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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3年长城喜峰口抗战中，中国军人在这里挥舞着大刀创造了抗日的奇迹。二十九军大刀队曾经挥舞过的大刀，演变成了抗击侵略、英勇无畏的象征，令国人们欢欣鼓舞。军备落后的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筑成了保卫国家的新的长城。本文较为详尽的介绍了喜峰口抗战全过程并总结了抗战失败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长城；喜峰口；抗战；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8-00-02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先后侵占山海关、攻陷热河，随即挥兵长城线。长城抗战，是中国军民抗日斗争规模较大，战况较为激烈的一次重要战役。而国民党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长城线上，以顽强的斗志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大打击，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彰显了中国军民抵御外侮的强烈爱国热忱和坚强决心。
一、战前态势
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总部设在山西阳泉，驻防山西阳泉、辽县、沁县一带（察哈尔一带）。全军约有二万二千余人，下辖三个师，分别驻防在山西辽县、昔阳、平定、娘子关以及沁县一带。全军装备破旧复杂且奇缺，弹药补充困难。发给士兵的多是自制的大刀和手榴弹，官兵们一般只能拿到六、七成饷。但是，西北军却有着刻苦练兵的传统，在军长宋哲元“枪口不对内”的口号下，一向以日本为假想敌，在阳泉驻防不到二年的时间里，二十九军训练得很有规模，士气异常旺盛。
1933年初，日军攻占榆关，挥兵热河，平津为之震动，张学良遂调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移防平东。2月20日，二十九军各部陆续到达平东指定进驻地点，总指挥部初设通州，继移蓟县，后驻防遵化。
喜峰口古称卢龙塞，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重要隘口。其位于河北省遵化县东北，是北平与热河的交通咽喉。此外，董家口、潘家口则分距于喜峰口的东西两面，马兰关在遵化西北约50里，罗文峪南距遵化18里，都具有极重要的军事价值。此处原由东北军万福麟部驻扎，但是万部在热河的凌源、平泉，遭到溃败，乃退保宽城、喜峰口一带阵地，士气沮丧，不堪再战。3月6日，张学良命令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接替万福麟部的防务，负责防守冷口迤西至马兰峪止长达300余里的长城各口，其中包括董家口、铁门关、喜峰口、潘家口、罗文峪、黄崖关等长城各要隘。
由于喜峰口隘口关系着整个华北战局的形势，日军对此冀北重要關隘志在必得，积极向喜峰口方面备军。3月6日，日混成第十四旅团长服部少将在得知向喜峰口作战的命令后，本人率领主力从茶棚出发，顺着茶棚——三十家子——平泉——喜峰口大道向喜峰口前进。同时，命令该旅团的松野尾先谴队占领喜峰口。
二、战役历程
喜峰口抗战开始于1933年3月9日，结束于4月13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3月9日日军先遣队进犯喜峰口，二十九军一0九旅由遵化赶往喜峰口御敌起，至14日日军后撤。第二阶段：从3月16日日军改向罗文峪进攻开始，至3月24日向平泉方面遗退为止。第三阶段：从4月7日于13日。日军改变战略，向滦东打开缺口。喜峰口腹背受战，孤立无援，13日宋部奉何应钦之命放弃喜峰口。
3月9日午后，日军松野尾先谴队到达喜峰口，立即开始攻击中国守军。万福麟部将士望风而逃。适时，第二十九军赶来接防的先头部队到达喜峰口，并抢先占领要隘，双方在山上山下展开混战。夜间，我军由喜峰口的两侧，争夺高地，把敌人压住，稳定了口上的战局。在这次遭遇战中，敌我双方“激战竟夜”，“我官兵沉着应战，数次肉搏，敌死伤甚重，终未得逞”。此为二十九军与日军血战的序幕。
10日拂晓，松野尾先谴队联合各增援部队，在炮兵的掩护下，攻击喜峰口关口。前来增援的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先后到达，二十九军官兵在喜峰口附近与日军殊死激战一整天，白刃相接，几处高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来回拉锯。“但官兵士气甚旺，抱只进无退，死而后已之决心，毙敌甚多，表现了不屈不挠之精神。”
11日拂晓，日军再次发动进攻，中国军队沉着应战，日军企图未能得逞。上午9时，日军步兵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攻击喜峰口西侧高地，守军冯治安部与日军“肉搏10余次，互得互失，敌人伤亡，尸横满地，我亦有伤亡。”
中日军队激战3天，战斗非常激烈，双方损失都非常大。二十九军指挥官们决定发挥二十九军善于夜战、近战、突袭的优势，采取迂回的战术，给喜峰口当面之敌以出其不意的袭击。11日深夜，二十九路军冲入日军阵地，日军万万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竟敢黑夜袭击，多数来不及还击便被砍杀，成为二十九军刀下之鬼。战况进展顺利，缴获日军大炮、坦克车等物资，但大多无法携回，除了带回一些炮镜和轻武器，其余都予以就地炸毁，辎重粮秣也悉予焚毁。这是日本自侵占东三省以来受到的最顽强的抵抗。中国军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挽回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
