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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纽约“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没几天，茱莉亚音乐学院安排几位学生到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军械制造厂（Armory）演奏，那是安置亲友、家属的地方，小提琴家哈维（William Haryey）就是现场学生中的一位，回忆当时的情景，哈维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墙上处处贴满失踪告示与失踪人照片的景象，在拥挤的人群间，他与音乐学院的同学开始演奏弦乐四重奏作品，有海顿、贝多芬、舒伯特……直到天色渐暗，同学们一一离去，原本弦乐四重奏的编制也逐渐缩减成为小提琴独奏，就算身体疲惫，哈维仍持续地用音乐陪伴着在场等候的家属，一直到了晚上，救援部队也从Ground Zero来到现场，哈维将脑海里所有还能记得的旋律移转到指尖上，因为他明白，音乐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精神食粮。
在军械制造厂演奏的那一天，成为小提琴家哈维生命的转折点，那晚回到家，他将心中的感伤与震撼写在一封电子邮件上，与家人分享，这封电子邮件在几个星期后被登在《纽约时报》上，自此之后，他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文化协和”（culturesin Harmony）的组织。毕业后，他将自己的事业舞台从纽约搬到了中东地区的国家，通过音乐，他期待能够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机会更进一步地彼此了解、建立友谊。
不久后，哈维选择在阿富汗长期发展，为了防止恐怖分子藏匿，首都卡布尔里的树木曾受到大幅砍伐，到了冬天各户人家燃烧垃圾取暖，空气质量的恶劣程度让外人难以想象，人民生活艰困更是不在话下。
阿富汗原本有着丰富的音乐与文化传统，但在塔利班政权的统治下，音乐在二○○一年前就受到严重的禁止，乐器被销毁，音乐家受刑罚，就算是听音乐的人也无法幸免。在塔利班政权解除后，第一位取得音乐学位的沙马斯博士（Dr.AhmadSarmast）决定回到阿富汗重建音乐教育，他不但对西方音乐有很深的了解，也精通阿富汗民族音乐。来自音乐家庭的他说，有系统的音乐教育在阿富汗不曾存在过。因此沙马斯博士在二○○八年决定回到阿富汗，成立第一所国家音乐学院（Afghanist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Music），更以打造未来的国家交响乐团为目标，聘请小提琴家哈维，协助该校成立阿富汗的第一个青年交响乐团。
“用文化的力量带动社会发展”——我相信这是沙马斯博士在创校时所看到的愿景。
能够创校，是因为受到世界银行的资助，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也因此有能力给予学生生活补助，让他们有学习、改变人生格局的机会，此外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也更成为学生与阿富汗之外的世界接触、沟通的桥梁。一年多前，我开始通过skype与几位当地的学生联系，其中艾尔汉（Elham）的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也是能够代表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学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的父亲是一位爱好音乐的工程师，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歌唱家，当一九九五年塔利班来到阿富汗时，他的父亲为了避免自己与家人受到迫害，带着全家离开阿富汗前往巴基斯坦，艾尔汉也就因此出生在巴基斯坦。塔利班政权结束后，四岁的艾尔汉与家人搬回阿富汗，并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唱歌，也开始学习演奏阿富汗传统乐器。几年后，艾尔汉因为向往学习演奏钢琴，到卡布尔唯一的一所艺术学校就读，在当时这所学校只允许男生人校，学校里也没有音乐老师，只有一台旧式的直立钢琴供三十几位学生轮流使用。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多年，直到沙玛斯博士带着他要为阿富汗创立第一所国家音乐学院的理想回到卡布尔，这所艺术学校资源窘迫的情况，才慢慢开始有了转变。
