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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财富之源”不是“拥有什么”而是“是什么”的新视角，可以把财富界定为来自人们所经历的生活可能性以及所享受的人与自然间关系，即一种“四位一体”的转型性财富观点。所谓“四位”，是指财富生产的四个具体领域，即：该亚圈，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保障安全、信任、正义与民主自决的社会制度，公共文化领域。而“一体”代表的是一种团结型的组合，旨在克服资本主导型社会在生活机会、权力和财产等方面的社会不平等。由是观之，当今欧美国家的“第二次大转型”不可能产生于“另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必须是一个团结合作的社会，也可以称为21世纪的民主、绿色、和平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第二次大转型;该亚圈;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社会制度;公共文化
1776年3月9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在伦敦首次出版，并在此后彻底地改变了整个知识界。该书阐明了“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以及劳动产品在不同阶层民众中的自然有序分配”。①到1800年，它仅在英国就有9个版本，并被迅速地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斯密在书中表达了一个新社会的自信，即一个建立在个人私利、劳动分工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社会——至少这是他的自我概括。
也就是在那时，英国的国家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并开始了现代社会的第一次转型。据估算，仅从1700年到1760年，英国的商业生产力就提高了50%。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英国迎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一个占总人口七分之一的新阶层受益于这一新财富而崛起。②“所有那些凭借自己的企业、技能或好运成功地摆脱了‘劳动穷人’（一个越来越多使用的短语）境遇的人，都变得越来越富有。每一磅的额外支出能力都会给如下社会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在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只是满足于获得维持生计的收入，而国家绝不参与商业扩张所带来好处的重新分配。”③它就是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财富”。这是一种全新的贫困、排斥和破坏形式，在工人、妇女和后来的殖民地人民的社会运动，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环境与生态运动和其他许多运动的推动下，批评者对此不断进行着研究。
这一经济秩序的一方面是私有财产、市场和竞争，另一方面是商品生产和有偿服务的增长，二者构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共生关系，并造就了一个繁荣程度不断增加但却是分配不均的世界。新的贫困产生于存在着巨大社会财富的情形之下，因而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已经无法用生产力不足来解释。这种新的繁荣与资本主义奴隶经济、新形式的农奴制、南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现代父权制以及对有限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但主流的时代精神边缘化了任何严肃对待这种破坏的努力。
亚当·斯密出版该书时才刚刚开始的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与增长的共生创造了物质基础。从英国开始，全球社会生产总值出现了指数级增长的新态势。从18世纪中叶至今，商品的数量增长了300倍，无论这对地球上的人们来说具体意味着什么。这一增长动力一直持续至今，尽管经济增长的好处往往是在几代人之后，才能惠及更为广泛的工薪阶层群体。如今，亚洲、拉美、非洲和东欧的数十亿人正在执着地追求这种繁荣，而西欧和美国则在竭尽全力地捍卫它。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在亚洲的扩张时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由于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里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
那些当时的想象如今都已经成为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已成为全球性的了。30年前，社会主义仍然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这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现已成为历史。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不受挑战的财富生产体系而占据统治地位。然而，就在它似乎已经大获全胜之际，其财富生产方式开始受到人们的严厉批评。
对亚当·斯密来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它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人均商品和服务成正比，而掠夺性征服和殖民所得并不被视为这一财富的合法组成部分。基于对国家财富的历史特性的完全不同认识，马克思90年之后在他的代表作开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60年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则预见到了如下情形，即：“自创世以来，人类将会首次面临到一个真实而永久性的难题——如何利用科学和复利为他们赢得的、摆脱经济忧虑而产生的自由和闲暇时间，从而生活得明智、愉快和幸福。”②但自相矛盾的是，资本主义的财富生产越发达，这一前景就越成为问题。
如今，就连世界经济精英也在讨论传统衡量财富方法的可疑之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度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总值（GNP）增长率一直在下降，但可获得的商品和服务的绝对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就像以GNP衡量的财富绝对数量一样。而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物质生活上的富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总产值被认为只是社会财富的若干衡量指标之一，此外还有预期寿命或教育等其他指标，而这些指标在“人类发展指标体系”（HDI）中得到了体现。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数量商品的價值在社会财富不平等分配条件下要低于在平等分配条件下的价值。而如果将这种不平等情况考虑在内，那么根据HDI，美国的世界排名则从第4位下降到第23位。当然，如果考虑到当今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财富衡量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而如果把所有这些“成本”都考虑其中，那么发达国家的财富根本就没有增长;相反，它是在不断下降。