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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以自然风光取胜，其“奇峰三千、秀水八百”是国内外游客来张家界旅游的主要看点，但长期以来作为旅游另外半壁江山的文化旅游在张家界却一再遭到遗忘，面向旅游市场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和集中展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开发。这样一来，“白天看山头，晚上抱枕头”就成了张家界旅游现状的真实写照。为有效扭转这种局面，进一步丰富张家界的旅游内涵、优化张家界的旅游结构，自2000年以来，一部分本土人文知识分子受邀参与了张家界文化旅游产品的创意和开发。由著名文化学者张建永教授总策划，地处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的大型旅游演艺项目《魅力湘西》无疑是这种语境中的产物。经过十余年来的优化，《魅力湘西》日臻成熟与完美，目前已成为国内旅游演艺产品中的标杆与典范，得到了旅游市场和文化艺术界的充分肯定。《魅力湘西》从诞生开始，就孜孜不倦、自始至终以挖掘湘西文化、保护湘西文化、展示湘西文化、传播湘西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但在《魅力湘西》中如何有效地阐释湘西文化、理解湘西文化，向游客传播和展示湘西文化，是迎合他者对湘西的想象还是展示自我的主位理解？《魅力湘西》的主创人员对旅游文化景观生产中的这种冲突与矛盾进行了认真的思考，通过《魅力湘西》中的具体节目形态和内涵阐释作出了自己的独立判断和选择。
一、他者想象：《魅力湘西》创作的现实语境
作为文化旅游演艺产品，《魅力湘西》必须面对和研究它的受众——游客。失去了游客，《魅力湘西》也就失去了作为旅游演艺产品的存在基础。游客之于湘西，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它是作为一个他者的身份而存在。“‘他者’（the other）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一个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 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 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① 在文化旅游演艺产品的语境中，他者显然不是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思考的，不指向一个个具体的人类个体，重要的是将这种哲学人类学思维方式移用于文化间的文化身份的判定。如果可以把湘西作为一种文化整体来理解的话，那么湘西的本土居民，即为这种文化的自我，所有的外来者包括游客即为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旅游的动力来源于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既熟悉又陌生的张力。如果某一地完全鲜为人知，自然此地不可能成为旅游目的地；如果某一地对于人们来说是熟视无睹了，自然它也不可能成为旅游目的地。基于此，每一个来湘西旅游的他者，都是对湘西有所了解但又不完全了解的游客，他们对于湘西有着自己先在的一种理解与想象。
历史地看，塑造当下游客等文化他者对湘西的理解与想象主要有三种话语。其一，是地缘政治话语，主要依据湘西的地理特征和空间区位从政治与战略的高度来定位湘西，由此而形成了湘西在国家政治版图中的价值与地位。自战国以后，湘西境域就有相应的行政建制，但无论是战国时归属的楚黔中郡、西汉时期归属的武陵郡，还是元明时期归属的各种司、道等行政建制，在国家的地缘政治话语中，湘西都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常用“边城”、“边地”来表征，是落后和欠发展的代名词。 其二，是文艺表意话语，主要是指表达个体对湘西独特理解的各种文化艺术实践话语。先秦的神话中就有对当今文化意义上的湘西的描述，此后的各种诗词小说艺术对湘西的书写更是俯拾皆是，到沈从文达到了顶峰。当代以来，影视艺术迅猛发展，《乌龙山剿匪记》、《湘西风云》、《血色湘西》、《湘西往事》等影视剧作品向人们传达了对湘西的独特的诠释，经过历史的积淀，在文艺表意实践领域中湘西已经被凝固成“蛮”、“ 匪”、“世外桃源”三个套话抑或刻板印象②。其三，是旅游营销话语，这是配合湘西包括张家界在内的旅游经济开发而制作的各种表述湘西的话语。这种旅游营销话语是一种宣传和鼓动性话语，目的在于将湘西作为旅游消费对象推介给游客，使他们产生消费湘西旅游资源的冲动。因此这种面向游客或者潜在游客的话语尤为注重在比较的视野下表述湘西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和神秘性。诚然，他者对湘西的想象，影响因素尤为复杂，但上述三种话语占主导地位，它们合力塑造了他者对湘西的非体验性的理解与想象。在他者的想象中，湘西以蛮荒的边缘、楚巫的阴柔、非理性的浪漫、彪悍的匪气、封闭的原生态等特质而呈现。
