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萨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北京信札》（沈春蕾等译，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是一本值得玩味的书。该书与绝大多数西方来华人士的视角不同，因而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也表达了与众不同的中国观。
爱德温·赫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1843～1907）是一位美国外交官，1898年继田贝任驻华公使。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他被围于东交民巷，使馆解围后奉召回国。《辛丑条约》签订后，康氏又来华复任，1905年辞职回美。
1898年，萨拉·康格跟随丈夫来到中国，在北京住了7年。1909年，她将自己在北京期间写给家人的书信结集，名为Letters from Peking,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Empress Dowager and the Women of China，中文译作《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
萨拉·康格的与众不同，在于她对中国是“平视”，而不是“俯视”，少了许多西方人的那种傲慢与偏见。
当然，这也是她反思的结果。作者作为公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常年旅居海外，有着和各国人打交道的经历。萨拉·康格回忆道：“南美的经历对我在中国大有裨益……在返回故乡的漫漫旅途中回顾着我在巴西的经历，找寻一些我一直珍藏的记忆，我惊讶地发现我的记忆居然是一片空白。经过认真的反思，我认为一定是我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造成了这一切。返回巴西后，我一改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态度，决心睁大眼睛，静心倾听。于是我的收获便相当丰厚了。”（《北京信札》）可以说，正是由于摒除了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以平视的眼光观察中国，才使作者多了几分对中国的理解与期盼。
萨拉·康格来中国后不久即感悟道：“如今，整个世界都在潜心探索，希望了解未知的东方。如果想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们需要耐心、专心，更要怀有一颗善心。带着侵略之心的外国人不可能真正认识和了解这个国度里的人们。”抱着一颗善良的心而不是“侵略之心”，使她看到了一些西方来华的政治家、传教士看不到的东西，对一些事件得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同一封信中作者指出，“中国人很能干，是各种运动、变戏法、演戏剧、耍杂技的高手。他们非常喜欢音乐、戏曲以及很多中国特有的娱乐项目。当然他们也喜欢孩子和宠物。他们会喝大量的白酒，却似乎很少会喝醉。他们是一个勤劳、耐心、不大张扬的民族，每个人的记忆力还特别好。他们接受的是传统的、严格的、中国式的教育，在这里，受教育是追求功名、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在中国，宗教受到不同理论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建立在多种理论基础之上的。它是佛教、道教、孔子的儒家思想和其他教义结合的产物。一种宗教的教义并不足以形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个性和特点。不同宗教的教义有着它自身的真和善。教义的价值在于信奉它的人在心灵和思想上能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会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所信仰的神明有所不同而产生差异”。 “中国人不争强好斗，他们希望不受打扰，不愿和其他国家搅和在一起。他们的乡土意识很重，总是希望生活在这飘扬着龙的旗帜的自己的国家里，死后也一定要埋葬在这里”（1898年12月20日，《致侄子》）。“中国的一切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奇迹常常出现在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中国人总是默默地证明着一切。他们做事从容，似乎从不得意忘形。他们不是特别在意自己的劳动成果，如果你不喜欢他制作的东西，他就会说：‘没关系，我拿回去好了。’”（1899年1月8日，《致妹妹》）
萨拉·康格以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和善良的心观察中国，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她表现更多的是尊重与欣赏。
她在致爱女劳拉的一封信中说：“中国人都是思想家，他们深刻的记忆就是他们手中一把绝佳的钥匙。在向他们传授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时，我真诚地希望他们的记忆不会因过多的‘西学’而受损。”（1903年6月20日，《致爱女》）