此外，如果像“真实进步指标”（GPI）那样，把犯罪或人际关系毁坏等因素包括在内，我们会发现，与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相比，实际情况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在美国。亚当·斯密所强调的社会生产总值增长与社会进步相等同，至少在全球北方国家已演变成为一种冲突。 因而，现在是摆脱财富主要由不断丰富的物质和商品组成的观念的时候了。繁荣必须重新加以定义。“财富之源”（马克思）不是“拥有什么”而是“是什么”，这种意义上的财富来自人们所经历的生活可能性以及所享受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作为自然人，我们与地球自然即“该亚圈”①在不断进行的物质变换中生存;而作为社会人，我们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生存。此外，在复杂的社会中，我们依靠稳定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安全、信任与合作。最后，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性存在，人类发展主要体现为文化的发展，因而，人是意涵丰富的自然的—人际的—社会的—文化的复合性存在。或者，正如迪特·克莱因（Dieter Klein）所指出的：“社会中‘真正’最重要的财富是人自身，他/她具有生产性的身体、智力和文化能力，能够产生或使社会财富的所有其他方面变成发展的和文明的潜能。”②这种意义上的财富来自于如下四个领域：该亚圈、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社会制度和公共文化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被分割成为一个单独的领域，但实际上它只是四个领域中的一部分。经济渗透到这四个领域之中，反过来又被这四个领域所渗透。
很显然，亚当·斯密把财富与有偿的商品和服务相等同的做法，并不符合事实。首先，他对财富的定义并没有包括自然界免费提供的“无偿服务”即自然财富，现实中后者只体现为原材料获取和废物处置的成本。但实际上，来自大自然的财富是所有财富的第一来源，正是该亚圈使得人类的生存成为可能。③它用自己的生命周期构成了我们的“家园”，这些条件包括相对稳定的气候、生物多样性、能源和矿产资源。除此之外，这颗行星还拥有地球世界上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这理应让我们感到敬畏，④并引发我们的关爱。我们也可以说，人是一种生物存在或该亚存在，内心有着对自身得以产生延续的栖息地的感激。我们在感官和情感上都依赖于这个世界。正如马克思更加轻描淡写地指出的：“劳动不是所有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①当自然生产力降低、生物多样性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原材料枯竭、气候变化等现象威胁到子孙后代的生存机会时，忽视这一财富来源就会变得十分危险。生态运动把保护这些财富的斗争引入到政治舞台的中心。
第二，正如我们所知，社会总产值只包括那些依靠有偿劳动所提供的服务。但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之所以能够生产和交换，依赖于再生产性的劳动，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偿的（从抚养孩子到家务劳动和护理）。在德国，这些无偿服务的价值超出支付工资劳动的70%。也就是说，生育劳动本身就创造了社会财富，它产生于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领域，为了他人和自己的存在的领域。在这其中所产生的人际关系中，在塑造自己生活的过程中，我们成功或失败地快乐生活。更确切地说，我们身体“最内部的部分”即大脑，“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社会器官”。②
人类劳动是所有财富的第二来源，仅次于自然。当秩序失范、社会冷漠和暴力成为日常生活常态时，这一财富来源的重要性就变得显而易见。目前，人类劳动中的护理性工作，只要是以有偿劳动形式进行的，就已是跨国性的。正是新妇女运动揭露了父权制对这种财富的忽视及其对生产者的蔑视和系统性压迫，并把向一种护理经济的转变提上了议程。自然条件的崩溃与性别关系的崩溃之间的联系，已变得越来越明显。
第三，很显然，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相似的国家，依据生活机会分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果大部分人无法获得过上好日子所需的基本物品，那么一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变成一种寄生性的奢侈品，并产生异化和普遍贫困。而如果一个社会越富裕，就越有能力使得所有公民在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决中过上安全的生活，那么它就是一种社会的财富。这种财富的基础是一种普遍性的信任和公正，二者都产生于社会制度领域。依此，跨社区的合作得以实现，冲突处置得以文明化，信任和安全的建立得以超越对具体个人的尊重。而最为重要的是，财富得以实现重新分配和基本公共服务得以保障。这种财富的源泉包括那些旨在建立、维持和进一步发展这些制度的各种活动。其范围涵盖与公民个体或工作场所有关的所有自治和自决行动，从公民倡议到高度制度化的法律制度或代议制民主参与。所谓“失败国家”，在本质上是缺乏或破坏了这一基础的国家。历史一再表明，这类国家中的制度建设是何等乏味，而控制暴力是多么重要。这种财富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因而遭到忽视。而在当下，它正在受到各种危机的严重威胁，包括在西方社会中，其核心和边缘区域都在遭到肢解。福利国家已然屈从于竞争性的国家，精英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他们的文明承诺（包括纳税义务），而边缘化社群已经不再相信这些联系与承诺会对他们有所裨益。一些人认为这些联系与承诺是对资本积累实现的羁绊，而另一些人则不再期望它们能把他们从困境中解放出来。相应地，许多社会和民主运动正在致力于为这种具体的社会财富的生产创造条件。
第四，已然表明的是，商品和有偿服务供应的增加，与一个社会丰富的文化财富、文化创造力和多样性、文化交流自由以及对文化实现的无限追求之间，并没有必然性的联系。这种财富产生于一个社会的公共文化空间领域，涉及知识、教育、美与丑的体验、善与恶的情感对于社会的意义。因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社会驾驭这种财富的能力。历史上，许多社会运动都在为文化财富、文化的驾驭和文化的自主使用而奋斗。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少数人的闲暇被视为这种财富和最高幸福的源泉，但与此同时，它被简约化为闲暇阶层的认知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没有人会把幸福创造的任一部分归功于奴隶，除非他也把生活创造的一部分归功于他们”。①
因而，社會生产总值只是财富产生的所有形式的非常有限且扭曲的表达。这并不是要反对将社会生产总值与其他指标一起列为经济指标，而是因为它相对于其他指标的从属性地位。大约两个半世纪前，亚当·斯密自信满满地提出了英国中产阶级迅速崛起的理论，并寻求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解释，而我们今天讨论的特点则是对这一财富理解本身的质疑。“不够充分”的谨慎挑战声音正在与越来越响亮的“不一样的东西”的呼喊交织在一起。我们完全可以把人类社会21世纪初所面临的冲突理解为围绕财富本身的冲突，我们正处在一个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竞争的时代。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分析当今的社会冲突。 我们应该意识到，如今已经不存在一个总括性的大问题或主题，抑或是社会抗争的主角，能够单独形塑所有的社会对抗。如果要进行有效的社会变革，就必须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运动之间建立不同的联系，并以新的方式来“阐明”冲突。实现聚合的条件之一，是认识到不同冲突间的共同基础。如果一个人能够就不同事物间可能的连贯性进行对话，如果某一碎片能够融入具有变革力量的马赛克，那么“大众”②就可以呈现为具体的形态。揭示社会财富生产领域与当今核心性冲突之间的关系，将很可能是实现这种聚合的路径之一。借用弗里加·豪格（Frigga Haug）的说法，这将意味着一种“四位一体”方法。
