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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世纪以来，国内关于大学生公民教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公民教育各方面的研究深入而全面，历史纵深感及理论性更强。在这个阶段，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公民教育的目标建构研究，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的关系研究，公民教育实施路径研究及公民教育比较研究。与前期相比，研究的内容从根本上说没有大的突破，但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四个方面的研究分别呈现出全球化、融合化、多元化、纵深化的特点。
[关键词]大学生 公民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7-0001-03
随着世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这种情况下，打造具有世界眼光的合格公民至关重要。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也相应地成为“显学”。我国的公民教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萌芽，90年代获得发展，2000年后进入研究的快车道。21世纪以来，虽然研究内容从根本上与前面几个时期相比没有大的变化，仍然集中于公民教育目标建构研究、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的关系研究、公民教育实施路径研究及公民教育比较研究这几方面，但这一阶段公民教育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与前几个时期相比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体现出研究的新颖性与突破性，即公民教育目标建构研究视野的全球化、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关系研究的融合化、公民教育实施路径研究的多元化及公民教育比较研究的纵深化。
一、公民教育建构目标研究及研究视野的全球化
新世纪以来，随着学界对大学生公民教育普世价值观的接受，公民教育目标建构应着眼于现代化和世界化（全球化）的看法浮出地表，大学生公民教育的研究视野更为阔大。有学者提出“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从现代化的视角考察公民教育的意义，不但承认公民教育的工具性意义，还强调公民教育的终极性意义，其认为公民教育是“全部现代教育的终极目标”，应将公民教育的意义上升到“整体社会改造”的高度。[1]面对公民教育目标的建构，有学者提出公民教育应“以培养时代公民为目标”，当代公民应当是“权利公民、国家公民、社会公民和世界公民四重身份的统一”。[2]将世界公民的培育作为公民教育的目标，摆脱了前期公民教育研究中民族、族群与国别的拘囿，将研究的视点聚焦于整个人类及文化，这无疑是对前期研究的一种超越。有的学者看到了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的现代公民教育受到的挑战，转而将立论定位于全球公民教育，并梳理了全球公民教育萌芽、确立和发展的三个时期。[3]从现代性这个核心概念出发，有学者认为“公民教育，应该站在人类的高度，自觉地用人类文明的普遍标准来思考问题，培育具有人类视野的世界公民。[4]可以说，这一阶段，公民教育研究视野顺应了世界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将以往的公民教育的建构目标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研究视野更加宏大。
二、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关系研究及研究观点的融合化
在公民教育的研究中，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贯穿公民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就是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阶段，前期研究中曾出现的“从属论”（公民教育从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与“替代论”（公民教育替代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成为彼此论辩的焦点，“从属论”与“替代论”相继衰落。在讨论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时，强调公民教育应该从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者认识到了公民教育的独立性及重要意义，而前期认为公民教育应该替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点，也逐渐接受了现实教育体制拥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制约这一现实。在此情况下，学界发生了观点的转向，既认可思政政治教育存在的长远性与现实性，又认可公民教育的必要性。有观点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教育是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化手段”，“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是两种不同社会结构下的产物：公民教育建立在‘国家—社会’二分的社会结构之上，并完全地依凭社会公共空间;而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发育于整体性的社会结构之中”，强调两者的和而不同，各取所长。[5]有学者指出，“公民教育已经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二者具有质的同一性。公民教育的实施有助于扭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化、理想化、绝对化的倾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视阈”。[6]有学者以未来人才发展的视角，提出高校应该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紧跟世界的教育发展步伐，在无法撼动现有思想政治课地位的情况下，对现有思想政治课的内容进行扩容。“高校思想政治课必须担负起大学生公民教育的重任，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来促进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7]还有学者指出，社会的转型必然导致教育内容的转变，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革命性转型则迫切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度重视公民教育，实现向‘公民教育’的转轨，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业培育合格的现代公民”。[8]对于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学者异中见同，认为“无论其广义是指国家开展的公民意识教育，还是特指西方国家对其公民进行的教育，‘公民教育’都和‘思想政治教育’一样，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9]其希望通过以“意识形态性”这个关键词打通二者的关系。应该说，21世纪以来，学界向现实的妥协造就了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的渐趋融合化。
