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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对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所采用的特色化宏观调控模式进行了简要分析;而后谈了谈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政策下经济发展，以及一些教训;最后，针对我国所采用的宏观调控政策，从理论层面进行了反思，并提出要合理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才能更有效地把控经济周期。
关键词：西方主流;宏观调控政策;实践与反思
近些年，为更好地应对经济新常态发展，我国在宏观调控上，做出了重大的改变，开始执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纵观以往我国的宏观调控，在经济朝向繁荣发展时，信贷规模过大扩展并没能因为稳健货币政策而得到抑制;在危机时期，经济下行趋势，被宽松货币政策所阻止，却出现了更严重的产能过剩，为此反思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具有一定意义。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宏调控模式
（一）中国特色宏调控模式的出现
在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至今，我国经济发展情况保持很多年的乐观情况，以“低通胀”、“高增长”的态势发展，学界和政界中很多人，将这样的乐观结果归功于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实施，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有着关键的作用。我国宏观调控所采用的模式，以西方主流中那些市场化经济的国家所运用的调控模式、历史经验做为基础，构建出的调控模式，初期还参有一些计划经济因素，其中实物量指标和行政手段，依旧站在主导地位。随着时间推移，经济进步，才慢慢变少，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替代原有政策，价值量指标也变得更加丰富，增加了很多内容，代表是PPI、CPI、GDP，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化的宏观调控模式。
（二）中国式宏观调控政策隐藏的危险
隨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被越来越多地要用在经济调控上，中国的GDP保持着多年持续增长和平稳增长的状态，并且也让PPI 、CPI，维持长时间较低水平的状况，可是人们却没能意识到，这种看似“优势”的后面，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比例失调，从而出现了全方位的负债过度、过剩产能、泡沫化资产。
（三）面对危险所采取的供给侧改革
对于严峻经济形式，中国政府只能采取计划和行政的手段，站在实物量的结构均衡方面，推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并且，针对需求侧的调控，也进行了一些转变，一改以往水漫灌式，转变为相机化调控、定向的调控、精准化调控、区间调控，经过一年的时间，供给侧的结构性的改革，同需求侧的财政政策，加之货币政策的调控，三个方面密切配合，得以让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比较明显，那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的行业中生产的产品，其价格有显著的止跌回升，从而企业的利润恢复到正常区间，行业也有复苏表现。国民经济所运用的宏观管理模式，所出现的变化，以习总书记所提出的供给侧管理，同时也要进行需求侧的管理，这是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进行的创造化发展和应用。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政策和基本教训
（一）宏观调控政策下，经济走向
1990年我国开始尝试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乘政策，实施间接的调控，产生现代化意义的基本宏观调控。这一期间，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着较大的幅度波动，可是整体上依旧高增长的态势，期间1991年到2011年，我国GDP的平均增长有9. 8%。而1990年到1999年期间，前半部分表现为高增长、高通胀，后半部分的表现却不尽人意，处于高增长，却低通胀的状态，还是可以说是软着陆。2000年到2007年，则是罕见状态，高增长、低通胀。分析此种发展结果，以GDP、PPI、CPI的层面来看，不断是不是能够以“辉煌”的词语去形容。可是，在这以后一段时间，产能过剩为中心，出现了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衡，这就酝酿了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第一阶段，不利状态表现为，工业产品停产、工业产品闲置、工业产品半停产、产能利用不到一半，生产力过剩，国内需求不足;第二阶段，供过于求类商品有一定比例，供求平衡占一定比例。第三阶段，低通胀、高增长，产能全面过剩。
（二）宏观调控政策后的基本教训
因为受到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进而出现了产能过剩。因此，开始转变宏观调控的方向，推行供给侧方面的结构化改革，能够证明前阶段所运用的调控政策，有不足的地方，其一，说明前些年所执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存在一定局限性，虽然能够保持GDP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发展优势，可是却没有避免国民经济比例失衡问题的出现，从而导致了过度负债、产能过剩，单纯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存在不足的地方进行宏观调控;其二，说明我国的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部门，其职能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对于社会化方面的大生产，没能按计划和按比例的发展规律所提出的要求，开展有效的社会经济管理。在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中心的情况下，所运用的宏观调控政策，重要的衡量指标是GDP、CPI、PPI。