从旅游心理学来看，游客的旅游行为带有极强的求证性和体验性，文化旅游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作为他者的游客要将自己对旅游目的地的想象，诸如湘西，在具体的旅游实践中用自己的亲历性和接近性来验证或者改写。因此，在旅游的过程中，游客沉浸在东道主的“异文化”中，品当地美食、住当地民居、着当地服装、说当地方言、唱当地民歌、与当地人交流，在东道主的“他者”世界中，尽情享受异地风光与异域风情。但在这一过程中，游客是带着自己对湘西的先在的理解和想象来求证的，而且，这种先在的理解与想象带有极强的投射性和规约性。英国旅游社会家厄里将之称为“旅游凝视”，这种“凝视表达出游客欣赏旅游目的地的方式，包括浪漫的、集体的、观望的、环境的和人类学的，等等”③。作为他者的游客由上述三种话语塑造的对湘西的理解与想象成为凝视湘西这一行为的具体尺度和视域，它对湘西丰富的文化资源进行着筛选。到湘西来进行文化旅游，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游客要看他们想看到的。基于此，在文化旅游中，各种文化资源经过创意展现出来的旅游景观在一定程度上说，要迎合游客的凝视需要，要将游客想看的文化要素呈现出来。由此而言，“‘游客凝视’是一种软暴力， 对被凝视对象譬如旅游景观施加了文化迫力， 使之符合自身的要求。”④他者对湘西的想象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游客走进湘西前对湘西文化的“前理解”，是《魅力湘西》创作必须面对的现实语境。摆在主创人员面前的是，《魅力湘西》的创作是一味地迎合游客的凝视要求，还是将湘西人对自我的独特理解展现给游客。自然，这是主创人员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凝视与反凝视：《魅力湘西》创作的艺术策略
文化，按照英国文化社会学家汤姆林森的说法，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表征。文化具有多样性缘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而且“在‘民主的人类学的’意义上，文化就是普普通通的，它描述了‘生活的全部方式’：它不是特权阶层的独有财产，而是包括了日常实践的所有方式”⑤。由此而言，文化旅游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体验异族或者异域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历史地看，作为他者的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的体验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深度接触的方式实现客位与主位的转换，即像本地人那样去生活来体验异族或者异域文化。另一种是以旅游观光的浅接触的形式去印象式地感受他者文化。《魅力湘西》无疑是为了满足后者的需要而创作的。作为旅游演艺产品，《魅力湘西》以舞台演出的形式来展示湘西文化，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将湘西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经过创意的处理来实现舞台化与景观化。正是在此意义上，《魅力湘西》实现了从生活方式向旅游创意产品的转化。面对他者的凝视，《魅力湘西》的主创人员在三个不同层面上以不同的策略进行了自己的回应。 其一，在文化符号层面上，《魅力湘西》顺应游客等文化他者的凝视，对其需求进行有效的供给，进一步强化与印证他者对湘西的符号想象。在游客的先在的理解中，他们想体验的湘西是一种前现代的存在。基于此，《魅力湘西》作为一种文化景观的创作与生产，其使用的文化符号必须是与湘西人前现代生活方式相关联的文化符号。与湘西人前现代生活方式无关的文化符号，其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即便再高，也不能将其纳入。在文化符号使用的维度上，反对文化符号的“混杂化”与保持湘西生活方式的真实性与纯粹性便成为了《魅力湘西》主创人员进行文化创意与舞台景观生产的基本前提和自觉追求。正是在这一点上，《魅力湘西》将自己与国内外其他的旅游演艺区别开来。为了达到这种目的，《魅力湘西》主创人员通过两种基本方式来选用其景观生产的符号：一是通过田野作业的方式，从湘西地区受现代性影响甚少目前还相对封闭的村寨去集采湘西人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符号。为此，主创人员常年扎根大湘西地区的原始村寨对湘西区域内的民族、民间、民俗文化符号进行搜集与整理；二是从历史典籍与地方文献中查找和复原湘西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符号。主创人员中张建永是文化学者，王原平是民族音乐作曲家，以他们为核心还聚集了一批从事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研究的专家。他们对文献中存在的各种具有湘西独特性的文化进行了深度挖掘，并通过现代的各种技术手段使其符号化。因此，在《魅力湘西》的舞台上，最具有湘西性的文化符号得到了集中的展示和呈现。这无论是与湘西地区宗教祭祀与族群起源有关的傩面具、八脚铜铃、 司刀、牛角号、稻草衣，还是与湘西人生产生活有关系的篝火、苗鼓、苗歌、银饰与民族服装，以及与湘西人表情达意的独特性有关的马桑树、哭嫁歌、边边场等等，都是按照他者的想象来筛选与供给的。
其二，在文化仪式层面上，《魅力湘西》与游客的凝视进行对话与协商，对部分经典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仪式作出新的理解，以调整游客对湘西文化的先在想象。整部《魅力湘西》由“序·火鼓、浪漫湘西、神秘湘西、快乐湘西、激情湘西、尾声”六部分构成。表征符号无论是视觉的还是听觉的，象形的还是会意的，直白的还是隐喻的，都是从湘西人的生活方式中提取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湘西性”。文化符号是建构文化仪式的基础，在每一个文化仪式中都隐含着湘西人对自然、人生与世界的独特的理解。诸如快乐湘西篇章中的《悲喜哭嫁歌》，就一般的理解而言，哭嫁歌是表达女性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文化强权的反抗，是对古典社会中人类婚姻不自由的一种控诉。但《魅力湘西》对湘西文化中的哭嫁仪式做了一种全新的阐释，将其置于快乐湘西的篇章中，显然认为这是湘西土家族人用“悲”的方式来表达“喜”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⑥，湘西土家族的哭嫁歌无疑是这种逆向修辞的很好注脚。