另一封致爱女的信中，萨拉· 康格表达了对中国艺术的独特见解。她认为：“中国的艺术品在其创作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层积极的意义。通过这些思想符号里日积月累的表达方式，中国的艺术品体现了一种能使任何客厅、图书馆、画廊及博物馆都增光添彩的文化。它得体而又从容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色彩的调和与深浅、花草树木、山水岩石、平原陆地、地上爬的、天上飞的，这些全都相得益彰，默默诉说着一种或许你听不到、也明白不了、却可以意会的语言。要知道，每个符号都是独立的个体，尽管它们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它们都清楚各自的位置，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并与周围其他符号浑然一体。中国的艺术就像一位学者，无论在哪里都像在家中一般轻松自如。若把外国艺术带到中国来，它就会失去丰富的效果，很有可能显得平庸无奇或是不合时宜。”（1903年7月20日，《致爱女》）她还说：“中国人有天生的适应能力，他们聪明，善感，有耐心，一丝不苟，善于模仿，对色与影的鉴赏力极高，在传统教育上又很严谨。”（1904年1月15日，《致爱女》）
“中国的孩子安静，懂礼貌，也很可爱。他们反应灵敏，口齿伶俐，但不冲动鲁莽，他们的行为举止落落大方，彬彬有礼。他们从小就刻苦学习，知道自己身上所背负的深切厚望，相当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礼貌并不只在中国的上层社会才有，平民百姓、用人奴仆都知道什么是礼仪，即使在很容易厌烦发火的情形下，他们也都很有礼貌。内心再狂怒不已，他们也不肯丢面子而大发雷霆。我发现中国人身上具有连外国人也不敢自我吹嘘的魅力。我相信他们对友谊的真诚。我不会上他们的虚假友谊的当，也不会相信外国人之间的虚假友谊。”（1904年1月15日，《致爱女》）
作为一个女性，萨拉·康格从中国孩子们的身上透视中国人的品质。“我发现了中国人具有不可超越的重要品质，在这些品质之上可以构建一种基督般的仁爱生活。他们热爱父母、尊老爱幼、喜爱音乐、关爱宠物、爱护花木；他们奋发向上、坚定执著、记忆力过人；他们冷静严谨、观察入微、自制忍耐；他们天生通情达理、遵纪守法，无人能比；他们待客热情，忠诚可靠，崇尚教育，勤勉刻苦。所有这一切糅合起来，显示出一个迟早会跻身于大国行列的强大民族是如何形成这种鲜明的性格的。”（1905年4月28日，《致妹妹》）
萨拉·康格并不回避当时中国落后愚昧的一面，但在描述这些现象时，她也多了几分谨慎与宽容。她说：“我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发现很多令人敬佩的东西，同时也遇到很多—至少就我个人而言—令人不快的地方。我一直不断地提醒自己在其他国家里会有一些和我们自身不一样的地方。”（1899年2月1日，《致侄子》）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萨拉·康格对某些西方人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中国人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她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各种迫害归根到底都是对灵魂的戕害。”“我认为刻意去改变一个民族自身的衣着不仅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甚至是一个错误，除非这个民族自身发生了多方面的改变。”（1899年6月3日，《致妹妹》）
萨拉·康格在华期间，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出自这位普通女性的言论，与那些西方主流媒体和政治家们的言论相比较，无疑彰显的是理智与正义。
早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她就指出：“外国部队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城市驻兵真是一个罕见而可悲的景象。我们能真正意识到这种情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吗？”（1898年12月17日，《致侄女》）次年初在给侄子的信中说道：“对于中国人痛恨外国人的现象，我并不感到惊讶。外国人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度里频繁地巧取豪夺，变本加厉。他们对待中国人就像对待狗和那些毫无尊严的东西一样。毫无疑问中国人会怒吼，甚至有时候会伤人。这些来自基督国度的人们难道不能向中国人展示出更多一点的基督精神吗？无论是‘年轻的西方’还是‘年轻的美国’，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还远远不够，继续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不是更好吗？即使是在最不开化的国度里，仍然可以探寻到未知的领域。”（1899年2月1日，《致侄子》）次日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进一步分析道：“这些外国人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很多次当我们表现得不像文明人的时候，我会感到羞愧。无知和极端的偏见导致我们的行为出现偏差，使我们的表现变得恶劣。而实际上我们应该比我们表现出来的要好。如果我们能怀着善意和耐心去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和表达方式，许多偏见都会烟消云散，我们也才能更好地看清中国的人和事。”（1899年2月2日，《致妹妹》）