宏观调控衡量指标看重GDP、CPI、PPI，进而顾此失彼，所以，即使这些年我国的宏观调控不断加强，对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不断完善，以优化宏观调控的方式，最终结果还是没有避免产能过剩出现，也没有对经济持续的下行，做到有效扭转。对于这种困境，政府察觉到运用主流的宏观经济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进行的调控很难对我国经济下行发展状态进行遏制，一定要站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角度，对宏观调控做方式上的转换。将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进行融合，当前“三去一降一补”这种方式，就是对原有过度重视价值型的调控方式所做的修正。
货币政策可以促进或者抑制消费、投资、物价，可是如果处于经济繁荣或者经济萧条的时期，其能发挥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财政政策具备转移支付的功能，该政策以向富人和资本进行征税，用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事业、社会优抚等方面的支出，可以强化社会的购买力，进而能够在一定程度方面，让生产和消费间存在的矛盾得以缓解。纵观我国约20年间的宏观调控实践，能够看出在经济朝向繁荣发展时，信贷规模过大扩展并没能因为稳健货币政策而得到抑制;在危机时期，经济下行趋势，被宽松货币政策所阻止，可是却出现离了更严重的产能过剩。2004 年- 2007 年，经济高度增长，得益于“稳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是也积累了过剩的产能。2011年至今，经济下行趋势没能通过“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得到扭转，同时也没能避免新出现的过剩产能，以及资产的泡沫化，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房地产行业，因此，政府必须运用严厉行政手段，结合“实物型调控”、“价值型调控”，才能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 三、对我国所采用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反思
（一）辩证地看宏观调控政策
站在理论层面，要达到“低通胀、高增长”目标的实现，必须要将价值形态增长结合事物形态结构调整，但是还需宏观调控政策和调控手段，对两者关系进行有效协调。可是过度偏好形式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用，宏观调控中心指标是价值型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实物形态指标，所发挥出约束力比较小。这时的宏观调控已经基本将实物形态边缘化，即使我国中长期的发展规划，还有为发展国民经济，所制定的年度计划，实物形态也是主要指标，但是想要实现这些计划和规划，还需要价值形态，这种形式调控工具，以及此类政策手段。因此，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宏观调控所采用的方式，由这个极端，转为那个极端，具体来说就是，计划经济阶段，实物调控是主要手段，指令性的计划也是手段之一;市场经济阶段，主要手段是价值调控和指导性计划，这样的过渡，避免一味依靠事物形态的调控，却转变为一味依靠价值形态进行调控，整体的调控，在方式上呈现为片面化，最后调控效果，有着顾此失彼的不足，出现了产能的严重过剩。
（二）合理借鉴马克思经济学理论
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中，已经对于社会经济运行辩证关系进行了详细阐述，体现在社会资本生产的理论中，另外阐述出社会经济能够顺利运行，所需要哪些基本实现条件，还有能够满足这种条件下社会经济的制度。人类驾驭经济的周期和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也是指导方法的方法论。我国近些年，推行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习总书记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宏观经济运行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和发展，因此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层面的政治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指导下，我国推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有理論支撑。经济发展逐渐走进新常态，而想要更好地对经济周期进行把控，应当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进行创造地运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打破前期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的局限，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从经济手段出发，而是从计划手段结合行政手段出发。调控主要方向，已经从价值形态转变为使用价值形态，而价值形态则站在了辅助的位置。调控的主要指标从价值型指标，转变为使用价值量指标，这是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进行创造地运用。
参考文献：
[1]刘明国.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兼对当代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03）：149-160+162.
[2]庞明川.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的创建[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18， 120（06）：54-61.
