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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灵魂生长的源头
人都有一个灵魂。只有把自己的灵魂安顿好，你才会安宁，也才能去想象和创造。否则，灵魂会到处游荡，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当代著名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所说：“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都穿梭在混乱、麻烦、快速运转、嘈杂喧闹的世界中，我被生活的漩涡时而扔到这里，时而甩到那里，试图寻找开端、中途和结尾。”
但是，人的灵魂是怎么获得的?周国平先生作了最简洁、最明确的回答：“通过往事。”“通过往事”也许就是帕慕克所说的：“寻找开端”。
于是，我寻找“开端”。
其实，人生的开端就在童年。但是，人往往淡忘自己的童年，而淡忘的原因在于自己的“成熟”。因此，“成熟”有时是很可怕的。不过，有时“成熟”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童年，给童年以新的解释，这也许是对童年最好的珍藏，最好的呵护，以及最好的开发。从这个意义上说，童年成了灵魂生长的源头。灵魂找到了自己的开端，然后，我们怀揣着童心继续去寻找“中途”和“结尾”。此时，“灵魂无非就是一颗成熟了的童心”——周国平先生对灵魂与童心作了最精妙的诠释。
我的童年既在苦难中度过，又无时不浸润在幸福之中。说其苦难，是因为家庭经济的拮据窘迫，直到九周岁才上小学一年级，而且交不起学费，也交不起书本费；说其幸福，是因为南通师范学校，这所全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的第一附属小学，给了我最灿烂的童年。在苦难与幸福的交织中，我知道，苦难是可以转化为幸福的，幸福是可以征服苦难的。于是，“对我影响深远的”是一所学校，她让我寻找到自己人生的“开端”，也寻找到灵魂生长的源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就享受了免费的义务教育
在记忆中，每学期开学报到、交费是我最“羞愧”、也是最尴尬的时候，因为我家里拿不出那几块钱。我会在交费处的外面转来转去，期盼奇迹发生：多想突然间有了钱，交了费，捧着心爱的课本!这种矛盾的心理不是听有人都能了解，更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可是，母校的老师们却了解我、理解我——一个穷苦家庭儿童的心。奇迹真的发生了，一会儿，总务处的张老师，把我唤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学校研究，你的学杂费免了，你的书本费学校也给你免了。”我已记不清张老师说话时声音的高低与轻重，只记得他的眼神是严肃的，又是温柔的。就这样，最后几年，每学期、每学年如此，我没有出一分钱学杂费，也没有出一分钱的书本费，读完了小学。这就是说，在解放初，我就享受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对我个人来说，我国的义务教育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开始了。直至今天，我都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给我免费的，这笔费用又是从哪里支出的。五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在母校的一次聚餐会上，看到了张老师，他已年届九十。当我提起此事，他只是笑笑，说：“不是我决定的，是学校决定的。”一股暖流漫上心头，我含着热泪给他敬了一杯酒，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蓝长裤上的一根皮带
大概是五年级，学校选我，还有另一位六年级的女生，练习朗诵，要给市委会议献辞。那时的献辞不需要化妆，只是身着的衣服有要求：上身白衬衫，下身蓝裤子，当然，少不了系一根皮带。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我借到白衬衫、蓝裤子，可偏借不到皮带。也许出于自尊或虚荣，也许怕给老师添麻烦，一直没有告诉老师。直到献辞前一天，班主任薛老师问起我的准备情况，我才如实交代。薛老师没有一句埋怨和责怪，立即转身，不知从哪儿拿来一根皮带，帮我系上。第二天，我以最漂亮的衣着，最甜美的童声，最标准的少先队队礼，完成了献辞任务，握住市委书记伸过来的大手，真想找到当时摄影师拍下的那张照片，不知道献辞的照片存在哪里，但它永远存放在我的心里，轻柔地抚摸着我的灵魂。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的母校——通师一附小，穷人家的孩子不但没有遭到冷漠、歧视，相反，受到特别的关心和照顾，穷与富在学校里没有高低之分，我从小就尝到了教育公平的甜头。那身白衬衫、蓝裤子的穿着，不仅闪现着那个时代的色彩与特征，也记录了对教育的公道、公平与公正的追求；那根皮带，使我的穿着完整，也使我的灵魂完整、圣洁起来。它使我有了最美好的童年记忆，它把幸福、阳光、温暖和一切美丽永远系在我的心灵深处，永远丰盈着我的灵魂。这是母校给我的“文化基因”。
