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和平
蒋介石替李宗仁拟的“继任文告”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李宗仁在上台之初给了自己三项重大任务:一是和谈;二是谋求“体面的和平”,同时要在内部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三是寻求美国帮助,稳定通货膨胀。但直到他的“代总统”职位结束,这三个愿望一个也没能实现。
对李宗仁而言,1949年的春天是充满希望的新开始。
这一年的1月21日,南京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的声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可是,李宗仁接手的国民党政权危如累卵:东北、华北全境“沦陷”,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占领。长江北岸解放军有320万,其中120万人组成的东西两大战略集群枕戈待旦。还有,蒋介石虽然自称“下野”,实际上只是退居幕后,一切仍然操控在自己手里。
除了蒋介石,行政院院长孙科也跟他唱反调。早在1月19日,孙科就以行政院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往广州——因为行政院要迁往广州。
这样,国民政府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毛泽东撰文嘲笑此为“一国三公”。
李宗仁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承认,他在上台之初给了自己三项重大任务:一是和谈;二是不能让共产党过江,谋求“体面的和平”,同时要在内部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三是寻求美国帮助,稳定通货膨胀。
“李代总统”的如意算盘能够实现吗?
◎ 注定破裂的和谈
与中共谋求和平,是所有计划的立足点。
早在1月1日,蒋介石在新年讲话中发表求和文告。中共回应表示同意和谈,同时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对蒋介石来说,这八项谈判条件就是要他无条件投降,他无从接受。
而李宗仁积极回应了中共的和谈主张。1月27日,李宗仁和白崇禧派遣的和谈密使刘仲容等人到了北京。和谈秘使还反复说,李、白都愿意和谈,但人民解放军不能渡过长江。
但是,毛泽东的想法和李宗仁完全不一样。毛泽东于1月14日正式公布了8项声明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不管和谈结果如何,一定要踏过长江。
为了尽快达到停战目的,李宗仁于2月14日甩开孙科和行政院,派出颜惠庆、章士钊等4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飞北平试探国共和谈的可能性。4月1日,又正式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谈判代表团,抵达北平。
这场“不许讨价还价”的谈判开始了。 北平谈判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战犯和渡江问题上。关于战犯问题,南京方面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坚持必须惩办。关于渡江问题,南京代表希望中共军队不过江或缓过江,中共代表则只答应和谈期间暂不过江,但和谈后无论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
分歧巨大,原定4月5日开始的正式和谈被迫推迟。4月15日,在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须在20日以前表态。中共还带信给李宗仁:无论谈判协定达成与否,人民解放军都要过江。
20日深夜,李宗仁在南京发出卯号复电,拒绝签字。21日,毛泽东、朱德向百万大军发布了渡江命令。
渡江后的解放军势如破竹,李宗仁和共产党平分天下的想法彻底破产。
◎ 改革成了一句空话
国都丢失,李宗仁的心情是黯淡的。更让他介怀的是,从上台开始,任何一项革新措施都未能成功。
1月24日,上台之初的李宗仁命行政院执行以下指令:1、把全国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2、取消全国戒严令;3、裁撤戡乱建国总队;4、释放政治犯;5、解除报章杂志禁令;6、撤销特种刑事法庭;7、通令停止特务活动。一系列的措施,表明了李宗仁想改变南京政府的形象。然而,他的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大权依然掌握在蒋介石手里。
10月1日,李宗仁守在广播旁边收听了新政权的开国大典。10月14日,广州被人民解放军占领。
11月20日,李宗仁的飞机到了香港。12月5日,他包机飞往美国。李宗仁的上台是由美国政府扶植的,因此他深信,美国政府会更多地援助他与中共分庭抗礼。可是,没有等到美援遏制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中共的百万大军就已挥师南下,更让李宗仁意外的是,美国人对他的态度会转变得如此之快。
从踏上美国土地开始,李宗仁就没有享受过一个“国家元首”的待遇。一直到1950年3月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设了一顿午宴招待李宗仁。这顿午餐进行得很尴尬,没有谈及任何实质的问题,因为在之前的一天,蒋介石在台北自行宣布“复职”。
美国人的“白皮书”写得很清楚,他们和李宗仁一样,不喜欢蒋介石。但美国人需要蒋介石。而李宗仁则是“落难天子”,真正的孤家寡人一个,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
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全面爆发。台湾成了“不沉的航空母舰”,李宗仁渴望的军事援助开始源源不断的运往东方,落入蒋介石的手中。
李宗仁剩下的唯一资本,就是他“总统”的头衔,他毕竟还是名誉上的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这一头衔对美国人而言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但却吸引了“第三势力”的注意。1953年,顾孟余、张发奎等人在日本召集“第三势力”集会,邀请李宗仁前往。李宗仁极为心动,只是因为办理出入境手续烦琐,未能成行。在美国的暗地支持下,“第三势力”甚至开始准备在菲律宾筹办基地。但是,这个组织很快就分崩离析。
到了1954年3月,台湾的“国民大会”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顺理成章”通过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为第二任“总统”,李宗仁的“代总统”生涯正式宣告结束。
没有了职位,也没有了政治活动,这对李宗仁而言更像是一个解脱。■
蒋介石替李宗仁拟的“继任文告”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李宗仁在上台之初给了自己三项重大任务:一是和谈;二是谋求“体面的和平”,同时要在内部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三是寻求美国帮助,稳定通货膨胀。但直到他的“代总统”职位结束,这三个愿望一个也没能实现。
对李宗仁而言,1949年的春天是充满希望的新开始。
这一年的1月21日,南京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的声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可是,李宗仁接手的国民党政权危如累卵:东北、华北全境“沦陷”,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占领。长江北岸解放军有320万,其中120万人组成的东西两大战略集群枕戈待旦。还有,蒋介石虽然自称“下野”,实际上只是退居幕后,一切仍然操控在自己手里。
除了蒋介石,行政院院长孙科也跟他唱反调。早在1月19日,孙科就以行政院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往广州——因为行政院要迁往广州。
这样,国民政府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毛泽东撰文嘲笑此为“一国三公”。
李宗仁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承认,他在上台之初给了自己三项重大任务:一是和谈;二是不能让共产党过江,谋求“体面的和平”,同时要在内部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三是寻求美国帮助,稳定通货膨胀。
“李代总统”的如意算盘能够实现吗?