自二○○八年起，沙马斯博士一方面积极地延揽来自各国的音乐家到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任教；另一方面也不断加强学院对英文教育的重视，为学生打开与外界沟通的渠道。艾尔汉就曾多次对我说，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为他的生命打开了截然不同的视野，在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接触后，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和老师们一样，通过钢琴的陪伴，游走世界各地。艾尔汉天赋异禀，在上正式的钢琴课不到两年的时间后，他也开始出国表演、参加比赛。不论艾尔汉走到哪里，来自各国的人不仅对他的背景感到好奇，更肯定、鼓励艾尔汉要通过自己指尖下的琴声，让世界听到、感受到阿富汗友善的一面，艾尔汉渐渐地也开始期许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阿富汗的代表与骄傲。
“音乐是跨越国界的语言。”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但当我发现这些在战地长大的孩子，每天弹奏的都是肖邦、李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再回想自己在同样年纪时，也为相同的音乐着迷，顿时也就更能领悟到这句老生常谈的道理！
当然，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也不单只是注重西方音乐教育，小提琴家哈维在协助沙玛斯博士成立阿富汗青年交响乐团时，除了教授小提琴、乐理方面的课程，也开始研究阿富汗当地文化、搜集当地音乐并鼓励学生演奏，此外他自己更将维瓦尔第的《四季》、拉威尔的《波丽露》等知名古典乐曲，改写成能够让西方乐器与阿富汗传统乐器共同演奏的版本，也因此为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创造了一个结合西方乐器与阿富汗传统乐器的独一无二的交响乐团。
经过多年的计划，克服了重重的障碍，二。一三年二月，阿富汗青年交响乐团成功地巡回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以及华盛顿肯尼迪中心（The Kennedy Center），并引起热烈的回响。走过“九·一一”的伤痛，音乐会当晚，在场的每一位听众都能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引导我们去尊重每一个渴望沉浸在爱与美里的生命，超越文化的藩篱，音乐为来自各地的心灵搭建起相通的桥梁。
不过对于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以及沙马斯博士来说，阿富汗青年交响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首演的光彩只是故事的开始，在社会风气的挑战下，没有人能够保证学生在走出音乐学院后就能找到谋生的方式，有的学生在毕业后因获得来自其他国家的资助，得以在卡布尔开起音乐教室，但也难以保证音乐教室就能够长久地经营下去；另一方面，获得短期出国机会的在校生，有的因为迷恋国外开放的风气、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因此选择通过学校出国的机会逃离阿富汗……虽然这些对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来说，都是亟需解决的棘手问题，但他们还是坚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不断地尝试、努力，所有的挑战总会随着时间持续好转。来自纽约的钢琴家盖洛格（KimballGallagher）在二○○九年到二。一三年间以复兴沙龙文化为目标，独自一人开启巡回世界七大洲的旅程，至今已走访三十余个国家，并在世界各地的私人宅地举办沙龙音乐会。对于如何营造最适合欣赏音乐演奏的场合，盖洛格有跳脱出一般认知框架的想法，这成为他持续推动沙龙音乐会的主因，也因为如此他在世界各地结下许多特别的机缘，带领他踏入其他古典音乐家很少会接触到的地方。 二○一一年盖洛格第一次来到阿富汗，并在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担任短期的客席教师，除了钢琴，他还教授作曲，在他的指导下，当时学琴还不到两年的艾尔汉，两天内就完成了第一首钢琴作品。自此之后盖洛格常在音乐会上演奏艾尔汉的作品，有一天盖洛格来到了迪拜，在一场沙龙音乐会上演奏了艾尔汉的作品，并与听众分享艾尔汉以及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背后的故事，感动了在场所有的听众。音乐会结束后，一位女士立即向盖洛格表示，希望能为艾尔汉的音乐旅程助上一臂之力，几个星期后，一台钢琴就出现在艾尔汉位于卡布尔的家中。
