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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看过一本十九世纪末的英文书，其中写到很多我的老家大理一带的事情，很感兴趣。后来发现有中译本，也就找来再看看。译笔虽多有不通，但也没在意。后来看到合江铺、漾濞、太平铺、黄连铺、曲硐……这些大理地名一连串地被译成郝羌浦、杨浦、太平浦、黄林浦、楚通……觉得这是个问题，本打算提出一点商榷意见。然而再往下看，发现对这个译作很难进行商榷，它的错译、漏译和不通之处十分密集，要一一纠正的话，可能要写一本比原书更长的书。考虑到上述现象可能有提醒我们翻译之难以及翻译必须不厌其谨慎的功效，所以将笔者的一些纠错意见略述如下。
原书是近代来华外国人莫理循写于一八九四年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穿越中国到缅甸的安闲之旅记事》。作者一路所见的人物、所遇的事件、所经的地方，有些是历史名人，有些是重大历史事件，有些涉及地理人文的变迁，有些涉及地方城市的沿革，大多是难得的亲身见证，对了解历史细节有难得的参考价值。正因如此，翻译必须准确，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可胡乱猜测，对人名、地名、称谓、机构、宗教团体、事件、格言谚语、专门术语、有出处的引用之类同样不能随便“意译”、“音译”。然而所见译本（书名改成《中国风情》，译者张皓，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以下简称“张译”）正是有着大量匪夷所思的“意译”、“音译”。比如把神父Pere一会儿译成皮埃尔，一会儿佩雷，一会儿皮里，伏尔泰（Voltaire）译成沃尔泰里等等。虽然编者前言称“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尽量查考了一些当时的人名地名以及作者引用的警言名句……”译者序亦称“地名、人名、官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也努力查找到原有名称，有些查找不到时，就注明音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近代来华外国人及其在华机构和出版物等，当时大多皆有中文名，在中文语境中早已约定俗成使用中文名而不采音译，否则称南怀仁为弗彼斯特，称丁韪良为马丁，谁知后者为何人？然而在“张译”中，以人名而论，像麦华陀、霍必澜、谢立山、明恩溥、狄考文、李太郭、戴德生、笪达文、艾约瑟、柔克义等等大名鼎鼎的总领事或汉学家之流全都成了名不见经传的麦德赫斯特、华伦、霍西、史密斯、马梯尔、雷、泰勒、达尔波特、爱迪金、洛克赫尔。全书五十余个这样的人名无一例外地被随意“音译”。而且有些还前后不统一，卫三畏既是威廉姆又是威廉斯，贝德禄分别是培尔、贝培尔、贝布尔，密迪乐先是门德斯后又是麦德斯……即使音译也少有合理，比如哈士（Haas）译成汉斯，温格罗夫·库克（Wingrove Cooke）译成温格罗·克鲁克，布洛涅（Boulogne）译成布鲁，格兰汉姆（Graham）先是格雷厄姆后又格拉汉，基尼丝（Guinness）偏要格伦丝……以至于看到司米德（Stanley P.Smith）被译为斯坦利·P.史密斯而终于音译正确时，不禁舒了一口气。
二、中国的地名、人名、官职、机构等等被翻译成英文后再译回中文，必须回到真实名称。然而在“张译”中，地名则“兵书峡”成了“平树槽”、“天生城”成了“‘天堂起源’的山顶上”、“佛图关”成了“富渡宽”、“徐家汇”成了“西卡威”、“大关垴”成了“达克王勒村”、“状元桥”成了“历史悠久的弯弯曲曲的桥”、“五华楼”成了“大五荣誉门”和“五大光荣塔”…一除省级地名（上海、重庆、云南等）及少数几个市、县级地名外，其余五十多个大小地名全是错误的“音译”。人名则四川布政使龚照瑗成了关朝元、云贵电报局总办李必昌成了李平章、抗英将领李协台成了李知县、反清起义领袖杜文秀略去不译。人物之外的其他物事则甲午战争中著名的运兵船高升号成了科星号、城隍庙成了阎王庙、《烟台条约》成了“巢湖会议”、会审公廨会审官成了提刑按察使、宽仁医院的招牌“宽仁”成了“天下为公”、昆明票号“同庆丰”成了“善施合财”、“百川通”成了“恒河沙数”、“圣旨”成了“神志”……真是精彩纷呈，不一而足。
