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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创作方式之五：
镜头对准人
人物，对于纪录片中的故事来说是第一位的。“讲述”一个好的故事，没有对人物的深刻记录是不行的。纪录片一代元老陈汉元先生曾说：“电视纪录片记录的是人的生命轨迹，是人的一段历史，是对人的尊重。”凤凰台的钟大年先生也曾说过：“人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所孕育的文化精神在许多电视纪录片中成为一种境界。”笔者认为：纪录片创作中最有意思也是最难做到的就是拍人物，因为人物是映射一个时代和现实世界的最典型的代表。
可以这样说：人，是纪录片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行为、人的真善美、人的假恶丑、人的环境、人的社会意识……已经成为今天电视观众强烈渴求看到的主题。他们渴望看到“老百姓的故事”，渴望看到人在社会生存中的价值，渴望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正成为纪录片创作者关注的主角，人的内心世界正成为纪录片探索的重要内容。
《壁画后面的故事》表现了癌症患者陶先勇在他的老师刘玉安的帮助下抗御死亡的故事。刘玉安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最终却未能挽留住陶先勇美好年青的生命，刘玉安再次经历了内心中美被摧残吞噬，生命被破坏的情感体验，但却在壁画上浓缩记录了一个生命的抗争的美的过程，拓展出“生命即美”的哲学层次。编导没有简单地处理表层看来助人为乐的故事，达到了纪录片的极高境界。
在这一类优秀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虽然片子中未必会有什么哲学光彩的语言，但片中所记录的人的心灵、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文关怀，给人们和社会的启迪往往是经久不衰的。
纪录片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强大的人文精神的片种，从其对现实生活的表现中我们能明显感到强烈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对现代生活的影响。获得国际奖项的《最后的山神》中的主人公孟金福，除了是一个“非常智慧”而充满个性的个体，更是编导所关注的主题——反映鄂伦春人从传统的山林生活向文明的定居生活转换过程中的心理世界——的载体；他是鄂伦春族的最后一位萨满（山神的灵媒），又是一位老猎人，山林就是他的全部生命，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他是迷恋的，而理智则告诉他定居有着在山林中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纪录片创作者选取这个人物进行拍摄，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具有很深刻的人文价值。
这种对人和现实世界的探索，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思维，而这种哲学思维无论在观众心目中留下的最终答案是什么，都毫无疑问是深刻的。对于纪录片创作者来说，寻找和把握这种人与人心灵的契合，突出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将是我们创作优秀纪录片的前提。
纪录片创作方式之六：
用画面叙述
在解说词当中，插入“一个人的脑袋”，让他向观众“说几句话”，这是中国纪录片创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场革命。它的出现提出了一个“同期声”概念。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观众从电视屏幕上听见了许多“不同的声音”，使观众感受到了对于电视接受、参与主体应有的尊重，大大激发了观众的积极参与意识，以至于在今天这种大量的同期采访（脑袋接脑袋）的做法仍是电视创作者手中“拉近观众”的一张王牌。
但是电视艺术，始终是一种以视觉欣赏为主体的视听综合艺术。事实上，如果电视失去了这种视觉艺术效果，无论是在声音、叙事、传情、氛围营造等各方面的感染力，都会不及广播、报纸等其他传媒。所以，电视纪录片语言同电视本体语言是完全一致的，它是以视觉艺术为主，以完美的画面与声音共同营造的氛围去吸引人、感染人的。
然而，今天的一些电视纪录片作品，在“看”与“听”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似乎更着力于后者而忽略了最独具魅力的“眼睛里”的艺术，出现了大量的“讲述故事”的创作者。他们比较热衷于“头接头”、采访接采访、声音接声音的创作方式，已至于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纪录片：一部15分钟的节目，里面出现19个人在“讲故事”；一部30分钟的纪录片，最多的一次我数了一下，出现了41个人在轮番讲述滴水不漏、生动感人的故事。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闭目养神的话，也是一部声情并茂的广播剧。还有的编导反映：“现在做片子太容易了，不用怎么写词，内容全部交给被采访人了，一个接一个地讲，各说各的，最后把他们说的串起来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纪录片的“听电视”、“听故事”的创作方式，还深深地扎根在部分纪录片创作者头脑中。