三、公民教育实施路径研究及研究的多元化
公民教育研究的热点集中于对公民教育实施路径的探讨，路径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关于如何构建公民教育的实施路径，不少学者引入了港台及国外的经验。有学者引入了香港的“参与式公民学习”的理念，认为“参与式公民学习”对公民教育的意义表现在“智性的理解、公民参与能力、公民态度和直接的公民参与四个方面”。[10]有的学者把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实施路径放在了公共生活对大学生公民教育的推进上，认为公共生活对公民教育具有四个维度的功能，即“对话和理解的功能、客我与主我的转化功能、反思与批判的功能、理性与行动的功能”。他们认为这四个维度的功能分别能“促进公民之间的对话，摆脱公民教育的话语独白和价值灌输;促进公民的主我人格与客我人格的有效转化，培养健全的公民人格;推动学生的批判品格和批判能力的发展;发展实践理性和行动能力，引导学生从‘理念的公民’走向‘行动的公民’”。[11] “通过活动来引导学生的公共参与，激活学生公共参与的热情，锻炼公共实践能力，唤起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照，促进他们对公共价值的理解与认同。提升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生命境界，乃是开启学校公共生活、展开学校公民教育的根本着眼点之所在。”[12] 有学者提出当代大学生公民教育必须做到三个结合：“公民教育与日常管理相结合;培养公民意识与提升公民行为能力相结合;继承祖国传统文化与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相结合”。具体而言，实现大学生公民教育可以有四个新途径：“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保证当代大学生公民教育的正确方向;二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增强当代大学生公民教育的系统性;三是以和谐校园为载体，营造当代大学生公民教育的氛围;四是以社会实践为舞台，构筑当代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平台。”[13]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公民意识教育应该注重“四个结合”，即“公民意识教育的起点应注重公民权利教育与公民义务教育相结合;公民意识教育的重点应注重公民的法治信仰教育与公民伦理教育相结合;公民意识教育的方式应注重制度性严格约束与公民自教自律相结合;公民意识教育的承担者应注重党和政府职能部门及其专职队伍与民间组织相结合。”[14]
有的学者提出大学生公民教育要厘清“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制衡与遵约的关系、内容教育与对象教育的关系”，公民教育的现实路径是“公民选举、法律课堂、道德课程、民主法治课、罢免案”[15]，在公民教育的路径建构中，应将理论内容与实践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还有的学者提出公民教育的实施路径“要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构筑，形成系统的公民教育网络。其中，家庭公民教育是基础，学校公民教育是主渠道，社会公民教育则是前两者的延伸和补充”。[16]
四、公民教育比较研究及研究的纵深化
公民教育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舶来品。从公民教育被引入中国起，公民教育的比较研究一直都是一个热点问题。在前期研究中，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美、德、法、澳等国家，主要为翻译介绍这些国家公民教育的概况。21世纪以来，公民教育的比较研究呈现出纵深化的态势，研究的立意开掘更深，历史纵深感更强。这个阶段公民教育研究突出表现在研究视点向历史纵深的推进及人文主义的转向。
不少学者把研究的眼光投向历史，寻求公民教育的历史勾连。有学者探讨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认为“启蒙学者强调公民的政治美德，倡导公民对民族国家、民主政治和法律的爱;并从教育领导权、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以及方法途径等方面，勾画了公民教育的蓝图。启蒙学者的公民教育思想，为推动封建臣民教育向现代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奠定了大革命后法国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同时启迪了一大批欧美教育家，对中国近代公民教育的产生也具有一定的影响”。[17]有学者从卢梭的思想体系入手，探讨了卢梭公民教育方案对启蒙运动的反思，认为其“公民教育方案以自然和公民美德作为理想人格的双重准则，尝试以自然人为起点，完成对爱国公民的塑造”。[18]有学者研究了17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洛克自由至上主义的公民教育思想，认为其是“后期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英国现实社会生活需要相结合的产物”。[19]
有学者探讨了日本在从传统往现代转型过程中“公民教育所带来的‘人’的自我精神的近代转型”[20]，对日本的“全球公民教育”模式进行了理论分析，“试图厘清日本‘全球公民教育’的理论脉络，分析其理论争鸣状态的原因及其特征”。[21]
这一阶段公民教育的比较研究，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更加注重理论的开掘。有的学者讨论了美国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认为“美国大学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呈现出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整合、生存主义与人文主义统一、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基本特征”。[22]有学者引入了加拿大独特的公民教育理念——文化间性主义，剖析了该国公民教育实施路径的三大方面，即“法语教育、历史教育和文化间性教育”。[23]有学者讨论了美国公民教育的发展及其功能演进，认为美国“在第一次现代化走向成熟的时期，‘公民’摆脱了单一的‘道德人’形象，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主流身份制度。在这种社会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公民教育实现了制度化”。[24]
[ 参 考 文 献 ]
[1] 檀传宝.论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公民教育意义的现代化视角分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497-503.
