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报人严祖佑是我多年的朋友。很早就知道他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吃官司”历史。常人对于这段历史可能不堪回首，但严祖佑却十分乐于回首。
　　朋友聚会，他经常绘声绘色讲述当年“官司”中的桥段。他说话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即使叙述那些令人窒息的情节，也是似笑非笑，夹枪夹棒地阴噱道来，颇具黑色幽默。
　　最近，讀到了这一本承载了他的生命和青春的书：《人曲》。
　　文如其人。没有怨天尤人的不平，没有咬牙切齿的呐喊。也许，苦痛超越了极限，一切又复归宁静。全书四十余万字，几乎从头至尾充斥了一种作者特有的冷幽默。读着读着，往往会忍不住笑出声来。然而，背上却冒出了冷汗。
　　1964年9月，严祖佑在就读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年级时，因“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先后两次被捕（ 1978年获释，1980年平反）。严祖佑等人被捕后不久，有关部门曾在上海师范学院和上海邮电俱乐部等处，举办了由全市大学生和部分中学生轮流参观的“反革命集团”大型公展。这是1949年以后，上海首次以学生为主角的“反革命集团”的公开展览。用严祖佑的话来说，那一天，“一扇门在我身后关闭了，另一扇门打开了，从此，我成为一个消失的人。与此同时，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罕为人知的隐秘世界，以及一群和我身份相同的消失的人。前后十四年，我一无所有，我失去了我的喉咙和舌头。我只留下一双眼睛。从那一天起，我相信，我所看到的这一切，将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于是，我写了《人曲》”。
　　和通常的回忆录不同，作者在这本书中所叙述的主要内容，并非是他个人所遭受的一切，而是通过他自己的一双眼睛，描绘了十四年中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就如意大利作家但丁在他所著的《神曲》中以自己的灵魂游走于地狱、炼狱和天堂，塑造了众多的幽灵；严祖佑则以自己的笔，向读者展示了一座“炼狱”。
　　也许因为特殊的生活经历，严祖佑的叙事状物，常有神来之笔。寥寥数笔，就可让一个尘封了几十年的生命，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例如，在写到第一面见到“大右派”——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学者孙大雨教授时，作者是这样描述的：“孙大雨人如其名，身高马大，头大、手大、脚大，但由于瘦得脱了形，这“大”就变成了“长”。细长的手臂，细长的腿，硕长的马脸，长鼻子，长牙大嘴。他上身穿一件棉袄，下身只穿一条短衬裤，晃动着两条光光的小腿，手里捧着一只脸盆，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寥寥几笔，一位耿介、倔强的老知识分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又如，作者在写到自己“文革”中首次回家，意外地发现已沦为牛鬼蛇神的父亲，原全国政协委员、新闻界元老严独鹤先生居然组织几位邻居老太太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每天“辅导”她们学习《毛主席语录》。作者大骇，竭力制止，“父亲看着我，迷惘地问，那又为什么，学习毛主席语录不是大力提倡的好事么？我苦笑，不错，是好事，但好事轮不到你来做，你做了，说不定就是坏事。父亲不解：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咬咬牙说了一句，因为你没有资格。父亲脸如死灰。”一问一答，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个身处绝境的老人的凄苦、无助而又残存最后一丝希望的心态。
　　在书中，读者还可以看到，年逾八旬的原汪精卫伪政府的“大使”，如何为了争当一名小组长而寝食俱废。行将就木的国民党将军和他的同僚们，又如何在小组学习会上相互“批判、帮助”。一位昔日的帮会头子，又为何想收作者为“关门第子”……
　　在《人曲》后记中，作者坦承“对于它的出版，我已经等待了四十八年……我只想留下一点记录。为了曾经存在过的这一段历史不至于被湮没。”
　　《人曲》出版后，严祖佑对朋友说：“我这个人，唯一称得上作品的， 只有这一本《人曲》。”
　　我说老朋友，方今之世，笔耕为生者，即便著作等身，若有一本真正称得上是作品的，蛮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