12日下午到14日，二十九军又与日军展开了多次激战。“喜峰一带之敌，连日被我痛击，异常疲惫”，“于上午十时向后撤退，似有退却之样。”这样，二十九军便占领了喜峰口正面阵地。15日，日军退至孟子岭附近，而潘家口附近几乎已经没有日军的踪迹。
喜峰口的战事，从9日下午开始，经过7昼夜的激烈战斗，二十九军广大爱国官兵，以报国雪耻的满腔热血，付出伤亡达500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绩，使狂傲骄妄的日军在喜峰口正面的进攻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受到沉重打击。日本报纸曾发出如下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黄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日支、日露、日独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势，均为宋哲元剥削净尽。”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振奋了全国军民坚决抗战的精神和信心。正如天津《益世报》所指出：“在此之前，许多领袖们，文的领袖们，武的领袖们，都要我相信，中国目前要想反攻日本，收复失地，是件绝对不可能的事。喜峰口一般英雄，又证明这个不可能实为可能。”而一曲脍炙人口的《大刀进行曲》就是为了歌颂二十九军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而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雄壮嘹亮的歌声，也因此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普遍的心声。 在喜峰口挫败后，日军第八师团改变作战计划，转而把主攻方向指向罗文峪。战斗主要在罗文峪、山楂峪。敌人意在包抄喜峰口之左侧背，实行战略上的突破。经过三天激战，日军企图基本被粉碎。
然而，4月中旬，长城线上的冷口隘口被日军攻陷，使驻守喜峰口的宋哲元部在战略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此，4月13日，奋战在喜峰口处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被迫放弃长城防务，退守滦西。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标志着长城抗战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广大爱国官兵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被国民党政府以一纸协定化为乌有。
三、历史教训
縱观长城喜峰口抗战，失败的原因有：第一，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虽然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改为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但是，二者是换汤不换药，本质上是一致的。蒋介石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只不过是为了平息舆论和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作出的姿态，其实质是以妥协换取暂时的和平，以卖国博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欢心。蒋介石的政策在于对内，即“安内”、“剿共”，当长城抗战中国守军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蒋正指挥40万大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可见，蒋介石并非真心抗战，而倾力于对内“剿共”。
第二，中日双方力量对比，装备实力相差悬殊。日军火力强，拥有坦克、装甲车、火炮和飞机等先进的武器装备。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武器装备较差，火力较弱，全军的枪械多为陈旧的枪支和土造枪，弹药补给也非常困难，全军只有大炮十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士兵的武器大多是大刀和手榴弹。这显然就成为制约中国守军抗战的一大重要因素。在日军强大的空中打击和地面猛烈火力的攻击下，中国军队人员伤亡明显要比日军多出好几倍，损伤很大。
再次，中国军队派系较多，缺乏团结合作精神，凝聚力不强。长城抗战中有徐庭瑶的中央军、宋哲元的西北军、商震的晋军、还有东北军等部队。长城线上的中国守军，各自有各自的打算，大多得不到友军的有利支援，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并且，中国守军存有消极防御的思想，主动出击较少，因而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以致失败。中国军队投入到长城抗战的总兵力远远大于日军。但是消极抗战的思想却较为普遍的存在。驻防冷口的商震部官兵，对华北当局的谈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是加强工事，心理上还没有彻底抗战的决心，对战争抱有侥幸心理。而正是由于冷口隘口的失守，导致驻守于喜峰口处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被迫战略转移。
参考文献：
[1]终南山人.《二十九军血战长城辑略》，北平东方学社1934年5月版
[2]何基沣.《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