在《魅力湘西》中，哭嫁仪式上新娘哭诉的歌词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表达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兄弟姐妹的怀抱之情的铭记与惦念。《魅力湘西》将湘西的哭嫁仪式塑造成人类最有文化的“哭声”，并通过哭嫁的仪式完成了湘西人的感恩教育。此外，还有对“赶尸”的诠释， “赶尸”在传统的理解中与“放蛊”、“落洞”被视为湘西三大神秘文化现象，与阴森、恐怖关联在一起。但在《魅力湘西》中，赶尸不仅仅是一种湘西独特的民俗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仪式，这种文化仪式背后隐含着湘西人对生命、灵魂与肉体的独特的理解，那就是生命可以献给国家，身体必须交还父母。在此，《魅力湘西》完成了“赶尸”从现象层面到文化仪式层面的转换，给人对赶尸以不同的理解，敞开了赶尸的另外一个意义维度。在利用湘西的文化符号建构湘西的文化仪式以及理解上，《魅力湘西》显然不是完全按照游客的旅游凝视来进行的，而是表达了湘西人对各种文化符号、仪式和生活方式的理解，并以此来影响与调整他者对湘西的想象。
其三，在文化价值层面上，《魅力湘西》对游客进行反向凝视，通过补充湘西文化的新的内涵与价值观念，重塑和改写了湘西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形象。在他者的想象中，湘西一直以一种非理性、阴柔以及原始的浪漫的文化形象而存在。《魅力湘西》总策划张建永认为：“凡是存活到当代的少数民族，无一不是战胜千难万险走过来的，他们身上不仅具有被模式化的浪漫快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身上还有被忽略掉但是十分重要的阳刚之美。”⑦正是基于此，《魅力湘西》首先就是通过大量的湘西文化符号和湘西文化仪式来表达湘西文化中的男性气质与男性魅力。在《序·火鼓》中，火与鼓作为两种核心视觉意象，冲击着我们每一个人固有的视觉体验。在雄壮的用苗语演唱的歌声中，冲天之火与喧闹之鼓喷涌而出，湘西人围火而鼓，踏歌而舞。大火的热烈与鼓点的急切与湘西人的刚强、热烈与坚毅在宏大的视觉景观中一同呈现了出来。《狂野茅古斯》以极简的方式将生活在湘西境域的土家人在祭祀祖先、庆祝丰收的原始舞蹈在舞台上进行了展现，将湘西人的狂野精神与原始的生命力与赤裸裸的雄性生殖崇拜进行了酣畅淋漓的表达，极大地改变了游客对湘西文化女性特质的想象；其次，在浪漫湘西的演绎中，也决不是对湘西的异域情调的展示，而是主要着力于湘西男女之间的爱情上，聚焦于湘西文化对待爱情的文化观念与价值立场。作为游客的现代人来审视湘西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多想去了解湘西文化对人的禁锢和限制性因素。但是在湘西这个境域，主要是楚巫文化价值观念影响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选择，而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影响却不够深远。因此，湘西文化价值中的浪漫主要是一种基于自由的浪漫，在《千古边城翠》、《追爱相思楼》、《柔情马桑树》、《情浓边边场》、《情定女儿会》等节目中，通过舞台呈现，向游客传达了湘西人对于爱情的基本观念，即爱情应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爱情之外的诸如金钱或者地位的门当户对上。《魅力湘西》对湘西爱情的演绎丰富了他者对湘西文化价值观念的理解，同时在文化维度上也对当下爱情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再次，《魅力湘西》在文化价值层面上突破了他者对湘西少数民族有关家国大爱与故土情怀的理解。在一般的理解中，他者将湘西想象为自私、狭隘、蛮横、贪婪，好斗的形象，但在《魅力湘西》激情湘西篇章中的《英魂归故乡》里，主创人员将赶尸与清朝末年湘西人罗荣光将军率领湘西子弟奋力抗击八国联军，血染天津大沽炮台的历史结合起来，实现了赶尸的民俗文化叙事向民族国家叙事的转变以及湘西人家国大爱与故乡情怀的展示。在舞台上，白发母亲与在抗击外敌中死去的儿子在家门前相拥，以及母亲对儿子未驱逐鞑虏却以死还乡的责骂与捶打，展示出湘西普通母亲对家国大爱的理解，呈现出湘西文化对民族与国家的责任与担当。在巫师赶尸还乡的过程中，这些为保家卫国而客死他乡湘西将士无不让人肃然起敬和悄然动容。总之，《魅力湘西》在文化价值层面上通过具体的节目向人表达了湘西文化中此前被误读和遮蔽的阳刚、自由、宽容与责任等文化价值观念，极大地冲击和改变了游客对于湘西文化的固有理解和偏见。三、自我建构：《魅力湘西》创作的文化诉求 《魅力湘西》是在文化旅游或者民族旅游勃然兴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它寓含着他者对湘西的理解与想象，同时也表达着湘西本地人对自我的理解与建构。有学者认为：“民族旅游推动着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而且为族群文化的复制、再造和再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场景和舞台”⑧，这个判断无疑契合《魅力湘西》创作的内在动力和现实语境。面对他者，作为文化持有者的本地人曾经有一种处理本地文化的态度与路径：那就是，为了经济利益一味地去迎合他者的凝视，将自身打造成他者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于是，在旅游创意与旅游景观开发或者旅游演艺作品的创作上，按照他者的想象来组织民族文化符号和民族文化仪式，来表达民族价值观念。即便有些文化符号并不是本地区或者本民族的，但出于吸引游客的需要，于是也被纳入进来，这就造成了旅游创意和景观生产中文化符号的奇观化和混杂化，进而导致了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混乱与错位。