[3]2017年中国经济展望和宏观调控政策-专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J]. 领导文萃， 2017：22.
关键词：西方主流;宏观调控政策;实践与反思
近些年，为更好地应对经济新常态发展，我国在宏观调控上，做出了重大的改变，开始执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纵观以往我国的宏观调控，在经济朝向繁荣发展时，信贷规模过大扩展并没能因为稳健货币政策而得到抑制;在危机时期，经济下行趋势，被宽松货币政策所阻止，却出现了更严重的产能过剩，为此反思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具有一定意义。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宏调控模式
（一）中国特色宏调控模式的出现
在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至今，我国经济发展情况保持很多年的乐观情况，以“低通胀”、“高增长”的态势发展，学界和政界中很多人，将这样的乐观结果归功于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实施，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有着关键的作用。我国宏观调控所采用的模式，以西方主流中那些市场化经济的国家所运用的调控模式、历史经验做为基础，构建出的调控模式，初期还参有一些计划经济因素，其中实物量指标和行政手段，依旧站在主导地位。随着时间推移，经济进步，才慢慢变少，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替代原有政策，价值量指标也变得更加丰富，增加了很多内容，代表是PPI、CPI、GDP，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化的宏观调控模式。
（二）中国式宏观调控政策隐藏的危险
隨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被越来越多地要用在经济调控上，中国的GDP保持着多年持续增长和平稳增长的状态，并且也让PPI 、CPI，维持长时间较低水平的状况，可是人们却没能意识到，这种看似“优势”的后面，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比例失调，从而出现了全方位的负债过度、过剩产能、泡沫化资产。
（三）面对危险所采取的供给侧改革
对于严峻经济形式，中国政府只能采取计划和行政的手段，站在实物量的结构均衡方面，推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并且，针对需求侧的调控，也进行了一些转变，一改以往水漫灌式，转变为相机化调控、定向的调控、精准化调控、区间调控，经过一年的时间，供给侧的结构性的改革，同需求侧的财政政策，加之货币政策的调控，三个方面密切配合，得以让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比较明显，那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的行业中生产的产品，其价格有显著的止跌回升，从而企业的利润恢复到正常区间，行业也有复苏表现。国民经济所运用的宏观管理模式，所出现的变化，以习总书记所提出的供给侧管理，同时也要进行需求侧的管理，这是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进行的创造化发展和应用。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政策和基本教训
（一）宏观调控政策下，经济走向
1990年我国开始尝试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乘政策，实施间接的调控，产生现代化意义的基本宏观调控。这一期间，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着较大的幅度波动，可是整体上依旧高增长的态势，期间1991年到2011年，我国GDP的平均增长有9. 8%。而1990年到1999年期间，前半部分表现为高增长、高通胀，后半部分的表现却不尽人意，处于高增长，却低通胀的状态，还是可以说是软着陆。2000年到2007年，则是罕见状态，高增长、低通胀。分析此种发展结果，以GDP、PPI、CPI的层面来看，不断是不是能够以“辉煌”的词语去形容。可是，在这以后一段时间，产能过剩为中心，出现了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衡，这就酝酿了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第一阶段，不利状态表现为，工业产品停产、工业产品闲置、工业产品半停产、产能利用不到一半，生产力过剩，国内需求不足;第二阶段，供过于求类商品有一定比例，供求平衡占一定比例。第三阶段，低通胀、高增长，产能全面过剩。
（二）宏观调控政策后的基本教训
因为受到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进而出现了产能过剩。因此，开始转变宏观调控的方向，推行供给侧方面的结构化改革，能够证明前阶段所运用的调控政策，有不足的地方，其一，说明前些年所执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存在一定局限性，虽然能够保持GDP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发展优势，可是却没有避免国民经济比例失衡问题的出现，从而导致了过度负债、产能过剩，单纯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存在不足的地方进行宏观调控;其二，说明我国的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部门，其职能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对于社会化方面的大生产，没能按计划和按比例的发展规律所提出的要求，开展有效的社会经济管理。在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中心的情况下，所运用的宏观调控政策，重要的衡量指标是GDP、CPI、PPI。