十年后，也就是1984年，我调省教育厅工作，负责初等教育普及和义务教育普及。我充满热情，不，是充满激情，在严寒九冬，冒着漫天飞舞的大雪几下苏北，去调研，去推动，正是母校的“文化基因”悄悄地然而却是顽强地起着作用：要延续童年的梦想与记忆，把义务教育从个体延续到所有符合规定的儿童少年，延续到整个民族，把教育公平从个体的享受变成所有学生都能享受的现实。
母校给了我“带得走”的东西
母校带给我的正是这种“带得走”的东西：理想、梦想、价值理性，意志、勤奋、好学，以及知识、能力、智慧……
那是一天早晨，我早早来到学校，经过教师宿舍楼，楼下的一间，住的是校长吴志仪老师。门开着，我看到一本本的笔记从地板上叠起，一直叠到书桌边，整整齐齐，每本都闪着光彩。我的第一反应是：校长真有学问。我问老师，校长为什么有这么多本子，她在本子里写了些什么。老师说：这是校长的习惯，每天都要写，记下学校里发生的一切，这叫日记。校长应当是学校最勤奋的人。我天真地想，校长的日记本里有没有记下我的故事?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她会的，她记得我的名字，直到前年，她93岁的时候。
后来，我做了校长，再后来，我到省教育厅工作，我也写些东西。校长那一叠高高的日记本似乎是对我的召唤，是对我的要求。现在，我家里的地板上、书桌上也堆满了书和本子，不是装样子，是因为房子小，书橱里已放不下了。不过，我喜欢这种样子——母校给了我“带得走”的勤奋的品质和读书的好习惯。
大概是一次学校的少先队活动，在大礼堂里举行。不知什么原因，礼堂的主席台上，只有我一个人，校长只站后台边，校长说我是这次活动的主持人。台下的同学看着我，老师也看着我，他们一个个聚精会神，听从我的主持。最后，我请校长讲话，校长赞扬了我们，也赞扬了我。她说：“今天会议的主人是你们，今天会议的主席是成尚荣同学。同学们，要记住，你们是学校的主人，你们也是国家的主人。”如今，我研究教育，大声疾呼，要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要把这一理念变成教育的信念。其实，这种理念，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在我的母校践行，母校早就把舞台的重要位置让给了学生，早就把教育的舞台让给了学生。母校给了我“带得走”的理念，这种理念深植于我的心灵深处，慢慢地，成了教育的信念。
母校组织的活动使我难以忘怀。一年的夏天，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七月初，整个年级要夜行军，凌晨登上南通的狼山，观看日出。傍晚来临，同学们陆陆续续来到学校，在教室里睡觉，等待集合的命令。怎么睡都睡不着，心中的那种激动啊，像是一只又一只兔子撞击你的心房。刚刚眯上眼睛，起床的哨音吹响了，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在操场集合，接下来的一切，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在操场集合。接下来的一切，都由学生自己来组织：点名，提出要求，部署任务，编队出发，在路上开展一个又一个游戏……凌晨，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一会一个样，不断变化，越变越大，越变越美。同学们在小组长的组织下，各自描绘眼前壮丽的景色，抒发对太阳的赞美。后来，我做了教师，也常常组织孩子们的活动。其实，我是学着母校教给我的办法，给孩子以梦一样的期盼，给孩子们自己组织自己活动的机会，这样的活动，才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这样的教育，才是最良好的教育——母校给了我“带得走”的能力。
母校是我人生途中的一口水井
我回忆着在母校的往事，搜寻着母校给我“带得走”的东西。周国平先生说，这样的回忆，往事才是活的，透过活着的往事可以看世界，当然也可以看自己：怀着活着的往事，可以孕育创造力。这样，你的心永远是一颗童心；这样，灵魂就变成了一颗成熟的童心。我一直坚信，童心就是创造力，成熟了的童心才会永远热爱儿童，永远热爱教育，永远创造奇迹。若此，灵魂有了安顿，有了安宁，而且充满活力，在寻找中途和结尾时，才是满怀信心的，从容不迫的，幸福的，快乐的。
文章本该结束了，但总觉得还要回到母校上来：母校给我的是一个美好的灵魂。我想把圣埃克絮佩里创作的童话中小王子说的话，演绎一下：母校，是我人生途中的一口水井，那是爱和幸福的源泉。
