一本拍卖图录上看到一幅清朝周峻的《兰竹图》（图14），标价只有1500元-3000元，颇为打抱不平。周峻，生卒不详，字云峰，吴（苏州）人，其画墨兰、墨竹，师蒋予检，出入于郑思肖、徐渭。他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即：“张之万抚吴时，考试画学，拔为第一。”意为：张之万担任江苏巡抚（相当今日省长）时，考试画学，选拔周峻为第一名。清朝地方官，并无“考试画学”的任务。可以想见，张之万这个“风流巡抚”所破格举办的“考试画学”，只是一次绘画比赛。江苏为“人文之邦”，画家如林，周峻能荣获第一，何等荣耀！当时，他的画作，定遭热捧，定获重价。可惜时过境迁，如今已沦为三四流画作的价格了。
我为什么称张之万为“风流巡抚”？试看：张之万（1811-1898年），字子青，直隶（河北）南皮人，道光十七年状元，任至江苏巡抚、体仁阁大学士（相国）。精书法（图15），工山水（图16），与戴熙有“南戴北张”之称。身为封疆大臣，精工书画，别出心裁，考核画学，怎能不说是“风流巡抚”呢！画史称张之万的山水“用笔绵邈，骨秀神清，为士大夫画中逸品”。张之万甄选的周峻的画风，也是这一路子。试看这幅《兰竹图》，构图平稳，笔墨精工，浓淡映衬，左右开弓，运转自如，题句“渭水自高君子节，湘江空寄美人思”。落款“戊辰暮春之初，云峰周峻写意”。书法水平也高。这个戊辰，当是同治七年（1868年）。
其实，在如今的拍卖市场里，不但周峻的作品吃不开，就是张之万的作品，也吃不开。换句话说，“骨秀神清”的“士大夫画”都吃不开。封建社会的书画，或可分“在朝派”、“在野派”。“在朝派”，如清朝的“四王”、“六家”；“在野派”，如清朝的“四僧”、“八怪”。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当时的政治原因，力挺“在野派”，恶贬“在朝派”。其实，书画中的不同流派，各有短长，毋须妄加褒贬。收藏书画，可有自己的审美观点，不必人云亦云。
欣赏书画，自己心里应有一杆秤，不为拍卖市场的价格所迷惑，所左右。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喜欢张之万，就收藏张之万的作品，何必在乎他是状元、当过巡抚呢！
我为周峻抱不平，可惜我也没买过周峻的作品，主要是没有机会！
（未完待续）（责编：唐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