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萨拉·康格说：“有些人怀有强烈的复仇心理，坚决反对怜悯中国人。他们说：‘烧光每个城市和村庄！’这看起来像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但我们不该让自己的怨恨刺痛自己的心灵，我们应该抛弃它。不错，中国人对待外国人极端残酷，但那是因为中国人不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他人的打扰啊。什么时候这块乌云才会散去，让明媚的阳光洒下来，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结局？”（1900年9月28日，《致侄女》）
萨拉·康格感叹道：“可怜的中国！为什么外国人就不能不去打扰她呢？中国已经受了委屈，绝望中的她已经竭尽全力去阻拦外族的侵犯，想要忘记那些已经造成的伤害。我同情中国。这是个非常不受欢迎的想法，但却是个诚实的信念，并被诚实地说了出来。”（1900年9月30日，《致侄女》）
对于义和团时期外国人在中国的遭遇，萨拉·康格自有她的看法，她说：“我很同情这些中国人，但我不会以任何方式来维护他们或为他们辩解。他们已经用最令人悲痛、最有辱人格、最具报复性的方式虐待了外国人。”接着，萨拉·康格便说：“但事实仍未改变，中国属于中国人，她从来就不希望外国人站在她的土地上。外国人来华后会把他的生活强加给中国人，破坏让他们的政府有序运行的车轮上的嵌齿。尽管我们承认中国的状况已经因这些入侵而得以改变，但外国人有什么权利擅自闯进这片领土？外国人已经把他自己、他的国家、他的习惯和他的产物都强加给了中国，而同时也总是遭到强烈的抵抗。中国的形势持续恶化，而且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终于，在最后一搏中，她积聚了不当的力量，试图把外国人和他们造成的影响从她的土地上清除出去。在回想这些事实之后，我们还能因为他们尽其所能地清除他们认为是侵蚀他们国家古老习俗的害虫的行为而谴责中国人吗？”（1900年12月12日，《致侄儿》）
《辛丑条约》（西文资料称为《1901年议定书》）签订后，萨拉·康格给女儿的信中说：“我有理由相信，我对太后陛下及她的子民持有正确的想法并采取了正确的行动。我不想使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裂痕变得越来越宽。我很愿意让中国人看到基督教国度更好的一面。既然我们心中有根深蒂固的基督精神，难道我们不能原谅和遗忘吗？我们应该减轻重担而不是增加负担。的确，过往的日子记录了我们在中国的那段黑暗恐怖的岁月, 但紧抱着仇恨的毒刺，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外国人与中国人的交往历史悠久而错综复杂。外国人怎能先批评他人呢？这不是单一方向的联系。如果愿意与中国成为朋友，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忏悔、原谅并耐心工作。”（1902年3月25日，《致女儿劳拉》）
1904年10月，萨拉·康格在致友人的信中指出：“历经世纪沧桑的中国从思想到行为都已经不再是一个幼稚的孩子了。几千年来，她独立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她想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但其他的列强不能容忍她的这种独立性。他们一点一点地撬开了中国的大门，对她进行威逼利诱，要求她服从和加入他们，甚至强行瓜分、占有她的财产。多么奇怪的要求啊！”（1904年10月25日，《致友人》）
通过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通过与中国人的近距离接触，萨拉·康格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与前景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她的有些预言令人惊叹。
萨拉·康格认为，中国人蕴藏着一种力量，中国人的潜力是难以估量的，这种力量早晚会以中国特有的方式爆发出来。这种无法想象的力量，将震惊全世界！
1899年2月，她对侄子说：“和这些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仔细审视他们，觉得他们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种力量，总有一天它会以某种方式爆发出来。”（1899年2月1日，《致侄子》）稍后给侄女的信中又说：“中国人天性中尚未被开发出来的潜力是难以估量的……一直以来，中国不断受到外国人所谓的激进思想的无情冲击。乍看上去中国似乎快完蛋了，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对于一个拥有诸多优良品质的民族来说，外国人野蛮残暴的行径或许能够打破这个民族传统迷信的坚壳，激发出某种力量，帮助中国和其他国家平等友好地相处。这样一种力量，一定正处于酝酿状态，时间会证明一切。中国人和外国人在思维和行事方面确实存在差异，可是外国人也并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和‘优越’的思维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也许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优秀品质融合在一起，就可以相互融合和弥补吧？