[2] 冯建军.公民教育目标的当代建构[J].教育学报，2011（3）：36-38.
[3] 陈以藏.全球公民教育思潮的兴起与发展[J].外国教育研究，2010（3）：66-68.
[4] 王啸.论全球化时代中国公民教育的定位[J].全球教育展望，2010（8）：24-29.
[5] 叶方兴，孙其昂.公民教育能否代替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分析视角[J].探索，2011（1）：134-138.
[6] 黄平.大学生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辨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22）：38-40.
[7] 刘灵光，谭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公民教育[J].社会科学家，2010（10）：130-132.
[8] 戴回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公民教育”的阙如和补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28）：44-46.
[9] 武东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关系辨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4）：107-111.
[10] 王世伟，黄崴.参与式公民学习——香港公民教育政策的新动向[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4）：87-92.
[11] 叶飞.公共生活的四维功能与公民教育的建构[J].高等教育研究，2014（1）：17-22.
[12] 刘铁芳.学校公共生活的开启与公民教育的拓展：基于活动的视角[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2）：3-11.
[13] 徐志远，崔蕤.当代大学生公民教育的途径与方法[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4）：10-12.
[14] 龙静云.论我国公民教育中的“四个结合”[J].道德与文明，2010（1）：97-100.
[15] 王英杰，臧宏.论现实维度的大学生公民教育[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1）：40-42.
[16] 班红娟.中国公民教育实施路径探析[J].新视野，2012（4）：106-108.
[17] 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10（6）：44-46.
[18] 戴晓光.公民教育方案与卢梭的启蒙之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3）：25-33.
[19] 王兆璟，刘莉.论洛克自由至上主义的公民教育思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255-257.
[20] 官文娜.近代日本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改造——明治时代的风俗改造、公德简历和公民教育[J].开放时代，2011（8）：97-110.
[21] 姜英敏，于帆.日本“全球公民教育”模式的理论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3（12）：72-76.
[22] 卢丽华，姜俊和.美国大学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与实践模式评析[J].外国教育研究，2013（1）：104-109.
[23] 范薇薇，饶从满.当代加拿大魁北克公民教育的理念与实施途径探析[J].教育科学，2010（6）：86-90.
[24] 付轶男.美国公民教育的萌芽及其功能初建——以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关系为视角[J].外国教育研究，2012（11）：121-127.
[责任编辑：陈 明]
[关键词]大学生 公民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7-0001-03
随着世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这种情况下，打造具有世界眼光的合格公民至关重要。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也相应地成为“显学”。我国的公民教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萌芽，90年代获得发展，2000年后进入研究的快车道。21世纪以来，虽然研究内容从根本上与前面几个时期相比没有大的变化，仍然集中于公民教育目标建构研究、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的关系研究、公民教育实施路径研究及公民教育比较研究这几方面，但这一阶段公民教育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与前几个时期相比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体现出研究的新颖性与突破性，即公民教育目标建构研究视野的全球化、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关系研究的融合化、公民教育实施路径研究的多元化及公民教育比较研究的纵深化。
一、公民教育建构目标研究及研究视野的全球化
新世纪以来，随着学界对大学生公民教育普世价值观的接受，公民教育目标建构应着眼于现代化和世界化（全球化）的看法浮出地表，大学生公民教育的研究视野更为阔大。有学者提出“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从现代化的视角考察公民教育的意义，不但承认公民教育的工具性意义，还强调公民教育的终极性意义，其认为公民教育是“全部现代教育的终极目标”，应将公民教育的意义上升到“整体社会改造”的高度。[1]面对公民教育目标的建构，有学者提出公民教育应“以培养时代公民为目标”，当代公民应当是“权利公民、国家公民、社会公民和世界公民四重身份的统一”。[2]将世界公民的培育作为公民教育的目标，摆脱了前期公民教育研究中民族、族群与国别的拘囿，将研究的视点聚焦于整个人类及文化，这无疑是对前期研究的一种超越。有的学者看到了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的现代公民教育受到的挑战，转而将立论定位于全球公民教育，并梳理了全球公民教育萌芽、确立和发展的三个时期。[3]从现代性这个核心概念出发，有学者认为“公民教育，应该站在人类的高度，自觉地用人类文明的普遍标准来思考问题，培育具有人类视野的世界公民。[4]可以说，这一阶段，公民教育研究视野顺应了世界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将以往的公民教育的建构目标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研究视野更加宏大。
二、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关系研究及研究观点的融合化
