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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如今，面对“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世纪挑战，如何更好地实现“咱们工人有力量”?
硬币的两面
当人们关注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10年全球富豪榜上，中国首富今年身价几何时，当人们津津乐道于“2010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中，胡锦涛和奥巴马哪个排名更前时，印象中一向追求个人主义的国外媒体，却频频把默默无闻的“中国工人”这一群体列为年度人物。按国内学者的说法，精英云集的华尔街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要由平凡渺小的中国工人来力挽狂澜。中国工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中一股新的变革力量。
的确，中国工人是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来源。然而，勤劳坚韧、吃苦耐劳，这一代代中国工人的传统品格。也在无形中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硬币的一面，是他们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一股强大力量；硬币的另一面，则是这一群体以往的巨大付出。
在中国工人再次当选年度人物时，其备受称颂的“勤劳坚韧”的背后，是不是隐含着这一群体的付出与所得未必成正比之义呢?
中国工人的“时代落差”
半个世纪前，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手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成就了一段佳话。那个年代流行的口号是“劳动光荣，工人伟大”。“钢都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革新能手”王崇伦，创造“郝建秀工作法”的郝建秀，大庆“铁人”王进喜……一个个劳模名动大江南北，如猎猎旌旗，升起在共和国精神高原的巅峰，温暖人间，感召世人。
几十年过去，时下的中国街头，经常上演一幅幅“经典”的育子场景：妈妈指向远处，拉着孩子的手说，“你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像他那样扫大街。”孩子望着路边那个手握扫帚、戴着口罩的清洁工，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今天的中国工人，正经历着怎样的转型之痛?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亲自为农妇熊德明讨薪，一时间全国上下“清欠”风暴四起，但时至今日。欠薪问题仍未彻底根除。“只涨利润不涨工资”，“工资跑不赢CPI”，一些工人拿到手的薪水仅与最低工资持平，劳动收入占GDP之比逐年下降，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国家经济的强劲发展而“水涨船高”；更有各地矿难频仍，暴露出一些职业安全防范的屡屡缺失，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揭示了某些领域职业病危害之重；富士康员工的N连跳，让人们看到半军事化管理的企业中员工的生存焦虑……类似事件无不刺痛了公众神经。
几年前媒体上“明天谁来当工人”的尴尬讨论，让“老大哥”找不到昔日的自豪与自信。在如今日益非主流的网络世界中，中国工人群体一直在被严重边缘化。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劳动模范，往往只限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披红戴花，站在领奖台上，镜头匆匆闪过。他们的事迹在80后、90后们当中所激起的波澜。比起他们父辈当年对劳动模范的仰视和羡慕，不可同日而语。
不可否认的是，时代在进步，社会日益多元化。企业家群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受到格外尊崇，资本的力量得到各方追捧。与此相比，“劳动光荣”的口号渐渐被人淡忘，轰鸣机器旁挥汗如雨的蓝领工人，退到了社会聚光灯的暗处。
在国外诸多媒体将中国工人视为全球经济奇迹英雄的背后，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世纪之问：为什么在国内，中国工人这一群体的地位与形象在逐步下滑?中国工人，一个已经承载并仍继续承载着共和国光荣的群体，在新的时代如何显示自己的力量?