这里我所说的融合指的可不是联姻或通婚，我可不赞成那样做。”“中国人自认为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始终占据着优越的地位，这种想法使中国人感到很满足，因而他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和他人的想法不屑一顾。也许需要一段痛苦的经历，才能将他们唤醒，让他们回到现实中来，使他们明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中国还没有灭亡，它也不会灭亡。我敢说她会很快打开国门，与其他民族交流融合；中国人会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为了一个更美好、更文明的世界而努力奋斗的。”（1899年5月14日，《致侄女》）
1904年11月12日致爱女的信中说：“他们为什么要急于接受他们所轻视的思想呢？我非常同情中国人，他们希望走自己的路，但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思想被取代，这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在外国人的影响下日渐衰弱。他们不变的传统被打破，这使他们陷于迷惑之中。中国的年轻一代将迎接一场艰难的战斗，将面临复杂棘手的问题，但是他们能战胜一切。这是一股蓄积已久的力量，这种力量孕育于忍耐、坚定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之中，这种力量终将会呈现出来—但是会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呈现出来。”（1904年11月12日，《致爱女》）
1905年致妹妹的信中说：“中国人做事彻底、有耐心、坚定执著，所以他们会爆发出我们无法想象的力量，这将震惊全世界。”（1905年4月28日，《致妹妹》）
萨拉·康格认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铸造了“钢铁般的国度”。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运动，中国人民正经历着一次大觉醒。她预言，如果按照中国人自己的方式继续下去，中国迟早会重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1906年致姨母的信中说：“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一个思想和行动不成熟的孩子了。长期以来，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追求个人安逸的想法，而我们却注重个人享受。时间和劳作对中国人来说只是追求完美的手段。流传至今的劳动成果坚定地宣称，是坚忍的爱心和辛勤的劳动设计并创造了这些杰作。中国人以前的建筑是永世不倾的，至今还有很多经历了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向世人昭示着自身的优质。一个民族所具备的这些精神品质铸造了这个钢铁般的国度。”“中国将要进行一场伟大的运动，这样的时刻即将来临—现在已经来临了。中国的人民正在经历一次大觉醒，他们试图了解和学习这个伟大国度和她悠久的传统思想以外的国家及其思想。中国人主张并坚持他们天生的权利，我也主张并坚持这样的权利。”（1906年11月4日《致姨母》）
1907年致侄儿的信中说：“中国人很坚韧，做事有头有尾、专心致志，因而我坚信，如果外国人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下去，中国迟早会跻身世界强国之林。”（1907年9月22日，《致侄儿》）
萨拉·康格看到了中国发展中的种种困难，但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中国的经济形势很糟糕，但是她坚定不移、悄然无声的作为最终会让她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她会挨过充满威胁的风暴，让饱经磨难的海洋平静下来。”她看到东西方思想碰撞时会产生不协调的杂音，她呼吁通过时间和细心的聆听以取得二者的共鸣。“每种外国思想都会与不协调的中国思想相碰撞。当这种碰撞抛起杂音时，人们需要时间和细心的聆听才能捕捉到二者的共鸣。”她认为，任何对中国粗暴的干涉和侵略，都必然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她说：“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土壤内都播下了一粒思想的种子，然后她培育这粒种子，为它浇灌，为它指引生长方向，自始至终小心呵护着它。一旦其他国家踏入她的领土，多此一举地替她再浇水，在不必要的地方修枝剪叶，然后—如果有果实的话—再把果实攫为己有，她就会反抗斗争。”（1907年9月22日，《致侄儿》）
她预言：“中国属于她的人民，她的人民必须励精图治，站起来保护家园。他们可以风光体面地完成这项任务。天生的优雅加上不懈的努力，他们的这种长处肯定会唤醒他们身上沉睡已久的力量。”（1907年9月22日，《致侄儿》）
萨拉·康格不是一位思想家，也不是一位政治家。我们无法要求她对当时中国的政局及世界的格局做出完全理性的、准确的评判—正因如此，我们对书中不少观点及其对某些人物的评价自然有所保留。但从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西方女性的善良、坦率与真诚，从这一点来说，她值得人们尊敬。
