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教育出版对于现代出版而言，毁誉参半，成败皆萧，实在是个沉重的话题，本刊历来多有关注，并已陆续刊发过一些相关内容的文章。此次再将话题深入，俱因教育出版一头独大的局面仍未随着出版形势的变化而得以改变。出版乃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出版的强盛，离不开教育出版的积累和支撑。但就提升全民族的素质、对外输出而言，教育出版的畸重状况还须改变。下面所列话题，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教育出版的现状，也预示了其未来的走势。本期所列话题，为上期之继续。
5 教育出版对整个出版的贡献可谓大矣，谈及教育出版，却每每有微言。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何在?
吴培华(苏州大学出版社社长)：就目前看，中国的出版业还是完全依赖教育图书的出版业，可以说，离开了这个板块，中国将会有近一半的出版社难以为继，地市级以下的新华书店都将无法生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教育出版帮助中国出版业完成了原始积累，帮助中国出版业做大了规模；可对教育出版的过分依赖，又导致了出版业创新力的缺乏，导致了图书结构的畸形，导致了今天的中国出版业大而不强的尴尬局面。教育出版对整个出版的贡献其实很大。
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教育出版的贡献和评价的巨大反差，是中国出版业长期以来没有话语权的结果。这种状况一天不解决，就一天不会有对教育出版乃至整个出版业的公正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吴培华：微言所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造成了中国出版业图书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短、平、快的急功近利行为，扼制了大众出版的研发出版；二是对政策的依赖弱化了出版业的创新能力，重复出版是最为明显的后果；三是由于教育管理体制的原因，教育出版成为权力寻租现象滋生的温床，如今的教育出版的圈地运动就是其具体表现；四是导致了市场营销乃至出版、教育领域中种种不良风气的盛行，在教材招标、检查审批、市场推广等活动中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花样百出。
6 教育出版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哪些?这些不足与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客观环境造成的。还是教育出版本身所致?
吴培华：中国书业的市场竞争几乎就是从教辅图书开始的，出版社的原始积累也是从教辅图书开始的，民营书商也是从教辅图书开始积累的。竞争也是从教辅领域里首先启动的。诚然，初期的竞争总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的。笔者早在2000年就指出过：“1998年全国出版大、中、小学各类课本、教辅等文教用书销售143.32亿册、码洋558.01亿元，占全国图书发行总销售的86.4％、74.6％。试问如果剥去教材教辅书又将如何去评判我国的图书市场?如果离开这些教材教辅书，我们566家出版社中又有多少家将难以为继乃至无法生存?”(《世纪回眸，我们还能看到些什么》2000年第4期《出版广角》)直至2008年，虽然现状有所改变，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请看下面的数据：2008年纯销售539.65亿元，教材品种占比重20.26％，总印数占47.61％，总印张占46.02％，总定价占34.58％；占总销售数量册数的52.75％，金额占42.18％。注意，这其中还没有把铺天盖地的教辅图书计算在内!