保护劳动者权益需要政府“有形之手”
回答这一世纪之间，至关重要的，是政府那双“有形之手”的力量不可缺失。
发展市场经济，并不等于一切交由市场调控，政府可以无所作为。如何把握好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平衡，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成熟与能力。
而近年来，在保护弱势劳动者权益上，某些部门表现不佳。一些地方政府对投资者青睐有加，减免税收、超低价甚至无偿使用土地、享受住房补贴，子女优先入学，甚至交通违法也网开一面，更有一些“引资新政”突破了政策、法律底线。引得时人慨叹“有钱就是牛”，自然招致劳动阶层内心的不满以及对“公平正义何在”的疑问。
显然，如果政府在资方与劳方利益公平问题上把握失当，那么，劳动者群体压抑的对社会的不满，如同休眠的火山，一旦遇到脆弱的岩石，即可能喷薄而出，势不可当。
在劳动者权益中，劳动报酬权益首当其冲。让广大劳动者共同享有改革开放成果，涉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等诸多命题，其中，既涨利润也涨工资，让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占GDP之比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可谓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之一。
在操作层面，在多种所有制、多种用工方式并存的现实中，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及调整，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的相关信息采集与决策，不同行业劳动定额和工时等劳动标准的确定等，这些工资管理与改革必须与时俱进。
而要摆脱最低工资标准的“存废”纠结，最现实的路径是突破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制度性限制或障碍，比如它们面临的行业垄断、准入门槛高、融资困难、缺乏政策扶持、税费负担过于沉重等权利匮乏问题，从制度上给中小企业松绑，让中小企业可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一句话，提升普通劳动者工资福利，让千千万万中国工人分享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找回昔日的尊严与荣耀，政府应该而且必须更有作为。
利益集团的出没与工人话语权的缺失
今天，在我們呼吁政府重视劳动阶层的同时，尤其不可忽视某些利益集团的身影和能量。相比工人群体话语权的匮乏，某些强势的资本力量可以动用诸多社会资源为自己说话。“该不该让中国工人长期维持低工资”的争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
一段时间以来，“给工人涨工资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观点甚嚣尘上，“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会干扰市场的自由竞争”这一说法也颇有市场。对此，有良知和远见的学者主张与企业界声音形成对峙，但政府方面的表态一直模棱两可。
给工人涨工资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吗?我们同样反问：如果我们眼看着外资从中国企业拿走巨额利润的同时，却是大批中国工人始终在低收入的窘境中生存，这种所谓的国际竞争力，真的是我们所致力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吗?如果我们纵容投资商们贪恋于工人低工资的“竞争优势”而怠于在产品升级换代、产业结构调整上下工夫，最终的结局
硬币的两面
当人们关注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10年全球富豪榜上，中国首富今年身价几何时，当人们津津乐道于“2010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中，胡锦涛和奥巴马哪个排名更前时，印象中一向追求个人主义的国外媒体，却频频把默默无闻的“中国工人”这一群体列为年度人物。按国内学者的说法，精英云集的华尔街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要由平凡渺小的中国工人来力挽狂澜。中国工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中一股新的变革力量。
的确，中国工人是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来源。然而，勤劳坚韧、吃苦耐劳，这一代代中国工人的传统品格。也在无形中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硬币的一面，是他们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一股强大力量；硬币的另一面，则是这一群体以往的巨大付出。
在中国工人再次当选年度人物时，其备受称颂的“勤劳坚韧”的背后，是不是隐含着这一群体的付出与所得未必成正比之义呢?