显然，上述路径不是《魅力湘西》的选择。“游客对当地人的观赏一方面使得当地居民想脱离这种在别人观察下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得保留一定的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以吸引游客”⑨，这或许就是《魅力湘西》创作的矛盾心态。《魅力湘西》的创作尊重他者对湘西的想象，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主创人员想通过反向凝视的方式，将《魅力湘西》作为一种自我建构的重要舞台。基于此，《魅力湘西》的主创人员在接受他人的凝视的同时，但更多的是一种投射式的自我表达与自我建构，而且有一种极强的改变与调整他者对湘西想象的冲动。对于湘西的想象，“匪”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固有理解，但湘西本地人却从未如此去理解自我。因此，站在主位的立场，《魅力湘西》就突破了他者对湘西的“匪”的想象，超越了当前影视文化对湘西文化“匪性”的建构。在《魅力湘西》中就没有一个投合游客凝视需要的“土匪”符号与“土匪”形象。《魅力湘西》也正是通过自己的创意实践，来建构自我对湘西的理解与表达，并以此来影响湘西人与文化他者对湘西的理解与认同。
客观而言，基于自我对本地或者本族文化的理解与认知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建构，绝不可能不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回归与复原。因为，从历史的维度来考察，湘西文化本身也是不断处于变化与发展之中。正是由于与文化他者的对话与交流，才使湘西文化有了不断推陈出新的可能。基于此，《魅力湘西》的主创团队显然不是把湘西的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纯粹的、静止的、绝对化或者标本化的文本与经验来把握，而是根据当今世界文化流动性不断增强的现实语境与基本特点，给予文化形象与文化身份以多重、复合、相对、灵活的认知与把握。湘西文化的当下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就曾经经受过他者的凝视与规约。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异域佛教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渗透进湘西的楚巫文化肌体中，改变了湘西文化的存在形态与价值观念，塑造与更新了湘西本地人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价值观念。即便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中，来自地球各个地方的游客带着他们的想象与理解来湘西旅游观光，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也会潜在地影响湘西本地人对湘西文化的自我建构与表达。显然，《魅力湘西》中的湘西文化的自我建构与自我表达不是脱离他者而进行的。他者是一面镜子，映照和完善着自我，使自我更为清晰与明确。正是因为有了他者，自我建构才成为可能，才有了相应的动力源泉。在我们看来，自我建构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文化诉求的自觉，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仅仅按照他者对我们的想象来理解自我。而更应该按照自我的理解来理解自我，甚至用自我的建构去影响他者对自我的想象。这无疑是《魅力湘西》主创人员通过自己的创意实践透露出来的一种文化立场。
《魅力湘西》是湘西本地人为适应他者对异文化的想象与需求，以差异性为基础创造的既作为地域性文化表征又供给旅游大众消费的旅游文化景观，是“自我”与“他者”在互动中主动建构的地方性文化和大众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创意产品。《魅力湘西》在本地人和游客的共谋中成为湘西文化艺术景观的再生产。在《魅力湘西》的表演中，穿民族服饰成为节目演出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以歌传情也成了湘西人追求爱情的主要方式。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湘西民族服饰有些已经走出绝大部分湘西人的日常生活，追求爱情也不再是简单的以歌传情了。但正是这种游客的他者凝视使这些文化符号与文化元素重新进入了《魅力湘西》等旅游演艺作品中，客观上激活了湘西人自我表达的冲动与欲望，强化了湘西人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而实现了文化自我理解的自觉。
注释：①张剑：《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②刘晗、龚芳敏：《历史经验的总结与现实困境的反思》，《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3期。③Urry J.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1990. 1.④赵红梅、李庆雷：《旅游情境下的景观“制造”与地方认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第3期。⑤[英]汤姆林森著，郭英剑译：《文化与全球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⑥[清]王夫之，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⑦刘永涛、潘海涛、丁兰琼：《“<追爱>之父”张建永：把湘西原生态节目搬上春晚》，http：//news.xhby.net/system/2012/03/05/012858176.shtml。⑧杨慧：《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3年第1期。⑨孙九霞、陈浩：《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地理研究》2012年第4期。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身份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0A102）、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族文化资源向旅游演艺产品转化研究”（项目编号：2010ZDB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责任编辑