唐小平(北京修远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小学教材历来是教材出版单位、租型单位和发行单位的“核心利益”与“重要关切”。新一轮中小学课程改革以及伴随它而兴起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管理体制改革，终于打破了几十年教材出版的垄断，迎来了教材版本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改革的成果值得珍惜。但这场历时10年的改革，现在看来并不彻底，甚至有倒退的危险。
一是借助某些特定的政治话题、个别事件或偶发事件，鼓吹“收”的调子，以达到新的垄断。所谓“主流教材”的提法，发人深省。
二是发行改革波澜不兴。当初“积极引入非新华书店系统参与教材发行”“重塑市场主体”的宏图大志终是一场空。按理说发行环节是最容易放开的，可就是放不开。不仅放不开，还有越收越紧的趋势。不仅民营书业总发行权单位参与教材发行不过是一场美梦，就连一开始被看好的国家邮政参与教材发行也举步维艰。
细想起来，教材出版多元化的形成，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推动的结果，因为教材的立项和审定都属教育口管理；而对于发行，教育行政部门就鞭长莫及了。
吴培华：但是不管怎么说，教育出版帮助中国大多数的出版社完成了原始积累，甚至民营书业也是完全依靠教育出版完成了他们初期的原始积累；而中国的出版业也正是在教育出版领域启动了出版业市场竞争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出版在中国出版发展史上的贡献和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目前由于教材的改革与各地出版集团的组建，规范的市场秩序还没有得以健全和完善，在地方保护因素的作用下，教辅领域里竞争的无序依旧。当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版上的垄断将逐步得以打破，但是由于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的问题，弊端也很多，尤其在出版营销上，地方保护现象越趋严重。我们的出版管理部门应该注意到这样的现状。
张金柱(山西出版集团)：谈及教育出版存在的问题，最大的隐患是眼界问题、视野问题、胸怀问题。从根本上讲教育出版是附着在或服务于教育事业主体身上的一种事业(产业)，应当是教育事业的附属物或一部分。但教育出版要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体现自己的独特价值，让教育烦你、想你、离不开你，你就需要与教育保持一种或近或远、若即若离的关系。也就是说，既要服务，又要引领，即我们的主体产品是为教育服务的，满足教育的当下的、基本的需求；但另一部分产品要引导你、培育你，提高你，要满足你的高端的、未来的、发展的需求，对教育要能起到提高水平，拓宽视野，增强后劲的作用。目前，我们服务的作用做得尚可，但引领的功能发挥得相对较差。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眼光问题、胸怀问题。现在的教育出版领域不懂教育者多，妄自尊大者多，急功近利者多，杀鸡取卵者多；教育出版缺乏真正的出版家，更缺乏懂教育的出版家；我们只是一味提倡教育出版要做大做强，很少有人提出要将教育出版“做久”、“做长”。“做长”教育出版需要的是定力、眼力和魄力，不要为一时的码洋、繁荣所诱惑，而要谋教育出版的更远的未来。
郝建国(河北教育出版副社长)：目前的教育出版，仍然有不少问题需尽快解决。
一是动力不足，自我改变的决心还不够大，魄力有待加强，怨天尤人、消极等待的情况较为普遍。虽然狼已经来了，但打狼的信心似乎不足，打狼的对策不够得力。
二是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尚未从根本上撼动，与真正的企业化运作还有相当距离。从管理机制、干部选用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到分配机制，平均分配的烙印还相当明显。对人才潜力的挖掘和积极性的调动，还有很大的空间。
三是视野尚欠开阔、合作氛围略 显淡薄，对教育的理解尚显狭隘，导致因重复劳动造成的资源浪费相当严重，使真正的资源整合、优胜劣汰还有重重阻碍。
以上是主观原因导致的问题。此外，由于教育部门对教辅读物的理解出现偏差，导致减负的直接结果是，国有资本落荒而逃，民营资本大举进入，优秀的教辅材料为个体盗版书的鱼目混珠所牵连，形象尽失，背了黑锅。环境的改变需要策略的变化，但教育出版单位转舵太慢，没能与时俱进，被逐渐边缘化也是理所必然。
吴培华：在具体的变化上，一是中小学教辅图书的出版，利润的大幅度降低，风险却在增大，大多数出版社已经不将其作为主攻方向，不少出版社已经开始在逐步淡出，教育类图书在出版总量中的比例的降低就是明证；二是同步式的教辅在向扩展知识、提高素质、教学研究的方向转变，这样既延长了产品韵生命周期，又降低了图书报废的成本风险。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一个问题是重复出版与创新力，一个问题是权力寻租与真正的公平竞争：归根结底是一个体制问题。这其中有出版的管理体制问题，也有教育的管理体制问题，而教育的管理体制上的问题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出版的问题是由此而衍生出来的。
朱杰人：教育出版的问题很多，就本行业内部而言，最重要的一是市场的混乱，二是原创能力的不足，三是营销能力的低下。
张金柱：中观层面的问题还有：学生绝对人数减少，对教育出版规模造成的影响；国家明文规定不许教辅进课堂，对教育出版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教学类替代产品进入教育市场，对教育出版造成新的冲击；越来越多的非体制内出版力量进入教育出版领域，我们该如何筑牢堤防；兄弟出版单位都来抢教育出版这块蛋糕，如何应对；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并谨慎回答的。