———————————————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爱德温·赫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1843～1907）是一位美国外交官，1898年继田贝任驻华公使。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他被围于东交民巷，使馆解围后奉召回国。《辛丑条约》签订后，康氏又来华复任，1905年辞职回美。
1898年，萨拉·康格跟随丈夫来到中国，在北京住了7年。1909年，她将自己在北京期间写给家人的书信结集，名为Letters from Peking,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Empress Dowager and the Women of China，中文译作《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
萨拉·康格的与众不同，在于她对中国是“平视”，而不是“俯视”，少了许多西方人的那种傲慢与偏见。
当然，这也是她反思的结果。作者作为公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常年旅居海外，有着和各国人打交道的经历。萨拉·康格回忆道：“南美的经历对我在中国大有裨益……在返回故乡的漫漫旅途中回顾着我在巴西的经历，找寻一些我一直珍藏的记忆，我惊讶地发现我的记忆居然是一片空白。经过认真的反思，我认为一定是我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造成了这一切。返回巴西后，我一改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态度，决心睁大眼睛，静心倾听。于是我的收获便相当丰厚了。”（《北京信札》）可以说，正是由于摒除了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以平视的眼光观察中国，才使作者多了几分对中国的理解与期盼。
萨拉·康格来中国后不久即感悟道：“如今，整个世界都在潜心探索，希望了解未知的东方。如果想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们需要耐心、专心，更要怀有一颗善心。带着侵略之心的外国人不可能真正认识和了解这个国度里的人们。”抱着一颗善良的心而不是“侵略之心”，使她看到了一些西方来华的政治家、传教士看不到的东西，对一些事件得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同一封信中作者指出，“中国人很能干，是各种运动、变戏法、演戏剧、耍杂技的高手。他们非常喜欢音乐、戏曲以及很多中国特有的娱乐项目。当然他们也喜欢孩子和宠物。他们会喝大量的白酒，却似乎很少会喝醉。他们是一个勤劳、耐心、不大张扬的民族，每个人的记忆力还特别好。他们接受的是传统的、严格的、中国式的教育，在这里，受教育是追求功名、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在中国，宗教受到不同理论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建立在多种理论基础之上的。它是佛教、道教、孔子的儒家思想和其他教义结合的产物。一种宗教的教义并不足以形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个性和特点。不同宗教的教义有着它自身的真和善。教义的价值在于信奉它的人在心灵和思想上能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会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所信仰的神明有所不同而产生差异”。 “中国人不争强好斗，他们希望不受打扰，不愿和其他国家搅和在一起。他们的乡土意识很重，总是希望生活在这飘扬着龙的旗帜的自己的国家里，死后也一定要埋葬在这里”（1898年12月20日，《致侄子》）。“中国的一切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奇迹常常出现在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中国人总是默默地证明着一切。他们做事从容，似乎从不得意忘形。他们不是特别在意自己的劳动成果，如果你不喜欢他制作的东西，他就会说：‘没关系，我拿回去好了。’”（1899年1月8日，《致妹妹》）
萨拉·康格以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和善良的心观察中国，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她表现更多的是尊重与欣赏。
她在致爱女劳拉的一封信中说：“中国人都是思想家，他们深刻的记忆就是他们手中一把绝佳的钥匙。在向他们传授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时，我真诚地希望他们的记忆不会因过多的‘西学’而受损。”（1903年6月20日，《致爱女》）