孙
婵
一、他者想象：《魅力湘西》创作的现实语境
作为文化旅游演艺产品，《魅力湘西》必须面对和研究它的受众——游客。失去了游客，《魅力湘西》也就失去了作为旅游演艺产品的存在基础。游客之于湘西，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它是作为一个他者的身份而存在。“‘他者’（the other）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一个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 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 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① 在文化旅游演艺产品的语境中，他者显然不是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思考的，不指向一个个具体的人类个体，重要的是将这种哲学人类学思维方式移用于文化间的文化身份的判定。如果可以把湘西作为一种文化整体来理解的话，那么湘西的本土居民，即为这种文化的自我，所有的外来者包括游客即为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旅游的动力来源于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既熟悉又陌生的张力。如果某一地完全鲜为人知，自然此地不可能成为旅游目的地；如果某一地对于人们来说是熟视无睹了，自然它也不可能成为旅游目的地。基于此，每一个来湘西旅游的他者，都是对湘西有所了解但又不完全了解的游客，他们对于湘西有着自己先在的一种理解与想象。
历史地看，塑造当下游客等文化他者对湘西的理解与想象主要有三种话语。其一，是地缘政治话语，主要依据湘西的地理特征和空间区位从政治与战略的高度来定位湘西，由此而形成了湘西在国家政治版图中的价值与地位。自战国以后，湘西境域就有相应的行政建制，但无论是战国时归属的楚黔中郡、西汉时期归属的武陵郡，还是元明时期归属的各种司、道等行政建制，在国家的地缘政治话语中，湘西都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常用“边城”、“边地”来表征，是落后和欠发展的代名词。 其二，是文艺表意话语，主要是指表达个体对湘西独特理解的各种文化艺术实践话语。先秦的神话中就有对当今文化意义上的湘西的描述，此后的各种诗词小说艺术对湘西的书写更是俯拾皆是，到沈从文达到了顶峰。当代以来，影视艺术迅猛发展，《乌龙山剿匪记》、《湘西风云》、《血色湘西》、《湘西往事》等影视剧作品向人们传达了对湘西的独特的诠释，经过历史的积淀，在文艺表意实践领域中湘西已经被凝固成“蛮”、“ 匪”、“世外桃源”三个套话抑或刻板印象②。其三，是旅游营销话语，这是配合湘西包括张家界在内的旅游经济开发而制作的各种表述湘西的话语。这种旅游营销话语是一种宣传和鼓动性话语，目的在于将湘西作为旅游消费对象推介给游客，使他们产生消费湘西旅游资源的冲动。因此这种面向游客或者潜在游客的话语尤为注重在比较的视野下表述湘西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和神秘性。诚然，他者对湘西的想象，影响因素尤为复杂，但上述三种话语占主导地位，它们合力塑造了他者对湘西的非体验性的理解与想象。在他者的想象中，湘西以蛮荒的边缘、楚巫的阴柔、非理性的浪漫、彪悍的匪气、封闭的原生态等特质而呈现。
从旅游心理学来看，游客的旅游行为带有极强的求证性和体验性，文化旅游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作为他者的游客要将自己对旅游目的地的想象，诸如湘西，在具体的旅游实践中用自己的亲历性和接近性来验证或者改写。因此，在旅游的过程中，游客沉浸在东道主的“异文化”中，品当地美食、住当地民居、着当地服装、说当地方言、唱当地民歌、与当地人交流，在东道主的“他者”世界中，尽情享受异地风光与异域风情。但在这一过程中，游客是带着自己对湘西的先在的理解和想象来求证的，而且，这种先在的理解与想象带有极强的投射性和规约性。英国旅游社会家厄里将之称为“旅游凝视”，这种“凝视表达出游客欣赏旅游目的地的方式，包括浪漫的、集体的、观望的、环境的和人类学的，等等”③。作为他者的游客由上述三种话语塑造的对湘西的理解与想象成为凝视湘西这一行为的具体尺度和视域，它对湘西丰富的文化资源进行着筛选。到湘西来进行文化旅游，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游客要看他们想看到的。基于此，在文化旅游中，各种文化资源经过创意展现出来的旅游景观在一定程度上说，要迎合游客的凝视需要，要将游客想看的文化要素呈现出来。由此而言，“‘游客凝视’是一种软暴力， 对被凝视对象譬如旅游景观施加了文化迫力， 使之符合自身的要求。”④他者对湘西的想象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游客走进湘西前对湘西文化的“前理解”，是《魅力湘西》创作必须面对的现实语境。摆在主创人员面前的是，《魅力湘西》的创作是一味地迎合游客的凝视要求，还是将湘西人对自我的独特理解展现给游客。自然，这是主创人员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凝视与反凝视：《魅力湘西》创作的艺术策略