唐小平：如果说教材出版发行现状堪忧，可以用一个“怪”字概括的话，教辅的出版发行就是一个“乱”字。关于这个“乱”字，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本世纪最初的10年，的确是一个教辅盛况空前、登峰造极的10年。这完全是一个本末倒置、是非不分、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教辅大生产、大泡沫、大消费、大浪费时代。”
这个乱局与教育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有重大的关系。较长时间以来，全国大多数教育行政部门由于种种原因，在对中小学校教辅选用工作的引导方面是严重缺位的。这个乱局与部分校长和教师意志薄弱、道德沦丧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在教辅尤其是高中教辅的选用上，校长和教师拥有极大的话语权，所以在金钱的驱使下，一部分校长和教师的行为恰好印证了一句俗话：利益到位了，说你好，不好也好；利益不到位，说你不好，好也不好。这个乱局更与出版发行从业人员的素质有着密切关系。一个泱泱大国，几千万学生使用的以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为主要目标，甚至是为高考升学服务的教辅产品，居然被一批以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士为主的主编们主编着、主宰着。我与这些人有过接触，他们很是自豪，同时连他们自己都感到荒唐可笑。
不过，从2009年开始，教材原创出版社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知识产权保护运动，开始了对各种未经授权出版的教辅的清理与打击。这为教辅市场乱局的治理带来了一线希望。本人认为，这不失为治理教辅顽疾的有效方式，因为它是从“法”的角度切入，甚至必要时还可能动用刑法这个工具。
7 未来的教育出版在中国出版中的地位会是怎样?你心目中理想的教育出版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将会承担什么、展现什么?与当下的教育出版比较，您希望其增加些什么、减少些什么?请您对未来的教育出版给予展望。
张金柱：未来的教育出版仍将是中国出版整体板块中最大的一块蛋糕，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地位无人能撼动。但教育出版要面对的挑战确是实实在在的。从宏观层面上讲：一是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网络化、娱乐化浪潮，作为传统出版方式的教育出版与整个出版一样将会受到巨大冲击，教育出版如何保持、如何转型、如何占据未来位置，确实事关重大，确当全力应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二是在2l世纪的背景下，科教兴国战略的重新提出与素质教育观念的再度确立，应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与社会要求，作为内容提供商的教育出版肯定应该对此作出自己的回答；三是终身教育思潮的流行与学习型社会的创建，对教育出版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如何回答，如何应对，应该说目前教育出版的表现从总体上讲很难令人满意。
吴培华：问题首先出在中小学教辅图书板块上。中小学教辅图书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从另一个层面的意义上说明了中国出版业的不成熟，但是随着对教辅图书出版的热衷度逐渐淡化，在教育出版的另一个领域——高等教育出版领域的无序竞争已经开始，而且也将进入白热化的状态。我曾经在一个大会上说过：教辅图书的昨天就是大中专图书的明天，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是我自己观察的结果和切身的体会。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教育类图书出版和营销中多年来的积弊，要下大力气，切实去杜绝那种现象，去规范教育图书的出版与营销。教育出版应该由国家教育部门实行专营。笔者在2003年就提出，国家对于教材教辅(这里专指中小学)和政策法规类的政治读物应该实行专营(目前的教材采用招标出版的方式，笔者以为也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这一类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教材出版社)定性为事业单位，对它们的出版物的内容、种类、定价、利润实行统一管理，同时可以利用这一类出版物的利润设立专项出版基金，资助教育事业和国家的重点文化项目的出版。
郝建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教育出版依然会充当主要角色。我十分认同原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王亚民先生的观点，教育出版中的“教育”是个广义概念，不能仅仅局限于各类学校的书本教育，它的内涵应该更为丰富，要关涉到终身教育的方方面面。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是人们的终身需求，教育出版的前景是光明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
张金柱：若要论及教育出版的当务之急，就是国家即将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教育出版来说，这是一次最大的机遇或利好消息，教育出版的地位、次序、份额与质量将有可能因此而改变。对许多教育出版从业者来说，如何把握这次机会，如何认真研究教育规划，如何开发教育产品，如何服务好中国未来10年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如何布局，如何出发，如何调整，如何争取，都将是一次角心角力、斗智斗勇的过程。这既是时代给予我们的绝好机遇，更是教育出版的职责所在、分内之事。天降大任，躬逢其时，舍我其谁乎。
8 您对自己的职业未来抱有怎样的心态，特别是面临着全民阅读率的降低与数字化、网络化、娱乐化的冲击，传统出版包括教育出版将会面临怎样的改变，该怎样应对这种变化?