电视作为一种传媒，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符号（画面）传播信息。对于电视纪录片来说，视觉必须是第一性的。据有关资料表明，人对外界事物的感知80％来自视觉，20％来自其他器官。视觉语言是创作者用以构成视觉形象表达创作思想的各种手段技法的总和，因此视觉艺术、画面思维是纪录片创作人员应有的基本思维方式，也是电视纪录片表达创意、展示故事的主要创作思维方式。千万不能走入“听电视”的歧途。
这里还应该提醒纪录片的创作者：画面语言的多义性，决定了纪录片的主题是多元（多义）的。实际上，纪录片最终记录的是作者的思想。那么如何使纪录片能更加发挥画面语言的作用呢？纪录片有其自身的创作规律：
1. 开机前：确定关注的方面（并非主题）。
2. 拍摄中：抓拍大量好看的故事。
3. 剪辑前：用对所拍的人或事的理解去选材。
4. 剪辑时：发现和发生主题。
5. 播出后：在观众头脑中产生结论。
纪录片创作手法之七：
加强策划力度
创作一部纪录片，首先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1. 拍这部纪录片干什么？
2. 给观众看什么？
3. 观众能不能看得懂？
4. 看懂了以后还能不能看下去？
5. 片子好不好看？
6. 观众对这个节目怎么看？
解决或者处理好上述问题，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前期策划。
策划对电视纪录片而言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它应该贯穿于纪录片创作的整个过程。创作人员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或事，通过自身知识和经验的积淀，进行选题立意，以保证以最优的方式制作出最好看的节目，达到最有效的社会和艺术效果。
纪录片是纪实的艺术，不允许虚构。但纪录片的纪实风格与手法，不是呆板、机械的原生态纪录，而是“创造性地利用现实”(格里尔逊语)。创作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过程。纪实也绝不是为了纪实而纪实。作者用镜头去选择记录现实生活中的一段流程，但这种选择包含了镜头后创作者的思考，同样在后期制作剪辑中，先期策划的精神渗透于创作的整个过程。
纪录片是最能代表着电视台综合实力的片种之一。随着社会文化生活水准的提高，观众欣赏品位的提高，纪录片把握时代潮流、关怀民众生活，已经成为当代人对人性生活参与观察思考的重要通道，每一部精心策划制作的纪录片对电视台的声誉形象都会起到较大的推进作用，客观上对电视界的整体制作水平也是一个极大的激励。电视纪录片的策划将是纪录片多出精品的必由之路。大型纪录片《毛泽东》1993年播出，1991年就开始了对被访人员、航拍、出国拍摄那些外国元首等进行了整体策划。1993年同时获得中国电视奖一等奖和中国纪录片学术奖一等奖的《潜伏行动》，公安部门和电视记者策划了四次围捕行动，最终获得成功。入围法国电影节的纪录片《伴》，连续跟踪拍摄了五年，这部作品是在不断策划不断拍摄中完成的。张以庆先生为了拍摄长纪录片《幼儿园》，策划将幼儿园的墙壁换成了隔音板。这些中国纪录片精品，都深深地渗透着策划的印记。
镜头对准人
人物，对于纪录片中的故事来说是第一位的。“讲述”一个好的故事，没有对人物的深刻记录是不行的。纪录片一代元老陈汉元先生曾说：“电视纪录片记录的是人的生命轨迹，是人的一段历史，是对人的尊重。”凤凰台的钟大年先生也曾说过：“人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所孕育的文化精神在许多电视纪录片中成为一种境界。”笔者认为：纪录片创作中最有意思也是最难做到的就是拍人物，因为人物是映射一个时代和现实世界的最典型的代表。
可以这样说：人，是纪录片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行为、人的真善美、人的假恶丑、人的环境、人的社会意识……已经成为今天电视观众强烈渴求看到的主题。他们渴望看到“老百姓的故事”，渴望看到人在社会生存中的价值，渴望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正成为纪录片创作者关注的主角，人的内心世界正成为纪录片探索的重要内容。
《壁画后面的故事》表现了癌症患者陶先勇在他的老师刘玉安的帮助下抗御死亡的故事。刘玉安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最终却未能挽留住陶先勇美好年青的生命，刘玉安再次经历了内心中美被摧残吞噬，生命被破坏的情感体验，但却在壁画上浓缩记录了一个生命的抗争的美的过程，拓展出“生命即美”的哲学层次。编导没有简单地处理表层看来助人为乐的故事，达到了纪录片的极高境界。
在这一类优秀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虽然片子中未必会有什么哲学光彩的语言，但片中所记录的人的心灵、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文关怀，给人们和社会的启迪往往是经久不衰的。
纪录片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强大的人文精神的片种，从其对现实生活的表现中我们能明显感到强烈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对现代生活的影响。获得国际奖项的《最后的山神》中的主人公孟金福，除了是一个“非常智慧”而充满个性的个体，更是编导所关注的主题——反映鄂伦春人从传统的山林生活向文明的定居生活转换过程中的心理世界——的载体；他是鄂伦春族的最后一位萨满（山神的灵媒），又是一位老猎人，山林就是他的全部生命，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他是迷恋的，而理智则告诉他定居有着在山林中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纪录片创作者选取这个人物进行拍摄，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具有很深刻的人文价值。