文化，按照英国文化社会学家汤姆林森的说法，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表征。文化具有多样性缘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而且“在‘民主的人类学的’意义上，文化就是普普通通的，它描述了‘生活的全部方式’：它不是特权阶层的独有财产，而是包括了日常实践的所有方式”⑤。由此而言，文化旅游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体验异族或者异域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历史地看，作为他者的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的体验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深度接触的方式实现客位与主位的转换，即像本地人那样去生活来体验异族或者异域文化。另一种是以旅游观光的浅接触的形式去印象式地感受他者文化。《魅力湘西》无疑是为了满足后者的需要而创作的。作为旅游演艺产品，《魅力湘西》以舞台演出的形式来展示湘西文化，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将湘西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经过创意的处理来实现舞台化与景观化。正是在此意义上，《魅力湘西》实现了从生活方式向旅游创意产品的转化。面对他者的凝视，《魅力湘西》的主创人员在三个不同层面上以不同的策略进行了自己的回应。 其一，在文化符号层面上，《魅力湘西》顺应游客等文化他者的凝视，对其需求进行有效的供给，进一步强化与印证他者对湘西的符号想象。在游客的先在的理解中，他们想体验的湘西是一种前现代的存在。基于此，《魅力湘西》作为一种文化景观的创作与生产，其使用的文化符号必须是与湘西人前现代生活方式相关联的文化符号。与湘西人前现代生活方式无关的文化符号，其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即便再高，也不能将其纳入。在文化符号使用的维度上，反对文化符号的“混杂化”与保持湘西生活方式的真实性与纯粹性便成为了《魅力湘西》主创人员进行文化创意与舞台景观生产的基本前提和自觉追求。正是在这一点上，《魅力湘西》将自己与国内外其他的旅游演艺区别开来。为了达到这种目的，《魅力湘西》主创人员通过两种基本方式来选用其景观生产的符号：一是通过田野作业的方式，从湘西地区受现代性影响甚少目前还相对封闭的村寨去集采湘西人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符号。为此，主创人员常年扎根大湘西地区的原始村寨对湘西区域内的民族、民间、民俗文化符号进行搜集与整理；二是从历史典籍与地方文献中查找和复原湘西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符号。主创人员中张建永是文化学者，王原平是民族音乐作曲家，以他们为核心还聚集了一批从事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研究的专家。他们对文献中存在的各种具有湘西独特性的文化进行了深度挖掘，并通过现代的各种技术手段使其符号化。因此，在《魅力湘西》的舞台上，最具有湘西性的文化符号得到了集中的展示和呈现。这无论是与湘西地区宗教祭祀与族群起源有关的傩面具、八脚铜铃、 司刀、牛角号、稻草衣，还是与湘西人生产生活有关系的篝火、苗鼓、苗歌、银饰与民族服装，以及与湘西人表情达意的独特性有关的马桑树、哭嫁歌、边边场等等，都是按照他者的想象来筛选与供给的。
其二，在文化仪式层面上，《魅力湘西》与游客的凝视进行对话与协商，对部分经典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仪式作出新的理解，以调整游客对湘西文化的先在想象。整部《魅力湘西》由“序·火鼓、浪漫湘西、神秘湘西、快乐湘西、激情湘西、尾声”六部分构成。表征符号无论是视觉的还是听觉的，象形的还是会意的，直白的还是隐喻的，都是从湘西人的生活方式中提取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湘西性”。文化符号是建构文化仪式的基础，在每一个文化仪式中都隐含着湘西人对自然、人生与世界的独特的理解。诸如快乐湘西篇章中的《悲喜哭嫁歌》，就一般的理解而言，哭嫁歌是表达女性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文化强权的反抗，是对古典社会中人类婚姻不自由的一种控诉。但《魅力湘西》对湘西文化中的哭嫁仪式做了一种全新的阐释，将其置于快乐湘西的篇章中，显然认为这是湘西土家族人用“悲”的方式来表达“喜”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⑥，湘西土家族的哭嫁歌无疑是这种逆向修辞的很好注脚。在《魅力湘西》中，哭嫁仪式上新娘哭诉的歌词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表达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兄弟姐妹的怀抱之情的铭记与惦念。《魅力湘西》将湘西的哭嫁仪式塑造成人类最有文化的“哭声”，并通过哭嫁的仪式完成了湘西人的感恩教育。此外，还有对“赶尸”的诠释， “赶尸”在传统的理解中与“放蛊”、“落洞”被视为湘西三大神秘文化现象，与阴森、恐怖关联在一起。但在《魅力湘西》中，赶尸不仅仅是一种湘西独特的民俗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仪式，这种文化仪式背后隐含着湘西人对生命、灵魂与肉体的独特的理解，那就是生命可以献给国家，身体必须交还父母。在此，《魅力湘西》完成了“赶尸”从现象层面到文化仪式层面的转换，给人对赶尸以不同的理解，敞开了赶尸的另外一个意义维度。在利用湘西的文化符号建构湘西的文化仪式以及理解上，《魅力湘西》显然不是完全按照游客的旅游凝视来进行的，而是表达了湘西人对各种文化符号、仪式和生活方式的理解，并以此来影响与调整他者对湘西的想象。