郝建国：相信柳暗花明的美好前 景，不放弃应有的追求。这是我作为一个编辑人的心态。我相信困难是暂时的，但教育出版本身必须作出深刻的反思，尽快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扬眉亮剑，中国有着广阔市场前景，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教育出版必须尽快融入市场经济的洪流，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务实，虚心学习各种先进的经营模式，放眼世界，所有的梦想才会开出绚烂的花朵。
吴培华：我对中国的出版还是充满信心的，尽管我们的出版业目前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各种问题和弊端，尤其是在市场竞争中还处于比较严重的无序状态，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出版业将会持续发展是无疑的。特别是随着国民生活水准的上升，国民素质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需求的位置将会不断前移，这也就意味着出版物需求量的不断增大。据2008年的图书纯销售统计，中国内地人均购书只有4美元，是购书水平最高国家挪威的2.9％，是亚洲购书水平最高国家日本的3.4％。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均购书每增加一美元，全国纯销售就将增加近百亿人民币，发展的空间很大。尽管传统出版将受到数字化出版的挑战，但是，因阅读习惯、审美角度、收藏需要以及平均生活水准提高的任重而道远，传统出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还将占主导地位，传统出版将会被彻底颠覆的结论只是危言耸听。当然，传统出版如何利用和适应数字出版的发展是今天的出版人应该思考和为之努力的事情。
朱杰人：我对自己的职业未来其实没有更多的期待，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即将退出舞台的演员。我期待于年轻人，但是我又为他们所面对的险恶前景捏一把汗。
9 在您从事教育出版工作的这些年里，最大的感动是什么?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您觉得年青一代的教育出版人最应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郝建国：从事教育出版已经十多年了，我亲眼目睹了教育出版的辉煌，见证了教育出版的发展历程，为此我感到十分自豪。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都坚信教育出版完成了它的承担，并为此而感动。
年轻的一代教育出版人，应该向老一辈学习，学习他们创业时的激情，学习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更应当以新的思维、新的理念、新的要求，接过老一辈手中的接力棒，让教育出版的薪火代代相传。
朱杰人：我进入教育出版界13年，最大的感动是华东师大的员工们给了我一个体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他们无怨无悔地支持我，使我们成就了华东师大出版社的辉煌。
我的遗憾是：出版使我的学术梦想化为泡影，出版之鱼和学术研究之熊掌不可兼得。
中国的教育出版希望在年轻人，但是他们须尽快转变知识结构，必须尽快改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必须尽快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唐小平：从事教育出版工作十多年来，本人最大的感动是，2003年底由本人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以“查字典、读字典、玩字典”为基本理念的《新课程小学生字典》即将上市之际，我接到的一个小学生的电话，一个来自湖南的非常稚气的童音：“喂，请问，是小学生字典吗?”“是的，请问小朋友，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呀?”我抑制不住惊喜!“你，能玩儿吗?”“能呀，就是给你玩儿的呀!”“我要玩儿……”这位小朋友大概是刚从《语文报》上见到了《新课程小学生字典》的推荐文章。这一次感动让我刻骨铭心。这个电话说明关于字典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得到一位小学生的肯定远比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更为感动。
最大的遗憾是我们关于“做人一作文”的研究与出版工作没能很好地延续下来。1999年，在叶至善先生、李行健先生和柳斌同志的鼓励与指导下，与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开展了中小学“做人一作文”教学课题研究，并且编写出版了全套《做人一作文》教材，一时间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后来还在全国作文教学峰会上交流，受到诸多好评。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这项工作在四五年前完全停了下来。
我认为年青一代教育出版人最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是：1.努力做一名既懂教育又懂出版的复合型人才；2.关注数字技术对于教学方式的影响；3.树立以振兴民族教育为己任的崇高理想。
5 教育出版对整个出版的贡献可谓大矣，谈及教育出版，却每每有微言。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何在?