宏观调控衡量指标看重GDP、CPI、PPI，进而顾此失彼，所以，即使这些年我国的宏观调控不断加强，对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不断完善，以优化宏观调控的方式，最终结果还是没有避免产能过剩出现，也没有对经济持续的下行，做到有效扭转。对于这种困境，政府察觉到运用主流的宏观经济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进行的调控很难对我国经济下行发展状态进行遏制，一定要站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角度，对宏观调控做方式上的转换。将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进行融合，当前“三去一降一补”这种方式，就是对原有过度重视价值型的调控方式所做的修正。
货币政策可以促进或者抑制消费、投资、物价，可是如果处于经济繁荣或者经济萧条的时期，其能发挥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财政政策具备转移支付的功能，该政策以向富人和资本进行征税，用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事业、社会优抚等方面的支出，可以强化社会的购买力，进而能够在一定程度方面，让生产和消费间存在的矛盾得以缓解。纵观我国约20年间的宏观调控实践，能够看出在经济朝向繁荣发展时，信贷规模过大扩展并没能因为稳健货币政策而得到抑制;在危机时期，经济下行趋势，被宽松货币政策所阻止，可是却出现离了更严重的产能过剩。2004 年- 2007 年，经济高度增长，得益于“稳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是也积累了过剩的产能。2011年至今，经济下行趋势没能通过“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得到扭转，同时也没能避免新出现的过剩产能，以及资产的泡沫化，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房地产行业，因此，政府必须运用严厉行政手段，结合“实物型调控”、“价值型调控”，才能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 三、对我国所采用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反思
（一）辩证地看宏观调控政策
站在理论层面，要达到“低通胀、高增长”目标的实现，必须要将价值形态增长结合事物形态结构调整，但是还需宏观调控政策和调控手段，对两者关系进行有效协调。可是过度偏好形式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用，宏观调控中心指标是价值型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实物形态指标，所发挥出约束力比较小。这时的宏观调控已经基本将实物形态边缘化，即使我国中长期的发展规划，还有为发展国民经济，所制定的年度计划，实物形态也是主要指标，但是想要实现这些计划和规划，还需要价值形态，这种形式调控工具，以及此类政策手段。因此，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宏观调控所采用的方式，由这个极端，转为那个极端，具体来说就是，计划经济阶段，实物调控是主要手段，指令性的计划也是手段之一;市场经济阶段，主要手段是价值调控和指导性计划，这样的过渡，避免一味依靠事物形态的调控，却转变为一味依靠价值形态进行调控，整体的调控，在方式上呈现为片面化，最后调控效果，有着顾此失彼的不足，出现了产能的严重过剩。
（二）合理借鉴马克思经济学理论
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中，已经对于社会经济运行辩证关系进行了详细阐述，体现在社会资本生产的理论中，另外阐述出社会经济能够顺利运行，所需要哪些基本实现条件，还有能够满足这种条件下社会经济的制度。人类驾驭经济的周期和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也是指导方法的方法论。我国近些年，推行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习总书记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宏观经济运行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和发展，因此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层面的政治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指导下，我国推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有理論支撑。经济发展逐渐走进新常态，而想要更好地对经济周期进行把控，应当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进行创造地运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打破前期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的局限，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从经济手段出发，而是从计划手段结合行政手段出发。调控主要方向，已经从价值形态转变为使用价值形态，而价值形态则站在了辅助的位置。调控的主要指标从价值型指标，转变为使用价值量指标，这是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进行创造地运用。
参考文献：
[1]刘明国.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兼对当代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03）：149-160+162.
[2]庞明川.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的创建[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18， 120（06）：54-61.
[3]2017年中国经济展望和宏观调控政策-专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J]. 领导文萃， 20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