三，古诗文和格言谚语等被翻译成英文后再译回中文，必须回到原文，即使意译，也必须以注释方式标出原文。然而除“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三四句大路货之外，几乎都是不准确、不通顺的“意译”。比如谚语“十年好路千年坏”译成“好的走十年，坏的走一万天”。意译倒也罢了，有时胡乱张冠李戴，比如“加惠远人”译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敬心施少水，果报过大海”译成“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难道当年那些中译英的汉学家们水平竟有如此不堪吗？更有甚者，意译还要译错，如“酒糟鼻子不吃酒，枉担其名”被译成“闻酒瓶的人，或许并不喝酒，然而没有人会这样认为”（也不想想这还叫中国谚语吗）。全书中二十余处古诗文和谚语基本都是这样的“意译”，不知编者兼校者所谓“尽量查考”的工夫花在何处？
四，冷僻词汇、多义词、介词等随处瞎蒙，导致意思全错、句子不通。既有西班牙语“刀”（cuchillo）瞎蒙成“双囊鳝”、“幕府将军家庙”（Shogun chapels）瞎蒙成“礼拜堂”、“因行称义”（Justification）瞎蒙成“行善积德”、“印度帝国勋章”（C.I.E.）瞎蒙成“海关情报交换局的官位”、“礼部下属的钦天监”瞎蒙成“附属于北京太常寺的观象部门”等等这类真正的蒙，也有“卢比”（Rupees）译成“卢布”、“二英镑十六先令”（￡2 16s.）译成“二十一英镑六便士”、“法国南部（Midi of France）”译成“法国米迪”、“八英寸长三英寸宽”（eight inches bvthree）译成“二十四英寸长”、“中国”（TheMiddle Kingdom）译成“中世纪王国”、“罗马人的东方”译成“东罗马帝国”等等这类可能是疏忽导致的想当然。哪怕极简单的也乱来，比如city of Wanhsien，看见city就译成“市”，原来万县在光绪年间就升级为市了。一字蒙错而整句面目全非的地方相当多。比如“Carruthers（one of the Inverness Courier Carruthers）”，这就是一个叫查禄德的人，是《因弗内斯信使报》总编查禄德家的人，然而大概怎么看怎么觉得Carruthers在这里不像人名，于是瞎蒙成“一个来自因弗内斯自治市的情报员”。又比如“顶着蓝宝石的三品顶戴，作为满清官员九个等级中第三等的标志”，大概不知道button指“顶子”，于是蒙成“穿着透明的蓝色绣孔雀官服，在中国官阶中属第三品。九品中正制是中国官员高低区别的标准”。且不说“绣孔雀”和“九品中正制”从天而降，即使瞎掰，也把中国古代官员搞得太摩登了，居然穿透明官服。后来又出现red-button（红顶子）时则蒙成“红马裤”。“添加型”乱译还有很多，比如，“yatow，a‘forked head’or slave girl”（丫头，字面意思是分岔的发型，意思是使女），“张译”竟然译成“‘头上插着三角标’出卖的丫头”。 类似的生花妙笔不计其数，容再举几例。有一个傣族土司对一个叫瓦里的人表示客气时说：“Warty Ching，ching！（瓦里请，请！）”这被译成：“沃里·京！沃里·京！”好家伙，原来瓦里姓京。有一句话本来很简单——“刚来到距我一马长的范围内”，惜乎不知道“马长（horse-length）”是一个长度单位，于是蒙成“一来到其指挥下骑着马的士兵队中”。在“他通过本票签名、死后偿还借据、私人申请和其他风险途径向人提供借贷”一句中，大概几个金融词汇是生词，于是胡乱译成“他帮助他人记录签名、处理遗产及其他事宜”。书中有几页关于英国监狱史的内容，涉及较多人名、书名、职务、术语，译文就昏天黑地了好几页。对某些生僻词组的翻译还用上了一个变几个的把戏，比如“（云南府）宗座代牧区的宗座代牧古若望主教”被译成三个人——“阿普斯托利奎大主教、菲路易尔主教阁下、代主教”。类似的情况在全书中也很多。