其三，在文化价值层面上，《魅力湘西》对游客进行反向凝视，通过补充湘西文化的新的内涵与价值观念，重塑和改写了湘西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形象。在他者的想象中，湘西一直以一种非理性、阴柔以及原始的浪漫的文化形象而存在。《魅力湘西》总策划张建永认为：“凡是存活到当代的少数民族，无一不是战胜千难万险走过来的，他们身上不仅具有被模式化的浪漫快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身上还有被忽略掉但是十分重要的阳刚之美。”⑦正是基于此，《魅力湘西》首先就是通过大量的湘西文化符号和湘西文化仪式来表达湘西文化中的男性气质与男性魅力。在《序·火鼓》中，火与鼓作为两种核心视觉意象，冲击着我们每一个人固有的视觉体验。在雄壮的用苗语演唱的歌声中，冲天之火与喧闹之鼓喷涌而出，湘西人围火而鼓，踏歌而舞。大火的热烈与鼓点的急切与湘西人的刚强、热烈与坚毅在宏大的视觉景观中一同呈现了出来。《狂野茅古斯》以极简的方式将生活在湘西境域的土家人在祭祀祖先、庆祝丰收的原始舞蹈在舞台上进行了展现，将湘西人的狂野精神与原始的生命力与赤裸裸的雄性生殖崇拜进行了酣畅淋漓的表达，极大地改变了游客对湘西文化女性特质的想象；其次，在浪漫湘西的演绎中，也决不是对湘西的异域情调的展示，而是主要着力于湘西男女之间的爱情上，聚焦于湘西文化对待爱情的文化观念与价值立场。作为游客的现代人来审视湘西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多想去了解湘西文化对人的禁锢和限制性因素。但是在湘西这个境域，主要是楚巫文化价值观念影响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选择，而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影响却不够深远。因此，湘西文化价值中的浪漫主要是一种基于自由的浪漫，在《千古边城翠》、《追爱相思楼》、《柔情马桑树》、《情浓边边场》、《情定女儿会》等节目中，通过舞台呈现，向游客传达了湘西人对于爱情的基本观念，即爱情应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爱情之外的诸如金钱或者地位的门当户对上。《魅力湘西》对湘西爱情的演绎丰富了他者对湘西文化价值观念的理解，同时在文化维度上也对当下爱情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再次，《魅力湘西》在文化价值层面上突破了他者对湘西少数民族有关家国大爱与故土情怀的理解。在一般的理解中，他者将湘西想象为自私、狭隘、蛮横、贪婪，好斗的形象，但在《魅力湘西》激情湘西篇章中的《英魂归故乡》里，主创人员将赶尸与清朝末年湘西人罗荣光将军率领湘西子弟奋力抗击八国联军，血染天津大沽炮台的历史结合起来，实现了赶尸的民俗文化叙事向民族国家叙事的转变以及湘西人家国大爱与故乡情怀的展示。在舞台上，白发母亲与在抗击外敌中死去的儿子在家门前相拥，以及母亲对儿子未驱逐鞑虏却以死还乡的责骂与捶打，展示出湘西普通母亲对家国大爱的理解，呈现出湘西文化对民族与国家的责任与担当。在巫师赶尸还乡的过程中，这些为保家卫国而客死他乡湘西将士无不让人肃然起敬和悄然动容。总之，《魅力湘西》在文化价值层面上通过具体的节目向人表达了湘西文化中此前被误读和遮蔽的阳刚、自由、宽容与责任等文化价值观念，极大地冲击和改变了游客对于湘西文化的固有理解和偏见。三、自我建构：《魅力湘西》创作的文化诉求 《魅力湘西》是在文化旅游或者民族旅游勃然兴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它寓含着他者对湘西的理解与想象，同时也表达着湘西本地人对自我的理解与建构。有学者认为：“民族旅游推动着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而且为族群文化的复制、再造和再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场景和舞台”⑧，这个判断无疑契合《魅力湘西》创作的内在动力和现实语境。面对他者，作为文化持有者的本地人曾经有一种处理本地文化的态度与路径：那就是，为了经济利益一味地去迎合他者的凝视，将自身打造成他者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于是，在旅游创意与旅游景观开发或者旅游演艺作品的创作上，按照他者的想象来组织民族文化符号和民族文化仪式，来表达民族价值观念。即便有些文化符号并不是本地区或者本民族的，但出于吸引游客的需要，于是也被纳入进来，这就造成了旅游创意和景观生产中文化符号的奇观化和混杂化，进而导致了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混乱与错位。
显然，上述路径不是《魅力湘西》的选择。“游客对当地人的观赏一方面使得当地居民想脱离这种在别人观察下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得保留一定的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以吸引游客”⑨，这或许就是《魅力湘西》创作的矛盾心态。《魅力湘西》的创作尊重他者对湘西的想象，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主创人员想通过反向凝视的方式，将《魅力湘西》作为一种自我建构的重要舞台。基于此，《魅力湘西》的主创人员在接受他人的凝视的同时，但更多的是一种投射式的自我表达与自我建构，而且有一种极强的改变与调整他者对湘西想象的冲动。对于湘西的想象，“匪”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固有理解，但湘西本地人却从未如此去理解自我。因此，站在主位的立场，《魅力湘西》就突破了他者对湘西的“匪”的想象，超越了当前影视文化对湘西文化“匪性”的建构。在《魅力湘西》中就没有一个投合游客凝视需要的“土匪”符号与“土匪”形象。《魅力湘西》也正是通过自己的创意实践，来建构自我对湘西的理解与表达，并以此来影响湘西人与文化他者对湘西的理解与认同。