人都有一个灵魂。只有把自己的灵魂安顿好，你才会安宁，也才能去想象和创造。否则，灵魂会到处游荡，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当代著名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所说：“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都穿梭在混乱、麻烦、快速运转、嘈杂喧闹的世界中，我被生活的漩涡时而扔到这里，时而甩到那里，试图寻找开端、中途和结尾。”
但是，人的灵魂是怎么获得的?周国平先生作了最简洁、最明确的回答：“通过往事。”“通过往事”也许就是帕慕克所说的：“寻找开端”。
于是，我寻找“开端”。
其实，人生的开端就在童年。但是，人往往淡忘自己的童年，而淡忘的原因在于自己的“成熟”。因此，“成熟”有时是很可怕的。不过，有时“成熟”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童年，给童年以新的解释，这也许是对童年最好的珍藏，最好的呵护，以及最好的开发。从这个意义上说，童年成了灵魂生长的源头。灵魂找到了自己的开端，然后，我们怀揣着童心继续去寻找“中途”和“结尾”。此时，“灵魂无非就是一颗成熟了的童心”——周国平先生对灵魂与童心作了最精妙的诠释。
我的童年既在苦难中度过，又无时不浸润在幸福之中。说其苦难，是因为家庭经济的拮据窘迫，直到九周岁才上小学一年级，而且交不起学费，也交不起书本费；说其幸福，是因为南通师范学校，这所全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的第一附属小学，给了我最灿烂的童年。在苦难与幸福的交织中，我知道，苦难是可以转化为幸福的，幸福是可以征服苦难的。于是，“对我影响深远的”是一所学校，她让我寻找到自己人生的“开端”，也寻找到灵魂生长的源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就享受了免费的义务教育
在记忆中，每学期开学报到、交费是我最“羞愧”、也是最尴尬的时候，因为我家里拿不出那几块钱。我会在交费处的外面转来转去，期盼奇迹发生：多想突然间有了钱，交了费，捧着心爱的课本!这种矛盾的心理不是听有人都能了解，更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可是，母校的老师们却了解我、理解我——一个穷苦家庭儿童的心。奇迹真的发生了，一会儿，总务处的张老师，把我唤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学校研究，你的学杂费免了，你的书本费学校也给你免了。”我已记不清张老师说话时声音的高低与轻重，只记得他的眼神是严肃的，又是温柔的。就这样，最后几年，每学期、每学年如此，我没有出一分钱学杂费，也没有出一分钱的书本费，读完了小学。这就是说，在解放初，我就享受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对我个人来说，我国的义务教育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开始了。直至今天，我都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给我免费的，这笔费用又是从哪里支出的。五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在母校的一次聚餐会上，看到了张老师，他已年届九十。当我提起此事，他只是笑笑，说：“不是我决定的，是学校决定的。”一股暖流漫上心头，我含着热泪给他敬了一杯酒，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蓝长裤上的一根皮带
大概是五年级，学校选我，还有另一位六年级的女生，练习朗诵，要给市委会议献辞。那时的献辞不需要化妆，只是身着的衣服有要求：上身白衬衫，下身蓝裤子，当然，少不了系一根皮带。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我借到白衬衫、蓝裤子，可偏借不到皮带。也许出于自尊或虚荣，也许怕给老师添麻烦，一直没有告诉老师。直到献辞前一天，班主任薛老师问起我的准备情况，我才如实交代。薛老师没有一句埋怨和责怪，立即转身，不知从哪儿拿来一根皮带，帮我系上。第二天，我以最漂亮的衣着，最甜美的童声，最标准的少先队队礼，完成了献辞任务，握住市委书记伸过来的大手，真想找到当时摄影师拍下的那张照片，不知道献辞的照片存在哪里，但它永远存放在我的心里，轻柔地抚摸着我的灵魂。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的母校——通师一附小，穷人家的孩子不但没有遭到冷漠、歧视，相反，受到特别的关心和照顾，穷与富在学校里没有高低之分，我从小就尝到了教育公平的甜头。那身白衬衫、蓝裤子的穿着，不仅闪现着那个时代的色彩与特征，也记录了对教育的公道、公平与公正的追求；那根皮带，使我的穿着完整，也使我的灵魂完整、圣洁起来。它使我有了最美好的童年记忆，它把幸福、阳光、温暖和一切美丽永远系在我的心灵深处，永远丰盈着我的灵魂。这是母校给我的“文化基因”。