当然，每个人的知识面都有限，这是事实。但这不是随意乱来的理由。比如译者告诉我们，昭通有一座清真寺，门匾上刻着“吾皇万寿无疆”，由于译者并未注明这是对“May the Emperor reign ten thousandyears”的意译，让人误以为真有这么一块匾（感觉很不通啊），其实即使意译，此处也以译成“皇统万世”为宜。后来作者到了曼德勒，看到“曼德勒的人口以中国人为主，市郊有一座漂亮的寺庙，上面有引人注目的中文题刻enlightenment finds its way even among the outer barbarians”，“张译”这回把事情搞得比较复杂：“曼德勒大部分体现的是中国风格，在该城市的郊区有一座美观的寺庙，它上面的雕刻是典型的中国风格，令人叫绝，深深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即使在中国之外也有深刻的影响’。”除了添加“体现”、“典型的中国风格”、“深深地反映”、“中国文化”、“深刻的影响”等等原句中没有的东西，关键的barbarians却不见了，而一块匾也硬生生蒸发掉了。至于匾刻的内容，笔者不曾到曼德勒旅游过，也的确不知是哪几个中文字，但若要意译，似乎该译成“万方被教化”。
五，稍微复杂的从句几乎没有对的，简单句也随处可见昏招。先举两例简单的。比如saw justice done，意思是“盯着事情得到公正处理”，却被译成相反的意思——“看到刚才发生的不公正一幕”。又如“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是引《马太福音》之语，大概译者以为引的是中国古代法律条文，于是译成“孩子们如果忤逆不孝，该当死罪”。很多乱译令人叫绝，比如，险滩救生员“救一条命得一千文，捞一具尸体得八百文”，译者却让他们“一生可以积蓄一千文，而其中八百文是用来买棺材的”。精彩是精彩，可是太惨，太没天理了。
有些句子虽然较长，但语法一点不复杂，“张译”也能将之处理成天书。比如，“我在维多利亚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常饶有兴趣地跟着一个与我同名的人，从大奔塔利亚湾到墨尔本横穿澳大利亚，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有什么关系吗？他和我同名！我非常高兴看到你”，这段话虽然由一些简单意思组成，但莫名其妙。原来，说这句话的人，曾经沿着莫理循的线路横穿澳洲，现在遇见了莫理循本人，于是他说：“我在维多利亚的最后时光，曾怀着巨大兴趣，沿着某人横穿澳大利亚的奇妙的徒步旅行线路，从卡奔塔利亚海湾走到墨尔本，那人跟你同名同姓。你们什么关系？同一个人！见到你真高兴。”
“拥有从事实中引出想象的幸福才能的拉克伯里告诉我们”被译成“这是拉考珀里地区挖掘出来的陶罐告诉我们的。中国人具有根据事实发挥想象进行描述的能力”。除了“陶罐”、“挖掘”等来自惯用的无中生有神功之外，还有变化神功，使拉克伯里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地区，本该是他的那个人只好挪用“中国人”来顶替。