盖洛格是我在茱莉亚音乐学院认识的同学，在离开学校多年之后我们重新取得联系，他开始与我分享近几年在游走世界时的所见所闻，当我听他谈起这段从阿富汗到迪拜的经历，我感到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从来没有办法想象一位钢琴家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为世界带来贡献，而我的演奏生涯从那一刻起也开始走向新的方向。
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发生在突尼斯，二○一二年突尼斯革命满一周年，临时政府在突尼斯与华盛顿两个城市分别举办纪念音乐会并由网络转播，财政部长艾叶（JaloulAyed）的交响乐作品成为音乐会上最重要的作品，跨足政治、金融以及艺文界，在音乐会上艾叶以“Music is badlyfinanced，finance iS badly inspired”这句话作为开场白，一方面表明音乐的发展需要经济的支持；另一方面指出在缺乏感召力的情况下，经济的发展也难有所突破，两者若能相辅相成，必能加速社会进步，团结人心，朝向互利的方向前进。他也说明了举办革命一周年纪念音乐会的宗旨，就是要与世界一同分享突尼斯脱胎换骨的这一刻。
一九五六年脱离法国殖民统治后的突尼斯被分作两个世界，为了让沿海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观光人潮，政府大力投入建设资源，导致全国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商区、医学与休闲等设施全都分布在沿海地带，内地城市建设停滞、教育与医疗资源大幅落后，这五十年来不见改善，这也是二○一一年点燃革命的导火线，在革命过后，政治家与社会精英纷纷提出不同的想法与愿景，期待领导突尼斯迈向更好的未来，其中整合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是多数人一致的共识。
许多国家在突尼斯革命后纷纷开始提供资源协助发展，这些资源也因此有机会被释放到乡间，也因如此，小提琴家哈维的文化协和组织从多年前就开始在突尼斯的一个内陆小城举办音乐营，让许多原本没有机会接触音乐的孩子获得学习、与国际接轨的机会。
年轻的作曲家苏海尔（Souhayl）是这个音乐营所栽培的学生之一，他来自距离首都突尼斯约一百五十公里的内陆城市，父母都是热爱艺术的科学老师，但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送苏海尔到外地学习音乐，在苏海尔十四岁的时候，他所住的城里终于出现了第一所音乐学校，但学校里的设备只有一台电子琴，也没有正统的音乐老师。很快苏海尔就发现，才华横溢的他根本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得到满足，因此，当他听说有一群来自国外的音乐家将在附近的小城举办音乐营，且校园的设备中将会有真正的钢琴时，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报名参加。
那是二○○九年的事，在音乐营开始后没有多久，苏海尔发现自己是所有参加者当中唯一没有碰过钢琴的学生，焦虑的他想尽办法，只要有能够观摩甚至是聆听其他学生练习的机会他都不会放过。因为手指也不够灵光，他发现自己学曲子的速度实在跟不上其他的学生，因此他想办法牢牢地记住他所听见的音乐，并以即兴的方式演奏，渐渐地他发现，只要他弹奏的是自己脑海里而不是谱上所写的音乐，不论技巧有多困难他都能够找到驾驭的办法，因此他无师自通地开始创作，并将每一次的创作过程当作挑战自我极限的考验。
苏海尔的创作天赋很快就被音乐营里的老师发现了，但因突尼斯找不到作曲老师，通过老师的介绍，苏海尔在音乐营结束后开始有规律地通过网络和住在纽约的作曲老师上课，他的作品也渐渐获得了演出的机会。有一天他完成了一首新的钢琴奏鸣曲，并通过电子邮件和我分享，在他的音乐中我能听见肖邦的浪漫、李斯特的华丽还有德彪西的想象力，当我的心里正赞叹着一位本来没有受过正统音乐教育的男孩能够克服种种挑战，写出如此精彩的作品时，他却以沮丧的语气告诉我，他开始有了放弃音乐的念头，他说自己从小开始就把帮助别人视为人生重要的目标，但他困惑地问我，不知道自己可以用这样的一首钢琴奏鸣曲，帮助到什么样的人？特别是突尼斯现在仍处于革命后社会改革的阶段，各项建设亟需人才，对于自己选择投入艺术创作的领域，他突然感觉到非常的不切实际……
真的是如此吗？
来自美国的文化作家Arlene Goldbard曾说过一段相当有智慧的话：在经济危机时，政府会为社会制造工作机会以带动经济复苏，不论政府选择投入的是哪一个行业，到最后都会产生效果，但艺术却是最好的投资，其原因在于在面对经济复苏时，人们对现实及未来的感受与实际的数据同等重要，缺乏乐观与正向的态度，经济难有复苏的机会的，而艺术家是想象力的工程师，他让我们看到并感受到未来社会的模样，藉此让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文化根源的人都能为相同的目标努力。