[3]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4]二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宋哲元1933年3月10日致国民政府、军委会、各院长、各部长密电
关键词：长城；喜峰口；抗战；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8-00-02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先后侵占山海关、攻陷热河，随即挥兵长城线。长城抗战，是中国军民抗日斗争规模较大，战况较为激烈的一次重要战役。而国民党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长城线上，以顽强的斗志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大打击，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彰显了中国军民抵御外侮的强烈爱国热忱和坚强决心。
一、战前态势
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总部设在山西阳泉，驻防山西阳泉、辽县、沁县一带（察哈尔一带）。全军约有二万二千余人，下辖三个师，分别驻防在山西辽县、昔阳、平定、娘子关以及沁县一带。全军装备破旧复杂且奇缺，弹药补充困难。发给士兵的多是自制的大刀和手榴弹，官兵们一般只能拿到六、七成饷。但是，西北军却有着刻苦练兵的传统，在军长宋哲元“枪口不对内”的口号下，一向以日本为假想敌，在阳泉驻防不到二年的时间里，二十九军训练得很有规模，士气异常旺盛。
1933年初，日军攻占榆关，挥兵热河，平津为之震动，张学良遂调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移防平东。2月20日，二十九军各部陆续到达平东指定进驻地点，总指挥部初设通州，继移蓟县，后驻防遵化。
喜峰口古称卢龙塞，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重要隘口。其位于河北省遵化县东北，是北平与热河的交通咽喉。此外，董家口、潘家口则分距于喜峰口的东西两面，马兰关在遵化西北约50里，罗文峪南距遵化18里，都具有极重要的军事价值。此处原由东北军万福麟部驻扎，但是万部在热河的凌源、平泉，遭到溃败，乃退保宽城、喜峰口一带阵地，士气沮丧，不堪再战。3月6日，张学良命令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接替万福麟部的防务，负责防守冷口迤西至马兰峪止长达300余里的长城各口，其中包括董家口、铁门关、喜峰口、潘家口、罗文峪、黄崖关等长城各要隘。
由于喜峰口隘口关系着整个华北战局的形势，日军对此冀北重要關隘志在必得，积极向喜峰口方面备军。3月6日，日混成第十四旅团长服部少将在得知向喜峰口作战的命令后，本人率领主力从茶棚出发，顺着茶棚——三十家子——平泉——喜峰口大道向喜峰口前进。同时，命令该旅团的松野尾先谴队占领喜峰口。
二、战役历程
喜峰口抗战开始于1933年3月9日，结束于4月13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3月9日日军先遣队进犯喜峰口，二十九军一0九旅由遵化赶往喜峰口御敌起，至14日日军后撤。第二阶段：从3月16日日军改向罗文峪进攻开始，至3月24日向平泉方面遗退为止。第三阶段：从4月7日于13日。日军改变战略，向滦东打开缺口。喜峰口腹背受战，孤立无援，13日宋部奉何应钦之命放弃喜峰口。
3月9日午后，日军松野尾先谴队到达喜峰口，立即开始攻击中国守军。万福麟部将士望风而逃。适时，第二十九军赶来接防的先头部队到达喜峰口，并抢先占领要隘，双方在山上山下展开混战。夜间，我军由喜峰口的两侧，争夺高地，把敌人压住，稳定了口上的战局。在这次遭遇战中，敌我双方“激战竟夜”，“我官兵沉着应战，数次肉搏，敌死伤甚重，终未得逞”。此为二十九军与日军血战的序幕。
10日拂晓，松野尾先谴队联合各增援部队，在炮兵的掩护下，攻击喜峰口关口。前来增援的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先后到达，二十九军官兵在喜峰口附近与日军殊死激战一整天，白刃相接，几处高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来回拉锯。“但官兵士气甚旺，抱只进无退，死而后已之决心，毙敌甚多，表现了不屈不挠之精神。”
11日拂晓，日军再次发动进攻，中国军队沉着应战，日军企图未能得逞。上午9时，日军步兵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攻击喜峰口西侧高地，守军冯治安部与日军“肉搏10余次，互得互失，敌人伤亡，尸横满地，我亦有伤亡。”
中日军队激战3天，战斗非常激烈，双方损失都非常大。二十九军指挥官们决定发挥二十九军善于夜战、近战、突袭的优势，采取迂回的战术，给喜峰口当面之敌以出其不意的袭击。11日深夜，二十九路军冲入日军阵地，日军万万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竟敢黑夜袭击，多数来不及还击便被砍杀，成为二十九军刀下之鬼。战况进展顺利，缴获日军大炮、坦克车等物资，但大多无法携回，除了带回一些炮镜和轻武器，其余都予以就地炸毁，辎重粮秣也悉予焚毁。这是日本自侵占东三省以来受到的最顽强的抵抗。中国军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挽回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
12日下午到14日，二十九军又与日军展开了多次激战。“喜峰一带之敌，连日被我痛击，异常疲惫”，“于上午十时向后撤退，似有退却之样。”这样，二十九军便占领了喜峰口正面阵地。15日，日军退至孟子岭附近，而潘家口附近几乎已经没有日军的踪迹。