书中昆明票号的少东家开了一间照相馆兼化学用品店，店里摆着山奈钾、升汞、小苏打、明矾、酩悦香槟、腌制品和金鸡纳霜等等，看到这里，早已不指望译者能依次译对，但想不到这七种东西居然被译成莫名其妙的十一种——氰化物、钾、水银、钾氰化物和水银高氯化物、碳酸钙（苏打）、明矾、莫尔特和掸杜、醋、奎宁（当然，这就是金鸡纳霜）。接着，“首次出售山奈钾以代替明矾，或者出售升汞以代替小苏打，商店的买卖就会出现使店主感到心满意足的火爆”不可避免地被瞎掰成无法理喻的情况——“如果一旦出现氰化物作为明矾出售，或者腐蚀性的升华物作为苏打出售，那么这家杂货店的买卖就会臭名昭著，正中主人下怀”。至于酩悦香槟（Mo&and Chandon）被译成“莫尔特和掸杜”，译者还加注日：“莫尔特，音译，原文Moet。掸杜，系印度和旧中国熬制的鸦片。”这样的知识面，我等只好自愧不如。
又如，“银子在府城的票号和批发商行里是用‘总号秤’来称的，但是用零售商店里的秤来称，就要重出百分之十四（一两银子中的一钱四分）”，由于不知capital scale是总号秤、scale是一般的秤，于是前面这句话成了“昆明银子的价值由钱庄来计算。在批发的钱庄里，是根据‘资本标准’进行计算；而在零售的钱庄里，则是根据繁琐的标准按照百分之十四进行计算的，一两银子等于一古金币四分”——真正天书啊！“一两银子等于一古金币四分”，几乎不像地球上的事情，而译者从容加注：“古金币，即Mace，一种马来西亚金币。”
六、除了上述奇妙绝伦的乱译之外，“掸杜”和“古金币”之类的怪注也是层出不穷。而且有时乱译到大概译者自己也感觉实在说不过去的时候，就加一种特别的注，说“作者记叙有错”。（我等不得不赞曰：神！）下面来点怪注集萃，的确甚为奇特，令人捧腹。
德拉克马（古希腊重量单位），书中明明说是药剂单位，偏偏要注说“德拉克马（drachm），希腊货币单位”。佛勒革同河和勒忒河，古希腊神话中的两条冥河，偏要另行按不准的“音译”译成“弗林德斯河和莱塞河”，并注“系澳大利亚两条小河”——险些让人以为古希腊的地狱就是澳洲。 “叙府”一直误译为“水富”，虽然中国确有一个地方叫水富，但它的确并非叙府，于是后来发现安边（宜宾所辖镇）和“水富”的位置关系不对了，就加注说：“作者这里记叙有错。安边位于水富和宜宾之间，不是在水富的西南。”安边固然“位于水富和宜宾之间，不是在水富的西南”，可这与作者何干？安边确在叙府的西南，作者何错之有？又安边为两江汇合处，其中一江作者未提名称，译者在正文中替作者括号夹注“可能是岷江”（其实是金沙江。著名大江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居然也敢“可能”，佩服）。
作者在豆沙关（云南省盐津县属）看见悬棺，豆沙关悬棺就是豆沙关悬棺，但是译者不许它是，加注说：“这就是当今人们在湖北宜昌发现的‘悬棺’（有考证）。”乖乖，这样的注释挺吓人，还“有考证”！（莫非译者是在承认此条之外的其他注释“无考证”？）类似于把豆沙关从云南搬到湖北的乾坤大挪移还有呼勒佳，本是伊犁的维语旧名，而译者注说：“库尔加，即Kuldja，荷兰一城市。”挪移之后加怪注的还有“广西百色”变成“广西州的泸西”，然后注：“广西州，即Kwangsi。清朝时期云南的一个州，今文山自治州的一部分。”
除了空间的挪移，时间也不放过。一八九四年四月六日，作者看见日环食，而由于译者先前把“五日”译为“第五天”，发现旅行天数不对了，就加注说：“作者这里记叙的时间有错。莫理循明白说是四月三日离开昭通的，在第六天里到达东川，因此应是四月八日。”莫理循再糊涂，也不至于糊涂到具有改变日食时间的法力吧。类似之处还有，作者头天宿功山，第二天一早描述功山景色，这回我们的译者犯糊涂了，怎么又来一个功山，于是注道：“前面已有一个孔山村，这里又出现一个……作者记叙可能有错。”作者括注康熙在位年为一六六三至一七二三年，固然头尾都后移了一年，但是译者更牛：“作者有错，康熙于一六五四至一七二二年在位。”原来康熙刚生下来就登基了。
说实话，我作为读者，对莫理循的很多观点倒是不一定赞同，但对他观察和记录的准确性却是印象深刻，想不到他在译者那里竟然成了一个十足的马大哈。幸亏莫理循跟译者不在同一时代，否则《泰晤士报》财东和袁世凯看见他如此随处胡乱“记叙”，是绝不会聘他为特约记者和国府顾问的。
译者还经常将作者注明文献出处的一些文中括注移为脚注，跟译者注混在一起，似乎那些文献出处是译者查出的；而随意夹在正文中的“可能是岷江”之类又让人以为是作者的错误。总之，通篇“译者注”真可谓该注不注，不该注乱注。
