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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须梢金黄。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父亲一时答不上来。那天晚上，父亲因为他的胡子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喝去的。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净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但那也算“演戏”吗？我每每地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父亲说不能回家，“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父亲的语調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地，他唯恐使那长泡沾了灰土或弄褶了……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要发急吗？”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记得有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和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忽然父亲喟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父亲说“：你不懂。”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我说：“那怎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的？”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是演员了吗？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吗？”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吗？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吗？”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
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次奖状的建筑工人。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人明显的性格特点。
据河北好书整理（本文为节选）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父亲一时答不上来。那天晚上，父亲因为他的胡子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喝去的。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净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但那也算“演戏”吗？我每每地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父亲说不能回家，“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父亲的语調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地，他唯恐使那长泡沾了灰土或弄褶了……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要发急吗？”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记得有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和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忽然父亲喟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父亲说“：你不懂。”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我说：“那怎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的？”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是演员了吗？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吗？”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吗？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吗？”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
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次奖状的建筑工人。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人明显的性格特点。
据河北好书整理（本文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