在本文讨论中，弗里加·豪格关于劳动和劳动时间（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团结型交往联系）的实例性阐释将作一般化拓展。由此，我们可以阐明不同形式的社会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而不是将其理解为从外部强加给它们的额外条件。所谓“四位”是指财富生产的四个具体领域，即：自然;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保障安全、信任、正义和民主自决的社会制度;公共文化领域。“一体”代表的是一种团结型的组合，旨在克服资本主导型社会在生活机会、权力和财产等方面的社会不平等。这一方法代表了笔者对当前讨论的四个最重要问题的统一性观点。
更进一步说，本文试图为当前的讨论提供一个有助于促进团结合作的建议，尤其是阐明面向未来一个时期的共同基础的理论原则。至于这种“四位一体”观点能否做到贯穿于合作的全过程，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因而，本文更像是一个智力实验，其目的是创造一种“鲜活的形式”③，从而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痛苦冲突中以一种更加团结的方式前进。
一、资本主義财富生产的发动机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的、人际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财富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直接统一体中创造的。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透明的。地方环境内部的循环、社区的—宗法性的生活世界、建立在支配和依附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关于日常交流、从属与支持和国家的制度就像关于法律和借贷的制度一样多），最后是代代相传的集体解释、知识和合法性形式构成了一个局部区域整体，其成员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按照相同的韵律生活。几乎所有的社会交流，都发生在村庄周围5公里或城市周围20—30公里的范围内。因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家庭和世界是重合的。大规模帝国和跨区域贸易体系，所代表的是地方性社区聚合而成的一个超级架构，而正是在这些社区中，自然、社区、社会和文化的直接统一性得到体验和延续。财富的生产与这个地方化的世界及其循环紧密相连。地方性统治者在一种庇护—委托关系的框架下主宰这一切。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则大不相同。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论及第一次大转型时所指出的：“工业文明使人的构成元素间失去了联系。”①如今，地球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被开发和重新分配。每年仅海运量就将近70亿吨，人均运输量就超过1吨，就像其他物品一样，重新分配给“拥有者”来使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土地、工具等）的直接联系已经中断。工人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支付工资劳动来实现自己和家庭的再生产，而劳动力市场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相互竞争，否则就将无以为继。劳动力、土地、原材料以及知识，都被抛到了市场上，获得一种货币形式的工资、租金、利息或价格。与此同时，资源几乎可以任意组合。正如罗伯特·麦克维尔（Robert MacIver）在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序言中所指出的：“‘撒旦磨坊’除了其中一种之外，人类所有需求都漠不关心，它们无情地把社会本身碾磨成为原子。”②当然，这种分离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尤其是，它使经济元素“新组合的实现”第一次成为可能。正如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964年所分析的那样，“这种结合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能力的前提条件”。③然而，创新功能可以理解为十分不同的形式。通常，创新的来源是小型新机构、自主或合作性联系、民间社会或国家组织、社会和文化协会或基于伙伴关系的联系。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人为“创新”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对于资本支配的“企业”来说，它们的存活价值是通过收购成本来衡量的，而不管他们是工厂中的雇佣工人、护理人员还是家庭辅助人员，或是存在于新型奴隶制或农奴制中的人。
资本主义社会解放了可以重新组合的资源，也就打破了自然、生活世界、社会制度和文化之间的聚合体。结果是，地球上的每一种自然资源，任何一个社区中的所有劳动力，任何人手中的所有资产，以及任何形式的知识，都敞开在企业家的介入范围之内。暴力作为每个社会的秘密，如今获得了一个新的目标与功能。它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征服那些“朝贡帝国”，以便从被征服的地区劫掠剩余产品，并参与完成少量的像战争、行政管辖权属或具有宗教文化象征意义纷争等核心性任务。相反，在现代西方世界中，征服者都是一些公私合作的企业家——无论是哥伦布、科特斯、皮萨罗，还是作为第一家股份制公司的荷兰的东印度和西印度公司，或是他们的英国后继者，或是今天的对冲基金。现代暴力，无论是物质性的还是结构性的，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因为，它把所有传统社区都变成了一堆有价格标签的资源，变成了一堆商品，而不能转化成为剩余价值的东西则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权利。征服者所追求的是作为世界货币的黄金和白银、香料、瓷器、丝绸，以及在美丽的新世界中为资本主义的种植园和矿山提供的黑人劳动力。对冲基金所追求的是超额利润，而不会考虑任何社会和生态的后果。正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政策的最深刻本质、核心、全部含义和内容，是对所有非资本主义国家和人民的持续不断的撕裂。”④
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也可以理解为（但不仅仅如此）自然的全球化剥夺和新形式的依赖与压迫的历史。结合19世纪中叶的印度，马克思写道：“从人的感情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把自我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①对于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马克思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从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②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世界的中心和边缘的期望是：“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量，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会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③