七，乱译功和怪注功仍对之无奈的复杂从句和带有生词的句子，整句、大段略去不译，这种地方达数十处之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这本译作也算得上是一朵“译苑奇葩”，宜“立此存照”。
原书是近代来华外国人莫理循写于一八九四年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穿越中国到缅甸的安闲之旅记事》。作者一路所见的人物、所遇的事件、所经的地方，有些是历史名人，有些是重大历史事件，有些涉及地理人文的变迁，有些涉及地方城市的沿革，大多是难得的亲身见证，对了解历史细节有难得的参考价值。正因如此，翻译必须准确，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可胡乱猜测，对人名、地名、称谓、机构、宗教团体、事件、格言谚语、专门术语、有出处的引用之类同样不能随便“意译”、“音译”。然而所见译本（书名改成《中国风情》，译者张皓，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以下简称“张译”）正是有着大量匪夷所思的“意译”、“音译”。比如把神父Pere一会儿译成皮埃尔，一会儿佩雷，一会儿皮里，伏尔泰（Voltaire）译成沃尔泰里等等。虽然编者前言称“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尽量查考了一些当时的人名地名以及作者引用的警言名句……”译者序亦称“地名、人名、官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也努力查找到原有名称，有些查找不到时，就注明音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近代来华外国人及其在华机构和出版物等，当时大多皆有中文名，在中文语境中早已约定俗成使用中文名而不采音译，否则称南怀仁为弗彼斯特，称丁韪良为马丁，谁知后者为何人？然而在“张译”中，以人名而论，像麦华陀、霍必澜、谢立山、明恩溥、狄考文、李太郭、戴德生、笪达文、艾约瑟、柔克义等等大名鼎鼎的总领事或汉学家之流全都成了名不见经传的麦德赫斯特、华伦、霍西、史密斯、马梯尔、雷、泰勒、达尔波特、爱迪金、洛克赫尔。全书五十余个这样的人名无一例外地被随意“音译”。而且有些还前后不统一，卫三畏既是威廉姆又是威廉斯，贝德禄分别是培尔、贝培尔、贝布尔，密迪乐先是门德斯后又是麦德斯……即使音译也少有合理，比如哈士（Haas）译成汉斯，温格罗夫·库克（Wingrove Cooke）译成温格罗·克鲁克，布洛涅（Boulogne）译成布鲁，格兰汉姆（Graham）先是格雷厄姆后又格拉汉，基尼丝（Guinness）偏要格伦丝……以至于看到司米德（Stanley P.Smith）被译为斯坦利·P.史密斯而终于音译正确时，不禁舒了一口气。
二、中国的地名、人名、官职、机构等等被翻译成英文后再译回中文，必须回到真实名称。然而在“张译”中，地名则“兵书峡”成了“平树槽”、“天生城”成了“‘天堂起源’的山顶上”、“佛图关”成了“富渡宽”、“徐家汇”成了“西卡威”、“大关垴”成了“达克王勒村”、“状元桥”成了“历史悠久的弯弯曲曲的桥”、“五华楼”成了“大五荣誉门”和“五大光荣塔”…一除省级地名（上海、重庆、云南等）及少数几个市、县级地名外，其余五十多个大小地名全是错误的“音译”。人名则四川布政使龚照瑗成了关朝元、云贵电报局总办李必昌成了李平章、抗英将领李协台成了李知县、反清起义领袖杜文秀略去不译。人物之外的其他物事则甲午战争中著名的运兵船高升号成了科星号、城隍庙成了阎王庙、《烟台条约》成了“巢湖会议”、会审公廨会审官成了提刑按察使、宽仁医院的招牌“宽仁”成了“天下为公”、昆明票号“同庆丰”成了“善施合财”、“百川通”成了“恒河沙数”、“圣旨”成了“神志”……真是精彩纷呈，不一而足。