这种对人和现实世界的探索，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思维，而这种哲学思维无论在观众心目中留下的最终答案是什么，都毫无疑问是深刻的。对于纪录片创作者来说，寻找和把握这种人与人心灵的契合，突出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将是我们创作优秀纪录片的前提。
纪录片创作方式之六：
用画面叙述
在解说词当中，插入“一个人的脑袋”，让他向观众“说几句话”，这是中国纪录片创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场革命。它的出现提出了一个“同期声”概念。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观众从电视屏幕上听见了许多“不同的声音”，使观众感受到了对于电视接受、参与主体应有的尊重，大大激发了观众的积极参与意识，以至于在今天这种大量的同期采访（脑袋接脑袋）的做法仍是电视创作者手中“拉近观众”的一张王牌。
但是电视艺术，始终是一种以视觉欣赏为主体的视听综合艺术。事实上，如果电视失去了这种视觉艺术效果，无论是在声音、叙事、传情、氛围营造等各方面的感染力，都会不及广播、报纸等其他传媒。所以，电视纪录片语言同电视本体语言是完全一致的，它是以视觉艺术为主，以完美的画面与声音共同营造的氛围去吸引人、感染人的。
然而，今天的一些电视纪录片作品，在“看”与“听”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似乎更着力于后者而忽略了最独具魅力的“眼睛里”的艺术，出现了大量的“讲述故事”的创作者。他们比较热衷于“头接头”、采访接采访、声音接声音的创作方式，已至于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纪录片：一部15分钟的节目，里面出现19个人在“讲故事”；一部30分钟的纪录片，最多的一次我数了一下，出现了41个人在轮番讲述滴水不漏、生动感人的故事。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闭目养神的话，也是一部声情并茂的广播剧。还有的编导反映：“现在做片子太容易了，不用怎么写词，内容全部交给被采访人了，一个接一个地讲，各说各的，最后把他们说的串起来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纪录片的“听电视”、“听故事”的创作方式，还深深地扎根在部分纪录片创作者头脑中。
电视作为一种传媒，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符号（画面）传播信息。对于电视纪录片来说，视觉必须是第一性的。据有关资料表明，人对外界事物的感知80％来自视觉，20％来自其他器官。视觉语言是创作者用以构成视觉形象表达创作思想的各种手段技法的总和，因此视觉艺术、画面思维是纪录片创作人员应有的基本思维方式，也是电视纪录片表达创意、展示故事的主要创作思维方式。千万不能走入“听电视”的歧途。
这里还应该提醒纪录片的创作者：画面语言的多义性，决定了纪录片的主题是多元（多义）的。实际上，纪录片最终记录的是作者的思想。那么如何使纪录片能更加发挥画面语言的作用呢？纪录片有其自身的创作规律：
1. 开机前：确定关注的方面（并非主题）。
2. 拍摄中：抓拍大量好看的故事。
3. 剪辑前：用对所拍的人或事的理解去选材。
4. 剪辑时：发现和发生主题。
5. 播出后：在观众头脑中产生结论。
纪录片创作手法之七：
加强策划力度
创作一部纪录片，首先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1. 拍这部纪录片干什么？
2. 给观众看什么？
3. 观众能不能看得懂？
4. 看懂了以后还能不能看下去？
5. 片子好不好看？
6. 观众对这个节目怎么看？
解决或者处理好上述问题，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前期策划。
策划对电视纪录片而言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它应该贯穿于纪录片创作的整个过程。创作人员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或事，通过自身知识和经验的积淀，进行选题立意，以保证以最优的方式制作出最好看的节目，达到最有效的社会和艺术效果。
纪录片是纪实的艺术，不允许虚构。但纪录片的纪实风格与手法，不是呆板、机械的原生态纪录，而是“创造性地利用现实”(格里尔逊语)。创作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过程。纪实也绝不是为了纪实而纪实。作者用镜头去选择记录现实生活中的一段流程，但这种选择包含了镜头后创作者的思考，同样在后期制作剪辑中，先期策划的精神渗透于创作的整个过程。
纪录片是最能代表着电视台综合实力的片种之一。随着社会文化生活水准的提高，观众欣赏品位的提高，纪录片把握时代潮流、关怀民众生活，已经成为当代人对人性生活参与观察思考的重要通道，每一部精心策划制作的纪录片对电视台的声誉形象都会起到较大的推进作用，客观上对电视界的整体制作水平也是一个极大的激励。电视纪录片的策划将是纪录片多出精品的必由之路。大型纪录片《毛泽东》1993年播出，1991年就开始了对被访人员、航拍、出国拍摄那些外国元首等进行了整体策划。1993年同时获得中国电视奖一等奖和中国纪录片学术奖一等奖的《潜伏行动》，公安部门和电视记者策划了四次围捕行动，最终获得成功。入围法国电影节的纪录片《伴》，连续跟踪拍摄了五年，这部作品是在不断策划不断拍摄中完成的。张以庆先生为了拍摄长纪录片《幼儿园》，策划将幼儿园的墙壁换成了隔音板。这些中国纪录片精品，都深深地渗透着策划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