在公民教育的研究中，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贯穿公民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就是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阶段，前期研究中曾出现的“从属论”（公民教育从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与“替代论”（公民教育替代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成为彼此论辩的焦点，“从属论”与“替代论”相继衰落。在讨论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时，强调公民教育应该从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者认识到了公民教育的独立性及重要意义，而前期认为公民教育应该替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点，也逐渐接受了现实教育体制拥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制约这一现实。在此情况下，学界发生了观点的转向，既认可思政政治教育存在的长远性与现实性，又认可公民教育的必要性。有观点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教育是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化手段”，“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是两种不同社会结构下的产物：公民教育建立在‘国家—社会’二分的社会结构之上，并完全地依凭社会公共空间;而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发育于整体性的社会结构之中”，强调两者的和而不同，各取所长。[5]有学者指出，“公民教育已经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二者具有质的同一性。公民教育的实施有助于扭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化、理想化、绝对化的倾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视阈”。[6]有学者以未来人才发展的视角，提出高校应该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紧跟世界的教育发展步伐，在无法撼动现有思想政治课地位的情况下，对现有思想政治课的内容进行扩容。“高校思想政治课必须担负起大学生公民教育的重任，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来促进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7]还有学者指出，社会的转型必然导致教育内容的转变，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革命性转型则迫切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度重视公民教育，实现向‘公民教育’的转轨，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业培育合格的现代公民”。[8]对于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学者异中见同，认为“无论其广义是指国家开展的公民意识教育，还是特指西方国家对其公民进行的教育，‘公民教育’都和‘思想政治教育’一样，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9]其希望通过以“意识形态性”这个关键词打通二者的关系。应该说，21世纪以来，学界向现实的妥协造就了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的渐趋融合化。
三、公民教育实施路径研究及研究的多元化
公民教育研究的热点集中于对公民教育实施路径的探讨，路径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关于如何构建公民教育的实施路径，不少学者引入了港台及国外的经验。有学者引入了香港的“参与式公民学习”的理念，认为“参与式公民学习”对公民教育的意义表现在“智性的理解、公民参与能力、公民态度和直接的公民参与四个方面”。[10]有的学者把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实施路径放在了公共生活对大学生公民教育的推进上，认为公共生活对公民教育具有四个维度的功能，即“对话和理解的功能、客我与主我的转化功能、反思与批判的功能、理性与行动的功能”。他们认为这四个维度的功能分别能“促进公民之间的对话，摆脱公民教育的话语独白和价值灌输;促进公民的主我人格与客我人格的有效转化，培养健全的公民人格;推动学生的批判品格和批判能力的发展;发展实践理性和行动能力，引导学生从‘理念的公民’走向‘行动的公民’”。[11] “通过活动来引导学生的公共参与，激活学生公共参与的热情，锻炼公共实践能力，唤起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照，促进他们对公共价值的理解与认同。提升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生命境界，乃是开启学校公共生活、展开学校公民教育的根本着眼点之所在。”[12] 有学者提出当代大学生公民教育必须做到三个结合：“公民教育与日常管理相结合;培养公民意识与提升公民行为能力相结合;继承祖国传统文化与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相结合”。具体而言，实现大学生公民教育可以有四个新途径：“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保证当代大学生公民教育的正确方向;二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增强当代大学生公民教育的系统性;三是以和谐校园为载体，营造当代大学生公民教育的氛围;四是以社会实践为舞台，构筑当代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平台。”[13]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公民意识教育应该注重“四个结合”，即“公民意识教育的起点应注重公民权利教育与公民义务教育相结合;公民意识教育的重点应注重公民的法治信仰教育与公民伦理教育相结合;公民意识教育的方式应注重制度性严格约束与公民自教自律相结合;公民意识教育的承担者应注重党和政府职能部门及其专职队伍与民间组织相结合。”[14]
有的学者提出大学生公民教育要厘清“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制衡与遵约的关系、内容教育与对象教育的关系”，公民教育的现实路径是“公民选举、法律课堂、道德课程、民主法治课、罢免案”[15]，在公民教育的路径建构中，应将理论内容与实践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还有的学者提出公民教育的实施路径“要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构筑，形成系统的公民教育网络。其中，家庭公民教育是基础，学校公民教育是主渠道，社会公民教育则是前两者的延伸和补充”。[16]
四、公民教育比较研究及研究的纵深化
公民教育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舶来品。从公民教育被引入中国起，公民教育的比较研究一直都是一个热点问题。在前期研究中，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美、德、法、澳等国家，主要为翻译介绍这些国家公民教育的概况。21世纪以来，公民教育的比较研究呈现出纵深化的态势，研究的立意开掘更深，历史纵深感更强。这个阶段公民教育研究突出表现在研究视点向历史纵深的推进及人文主义的转向。