赤裸裸的武力和现金支付的简单化连接，使得自然、人力和文化资源可以自由结合。与此同时，它还让这些资源服务于增值的首要目的。一个人自由度的提升，与另一些人的新的生存依赖和堕落密切相联，而且自由和依赖常常同时适用于同一社会群体。伴随着传统社会以及自然、社区、社会、文化的直接统一体的解体，企业的创新、持续更新和效率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同时是一个“掠夺和生产力提高”④的过程，而且没有回头路。市场或国家已不可能完全消失，也不可能再回到自然、社区、社会监管和文化的直接统一状态。借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连锁反应被触发了”，“本无害处的市场制度爆发成为一场……爆炸”。⑤传统社会的大门被永远关闭，而它的分裂和重组一直在持续进行。正如价值（德语是“wert”）的字面意思所表明的，原先存在的一切都归于消亡，以便可以从这种破坏中获得剩余价值（德语是“Mehr-wert”）以及更多的可能性，而這种价值的分配是高度争议性的。社会的土壤正在被永久地犁起。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可以设想和发动超越资本主义的转型。如今，只有采取一种协调的方式，才能实现自然、社区、社会和文化的重新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前资本主义文明的元素将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发挥作用。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在自足和休闲、当下和当地、具体的人际关系、直接交换的“点对点经济”①或维持生计经济以及不断增加的城市花园②等领域中，看到这一变化趋势。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它们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而当今社会却依据其社会总产值的高低和在全球商品消费中所占的份额，统一划分为贫穷、富裕和新兴国家。但在另一种社会中，即人们的自由自决不以破坏太多的自然、社区、社会和文化为代价，不通过上下阶层、南北国家和男女性之间的两极化来实践，完全有可能出现一种截然不同的财富观念。为此，整个社会的财富必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生产、分配和使用。
生产资料与直接生产者的分离，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前提。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通过“原始积累”来实现的，体现为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历史性分离。③在这种经济制度下，企业以盈利为导向，并为此就自然、劳动力、信用、知识等相互分离的资源展开竞争。它们购买或租赁这些资源是为了在经济上进行组合和增值利用，而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企业则被边缘化或走向破产。这一进程注定要毁灭整个民族国家。企业相对于先进资本增值需求的从属地位，转换成为资本增值需求相对于经济的统治地位（图1）。马克思还将其称为“资本的总公式”：货币（M）通过商品交换（C）实现自身的扩大再生产，并转变成为更多的货币（M1）：M-C-M1。④这是一个关于“价值的自我增值”和“贪婪的金钱”的问题。⑤
因而，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信用是决定性的控制机制。不是过去积累起来的现有资本以堆积的“物品”的形式借出，而是在现存积累资本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资本，其增值利用的声称将会在未来收益中得到兑现。①这代表着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差异。作为一种信用经济，资本主义是面向未来的。它押注于投机或“更富有的”未来。因此，资本主义是以发展为导向的。它使所有再生产基本要素都不断地改变成为一种增长条件。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是以过去为导向的。因为，货币资本仍处在过去那些人的掌控之下——这些人在获得信贷之前成功地集中起了他们手中的财产和权力，现在则凭此决定着资本如何运行的准则。工人的总罢工是一种不会坚持太久的特殊情况;但相形之下，富人的投资中断则可以构成一种持续性威胁，使得所有的车轮在任何时候和很长时间内陷于停顿。
资本主义社会中未来得以“选择”的条件，既不是经过协商谈判确定的，也不是从民主参与中产生的，或受到公众控制的，而是资本结构性霸权的结果。资本主义增值利用的特点是强劲的生命力和基于对未来的极端化取向的破坏性对象化，以及过度集中于利润积累的极其狭隘的衡量标准，从而使财富的多样性严重缺失。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的，为了创造利润而破坏了现在，并期望一个“更富裕”的未来。它激励创新并将其作为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在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创造新的事物。而且，“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②为了保持资本所有者在市场上的自由，它剥夺了工人和社会对其自身再生产过程的控制。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企业只是对资源进行掠夺时——无论它是劳动力、原材料、他人的外部资本投资抑或知识，创新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而只有当借助有效的生态与社会标准和控制对这种掠夺施加限制时，创新才会发生。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第二个条件，是必须为了获得资本而竞争。资本所有者或管理者必须能够在不同企业的竞争报价中进行选择。一方面，这使得增长的压力制度化（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必须赢利）;另一方面，创新的压力也被制度化（因为企业毕竟首先要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组合来实现增长）。借助于生态与社会标准和企业的竞争，生产和流通的持续创新得以永久化。③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和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在描述发展能力所依赖的这种必要而充分的关系集合时，谈到了一种“开放的获取顺序”。他们阐述了如下三个重要条件：“（1）稳固的军事和警察力量受到政治制度的控制;（2）政治制度必须受到一整套限制暴力非法使用的制度和约束措施的制约;（3）一个政治派别或政党要想持续掌权，必须得到广义上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团体的支持。”④这三个条件可以保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企业不受非法征用和地方性腐败的侵害。 资本主义经济保持活力的前提条件包括：（1）自然资源作为可交易原材料的价值化利用;（2）将一部分劳动力转变为雇佣劳动力;（3）建立资本市场;（4）将知识和文化变为可私人利用的资源。价值化利用的自然、雇佣劳动、发达的资本市场和知识与文化的商品形式，反过来又与财富产生的四个领域紧密相连，并受到剥削。所有这一切都呈现为“资本”，但每次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货币和金融投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甚至情感投资。”①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依赖于如图1所示的資本主导的生产语境。资本积累与社会再生产的分离使其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时自然资源、劳动力、政治与社会制度和文化直接融入到主导性的权力关系。