过去我自己有好长一段时间也坚信，登上舞台是所有音乐家的目标，但后来却渐渐发现，音乐的感染力不见得只能在舞台上发酵，我以Arlene Goldbard的话作为对苏海尔的回答，同时也期待自己在未来的旅程上能够通过音乐发现并分享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给指尖下的每一个音符赋予更深涵义，也让欣赏者从音乐中体会到生命的温暖与意义。
在军械制造厂演奏的那一天，成为小提琴家哈维生命的转折点，那晚回到家，他将心中的感伤与震撼写在一封电子邮件上，与家人分享，这封电子邮件在几个星期后被登在《纽约时报》上，自此之后，他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文化协和”（culturesin Harmony）的组织。毕业后，他将自己的事业舞台从纽约搬到了中东地区的国家，通过音乐，他期待能够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机会更进一步地彼此了解、建立友谊。
不久后，哈维选择在阿富汗长期发展，为了防止恐怖分子藏匿，首都卡布尔里的树木曾受到大幅砍伐，到了冬天各户人家燃烧垃圾取暖，空气质量的恶劣程度让外人难以想象，人民生活艰困更是不在话下。
阿富汗原本有着丰富的音乐与文化传统，但在塔利班政权的统治下，音乐在二○○一年前就受到严重的禁止，乐器被销毁，音乐家受刑罚，就算是听音乐的人也无法幸免。在塔利班政权解除后，第一位取得音乐学位的沙马斯博士（Dr.AhmadSarmast）决定回到阿富汗重建音乐教育，他不但对西方音乐有很深的了解，也精通阿富汗民族音乐。来自音乐家庭的他说，有系统的音乐教育在阿富汗不曾存在过。因此沙马斯博士在二○○八年决定回到阿富汗，成立第一所国家音乐学院（Afghanist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Music），更以打造未来的国家交响乐团为目标，聘请小提琴家哈维，协助该校成立阿富汗的第一个青年交响乐团。
“用文化的力量带动社会发展”——我相信这是沙马斯博士在创校时所看到的愿景。
能够创校，是因为受到世界银行的资助，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也因此有能力给予学生生活补助，让他们有学习、改变人生格局的机会，此外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也更成为学生与阿富汗之外的世界接触、沟通的桥梁。一年多前，我开始通过skype与几位当地的学生联系，其中艾尔汉（Elham）的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也是能够代表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学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的父亲是一位爱好音乐的工程师，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歌唱家，当一九九五年塔利班来到阿富汗时，他的父亲为了避免自己与家人受到迫害，带着全家离开阿富汗前往巴基斯坦，艾尔汉也就因此出生在巴基斯坦。塔利班政权结束后，四岁的艾尔汉与家人搬回阿富汗，并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唱歌，也开始学习演奏阿富汗传统乐器。几年后，艾尔汉因为向往学习演奏钢琴，到卡布尔唯一的一所艺术学校就读，在当时这所学校只允许男生人校，学校里也没有音乐老师，只有一台旧式的直立钢琴供三十几位学生轮流使用。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多年，直到沙玛斯博士带着他要为阿富汗创立第一所国家音乐学院的理想回到卡布尔，这所艺术学校资源窘迫的情况，才慢慢开始有了转变。
自二○○八年起，沙马斯博士一方面积极地延揽来自各国的音乐家到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任教；另一方面也不断加强学院对英文教育的重视，为学生打开与外界沟通的渠道。艾尔汉就曾多次对我说，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为他的生命打开了截然不同的视野，在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接触后，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和老师们一样，通过钢琴的陪伴，游走世界各地。艾尔汉天赋异禀，在上正式的钢琴课不到两年的时间后，他也开始出国表演、参加比赛。不论艾尔汉走到哪里，来自各国的人不仅对他的背景感到好奇，更肯定、鼓励艾尔汉要通过自己指尖下的琴声，让世界听到、感受到阿富汗友善的一面，艾尔汉渐渐地也开始期许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阿富汗的代表与骄傲。