不少学者把研究的眼光投向历史，寻求公民教育的历史勾连。有学者探讨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认为“启蒙学者强调公民的政治美德，倡导公民对民族国家、民主政治和法律的爱;并从教育领导权、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以及方法途径等方面，勾画了公民教育的蓝图。启蒙学者的公民教育思想，为推动封建臣民教育向现代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奠定了大革命后法国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同时启迪了一大批欧美教育家，对中国近代公民教育的产生也具有一定的影响”。[17]有学者从卢梭的思想体系入手，探讨了卢梭公民教育方案对启蒙运动的反思，认为其“公民教育方案以自然和公民美德作为理想人格的双重准则，尝试以自然人为起点，完成对爱国公民的塑造”。[18]有学者研究了17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洛克自由至上主义的公民教育思想，认为其是“后期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英国现实社会生活需要相结合的产物”。[19]
有学者探讨了日本在从传统往现代转型过程中“公民教育所带来的‘人’的自我精神的近代转型”[20]，对日本的“全球公民教育”模式进行了理论分析，“试图厘清日本‘全球公民教育’的理论脉络，分析其理论争鸣状态的原因及其特征”。[21]
这一阶段公民教育的比较研究，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更加注重理论的开掘。有的学者讨论了美国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认为“美国大学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呈现出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整合、生存主义与人文主义统一、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基本特征”。[22]有学者引入了加拿大独特的公民教育理念——文化间性主义，剖析了该国公民教育实施路径的三大方面，即“法语教育、历史教育和文化间性教育”。[23]有学者讨论了美国公民教育的发展及其功能演进，认为美国“在第一次现代化走向成熟的时期，‘公民’摆脱了单一的‘道德人’形象，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主流身份制度。在这种社会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公民教育实现了制度化”。[24]
[ 参 考 文 献 ]
[1] 檀传宝.论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公民教育意义的现代化视角分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497-503.
[2] 冯建军.公民教育目标的当代建构[J].教育学报，2011（3）：36-38.
[3] 陈以藏.全球公民教育思潮的兴起与发展[J].外国教育研究，2010（3）：66-68.
[4] 王啸.论全球化时代中国公民教育的定位[J].全球教育展望，2010（8）：24-29.
[5] 叶方兴，孙其昂.公民教育能否代替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分析视角[J].探索，2011（1）：134-138.
[6] 黄平.大学生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辨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22）：38-40.
[7] 刘灵光，谭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公民教育[J].社会科学家，2010（10）：130-132.
[8] 戴回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公民教育”的阙如和补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28）：44-46.
[9] 武东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关系辨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4）：107-111.
[10] 王世伟，黄崴.参与式公民学习——香港公民教育政策的新动向[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4）：87-92.
[11] 叶飞.公共生活的四维功能与公民教育的建构[J].高等教育研究，2014（1）：17-22.
[12] 刘铁芳.学校公共生活的开启与公民教育的拓展：基于活动的视角[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2）：3-11.
[13] 徐志远，崔蕤.当代大学生公民教育的途径与方法[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4）：10-12.
[14] 龙静云.论我国公民教育中的“四个结合”[J].道德与文明，2010（1）：97-100.
[15] 王英杰，臧宏.论现实维度的大学生公民教育[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1）：40-42.
[16] 班红娟.中国公民教育实施路径探析[J].新视野，2012（4）：106-108.
[17] 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10（6）：44-46.
[18] 戴晓光.公民教育方案与卢梭的启蒙之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3）：25-33.
[19] 王兆璟，刘莉.论洛克自由至上主义的公民教育思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255-257.
[20] 官文娜.近代日本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改造——明治时代的风俗改造、公德简历和公民教育[J].开放时代，2011（8）：97-110.
[21] 姜英敏，于帆.日本“全球公民教育”模式的理论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3（12）：72-76.
[22] 卢丽华，姜俊和.美国大学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与实践模式评析[J].外国教育研究，2013（1）：104-109.
[23] 范薇薇，饶从满.当代加拿大魁北克公民教育的理念与实施途径探析[J].教育科学，2010（6）：86-90.
[24] 付轶男.美国公民教育的萌芽及其功能初建——以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关系为视角[J].外国教育研究，2012（11）：121-127.
[责任编辑：陈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