但事实上，在社会财富创造的每一个领域中，都存在着对于个人生活、社会稳定与发展来说不可或缺的条件。资本积累只是这四个财富领域的整体的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企业并不是社会再生产及其财富创造过程中的唯一主角;相反，个体、城市、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协会、网络、政党等，都在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图2）。而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们不控制资本，而让资本占据着结构性优势？
在此，我们需要澄清一个致命性的误解。财富并不存在于企业、国家、公民社会、家庭和伙伴关系、城市或区域之外。它是当今社会中众多角色的共同行动，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利用、维持、改变、扩大和摧毁这里所讨论的四个领域中的财富，比如通过经济活动和消费，通过生产和生活方式，通过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的总和。他们都别无选择地加入到财富的形塑之中，无论是在如何抽象的意义上。这是他们的共同基础。
人们的每一项具体行动都必须建立在关涉自然、生活世界、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元素的四个财富领域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具体行动绝不仅仅是经济行动或政治经济行动，甚至“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也不足以充分表征这种复杂关系。行动本身始终同时是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物质变换的，因而从不只是涉及一种财富形式。即便是最狭义上的关于工资水平的冲突，也总是会涉及政治和文化的层面，涉及帝国式或新殖民主义性质的生活方式问题。人们总是围绕着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相联系的财富而斗争。因而，笔者在此并没有将经济财富作为一个单独领域来对待，那样的话，会把社会总产值及其所占份额视为一种独立的财富形式。无论如何，货币化形式表达的财富必须被解构，它只是真正财富形式的一种表现而已。
此外，还有另一种误解。它假定，行为体分别与自然或相互间发生关系，或直接进行或通过社会的调节，并由此进行理论阐释。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行为体在同时进行的每一个动作中，都不得不涉及四种基本类型的关系。它们是：（1）社会的自然关系;（2）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其中包括劳动雇佣关系和性别关系、政治化的种族关系或代际关系;（3）规制或治理关系;（4）创造意义和阐释性的、霸权和反霸权的文化关系。因而，上述四个财富领域的改变只有借助于各种主体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处在一个涉及四种财富形式的复杂关系之中。行为主体及其关系是财富的推动者和结构。基于此，我们就可以进入本文接下来两部分的讨论：第一部分从行为体开始，第二部分从社会关系开始。而笔者考虑的方法论是，通过关注财富的多元形式来揭示其整体的面相。
二、财富生产的资本主义形态及其限度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历史上空前的财富生产与社会及其成员对资本剥夺统治的从属关系之间的矛盾：极度富足与持续性的生产稀缺并存，严重过剩与持久性的不充足并存。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获取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和知识的长期掠夺性竞争。对资本投资和竞争的依赖，使得资本的支配地位制度化，而所有人都必须向资本低头。①资本的支配地位直接或间接地重塑了所有其他的不平等、压迫和依赖关系，其他关系的变化动力即便不是唯一地、也主要是由于资本积累的自主逻辑——这在今天就是所谓的“市场的释放”②或“金融市场驱动的积累”③，或金融市场资本主义。
私人和公共预算对于资本积累的依赖性，通过如下两个方面得以确立：第一，所有预算收入都取决于公司经营的成功，而它们的成功在公司间竞争中和竞争性的地区与民族国家中得以验证。市、区与州为个人和家庭所提供的中短期资源，主要依赖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市场。公司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相互竞争，而所有其他行为体则都围绕着这些公司来争夺工作、税收收入和技术知识。既然中短期目标都与资本积累紧密相连，那么长期目标也只能从属于它，并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或多或少决定了其他社会元素，它们都依赖于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可以说，正是退出的胁迫力量使得资本如此强势。资本外逃的可能性，不愿投资的可能性，拒绝贷款的可能性，工厂关闭和裁员的威胁，对国家债务无法偿还或信贷体系崩溃的担心，所有这些都是资本在不公平竞争中的武器。
资本对经济和社会的支配作用是结构性决定的。“子系统”的功能自治，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生态优势”而得以重塑。④在面临重大危机时，其他所有领域都更强烈地依赖于这种经济形式，而不是相反。当然，我们还可以说，存在着资本积累与上述四个财富领域之间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资本积累的主角相对于所有其他行为体的社会优势的基础。借用协同学的语言，所有其他的社会形式和制度都被资本主义地“操控”了，即都受制于资本积累的时间与空间节奏，而资本的这种支配地位形塑了四个财富领域。它们暴露在一种特定的动力机制之下，并不断地体验到资本主义的限制。①
（一）该亚圈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地球上的人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非生物和生物的自然（岩石圈和生物圈）到技术领域（人类通过人工工具来进行与自然的物质变换）都是如此。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的革命用有限的土地耕种和畜牧业技术手段驯化了自然赋予的生态系统生产力，那么1770年以来的历次工业革命则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即技术系统的生产力。正是在这种技术系统中，自然按照自然的规律作用于自然，而没有人类之手的直接性贡献。科技领域在我们的星球上不断扩展，并且已经从20万年前人类在自身进化的过程中所改造的自然中更加彻底地分离出来。正如波吉特·曼科普夫（Birgit Mahnkopf）所指出的：“随着由人类所创造的（地质）时代的到来，由非人类行为导致的历史分化……或者一个仅仅由事件组成的自然历史，而与人类行为体的行为无关……已经从根本上成为问题。”②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水力或蒸汽驱动的机器为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所依赖的是电力和化学，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基于电子信息处理技术。如今正在出现全新材料的可能性，这些材料既绝不是自然赋予的，也不可能是人工创造的生物形式。下一代机器人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人类的自然力，只要它可以简化成为机械的信息处理程序。作为一种“训练出来的自然力”③，人类正在变得多余。在20世纪，人类通过技术来创造的自然过程，已经成为形塑整个地球的力量。一个新的时代——“人类世”已经開始，其驱动力已经被人类释放出来。全球气候变化、森林砍伐和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等，都是其结果。④同时，这个“人类世”的时代，也是一个全球性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其后果是，生物物种的灭绝速度堪比过去6500万年中所发生的四次自然大灾难。人类“安全工作模式”的全球限度已经被超越。如今，该亚圈的“逻辑”正在不平等地影响着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及其成员，而对弱势社群的影响要远大于社会的上层。