“音乐是跨越国界的语言。”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但当我发现这些在战地长大的孩子，每天弹奏的都是肖邦、李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再回想自己在同样年纪时，也为相同的音乐着迷，顿时也就更能领悟到这句老生常谈的道理！
当然，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也不单只是注重西方音乐教育，小提琴家哈维在协助沙玛斯博士成立阿富汗青年交响乐团时，除了教授小提琴、乐理方面的课程，也开始研究阿富汗当地文化、搜集当地音乐并鼓励学生演奏，此外他自己更将维瓦尔第的《四季》、拉威尔的《波丽露》等知名古典乐曲，改写成能够让西方乐器与阿富汗传统乐器共同演奏的版本，也因此为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创造了一个结合西方乐器与阿富汗传统乐器的独一无二的交响乐团。
经过多年的计划，克服了重重的障碍，二。一三年二月，阿富汗青年交响乐团成功地巡回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以及华盛顿肯尼迪中心（The Kennedy Center），并引起热烈的回响。走过“九·一一”的伤痛，音乐会当晚，在场的每一位听众都能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引导我们去尊重每一个渴望沉浸在爱与美里的生命，超越文化的藩篱，音乐为来自各地的心灵搭建起相通的桥梁。
不过对于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以及沙马斯博士来说，阿富汗青年交响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首演的光彩只是故事的开始，在社会风气的挑战下，没有人能够保证学生在走出音乐学院后就能找到谋生的方式，有的学生在毕业后因获得来自其他国家的资助，得以在卡布尔开起音乐教室，但也难以保证音乐教室就能够长久地经营下去；另一方面，获得短期出国机会的在校生，有的因为迷恋国外开放的风气、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因此选择通过学校出国的机会逃离阿富汗……虽然这些对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来说，都是亟需解决的棘手问题，但他们还是坚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不断地尝试、努力，所有的挑战总会随着时间持续好转。来自纽约的钢琴家盖洛格（KimballGallagher）在二○○九年到二。一三年间以复兴沙龙文化为目标，独自一人开启巡回世界七大洲的旅程，至今已走访三十余个国家，并在世界各地的私人宅地举办沙龙音乐会。对于如何营造最适合欣赏音乐演奏的场合，盖洛格有跳脱出一般认知框架的想法，这成为他持续推动沙龙音乐会的主因，也因为如此他在世界各地结下许多特别的机缘，带领他踏入其他古典音乐家很少会接触到的地方。 二○一一年盖洛格第一次来到阿富汗，并在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担任短期的客席教师，除了钢琴，他还教授作曲，在他的指导下，当时学琴还不到两年的艾尔汉，两天内就完成了第一首钢琴作品。自此之后盖洛格常在音乐会上演奏艾尔汉的作品，有一天盖洛格来到了迪拜，在一场沙龙音乐会上演奏了艾尔汉的作品，并与听众分享艾尔汉以及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背后的故事，感动了在场所有的听众。音乐会结束后，一位女士立即向盖洛格表示，希望能为艾尔汉的音乐旅程助上一臂之力，几个星期后，一台钢琴就出现在艾尔汉位于卡布尔的家中。
盖洛格是我在茱莉亚音乐学院认识的同学，在离开学校多年之后我们重新取得联系，他开始与我分享近几年在游走世界时的所见所闻，当我听他谈起这段从阿富汗到迪拜的经历，我感到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从来没有办法想象一位钢琴家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为世界带来贡献，而我的演奏生涯从那一刻起也开始走向新的方向。