吴培华(苏州大学出版社社长)：就目前看，中国的出版业还是完全依赖教育图书的出版业，可以说，离开了这个板块，中国将会有近一半的出版社难以为继，地市级以下的新华书店都将无法生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教育出版帮助中国出版业完成了原始积累，帮助中国出版业做大了规模；可对教育出版的过分依赖，又导致了出版业创新力的缺乏，导致了图书结构的畸形，导致了今天的中国出版业大而不强的尴尬局面。教育出版对整个出版的贡献其实很大。
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教育出版的贡献和评价的巨大反差，是中国出版业长期以来没有话语权的结果。这种状况一天不解决，就一天不会有对教育出版乃至整个出版业的公正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吴培华：微言所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造成了中国出版业图书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短、平、快的急功近利行为，扼制了大众出版的研发出版；二是对政策的依赖弱化了出版业的创新能力，重复出版是最为明显的后果；三是由于教育管理体制的原因，教育出版成为权力寻租现象滋生的温床，如今的教育出版的圈地运动就是其具体表现；四是导致了市场营销乃至出版、教育领域中种种不良风气的盛行，在教材招标、检查审批、市场推广等活动中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花样百出。
6 教育出版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哪些?这些不足与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客观环境造成的。还是教育出版本身所致?
吴培华：中国书业的市场竞争几乎就是从教辅图书开始的，出版社的原始积累也是从教辅图书开始的，民营书商也是从教辅图书开始积累的。竞争也是从教辅领域里首先启动的。诚然，初期的竞争总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的。笔者早在2000年就指出过：“1998年全国出版大、中、小学各类课本、教辅等文教用书销售143.32亿册、码洋558.01亿元，占全国图书发行总销售的86.4％、74.6％。试问如果剥去教材教辅书又将如何去评判我国的图书市场?如果离开这些教材教辅书，我们566家出版社中又有多少家将难以为继乃至无法生存?”(《世纪回眸，我们还能看到些什么》2000年第4期《出版广角》)直至2008年，虽然现状有所改变，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请看下面的数据：2008年纯销售539.65亿元，教材品种占比重20.26％，总印数占47.61％，总印张占46.02％，总定价占34.58％；占总销售数量册数的52.75％，金额占42.18％。注意，这其中还没有把铺天盖地的教辅图书计算在内!
唐小平(北京修远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小学教材历来是教材出版单位、租型单位和发行单位的“核心利益”与“重要关切”。新一轮中小学课程改革以及伴随它而兴起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管理体制改革，终于打破了几十年教材出版的垄断，迎来了教材版本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改革的成果值得珍惜。但这场历时10年的改革，现在看来并不彻底，甚至有倒退的危险。
一是借助某些特定的政治话题、个别事件或偶发事件，鼓吹“收”的调子，以达到新的垄断。所谓“主流教材”的提法，发人深省。
二是发行改革波澜不兴。当初“积极引入非新华书店系统参与教材发行”“重塑市场主体”的宏图大志终是一场空。按理说发行环节是最容易放开的，可就是放不开。不仅放不开，还有越收越紧的趋势。不仅民营书业总发行权单位参与教材发行不过是一场美梦，就连一开始被看好的国家邮政参与教材发行也举步维艰。
细想起来，教材出版多元化的形成，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推动的结果，因为教材的立项和审定都属教育口管理；而对于发行，教育行政部门就鞭长莫及了。
吴培华：但是不管怎么说，教育出版帮助中国大多数的出版社完成了原始积累，甚至民营书业也是完全依靠教育出版完成了他们初期的原始积累；而中国的出版业也正是在教育出版领域启动了出版业市场竞争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出版在中国出版发展史上的贡献和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目前由于教材的改革与各地出版集团的组建，规范的市场秩序还没有得以健全和完善，在地方保护因素的作用下，教辅领域里竞争的无序依旧。当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版上的垄断将逐步得以打破，但是由于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的问题，弊端也很多，尤其在出版营销上，地方保护现象越趋严重。我们的出版管理部门应该注意到这样的现状。