三，古诗文和格言谚语等被翻译成英文后再译回中文，必须回到原文，即使意译，也必须以注释方式标出原文。然而除“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三四句大路货之外，几乎都是不准确、不通顺的“意译”。比如谚语“十年好路千年坏”译成“好的走十年，坏的走一万天”。意译倒也罢了，有时胡乱张冠李戴，比如“加惠远人”译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敬心施少水，果报过大海”译成“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难道当年那些中译英的汉学家们水平竟有如此不堪吗？更有甚者，意译还要译错，如“酒糟鼻子不吃酒，枉担其名”被译成“闻酒瓶的人，或许并不喝酒，然而没有人会这样认为”（也不想想这还叫中国谚语吗）。全书中二十余处古诗文和谚语基本都是这样的“意译”，不知编者兼校者所谓“尽量查考”的工夫花在何处？
四，冷僻词汇、多义词、介词等随处瞎蒙，导致意思全错、句子不通。既有西班牙语“刀”（cuchillo）瞎蒙成“双囊鳝”、“幕府将军家庙”（Shogun chapels）瞎蒙成“礼拜堂”、“因行称义”（Justification）瞎蒙成“行善积德”、“印度帝国勋章”（C.I.E.）瞎蒙成“海关情报交换局的官位”、“礼部下属的钦天监”瞎蒙成“附属于北京太常寺的观象部门”等等这类真正的蒙，也有“卢比”（Rupees）译成“卢布”、“二英镑十六先令”（￡2 16s.）译成“二十一英镑六便士”、“法国南部（Midi of France）”译成“法国米迪”、“八英寸长三英寸宽”（eight inches bvthree）译成“二十四英寸长”、“中国”（TheMiddle Kingdom）译成“中世纪王国”、“罗马人的东方”译成“东罗马帝国”等等这类可能是疏忽导致的想当然。哪怕极简单的也乱来，比如city of Wanhsien，看见city就译成“市”，原来万县在光绪年间就升级为市了。一字蒙错而整句面目全非的地方相当多。比如“Carruthers（one of the Inverness Courier Carruthers）”，这就是一个叫查禄德的人，是《因弗内斯信使报》总编查禄德家的人，然而大概怎么看怎么觉得Carruthers在这里不像人名，于是瞎蒙成“一个来自因弗内斯自治市的情报员”。又比如“顶着蓝宝石的三品顶戴，作为满清官员九个等级中第三等的标志”，大概不知道button指“顶子”，于是蒙成“穿着透明的蓝色绣孔雀官服，在中国官阶中属第三品。九品中正制是中国官员高低区别的标准”。且不说“绣孔雀”和“九品中正制”从天而降，即使瞎掰，也把中国古代官员搞得太摩登了，居然穿透明官服。后来又出现red-button（红顶子）时则蒙成“红马裤”。“添加型”乱译还有很多，比如，“yatow，a‘forked head’or slave girl”（丫头，字面意思是分岔的发型，意思是使女），“张译”竟然译成“‘头上插着三角标’出卖的丫头”。 类似的生花妙笔不计其数，容再举几例。有一个傣族土司对一个叫瓦里的人表示客气时说：“Warty Ching，ching！（瓦里请，请！）”这被译成：“沃里·京！沃里·京！”好家伙，原来瓦里姓京。有一句话本来很简单——“刚来到距我一马长的范围内”，惜乎不知道“马长（horse-length）”是一个长度单位，于是蒙成“一来到其指挥下骑着马的士兵队中”。在“他通过本票签名、死后偿还借据、私人申请和其他风险途径向人提供借贷”一句中，大概几个金融词汇是生词，于是胡乱译成“他帮助他人记录签名、处理遗产及其他事宜”。书中有几页关于英国监狱史的内容，涉及较多人名、书名、职务、术语，译文就昏天黑地了好几页。对某些生僻词组的翻译还用上了一个变几个的把戏，比如“（云南府）宗座代牧区的宗座代牧古若望主教”被译成三个人——“阿普斯托利奎大主教、菲路易尔主教阁下、代主教”。类似的情况在全书中也很多。