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发生在突尼斯，二○一二年突尼斯革命满一周年，临时政府在突尼斯与华盛顿两个城市分别举办纪念音乐会并由网络转播，财政部长艾叶（JaloulAyed）的交响乐作品成为音乐会上最重要的作品，跨足政治、金融以及艺文界，在音乐会上艾叶以“Music is badlyfinanced，finance iS badly inspired”这句话作为开场白，一方面表明音乐的发展需要经济的支持；另一方面指出在缺乏感召力的情况下，经济的发展也难有所突破，两者若能相辅相成，必能加速社会进步，团结人心，朝向互利的方向前进。他也说明了举办革命一周年纪念音乐会的宗旨，就是要与世界一同分享突尼斯脱胎换骨的这一刻。
一九五六年脱离法国殖民统治后的突尼斯被分作两个世界，为了让沿海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观光人潮，政府大力投入建设资源，导致全国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商区、医学与休闲等设施全都分布在沿海地带，内地城市建设停滞、教育与医疗资源大幅落后，这五十年来不见改善，这也是二○一一年点燃革命的导火线，在革命过后，政治家与社会精英纷纷提出不同的想法与愿景，期待领导突尼斯迈向更好的未来，其中整合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是多数人一致的共识。
许多国家在突尼斯革命后纷纷开始提供资源协助发展，这些资源也因此有机会被释放到乡间，也因如此，小提琴家哈维的文化协和组织从多年前就开始在突尼斯的一个内陆小城举办音乐营，让许多原本没有机会接触音乐的孩子获得学习、与国际接轨的机会。
年轻的作曲家苏海尔（Souhayl）是这个音乐营所栽培的学生之一，他来自距离首都突尼斯约一百五十公里的内陆城市，父母都是热爱艺术的科学老师，但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送苏海尔到外地学习音乐，在苏海尔十四岁的时候，他所住的城里终于出现了第一所音乐学校，但学校里的设备只有一台电子琴，也没有正统的音乐老师。很快苏海尔就发现，才华横溢的他根本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得到满足，因此，当他听说有一群来自国外的音乐家将在附近的小城举办音乐营，且校园的设备中将会有真正的钢琴时，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报名参加。
那是二○○九年的事，在音乐营开始后没有多久，苏海尔发现自己是所有参加者当中唯一没有碰过钢琴的学生，焦虑的他想尽办法，只要有能够观摩甚至是聆听其他学生练习的机会他都不会放过。因为手指也不够灵光，他发现自己学曲子的速度实在跟不上其他的学生，因此他想办法牢牢地记住他所听见的音乐，并以即兴的方式演奏，渐渐地他发现，只要他弹奏的是自己脑海里而不是谱上所写的音乐，不论技巧有多困难他都能够找到驾驭的办法，因此他无师自通地开始创作，并将每一次的创作过程当作挑战自我极限的考验。
苏海尔的创作天赋很快就被音乐营里的老师发现了，但因突尼斯找不到作曲老师，通过老师的介绍，苏海尔在音乐营结束后开始有规律地通过网络和住在纽约的作曲老师上课，他的作品也渐渐获得了演出的机会。有一天他完成了一首新的钢琴奏鸣曲，并通过电子邮件和我分享，在他的音乐中我能听见肖邦的浪漫、李斯特的华丽还有德彪西的想象力，当我的心里正赞叹着一位本来没有受过正统音乐教育的男孩能够克服种种挑战，写出如此精彩的作品时，他却以沮丧的语气告诉我，他开始有了放弃音乐的念头，他说自己从小开始就把帮助别人视为人生重要的目标，但他困惑地问我，不知道自己可以用这样的一首钢琴奏鸣曲，帮助到什么样的人？特别是突尼斯现在仍处于革命后社会改革的阶段，各项建设亟需人才，对于自己选择投入艺术创作的领域，他突然感觉到非常的不切实际……
真的是如此吗？
来自美国的文化作家Arlene Goldbard曾说过一段相当有智慧的话：在经济危机时，政府会为社会制造工作机会以带动经济复苏，不论政府选择投入的是哪一个行业，到最后都会产生效果，但艺术却是最好的投资，其原因在于在面对经济复苏时，人们对现实及未来的感受与实际的数据同等重要，缺乏乐观与正向的态度，经济难有复苏的机会的，而艺术家是想象力的工程师，他让我们看到并感受到未来社会的模样，藉此让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文化根源的人都能为相同的目标努力。
过去我自己有好长一段时间也坚信，登上舞台是所有音乐家的目标，但后来却渐渐发现，音乐的感染力不见得只能在舞台上发酵，我以Arlene Goldbard的话作为对苏海尔的回答，同时也期待自己在未来的旅程上能够通过音乐发现并分享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给指尖下的每一个音符赋予更深涵义，也让欣赏者从音乐中体会到生命的温暖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