中国工人的“时代落差”
半个世纪前，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手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成就了一段佳话。那个年代流行的口号是“劳动光荣，工人伟大”。“钢都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革新能手”王崇伦，创造“郝建秀工作法”的郝建秀，大庆“铁人”王进喜……一个个劳模名动大江南北，如猎猎旌旗，升起在共和国精神高原的巅峰，温暖人间，感召世人。
几十年过去，时下的中国街头，经常上演一幅幅“经典”的育子场景：妈妈指向远处，拉着孩子的手说，“你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像他那样扫大街。”孩子望着路边那个手握扫帚、戴着口罩的清洁工，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今天的中国工人，正经历着怎样的转型之痛?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亲自为农妇熊德明讨薪，一时间全国上下“清欠”风暴四起，但时至今日。欠薪问题仍未彻底根除。“只涨利润不涨工资”，“工资跑不赢CPI”，一些工人拿到手的薪水仅与最低工资持平，劳动收入占GDP之比逐年下降，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国家经济的强劲发展而“水涨船高”；更有各地矿难频仍，暴露出一些职业安全防范的屡屡缺失，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揭示了某些领域职业病危害之重；富士康员工的N连跳，让人们看到半军事化管理的企业中员工的生存焦虑……类似事件无不刺痛了公众神经。
几年前媒体上“明天谁来当工人”的尴尬讨论，让“老大哥”找不到昔日的自豪与自信。在如今日益非主流的网络世界中，中国工人群体一直在被严重边缘化。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劳动模范，往往只限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披红戴花，站在领奖台上，镜头匆匆闪过。他们的事迹在80后、90后们当中所激起的波澜。比起他们父辈当年对劳动模范的仰视和羡慕，不可同日而语。
不可否认的是，时代在进步，社会日益多元化。企业家群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受到格外尊崇，资本的力量得到各方追捧。与此相比，“劳动光荣”的口号渐渐被人淡忘，轰鸣机器旁挥汗如雨的蓝领工人，退到了社会聚光灯的暗处。
在国外诸多媒体将中国工人视为全球经济奇迹英雄的背后，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世纪之问：为什么在国内，中国工人这一群体的地位与形象在逐步下滑?中国工人，一个已经承载并仍继续承载着共和国光荣的群体，在新的时代如何显示自己的力量?
保护劳动者权益需要政府“有形之手”
回答这一世纪之间，至关重要的，是政府那双“有形之手”的力量不可缺失。
发展市场经济，并不等于一切交由市场调控，政府可以无所作为。如何把握好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平衡，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成熟与能力。
而近年来，在保护弱势劳动者权益上，某些部门表现不佳。一些地方政府对投资者青睐有加，减免税收、超低价甚至无偿使用土地、享受住房补贴，子女优先入学，甚至交通违法也网开一面，更有一些“引资新政”突破了政策、法律底线。引得时人慨叹“有钱就是牛”，自然招致劳动阶层内心的不满以及对“公平正义何在”的疑问。
显然，如果政府在资方与劳方利益公平问题上把握失当，那么，劳动者群体压抑的对社会的不满，如同休眠的火山，一旦遇到脆弱的岩石，即可能喷薄而出，势不可当。
在劳动者权益中，劳动报酬权益首当其冲。让广大劳动者共同享有改革开放成果，涉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等诸多命题，其中，既涨利润也涨工资，让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占GDP之比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可谓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之一。
在操作层面，在多种所有制、多种用工方式并存的现实中，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及调整，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的相关信息采集与决策，不同行业劳动定额和工时等劳动标准的确定等，这些工资管理与改革必须与时俱进。
而要摆脱最低工资标准的“存废”纠结，最现实的路径是突破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制度性限制或障碍，比如它们面临的行业垄断、准入门槛高、融资困难、缺乏政策扶持、税费负担过于沉重等权利匮乏问题，从制度上给中小企业松绑，让中小企业可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一句话，提升普通劳动者工资福利，让千千万万中国工人分享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找回昔日的尊严与荣耀，政府应该而且必须更有作为。
利益集团的出没与工人话语权的缺失
今天，在我們呼吁政府重视劳动阶层的同时，尤其不可忽视某些利益集团的身影和能量。相比工人群体话语权的匮乏，某些强势的资本力量可以动用诸多社会资源为自己说话。“该不该让中国工人长期维持低工资”的争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
一段时间以来，“给工人涨工资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观点甚嚣尘上，“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会干扰市场的自由竞争”这一说法也颇有市场。对此，有良知和远见的学者主张与企业界声音形成对峙，但政府方面的表态一直模棱两可。
给工人涨工资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吗?我们同样反问：如果我们眼看着外资从中国企业拿走巨额利润的同时，却是大批中国工人始终在低收入的窘境中生存，这种所谓的国际竞争力，真的是我们所致力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吗?如果我们纵容投资商们贪恋于工人低工资的“竞争优势”而怠于在产品升级换代、产业结构调整上下工夫，最终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