张金柱(山西出版集团)：谈及教育出版存在的问题，最大的隐患是眼界问题、视野问题、胸怀问题。从根本上讲教育出版是附着在或服务于教育事业主体身上的一种事业(产业)，应当是教育事业的附属物或一部分。但教育出版要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体现自己的独特价值，让教育烦你、想你、离不开你，你就需要与教育保持一种或近或远、若即若离的关系。也就是说，既要服务，又要引领，即我们的主体产品是为教育服务的，满足教育的当下的、基本的需求；但另一部分产品要引导你、培育你，提高你，要满足你的高端的、未来的、发展的需求，对教育要能起到提高水平，拓宽视野，增强后劲的作用。目前，我们服务的作用做得尚可，但引领的功能发挥得相对较差。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眼光问题、胸怀问题。现在的教育出版领域不懂教育者多，妄自尊大者多，急功近利者多，杀鸡取卵者多；教育出版缺乏真正的出版家，更缺乏懂教育的出版家；我们只是一味提倡教育出版要做大做强，很少有人提出要将教育出版“做久”、“做长”。“做长”教育出版需要的是定力、眼力和魄力，不要为一时的码洋、繁荣所诱惑，而要谋教育出版的更远的未来。
郝建国(河北教育出版副社长)：目前的教育出版，仍然有不少问题需尽快解决。
一是动力不足，自我改变的决心还不够大，魄力有待加强，怨天尤人、消极等待的情况较为普遍。虽然狼已经来了，但打狼的信心似乎不足，打狼的对策不够得力。
二是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尚未从根本上撼动，与真正的企业化运作还有相当距离。从管理机制、干部选用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到分配机制，平均分配的烙印还相当明显。对人才潜力的挖掘和积极性的调动，还有很大的空间。
三是视野尚欠开阔、合作氛围略 显淡薄，对教育的理解尚显狭隘，导致因重复劳动造成的资源浪费相当严重，使真正的资源整合、优胜劣汰还有重重阻碍。
以上是主观原因导致的问题。此外，由于教育部门对教辅读物的理解出现偏差，导致减负的直接结果是，国有资本落荒而逃，民营资本大举进入，优秀的教辅材料为个体盗版书的鱼目混珠所牵连，形象尽失，背了黑锅。环境的改变需要策略的变化，但教育出版单位转舵太慢，没能与时俱进，被逐渐边缘化也是理所必然。
吴培华：在具体的变化上，一是中小学教辅图书的出版，利润的大幅度降低，风险却在增大，大多数出版社已经不将其作为主攻方向，不少出版社已经开始在逐步淡出，教育类图书在出版总量中的比例的降低就是明证；二是同步式的教辅在向扩展知识、提高素质、教学研究的方向转变，这样既延长了产品韵生命周期，又降低了图书报废的成本风险。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一个问题是重复出版与创新力，一个问题是权力寻租与真正的公平竞争：归根结底是一个体制问题。这其中有出版的管理体制问题，也有教育的管理体制问题，而教育的管理体制上的问题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出版的问题是由此而衍生出来的。
朱杰人：教育出版的问题很多，就本行业内部而言，最重要的一是市场的混乱，二是原创能力的不足，三是营销能力的低下。
张金柱：中观层面的问题还有：学生绝对人数减少，对教育出版规模造成的影响；国家明文规定不许教辅进课堂，对教育出版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教学类替代产品进入教育市场，对教育出版造成新的冲击；越来越多的非体制内出版力量进入教育出版领域，我们该如何筑牢堤防；兄弟出版单位都来抢教育出版这块蛋糕，如何应对；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并谨慎回答的。
唐小平：如果说教材出版发行现状堪忧，可以用一个“怪”字概括的话，教辅的出版发行就是一个“乱”字。关于这个“乱”字，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本世纪最初的10年，的确是一个教辅盛况空前、登峰造极的10年。这完全是一个本末倒置、是非不分、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教辅大生产、大泡沫、大消费、大浪费时代。”
这个乱局与教育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有重大的关系。较长时间以来，全国大多数教育行政部门由于种种原因，在对中小学校教辅选用工作的引导方面是严重缺位的。这个乱局与部分校长和教师意志薄弱、道德沦丧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在教辅尤其是高中教辅的选用上，校长和教师拥有极大的话语权，所以在金钱的驱使下，一部分校长和教师的行为恰好印证了一句俗话：利益到位了，说你好，不好也好；利益不到位，说你不好，好也不好。这个乱局更与出版发行从业人员的素质有着密切关系。一个泱泱大国，几千万学生使用的以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为主要目标，甚至是为高考升学服务的教辅产品，居然被一批以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士为主的主编们主编着、主宰着。我与这些人有过接触，他们很是自豪，同时连他们自己都感到荒唐可笑。