至少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对地球生物能力的免费利用，获取地球上的稀缺资源、以及最廉价的废物处理方式，都是增加利润的方式。这场革命的中心，即1840年前后的曼彻斯特，是一个被煤烟和恶臭污水所笼罩的城市。在前农业社会中，每年的人均消费量大约是1吨天然原材料;而在农业社会中，它大约是4吨。在当今的工业社会中，这个数字高达35吨。与此同时，自180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了7倍。其中，只有7%的资源被用于最终消费，其余的则随即成为废弃物。此外，大约五分之四的产品只使用一次。因而，新帝国主义与控制有限资源的斗争有着密切联系。
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该亚圈和科技圈正在构成一种对立性的矛盾。一切都将取决于向一种以地方和区域为基础的新经济的转型。在这一新经济中，工业制造业的产品几乎全部都会成为新一轮循环的起始材料，从而终结工业化的物质变换。与此同时，应转向包括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等能源形式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为主供应。所谓的“人类世”，只有当它成为基于对自然的谦卑态度和谨慎对待其丰富性的新时代时，才可能会持久。其目标不应是对自然的统治及其掠夺，而应是自我控制和对自然财富的可持续利用。技术圈必须融入到地球的循环之中，并符合相应的对地球上100—120亿生命的可承载水平。
（二）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除了该亚圈所发生的变化，在过去的250年里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独特领域，即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世界是嵌入到透明的社区之中的，透明的社区决定着工作和休闲，并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分配给每个人。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大工业摧毁了基于自家织布机或纺车的家庭作坊，工人们成为市场上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力。他们的生活世界被从传统的和宗法制的社群环境中解放出来，并在社会分离条件下重新形塑。资本主义还是一个因贫穷或暴力而掀起全球移民浪潮的时代，而最直接的动机则是寻求更自由、更美好的生活。这是一种大规模的生物政治，是对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女性）生活样态的重构，①部分是通过自主决定，部分是通过有组织的运作，部分是通过强力胁迫。这种重构将现代行为方式、工资和家庭工作普遍化，但也支持传统社区之外的新的自主生活形式。
经过英国工业革命之初的尝试后，试图将劳动力价格保持在饥饿工资水平的努力失败了。最初，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预期寿命也下降。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这一趋势就被逆转了。新出现的趋向是进步、自我组织、独立教育，尤其是自我组织起来的工人——由于工业需求而产生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力——的抗争。家庭与国家在教育、护理和养老金方面的支出不断增长，公民对国家的合法化压力，以及几乎所有年轻人都被征召参加的大规模战争，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改革的背景。而改革又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建，最初采取慈善或合作的形式，然后是市政和国家的形式。奴隶制在商业上的兴盛是18世纪到19世纪，但逐渐变得声名狼藉，部分是由于它与雇佣劳动作为自由劳动的合法性相矛盾。经历过在新兴制造业中妇女劳动的扩张阶段之后，家庭中支付工资劳动（主要是男性）和生育劳动（主要是女性）之间出现了分化，这种差别随后转变成为男性或女性主导的职业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在地位、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性别差异仍在持续。
在所有高度发达国家中，用于支持社会再生产部门的公共支出已占到社会总产值的30%—50%。对于这些活动，马伦·乔希姆森（Maren Jochimsen）写道：“关爱就是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有意识地、随时随地与他人、环境和自我相联系。关爱活动，特别是关心儿童、照料老人和帮扶病残人士，是人类生活中核心性的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有效和充足供应是其他所有人类事业的先决条件，这些事业最终依赖于并与关爱活动交织在一起。个体的护理能力是对我们人类的一个挑战。”①
寿命的延长，扩展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一直持续到20岁左右），长时间的健康老年时期，以及人们一生中所需照料工作的高额支出，都使得有理由把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置于个人自决和团结合作的中心。②但事实却与此相去甚远，由于个体的再生产，对伴侣和家庭关系的照顾，以及集体劳动场所关系的形成，都必须接受劳动力市场的检验才能实现，因而生活世界必须根据雇佣劳动的标准进行调整。教育和培训，保健和休闲时间，文化和体育，服装和语言，住房和食物，甚至友谊和爱情，都要看它们是否有助于形成、维持和加强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市场反过来又取决于资本主义产业部门的成功及其竞争力。劳动力市场的等级制度造就了一种生活可能性的等级制度，个体化和市场化是齐头并进的。正如罗伯特·卡斯特尔（Robert Castel）所指出的：“仅仅知道如何工作已经不够了，一个人还必须首先知道如何营销和推销自己。”③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个体并非第一次成为“自己的劳动力和社会服务的推广家”。他/她作为“劳动力”的可能失败，这种不断带来威胁的“极端状态”，将会形塑一个人的终生，朝不保夕将成为常态。因而，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仍然由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统治，而全球中产阶层的“帝国式生活方式”④正在不断扩展。生活世界的韧性由于雇佣劳动的结构性限制而被“重塑”或“殖民”（哈贝马斯）。“以工换薪”的对应物是通过消费获得承认：为了工作而生活，为了消费而工作，为了知道自己的存在而消费——这些是这个“美丽新世界”⑤的格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至少在发达国家中，福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产生了惊人的副作用：它不是在“体面的”条件下将其融入到支付工资劳动中，而是创造条件使支付工资劳动成为一种自主性的、团结型的个体生活塑造形式，就像其他形式一样，这已经变得十分突出。在人类历史上，过去50年中地球上越来越多的人首次提出了如下这个问题：一个有意义的、充实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和时空条件会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把这一解放进程导入更加市场化的进路。然而，这正变得越来越无法理解。已经持续了200年的为了每天工作8小时的斗争，尽管还远没有结束，但可以与为了所有人的非全日制工作而斗争结合起来。这将是朝着把生活从雇佣劳动的支配和资本积累的律令中解放出来的重要一步。