当然，每个人的知识面都有限，这是事实。但这不是随意乱来的理由。比如译者告诉我们，昭通有一座清真寺，门匾上刻着“吾皇万寿无疆”，由于译者并未注明这是对“May the Emperor reign ten thousandyears”的意译，让人误以为真有这么一块匾（感觉很不通啊），其实即使意译，此处也以译成“皇统万世”为宜。后来作者到了曼德勒，看到“曼德勒的人口以中国人为主，市郊有一座漂亮的寺庙，上面有引人注目的中文题刻enlightenment finds its way even among the outer barbarians”，“张译”这回把事情搞得比较复杂：“曼德勒大部分体现的是中国风格，在该城市的郊区有一座美观的寺庙，它上面的雕刻是典型的中国风格，令人叫绝，深深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即使在中国之外也有深刻的影响’。”除了添加“体现”、“典型的中国风格”、“深深地反映”、“中国文化”、“深刻的影响”等等原句中没有的东西，关键的barbarians却不见了，而一块匾也硬生生蒸发掉了。至于匾刻的内容，笔者不曾到曼德勒旅游过，也的确不知是哪几个中文字，但若要意译，似乎该译成“万方被教化”。
五，稍微复杂的从句几乎没有对的，简单句也随处可见昏招。先举两例简单的。比如saw justice done，意思是“盯着事情得到公正处理”，却被译成相反的意思——“看到刚才发生的不公正一幕”。又如“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是引《马太福音》之语，大概译者以为引的是中国古代法律条文，于是译成“孩子们如果忤逆不孝，该当死罪”。很多乱译令人叫绝，比如，险滩救生员“救一条命得一千文，捞一具尸体得八百文”，译者却让他们“一生可以积蓄一千文，而其中八百文是用来买棺材的”。精彩是精彩，可是太惨，太没天理了。
有些句子虽然较长，但语法一点不复杂，“张译”也能将之处理成天书。比如，“我在维多利亚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常饶有兴趣地跟着一个与我同名的人，从大奔塔利亚湾到墨尔本横穿澳大利亚，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有什么关系吗？他和我同名！我非常高兴看到你”，这段话虽然由一些简单意思组成，但莫名其妙。原来，说这句话的人，曾经沿着莫理循的线路横穿澳洲，现在遇见了莫理循本人，于是他说：“我在维多利亚的最后时光，曾怀着巨大兴趣，沿着某人横穿澳大利亚的奇妙的徒步旅行线路，从卡奔塔利亚海湾走到墨尔本，那人跟你同名同姓。你们什么关系？同一个人！见到你真高兴。”
“拥有从事实中引出想象的幸福才能的拉克伯里告诉我们”被译成“这是拉考珀里地区挖掘出来的陶罐告诉我们的。中国人具有根据事实发挥想象进行描述的能力”。除了“陶罐”、“挖掘”等来自惯用的无中生有神功之外，还有变化神功，使拉克伯里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地区，本该是他的那个人只好挪用“中国人”来顶替。
书中昆明票号的少东家开了一间照相馆兼化学用品店，店里摆着山奈钾、升汞、小苏打、明矾、酩悦香槟、腌制品和金鸡纳霜等等，看到这里，早已不指望译者能依次译对，但想不到这七种东西居然被译成莫名其妙的十一种——氰化物、钾、水银、钾氰化物和水银高氯化物、碳酸钙（苏打）、明矾、莫尔特和掸杜、醋、奎宁（当然，这就是金鸡纳霜）。接着，“首次出售山奈钾以代替明矾，或者出售升汞以代替小苏打，商店的买卖就会出现使店主感到心满意足的火爆”不可避免地被瞎掰成无法理喻的情况——“如果一旦出现氰化物作为明矾出售，或者腐蚀性的升华物作为苏打出售，那么这家杂货店的买卖就会臭名昭著，正中主人下怀”。至于酩悦香槟（Mo&and Chandon）被译成“莫尔特和掸杜”，译者还加注日：“莫尔特，音译，原文Moet。掸杜，系印度和旧中国熬制的鸦片。”这样的知识面，我等只好自愧不如。