不过，从2009年开始，教材原创出版社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知识产权保护运动，开始了对各种未经授权出版的教辅的清理与打击。这为教辅市场乱局的治理带来了一线希望。本人认为，这不失为治理教辅顽疾的有效方式，因为它是从“法”的角度切入，甚至必要时还可能动用刑法这个工具。
7 未来的教育出版在中国出版中的地位会是怎样?你心目中理想的教育出版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将会承担什么、展现什么?与当下的教育出版比较，您希望其增加些什么、减少些什么?请您对未来的教育出版给予展望。
张金柱：未来的教育出版仍将是中国出版整体板块中最大的一块蛋糕，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地位无人能撼动。但教育出版要面对的挑战确是实实在在的。从宏观层面上讲：一是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网络化、娱乐化浪潮，作为传统出版方式的教育出版与整个出版一样将会受到巨大冲击，教育出版如何保持、如何转型、如何占据未来位置，确实事关重大，确当全力应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二是在2l世纪的背景下，科教兴国战略的重新提出与素质教育观念的再度确立，应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与社会要求，作为内容提供商的教育出版肯定应该对此作出自己的回答；三是终身教育思潮的流行与学习型社会的创建，对教育出版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如何回答，如何应对，应该说目前教育出版的表现从总体上讲很难令人满意。
吴培华：问题首先出在中小学教辅图书板块上。中小学教辅图书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从另一个层面的意义上说明了中国出版业的不成熟，但是随着对教辅图书出版的热衷度逐渐淡化，在教育出版的另一个领域——高等教育出版领域的无序竞争已经开始，而且也将进入白热化的状态。我曾经在一个大会上说过：教辅图书的昨天就是大中专图书的明天，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是我自己观察的结果和切身的体会。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教育类图书出版和营销中多年来的积弊，要下大力气，切实去杜绝那种现象，去规范教育图书的出版与营销。教育出版应该由国家教育部门实行专营。笔者在2003年就提出，国家对于教材教辅(这里专指中小学)和政策法规类的政治读物应该实行专营(目前的教材采用招标出版的方式，笔者以为也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这一类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教材出版社)定性为事业单位，对它们的出版物的内容、种类、定价、利润实行统一管理，同时可以利用这一类出版物的利润设立专项出版基金，资助教育事业和国家的重点文化项目的出版。
郝建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教育出版依然会充当主要角色。我十分认同原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王亚民先生的观点，教育出版中的“教育”是个广义概念，不能仅仅局限于各类学校的书本教育，它的内涵应该更为丰富，要关涉到终身教育的方方面面。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是人们的终身需求，教育出版的前景是光明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
张金柱：若要论及教育出版的当务之急，就是国家即将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教育出版来说，这是一次最大的机遇或利好消息，教育出版的地位、次序、份额与质量将有可能因此而改变。对许多教育出版从业者来说，如何把握这次机会，如何认真研究教育规划，如何开发教育产品，如何服务好中国未来10年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如何布局，如何出发，如何调整，如何争取，都将是一次角心角力、斗智斗勇的过程。这既是时代给予我们的绝好机遇，更是教育出版的职责所在、分内之事。天降大任，躬逢其时，舍我其谁乎。
8 您对自己的职业未来抱有怎样的心态，特别是面临着全民阅读率的降低与数字化、网络化、娱乐化的冲击，传统出版包括教育出版将会面临怎样的改变，该怎样应对这种变化?