（三）社会制度领域
伴随着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欧工资劳动的普遍化，一个新的社会领域从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民族国家中的公民，没有封建社会地位和等级的私人所有者，通过正式途径（选举或任命）担任公职的人，以及作为一个法人实体的公司，相互间开始订立契约关系。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中的宪法法律规定，与这一社会领域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到那时，关于“国家”的声称才得以形成，而这并不取决于一个具体社区中的成员。直到那时，正式的组织以及公司、国家结构或协会，才成为对其成员负有责任。对个体人身安全的保护、赋予基本权利以及在宪法基础上要求这些权利的可能性，公职人员遵守法律的义务以及他们的权力行使由民选代表加以控制，是过去两个世纪中所取得的解放性成就。而它们与大规模社会保障部门或新公共体的建设密不可分，虽然这些社会性基本条件只是在少数国家中得到了广泛确立。
但即便在今天，富裕的白人阶层在全世界政治中的代表性仍然高居不下。长期以来，对财产的侵犯要比对生命和肢体的攻击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财产秩序，独裁专政时不时被建立。在智利，新自由主义政权最初就是通过军事政变而上台的。合宪性、遵守基本民主规则以及保护所谓绝大多数民众的社会财产（工作、工资、养老金、公共服务权利），一直被当作市场成功的条件。而对原材料和外国市场的争夺，正在再次助长军事化。
在德国，对国家的社会权利要求仍取决于伴侣、父母或子女的收入，而公共基础服务仍面临着紧缩的压力。与此同时，大公司和银行却在逃避对经济或环境损害的责任。伴随着国家、区域和整个大陆都屈从于资本积累和资源最大程度开发的律令，对这种现代的“他治”形式的抗拒也在增加。许多抗议运动将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参与以及公共基本服务的“逻辑”（社会的逻辑），与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国家优势的逻辑相对照。
金融市场资本主义已经在危及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和民主之间的脆弱平衡。日益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国家在全球竞争中转变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竞争性组织，以及国家在金融和经济危机中的脆弱性，都是新自由主義金融市场驱动的积累体制的结果。与此同时，在缺乏激进再分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下降往往会压缩社会妥协的空间。自由民主制度正在与激进的“人民主权”遗产发生冲突。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再次呈现为一个巨大的鸿沟。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民主”似乎不过是一种实现各种资本的经济律令的文明政治形式，因为民主并没有按照人民的利益来塑造社会的权力;也就是说，不过是没有民主之实的民主。①
（四）公共文化领域
今天的许多运动都指向第四个财富生产相关领域，而它在战略讨论和社会理论中仍被置于一种边缘性地位，这就是公共文化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社会的意义得以构建和传播。正是在向19世纪过渡的过程中，西欧第一次出现了不受教会和国家直接控制的自由公共领域意义上的文化。1811年是蒸汽印刷机发明的一年，这一发明使面向大众的报纸成为可能，图书价格也因而大幅度下降。自此，公共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共同的空间。19世纪中叶，电报以“实时”的信息通信方式环绕全球，而旋转印刷机使人们能够在一天内生产出数以百万计的印刷品。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广播、电视、全球互联网已经创造了一个开放的文化交流的虚拟世界共同体;世界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已可以直接从网上获取;在密集交错的网络中，知识、阐释和文化身份可能性可随时进行切换。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则使这种交流行为成倍增加，并已成为半数人类的日常生活工具，这构成了一场通讯的革命。
这种开放交流文化的逻辑，是与一些全球大公司对服务的垄断和市场化相冲突的。这反映在围绕所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1994）的冲突中。依据该协定，“知识产权”①的获取受到控制。其中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是南方国家关于维持生命药品的产权或可持续经济的专利要求。②近年来兴起的网络盗版，是对这些财产权的一种颠覆。
从一开始，公共文化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产生的一个条件。通过私人占有和控制、操纵和重构的策略，它被形塑成为一个商品和资产阶级英雄的新世界（比如在广告和商业化艺术中那样）。这使得公共的知识文化生活结构（比如学校、大学、公共研究机构和媒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文化发展的优先地位被确立。但在现实中，公共文化主要是服务于资本主导社会（比如市场化、可利用的知识以及不平等和统治的合法化）的再生产要求。正是由于文化空间的解放潜能与资本积累的律令（通常体现为父权制的和专制的形式）之间的矛盾，在过去的两百年里，许多解放运动得以产生与发展，而不只是“六八运动”③。
社会越富裕，可供选择的商品种类越多，可用的自由时间越多，为了什么的问题也就变得越重要。对于较富裕的国家来说，这样做不再是由于缺乏生活必需品，而是由于面临着消费过度。资本主义趋向的主导地位，体现在对于这个问题的掩盖和使富足向永久性匮乏的转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留给他的孙子们如下想法：“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毫无畏惧地期待着这个悠闲富足的时代。因为我们已经受训太久，只能奋斗，不能享受。对于一个没有特殊才能的普通人来说，拥有自己是一个可怕的问题，特别是如果他已不再植根于传统社会的土壤、风俗习惯或所钟爱的习俗中。从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地区富裕阶层的行为和成就来看，前景都非常令人沮丧！因此，可以说，这些人是我们的先遣队，他们为我们其他人探寻着应许之地，在那里扎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灾难性地失败了，所以在我看来，那些有独立收入但却没有协会、职责或联系的人，应该考虑解决他们将会面临的难题。”④除非我们届时能够创造出新的生活条件，摆脱推销自己的强迫并拥有团结型生活的能力，否则，我们将会远远低于我们的潜能，文化的“逻辑”与资本积累不是同延的。 三、四个财富领域：第二次大转型所面临的四大问题
通过资本增值化利用所形成的社会再生产领域，导致了如下四个核心性问题（下页图3）。在此，我们将从那些受排斥、压迫和不平等影响最为严重的人群的立场来分析这些问题。毕竟，只有当最弱势人群实现自由而不受威胁时，所有人群才有可能过上自由而不受威胁的生活。
（1）生态问题：如何才能恢复、持续地保障和重建盖亚圈的可持续再生产，从而确保当代和后代中受到环境破坏影响最严重的人群也能获得自由生活的基本物品？
（2）社会问题：如何才能保证社会最弱势群体的成员能够过上一种自主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再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型才能实现这一点？