另一封致爱女的信中，萨拉· 康格表达了对中国艺术的独特见解。她认为：“中国的艺术品在其创作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层积极的意义。通过这些思想符号里日积月累的表达方式，中国的艺术品体现了一种能使任何客厅、图书馆、画廊及博物馆都增光添彩的文化。它得体而又从容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色彩的调和与深浅、花草树木、山水岩石、平原陆地、地上爬的、天上飞的，这些全都相得益彰，默默诉说着一种或许你听不到、也明白不了、却可以意会的语言。要知道，每个符号都是独立的个体，尽管它们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它们都清楚各自的位置，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并与周围其他符号浑然一体。中国的艺术就像一位学者，无论在哪里都像在家中一般轻松自如。若把外国艺术带到中国来，它就会失去丰富的效果，很有可能显得平庸无奇或是不合时宜。”（1903年7月20日，《致爱女》）她还说：“中国人有天生的适应能力，他们聪明，善感，有耐心，一丝不苟，善于模仿，对色与影的鉴赏力极高，在传统教育上又很严谨。”（1904年1月15日，《致爱女》）
“中国的孩子安静，懂礼貌，也很可爱。他们反应灵敏，口齿伶俐，但不冲动鲁莽，他们的行为举止落落大方，彬彬有礼。他们从小就刻苦学习，知道自己身上所背负的深切厚望，相当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礼貌并不只在中国的上层社会才有，平民百姓、用人奴仆都知道什么是礼仪，即使在很容易厌烦发火的情形下，他们也都很有礼貌。内心再狂怒不已，他们也不肯丢面子而大发雷霆。我发现中国人身上具有连外国人也不敢自我吹嘘的魅力。我相信他们对友谊的真诚。我不会上他们的虚假友谊的当，也不会相信外国人之间的虚假友谊。”（1904年1月15日，《致爱女》）
作为一个女性，萨拉·康格从中国孩子们的身上透视中国人的品质。“我发现了中国人具有不可超越的重要品质，在这些品质之上可以构建一种基督般的仁爱生活。他们热爱父母、尊老爱幼、喜爱音乐、关爱宠物、爱护花木；他们奋发向上、坚定执著、记忆力过人；他们冷静严谨、观察入微、自制忍耐；他们天生通情达理、遵纪守法，无人能比；他们待客热情，忠诚可靠，崇尚教育，勤勉刻苦。所有这一切糅合起来，显示出一个迟早会跻身于大国行列的强大民族是如何形成这种鲜明的性格的。”（1905年4月28日，《致妹妹》）
萨拉·康格并不回避当时中国落后愚昧的一面，但在描述这些现象时，她也多了几分谨慎与宽容。她说：“我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发现很多令人敬佩的东西，同时也遇到很多—至少就我个人而言—令人不快的地方。我一直不断地提醒自己在其他国家里会有一些和我们自身不一样的地方。”（1899年2月1日，《致侄子》）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萨拉·康格对某些西方人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中国人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她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各种迫害归根到底都是对灵魂的戕害。”“我认为刻意去改变一个民族自身的衣着不仅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甚至是一个错误，除非这个民族自身发生了多方面的改变。”（1899年6月3日，《致妹妹》）
萨拉·康格在华期间，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出自这位普通女性的言论，与那些西方主流媒体和政治家们的言论相比较，无疑彰显的是理智与正义。
早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她就指出：“外国部队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城市驻兵真是一个罕见而可悲的景象。我们能真正意识到这种情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吗？”（1898年12月17日，《致侄女》）次年初在给侄子的信中说道：“对于中国人痛恨外国人的现象，我并不感到惊讶。外国人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度里频繁地巧取豪夺，变本加厉。他们对待中国人就像对待狗和那些毫无尊严的东西一样。毫无疑问中国人会怒吼，甚至有时候会伤人。这些来自基督国度的人们难道不能向中国人展示出更多一点的基督精神吗？无论是‘年轻的西方’还是‘年轻的美国’，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还远远不够，继续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不是更好吗？即使是在最不开化的国度里，仍然可以探寻到未知的领域。”（1899年2月1日，《致侄子》）次日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进一步分析道：“这些外国人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很多次当我们表现得不像文明人的时候，我会感到羞愧。无知和极端的偏见导致我们的行为出现偏差，使我们的表现变得恶劣。而实际上我们应该比我们表现出来的要好。如果我们能怀着善意和耐心去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和表达方式，许多偏见都会烟消云散，我们也才能更好地看清中国的人和事。”（1899年2月2日，《致妹妹》）