喜峰口的战事，从9日下午开始，经过7昼夜的激烈战斗，二十九军广大爱国官兵，以报国雪耻的满腔热血，付出伤亡达500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绩，使狂傲骄妄的日军在喜峰口正面的进攻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受到沉重打击。日本报纸曾发出如下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黄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日支、日露、日独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势，均为宋哲元剥削净尽。”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振奋了全国军民坚决抗战的精神和信心。正如天津《益世报》所指出：“在此之前，许多领袖们，文的领袖们，武的领袖们，都要我相信，中国目前要想反攻日本，收复失地，是件绝对不可能的事。喜峰口一般英雄，又证明这个不可能实为可能。”而一曲脍炙人口的《大刀进行曲》就是为了歌颂二十九军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而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雄壮嘹亮的歌声，也因此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普遍的心声。 在喜峰口挫败后，日军第八师团改变作战计划，转而把主攻方向指向罗文峪。战斗主要在罗文峪、山楂峪。敌人意在包抄喜峰口之左侧背，实行战略上的突破。经过三天激战，日军企图基本被粉碎。
然而，4月中旬，长城线上的冷口隘口被日军攻陷，使驻守喜峰口的宋哲元部在战略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此，4月13日，奋战在喜峰口处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被迫放弃长城防务，退守滦西。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标志着长城抗战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广大爱国官兵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被国民党政府以一纸协定化为乌有。
三、历史教训
縱观长城喜峰口抗战，失败的原因有：第一，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虽然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改为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但是，二者是换汤不换药，本质上是一致的。蒋介石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只不过是为了平息舆论和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作出的姿态，其实质是以妥协换取暂时的和平，以卖国博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欢心。蒋介石的政策在于对内，即“安内”、“剿共”，当长城抗战中国守军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蒋正指挥40万大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可见，蒋介石并非真心抗战，而倾力于对内“剿共”。
第二，中日双方力量对比，装备实力相差悬殊。日军火力强，拥有坦克、装甲车、火炮和飞机等先进的武器装备。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武器装备较差，火力较弱，全军的枪械多为陈旧的枪支和土造枪，弹药补给也非常困难，全军只有大炮十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士兵的武器大多是大刀和手榴弹。这显然就成为制约中国守军抗战的一大重要因素。在日军强大的空中打击和地面猛烈火力的攻击下，中国军队人员伤亡明显要比日军多出好几倍，损伤很大。
再次，中国军队派系较多，缺乏团结合作精神，凝聚力不强。长城抗战中有徐庭瑶的中央军、宋哲元的西北军、商震的晋军、还有东北军等部队。长城线上的中国守军，各自有各自的打算，大多得不到友军的有利支援，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并且，中国守军存有消极防御的思想，主动出击较少，因而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以致失败。中国军队投入到长城抗战的总兵力远远大于日军。但是消极抗战的思想却较为普遍的存在。驻防冷口的商震部官兵，对华北当局的谈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是加强工事，心理上还没有彻底抗战的决心，对战争抱有侥幸心理。而正是由于冷口隘口的失守，导致驻守于喜峰口处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被迫战略转移。
参考文献：
[1]终南山人.《二十九军血战长城辑略》，北平东方学社1934年5月版
[2]何基沣.《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
[3]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4]二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宋哲元1933年3月10日致国民政府、军委会、各院长、各部长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