郝建国：相信柳暗花明的美好前 景，不放弃应有的追求。这是我作为一个编辑人的心态。我相信困难是暂时的，但教育出版本身必须作出深刻的反思，尽快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扬眉亮剑，中国有着广阔市场前景，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教育出版必须尽快融入市场经济的洪流，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务实，虚心学习各种先进的经营模式，放眼世界，所有的梦想才会开出绚烂的花朵。
吴培华：我对中国的出版还是充满信心的，尽管我们的出版业目前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各种问题和弊端，尤其是在市场竞争中还处于比较严重的无序状态，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出版业将会持续发展是无疑的。特别是随着国民生活水准的上升，国民素质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需求的位置将会不断前移，这也就意味着出版物需求量的不断增大。据2008年的图书纯销售统计，中国内地人均购书只有4美元，是购书水平最高国家挪威的2.9％，是亚洲购书水平最高国家日本的3.4％。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均购书每增加一美元，全国纯销售就将增加近百亿人民币，发展的空间很大。尽管传统出版将受到数字化出版的挑战，但是，因阅读习惯、审美角度、收藏需要以及平均生活水准提高的任重而道远，传统出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还将占主导地位，传统出版将会被彻底颠覆的结论只是危言耸听。当然，传统出版如何利用和适应数字出版的发展是今天的出版人应该思考和为之努力的事情。
朱杰人：我对自己的职业未来其实没有更多的期待，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即将退出舞台的演员。我期待于年轻人，但是我又为他们所面对的险恶前景捏一把汗。
9 在您从事教育出版工作的这些年里，最大的感动是什么?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您觉得年青一代的教育出版人最应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郝建国：从事教育出版已经十多年了，我亲眼目睹了教育出版的辉煌，见证了教育出版的发展历程，为此我感到十分自豪。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都坚信教育出版完成了它的承担，并为此而感动。
年轻的一代教育出版人，应该向老一辈学习，学习他们创业时的激情，学习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更应当以新的思维、新的理念、新的要求，接过老一辈手中的接力棒，让教育出版的薪火代代相传。
朱杰人：我进入教育出版界13年，最大的感动是华东师大的员工们给了我一个体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他们无怨无悔地支持我，使我们成就了华东师大出版社的辉煌。
我的遗憾是：出版使我的学术梦想化为泡影，出版之鱼和学术研究之熊掌不可兼得。
中国的教育出版希望在年轻人，但是他们须尽快转变知识结构，必须尽快改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必须尽快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唐小平：从事教育出版工作十多年来，本人最大的感动是，2003年底由本人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以“查字典、读字典、玩字典”为基本理念的《新课程小学生字典》即将上市之际，我接到的一个小学生的电话，一个来自湖南的非常稚气的童音：“喂，请问，是小学生字典吗?”“是的，请问小朋友，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呀?”我抑制不住惊喜!“你，能玩儿吗?”“能呀，就是给你玩儿的呀!”“我要玩儿……”这位小朋友大概是刚从《语文报》上见到了《新课程小学生字典》的推荐文章。这一次感动让我刻骨铭心。这个电话说明关于字典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得到一位小学生的肯定远比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更为感动。
最大的遗憾是我们关于“做人一作文”的研究与出版工作没能很好地延续下来。1999年，在叶至善先生、李行健先生和柳斌同志的鼓励与指导下，与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开展了中小学“做人一作文”教学课题研究，并且编写出版了全套《做人一作文》教材，一时间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后来还在全国作文教学峰会上交流，受到诸多好评。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这项工作在四五年前完全停了下来。
我认为年青一代教育出版人最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是：1.努力做一名既懂教育又懂出版的复合型人才；2.关注数字技术对于教学方式的影响；3.树立以振兴民族教育为己任的崇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