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萨拉·康格说：“有些人怀有强烈的复仇心理，坚决反对怜悯中国人。他们说：‘烧光每个城市和村庄！’这看起来像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但我们不该让自己的怨恨刺痛自己的心灵，我们应该抛弃它。不错，中国人对待外国人极端残酷，但那是因为中国人不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他人的打扰啊。什么时候这块乌云才会散去，让明媚的阳光洒下来，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结局？”（1900年9月28日，《致侄女》）
萨拉·康格感叹道：“可怜的中国！为什么外国人就不能不去打扰她呢？中国已经受了委屈，绝望中的她已经竭尽全力去阻拦外族的侵犯，想要忘记那些已经造成的伤害。我同情中国。这是个非常不受欢迎的想法，但却是个诚实的信念，并被诚实地说了出来。”（1900年9月30日，《致侄女》）
对于义和团时期外国人在中国的遭遇，萨拉·康格自有她的看法，她说：“我很同情这些中国人，但我不会以任何方式来维护他们或为他们辩解。他们已经用最令人悲痛、最有辱人格、最具报复性的方式虐待了外国人。”接着，萨拉·康格便说：“但事实仍未改变，中国属于中国人，她从来就不希望外国人站在她的土地上。外国人来华后会把他的生活强加给中国人，破坏让他们的政府有序运行的车轮上的嵌齿。尽管我们承认中国的状况已经因这些入侵而得以改变，但外国人有什么权利擅自闯进这片领土？外国人已经把他自己、他的国家、他的习惯和他的产物都强加给了中国，而同时也总是遭到强烈的抵抗。中国的形势持续恶化，而且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终于，在最后一搏中，她积聚了不当的力量，试图把外国人和他们造成的影响从她的土地上清除出去。在回想这些事实之后，我们还能因为他们尽其所能地清除他们认为是侵蚀他们国家古老习俗的害虫的行为而谴责中国人吗？”（1900年12月12日，《致侄儿》）
《辛丑条约》（西文资料称为《1901年议定书》）签订后，萨拉·康格给女儿的信中说：“我有理由相信，我对太后陛下及她的子民持有正确的想法并采取了正确的行动。我不想使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裂痕变得越来越宽。我很愿意让中国人看到基督教国度更好的一面。既然我们心中有根深蒂固的基督精神，难道我们不能原谅和遗忘吗？我们应该减轻重担而不是增加负担。的确，过往的日子记录了我们在中国的那段黑暗恐怖的岁月, 但紧抱着仇恨的毒刺，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外国人与中国人的交往历史悠久而错综复杂。外国人怎能先批评他人呢？这不是单一方向的联系。如果愿意与中国成为朋友，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忏悔、原谅并耐心工作。”（1902年3月25日，《致女儿劳拉》）
1904年10月，萨拉·康格在致友人的信中指出：“历经世纪沧桑的中国从思想到行为都已经不再是一个幼稚的孩子了。几千年来，她独立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她想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但其他的列强不能容忍她的这种独立性。他们一点一点地撬开了中国的大门，对她进行威逼利诱，要求她服从和加入他们，甚至强行瓜分、占有她的财产。多么奇怪的要求啊！”（1904年10月25日，《致友人》）
通过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通过与中国人的近距离接触，萨拉·康格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与前景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她的有些预言令人惊叹。
萨拉·康格认为，中国人蕴藏着一种力量，中国人的潜力是难以估量的，这种力量早晚会以中国特有的方式爆发出来。这种无法想象的力量，将震惊全世界！
1899年2月，她对侄子说：“和这些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仔细审视他们，觉得他们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种力量，总有一天它会以某种方式爆发出来。”（1899年2月1日，《致侄子》）稍后给侄女的信中又说：“中国人天性中尚未被开发出来的潜力是难以估量的……一直以来，中国不断受到外国人所谓的激进思想的无情冲击。乍看上去中国似乎快完蛋了，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对于一个拥有诸多优良品质的民族来说，外国人野蛮残暴的行径或许能够打破这个民族传统迷信的坚壳，激发出某种力量，帮助中国和其他国家平等友好地相处。这样一种力量，一定正处于酝酿状态，时间会证明一切。中国人和外国人在思维和行事方面确实存在差异，可是外国人也并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和‘优越’的思维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也许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优秀品质融合在一起，就可以相互融合和弥补吧？这里我所说的融合指的可不是联姻或通婚，我可不赞成那样做。”“中国人自认为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始终占据着优越的地位，这种想法使中国人感到很满足，因而他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和他人的想法不屑一顾。也许需要一段痛苦的经历，才能将他们唤醒，让他们回到现实中来，使他们明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中国还没有灭亡，它也不会灭亡。我敢说她会很快打开国门，与其他民族交流融合；中国人会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为了一个更美好、更文明的世界而努力奋斗的。”（1899年5月14日，《致侄女》）