十年后，也就是1984年，我调省教育厅工作，负责初等教育普及和义务教育普及。我充满热情，不，是充满激情，在严寒九冬，冒着漫天飞舞的大雪几下苏北，去调研，去推动，正是母校的“文化基因”悄悄地然而却是顽强地起着作用：要延续童年的梦想与记忆，把义务教育从个体延续到所有符合规定的儿童少年，延续到整个民族，把教育公平从个体的享受变成所有学生都能享受的现实。
母校给了我“带得走”的东西
母校带给我的正是这种“带得走”的东西：理想、梦想、价值理性，意志、勤奋、好学，以及知识、能力、智慧……
那是一天早晨，我早早来到学校，经过教师宿舍楼，楼下的一间，住的是校长吴志仪老师。门开着，我看到一本本的笔记从地板上叠起，一直叠到书桌边，整整齐齐，每本都闪着光彩。我的第一反应是：校长真有学问。我问老师，校长为什么有这么多本子，她在本子里写了些什么。老师说：这是校长的习惯，每天都要写，记下学校里发生的一切，这叫日记。校长应当是学校最勤奋的人。我天真地想，校长的日记本里有没有记下我的故事?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她会的，她记得我的名字，直到前年，她93岁的时候。
后来，我做了校长，再后来，我到省教育厅工作，我也写些东西。校长那一叠高高的日记本似乎是对我的召唤，是对我的要求。现在，我家里的地板上、书桌上也堆满了书和本子，不是装样子，是因为房子小，书橱里已放不下了。不过，我喜欢这种样子——母校给了我“带得走”的勤奋的品质和读书的好习惯。
大概是一次学校的少先队活动，在大礼堂里举行。不知什么原因，礼堂的主席台上，只有我一个人，校长只站后台边，校长说我是这次活动的主持人。台下的同学看着我，老师也看着我，他们一个个聚精会神，听从我的主持。最后，我请校长讲话，校长赞扬了我们，也赞扬了我。她说：“今天会议的主人是你们，今天会议的主席是成尚荣同学。同学们，要记住，你们是学校的主人，你们也是国家的主人。”如今，我研究教育，大声疾呼，要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要把这一理念变成教育的信念。其实，这种理念，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在我的母校践行，母校早就把舞台的重要位置让给了学生，早就把教育的舞台让给了学生。母校给了我“带得走”的理念，这种理念深植于我的心灵深处，慢慢地，成了教育的信念。
母校组织的活动使我难以忘怀。一年的夏天，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七月初，整个年级要夜行军，凌晨登上南通的狼山，观看日出。傍晚来临，同学们陆陆续续来到学校，在教室里睡觉，等待集合的命令。怎么睡都睡不着，心中的那种激动啊，像是一只又一只兔子撞击你的心房。刚刚眯上眼睛，起床的哨音吹响了，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在操场集合，接下来的一切，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在操场集合。接下来的一切，都由学生自己来组织：点名，提出要求，部署任务，编队出发，在路上开展一个又一个游戏……凌晨，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一会一个样，不断变化，越变越大，越变越美。同学们在小组长的组织下，各自描绘眼前壮丽的景色，抒发对太阳的赞美。后来，我做了教师，也常常组织孩子们的活动。其实，我是学着母校教给我的办法，给孩子以梦一样的期盼，给孩子们自己组织自己活动的机会，这样的活动，才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这样的教育，才是最良好的教育——母校给了我“带得走”的能力。
母校是我人生途中的一口水井
我回忆着在母校的往事，搜寻着母校给我“带得走”的东西。周国平先生说，这样的回忆，往事才是活的，透过活着的往事可以看世界，当然也可以看自己：怀着活着的往事，可以孕育创造力。这样，你的心永远是一颗童心；这样，灵魂就变成了一颗成熟的童心。我一直坚信，童心就是创造力，成熟了的童心才会永远热爱儿童，永远热爱教育，永远创造奇迹。若此，灵魂有了安顿，有了安宁，而且充满活力，在寻找中途和结尾时，才是满怀信心的，从容不迫的，幸福的，快乐的。
文章本该结束了，但总觉得还要回到母校上来：母校给我的是一个美好的灵魂。我想把圣埃克絮佩里创作的童话中小王子说的话，演绎一下：母校，是我人生途中的一口水井，那是爱和幸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