又如，“银子在府城的票号和批发商行里是用‘总号秤’来称的，但是用零售商店里的秤来称，就要重出百分之十四（一两银子中的一钱四分）”，由于不知capital scale是总号秤、scale是一般的秤，于是前面这句话成了“昆明银子的价值由钱庄来计算。在批发的钱庄里，是根据‘资本标准’进行计算；而在零售的钱庄里，则是根据繁琐的标准按照百分之十四进行计算的，一两银子等于一古金币四分”——真正天书啊！“一两银子等于一古金币四分”，几乎不像地球上的事情，而译者从容加注：“古金币，即Mace，一种马来西亚金币。”
六、除了上述奇妙绝伦的乱译之外，“掸杜”和“古金币”之类的怪注也是层出不穷。而且有时乱译到大概译者自己也感觉实在说不过去的时候，就加一种特别的注，说“作者记叙有错”。（我等不得不赞曰：神！）下面来点怪注集萃，的确甚为奇特，令人捧腹。
德拉克马（古希腊重量单位），书中明明说是药剂单位，偏偏要注说“德拉克马（drachm），希腊货币单位”。佛勒革同河和勒忒河，古希腊神话中的两条冥河，偏要另行按不准的“音译”译成“弗林德斯河和莱塞河”，并注“系澳大利亚两条小河”——险些让人以为古希腊的地狱就是澳洲。 “叙府”一直误译为“水富”，虽然中国确有一个地方叫水富，但它的确并非叙府，于是后来发现安边（宜宾所辖镇）和“水富”的位置关系不对了，就加注说：“作者这里记叙有错。安边位于水富和宜宾之间，不是在水富的西南。”安边固然“位于水富和宜宾之间，不是在水富的西南”，可这与作者何干？安边确在叙府的西南，作者何错之有？又安边为两江汇合处，其中一江作者未提名称，译者在正文中替作者括号夹注“可能是岷江”（其实是金沙江。著名大江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居然也敢“可能”，佩服）。
作者在豆沙关（云南省盐津县属）看见悬棺，豆沙关悬棺就是豆沙关悬棺，但是译者不许它是，加注说：“这就是当今人们在湖北宜昌发现的‘悬棺’（有考证）。”乖乖，这样的注释挺吓人，还“有考证”！（莫非译者是在承认此条之外的其他注释“无考证”？）类似于把豆沙关从云南搬到湖北的乾坤大挪移还有呼勒佳，本是伊犁的维语旧名，而译者注说：“库尔加，即Kuldja，荷兰一城市。”挪移之后加怪注的还有“广西百色”变成“广西州的泸西”，然后注：“广西州，即Kwangsi。清朝时期云南的一个州，今文山自治州的一部分。”
除了空间的挪移，时间也不放过。一八九四年四月六日，作者看见日环食，而由于译者先前把“五日”译为“第五天”，发现旅行天数不对了，就加注说：“作者这里记叙的时间有错。莫理循明白说是四月三日离开昭通的，在第六天里到达东川，因此应是四月八日。”莫理循再糊涂，也不至于糊涂到具有改变日食时间的法力吧。类似之处还有，作者头天宿功山，第二天一早描述功山景色，这回我们的译者犯糊涂了，怎么又来一个功山，于是注道：“前面已有一个孔山村，这里又出现一个……作者记叙可能有错。”作者括注康熙在位年为一六六三至一七二三年，固然头尾都后移了一年，但是译者更牛：“作者有错，康熙于一六五四至一七二二年在位。”原来康熙刚生下来就登基了。
说实话，我作为读者，对莫理循的很多观点倒是不一定赞同，但对他观察和记录的准确性却是印象深刻，想不到他在译者那里竟然成了一个十足的马大哈。幸亏莫理循跟译者不在同一时代，否则《泰晤士报》财东和袁世凯看见他如此随处胡乱“记叙”，是绝不会聘他为特约记者和国府顾问的。
译者还经常将作者注明文献出处的一些文中括注移为脚注，跟译者注混在一起，似乎那些文献出处是译者查出的；而随意夹在正文中的“可能是岷江”之类又让人以为是作者的错误。总之，通篇“译者注”真可谓该注不注，不该注乱注。
七，乱译功和怪注功仍对之无奈的复杂从句和带有生词的句子，整句、大段略去不译，这种地方达数十处之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这本译作也算得上是一朵“译苑奇葩”，宜“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