1904年11月12日致爱女的信中说：“他们为什么要急于接受他们所轻视的思想呢？我非常同情中国人，他们希望走自己的路，但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思想被取代，这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在外国人的影响下日渐衰弱。他们不变的传统被打破，这使他们陷于迷惑之中。中国的年轻一代将迎接一场艰难的战斗，将面临复杂棘手的问题，但是他们能战胜一切。这是一股蓄积已久的力量，这种力量孕育于忍耐、坚定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之中，这种力量终将会呈现出来—但是会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呈现出来。”（1904年11月12日，《致爱女》）
1905年致妹妹的信中说：“中国人做事彻底、有耐心、坚定执著，所以他们会爆发出我们无法想象的力量，这将震惊全世界。”（1905年4月28日，《致妹妹》）
萨拉·康格认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铸造了“钢铁般的国度”。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运动，中国人民正经历着一次大觉醒。她预言，如果按照中国人自己的方式继续下去，中国迟早会重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1906年致姨母的信中说：“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一个思想和行动不成熟的孩子了。长期以来，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追求个人安逸的想法，而我们却注重个人享受。时间和劳作对中国人来说只是追求完美的手段。流传至今的劳动成果坚定地宣称，是坚忍的爱心和辛勤的劳动设计并创造了这些杰作。中国人以前的建筑是永世不倾的，至今还有很多经历了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向世人昭示着自身的优质。一个民族所具备的这些精神品质铸造了这个钢铁般的国度。”“中国将要进行一场伟大的运动，这样的时刻即将来临—现在已经来临了。中国的人民正在经历一次大觉醒，他们试图了解和学习这个伟大国度和她悠久的传统思想以外的国家及其思想。中国人主张并坚持他们天生的权利，我也主张并坚持这样的权利。”（1906年11月4日《致姨母》）
1907年致侄儿的信中说：“中国人很坚韧，做事有头有尾、专心致志，因而我坚信，如果外国人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下去，中国迟早会跻身世界强国之林。”（1907年9月22日，《致侄儿》）
萨拉·康格看到了中国发展中的种种困难，但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中国的经济形势很糟糕，但是她坚定不移、悄然无声的作为最终会让她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她会挨过充满威胁的风暴，让饱经磨难的海洋平静下来。”她看到东西方思想碰撞时会产生不协调的杂音，她呼吁通过时间和细心的聆听以取得二者的共鸣。“每种外国思想都会与不协调的中国思想相碰撞。当这种碰撞抛起杂音时，人们需要时间和细心的聆听才能捕捉到二者的共鸣。”她认为，任何对中国粗暴的干涉和侵略，都必然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她说：“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土壤内都播下了一粒思想的种子，然后她培育这粒种子，为它浇灌，为它指引生长方向，自始至终小心呵护着它。一旦其他国家踏入她的领土，多此一举地替她再浇水，在不必要的地方修枝剪叶，然后—如果有果实的话—再把果实攫为己有，她就会反抗斗争。”（1907年9月22日，《致侄儿》）
她预言：“中国属于她的人民，她的人民必须励精图治，站起来保护家园。他们可以风光体面地完成这项任务。天生的优雅加上不懈的努力，他们的这种长处肯定会唤醒他们身上沉睡已久的力量。”（1907年9月22日，《致侄儿》）
萨拉·康格不是一位思想家，也不是一位政治家。我们无法要求她对当时中国的政局及世界的格局做出完全理性的、准确的评判—正因如此，我们对书中不少观点及其对某些人物的评价自然有所保留。但从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西方女性的善良、坦率与真诚，从这一点来说，她值得人们尊敬。
———————————————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