◎ 注定破裂的和谈
与中共谋求和平,是所有计划的立足点。
早在1月1日,蒋介石在新年讲话中发表求和文告。中共回应表示同意和谈,同时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对蒋介石来说,这八项谈判条件就是要他无条件投降,他无从接受。
而李宗仁积极回应了中共的和谈主张。1月27日,李宗仁和白崇禧派遣的和谈密使刘仲容等人到了北京。和谈秘使还反复说,李、白都愿意和谈,但人民解放军不能渡过长江。
但是,毛泽东的想法和李宗仁完全不一样。毛泽东于1月14日正式公布了8项声明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不管和谈结果如何,一定要踏过长江。
为了尽快达到停战目的,李宗仁于2月14日甩开孙科和行政院,派出颜惠庆、章士钊等4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飞北平试探国共和谈的可能性。4月1日,又正式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谈判代表团,抵达北平。
这场“不许讨价还价”的谈判开始了。 北平谈判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战犯和渡江问题上。关于战犯问题,南京方面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坚持必须惩办。关于渡江问题,南京代表希望中共军队不过江或缓过江,中共代表则只答应和谈期间暂不过江,但和谈后无论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
分歧巨大,原定4月5日开始的正式和谈被迫推迟。4月15日,在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须在20日以前表态。中共还带信给李宗仁:无论谈判协定达成与否,人民解放军都要过江。
20日深夜,李宗仁在南京发出卯号复电,拒绝签字。21日,毛泽东、朱德向百万大军发布了渡江命令。
渡江后的解放军势如破竹,李宗仁和共产党平分天下的想法彻底破产。
◎ 改革成了一句空话
国都丢失,李宗仁的心情是黯淡的。更让他介怀的是,从上台开始,任何一项革新措施都未能成功。
1月24日,上台之初的李宗仁命行政院执行以下指令:1、把全国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2、取消全国戒严令;3、裁撤戡乱建国总队;4、释放政治犯;5、解除报章杂志禁令;6、撤销特种刑事法庭;7、通令停止特务活动。一系列的措施,表明了李宗仁想改变南京政府的形象。然而,他的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大权依然掌握在蒋介石手里。
10月1日,李宗仁守在广播旁边收听了新政权的开国大典。10月14日,广州被人民解放军占领。
11月20日,李宗仁的飞机到了香港。12月5日,他包机飞往美国。李宗仁的上台是由美国政府扶植的,因此他深信,美国政府会更多地援助他与中共分庭抗礼。可是,没有等到美援遏制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中共的百万大军就已挥师南下,更让李宗仁意外的是,美国人对他的态度会转变得如此之快。
从踏上美国土地开始,李宗仁就没有享受过一个“国家元首”的待遇。一直到1950年3月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设了一顿午宴招待李宗仁。这顿午餐进行得很尴尬,没有谈及任何实质的问题,因为在之前的一天,蒋介石在台北自行宣布“复职”。
美国人的“白皮书”写得很清楚,他们和李宗仁一样,不喜欢蒋介石。但美国人需要蒋介石。而李宗仁则是“落难天子”,真正的孤家寡人一个,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
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全面爆发。台湾成了“不沉的航空母舰”,李宗仁渴望的军事援助开始源源不断的运往东方,落入蒋介石的手中。
李宗仁剩下的唯一资本,就是他“总统”的头衔,他毕竟还是名誉上的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这一头衔对美国人而言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但却吸引了“第三势力”的注意。1953年,顾孟余、张发奎等人在日本召集“第三势力”集会,邀请李宗仁前往。李宗仁极为心动,只是因为办理出入境手续烦琐,未能成行。在美国的暗地支持下,“第三势力”甚至开始准备在菲律宾筹办基地。但是,这个组织很快就分崩离析。
到了1954年3月,台湾的“国民大会”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顺理成章”通过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为第二任“总统”,李宗仁的“代总统”生涯正式宣告结束。
没有了职位,也没有了政治活动,这对李宗仁而言更像是一个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