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被市场普遍看好的水电、光伏和风电，核电的“十三五”前景近几年不够明朗，甚至被怀疑可能会下调装机目标。
　　直到2014年11月19日《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公布，才再次明确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
　　最新消息是，国家发改委近日已正式向国务院申报启动核电新项目审批。其中，红沿河二期、CAP1400和福清三期作为优先待批项目，近期获批似乎值得期待。
　　即使如此，核电的重启仍存隐忧。目前符合要求的三代核电技术分别为AP1000、CAP1400（基于AP1000自主研发）、华龙一号（中核ACP1000和中广核ACPR1000+融合为一个技术）。
　　但AP1000因首台机组设备和进度上的工期延误，被国家能源局要求在解决主泵等问题后，方可向后续项目推广。而CAP1400和“华龙一号”则都还处于示范项目待批状态，即使示范项目能够尽快开建，短期内也不可能大规模推广。
　　“核电的发展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的制约。”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主要问题是中国核电发展的技术路线之争。2006年，担负着统一国内的核电技术路线重任的AP1000技术引进，争议一直存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中核和中广核在二代+技术基础上开发三代技术，为避免多种技术路线之争，国家能源局主张两家融合技术路线，这就有了“华龙一号”的诞生。同时AP1000一统中国三代核电技术的梦想也化为泡影。
　　多条技术路线同时并存且相互竞争局面的背后，是各个核电巨头之间的利益之争，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则是目前的核电管理体制。
　　从企业层面来说，目前中国核电领域已形成中核、中广核、国核技术公司三足鼎立的格局。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技术，都希望能够主导未来的核电市场格局，这就难免造成各个企业之间在人才、市场、资源等方面的较量。在业内专家看来，资源分散的实质是体制上的内耗。
　　此外，核电管理归属于国家能源局，而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又均负责核电产业的装备及项目审批，环保部负责核安全监管，这种多头管理的模式，使得各个部门在权责上多有重叠。
　　值得关注的是，眼下核电管理体制的破冰似乎迎来了契机。今年7月，国核技术公司新闻发言人郭宏波对外确认，国核技与中电投的重组方案已上报国家相关部门，这在业内引起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也有人建议参照俄罗斯、韩国的核电模式，呼吁中国核电体制改革应该重回“大一统”。
　　不管核电管理体制如何改变，摆在决策层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能够整合各方面力量，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国家核安全局核电安全监管司副司长汤博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十三五”核电发展的节点首先是能否把握合理稳定的发展节奏;其次内陆核电能否在“十三五”适当开发一到两个项目，以及核电管理体制能否破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