客观而言，基于自我对本地或者本族文化的理解与认知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建构，绝不可能不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回归与复原。因为，从历史的维度来考察，湘西文化本身也是不断处于变化与发展之中。正是由于与文化他者的对话与交流，才使湘西文化有了不断推陈出新的可能。基于此，《魅力湘西》的主创团队显然不是把湘西的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纯粹的、静止的、绝对化或者标本化的文本与经验来把握，而是根据当今世界文化流动性不断增强的现实语境与基本特点，给予文化形象与文化身份以多重、复合、相对、灵活的认知与把握。湘西文化的当下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就曾经经受过他者的凝视与规约。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异域佛教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渗透进湘西的楚巫文化肌体中，改变了湘西文化的存在形态与价值观念，塑造与更新了湘西本地人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价值观念。即便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中，来自地球各个地方的游客带着他们的想象与理解来湘西旅游观光，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也会潜在地影响湘西本地人对湘西文化的自我建构与表达。显然，《魅力湘西》中的湘西文化的自我建构与自我表达不是脱离他者而进行的。他者是一面镜子，映照和完善着自我，使自我更为清晰与明确。正是因为有了他者，自我建构才成为可能，才有了相应的动力源泉。在我们看来，自我建构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文化诉求的自觉，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仅仅按照他者对我们的想象来理解自我。而更应该按照自我的理解来理解自我，甚至用自我的建构去影响他者对自我的想象。这无疑是《魅力湘西》主创人员通过自己的创意实践透露出来的一种文化立场。
《魅力湘西》是湘西本地人为适应他者对异文化的想象与需求，以差异性为基础创造的既作为地域性文化表征又供给旅游大众消费的旅游文化景观，是“自我”与“他者”在互动中主动建构的地方性文化和大众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创意产品。《魅力湘西》在本地人和游客的共谋中成为湘西文化艺术景观的再生产。在《魅力湘西》的表演中，穿民族服饰成为节目演出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以歌传情也成了湘西人追求爱情的主要方式。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湘西民族服饰有些已经走出绝大部分湘西人的日常生活，追求爱情也不再是简单的以歌传情了。但正是这种游客的他者凝视使这些文化符号与文化元素重新进入了《魅力湘西》等旅游演艺作品中，客观上激活了湘西人自我表达的冲动与欲望，强化了湘西人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而实现了文化自我理解的自觉。
注释：①张剑：《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②刘晗、龚芳敏：《历史经验的总结与现实困境的反思》，《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3期。③Urry J.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1990. 1.④赵红梅、李庆雷：《旅游情境下的景观“制造”与地方认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第3期。⑤[英]汤姆林森著，郭英剑译：《文化与全球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⑥[清]王夫之，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⑦刘永涛、潘海涛、丁兰琼：《“<追爱>之父”张建永：把湘西原生态节目搬上春晚》，http：//news.xhby.net/system/2012/03/05/012858176.shtml。⑧杨慧：《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3年第1期。⑨孙九霞、陈浩：《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地理研究》2012年第4期。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身份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0A102）、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族文化资源向旅游演艺产品转化研究”（项目编号：2010ZDB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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