（3）民主与和平问题：如何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权力和财产关系以及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使得即便是最无力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也能自由决定其生活条件？如何抑制国际关系的军事化和国内监视的扩展，使得手无寸铁的群体成员也能在免遭暴力的情况下过上自主的生活？
（4）文化问题：文化公共生活如何构建才能使即便距离文化最远的群体也可以拥有基本的自由交流条件，并可以确保获取人类的智力文化成果？
近两百年来，这四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都曾是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中心，并被不同时期的运动、组织和政治集团所应对，而且常常与其他问题相结合。例如，劳工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社会正义和民主运动，它使获得教育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并且还是和平运动的一部分。同样，妇女运动或最近的生态运动，也从未局限于狭窄的单一议题领域。就有可能将更大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塑造成为一个“为了自己”的社会群体而言，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所讨论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①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四条冲突线索是纵横交织在一起的。如今，上述四个问题间的联系正变得更加紧密，但也导致了如下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运动何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第二次大转型或双重转型的主角？
资本主义社会的四个财富领域理论，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冲突和斗争的多元性。它强调，对这四种形式财富的获取和控制是造成不平等、贫穷和生物灭绝的原因，它们之间拥有基本的共同点。对这些共同点的认知，体现在全球正义与民主运动、世界社会论坛、占领运动等对“我们是99%的人”口号的认同，以及其他形式的对近几十年危机政策的抗拒之中。这些运动一直在与日益增加的不平等、独裁统治、压制性操纵、战争和暴力作斗争。它们致力于与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对抗，并因此形塑了获取这些财富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人們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同时在空间、时间、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层面上面对发展不平衡（也就是剥削）的领域。②反对破坏性资本寡头的抗议活动已经兴起，尽管这些冲突和斗争在相当程度上是多样化的，但它们都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点：它们都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市场资本主义对生态、社会、民主和文化问题的应对方案，这些方案破坏了文明的基础，而且将会是社会的中下层群体为之付出代价，并使未来后代无法享受一种有价值的生活。在此，“四位一体”方法意味着围绕社会财富生产的四种冲突间的联系，探寻如何通过中下层联盟①来实现团结性解放和克服金融市场资本主义。这种“四位一体”的观点，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即团结互助把我们所熟悉的各种不满联系在一起。
需再次强调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以极不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四个领域中的财富。北方和南方，劳动和资本，男性和女性，城市和国家，更好的受教育者和那些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人，公民和“无纸主义者”（比如寻求庇护者和非法移民），“白人”和“有色人种”等等，只是这种不平等的一部分交叉层面。而其中的根本冲突是围绕着这四种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围绕着对其可获得性和使用的控制，围绕着将其转变成为解放和（或）统治手段的对立。由于不同的群体受到这种不平等的不同影响，这些斗争目前是支离破碎的。“四位一体”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多样性中发现统一性，并有助于找到团结性的方法来重建这种统一。
资本主义文明不断破坏着这四种形式的财富——自然、宜居社区、稳定的社会制度和有意义的文化阐释与身份认同。它要么能够有效地应对这些危及财富存在形式的倾向，要么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过渡形态。就此而言，它将使人类在21世纪走向最后的总危机。其结果可能是：尽管伴随着严重的分娩阵痛，但却能走向一种能够更好地保存人类财富的四个基础的新文明;或者，某一个统治集团和支配性地区通过引入公开的独裁统治、广泛的压制、大规模的排斥或基本人权的废除，来试图击败对方或保护自己免受对方的侵害。对于前景究竟如何，是“总体保持不变”还是转型抑或文明的衰败，我们目前还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我们正在面对一场前途未卜的百年危机。
如果像约根·兰德斯（Jrgen Randers ）那样从环境视角展望未来40年，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同意他对2052年世界的描述：“……我所发现的未来世界是，它将更加多样化：一些地区做得相当好，另一些地区则遭遇惨败，陷入无政府状态，而所有这些地区在21世纪下半叶都将面临着越来越不稳定的天气。同时，我还可以发现一个以城市化为主导的未来世界：人们聚集在大城市中寻求机会、安全和力量，但人均生活水平比能够预期的要低，并有着一种我个人并不太喜欢的文化——尽管很多人也许会喜欢它。这种文化以人工城市生活为标志，完全隔离于已经消失的变幻莫测的自然世界，并配备了十分丰富的虚拟教育娱乐设施。很可能的是，那时并不存在大规模的资源短缺，因为未来的世界将比我们原初预期的要小、要贫穷。最后，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尽管2052年之前的情况会相对较好，但那之后的世界将会在令人担心的方向上发展下去——本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自我强化的气候变化和气候灾难。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世界会走上一条规划有序的可持续发展道路。”②因而，真正的全球生态危机可能会在21世纪下半叶稍晚发生。 因此，转型必须是多层面的，不仅是在具体路径上，而且同时在出发点、行动主角和目标上，并不能仅仅从生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仅仅局限于对可能发生的气候灾难、化石燃料（“石油峰值”）或地球生物多样性的耗竭等进行预测，就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需要预防的是，对转型的探讨蜕变成为精英管理和民主政治中的一种威权型专家统治。在他们看来，就业、收入或民主参与等“小”问题无关紧要。
而如果我们从相反的视角来观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追问现实中的人们是否可以更公平、更可持续地进入四个财富领域，而不是忍受现状，那么会发生什么呢？在新的情境下，每一个问题，每一次接触，都不是从牺牲开始，而是从机会开始;不是从危险开始，而是从可能性开始;不是从抽象的人类利益开始，而是从自己的愿望和希望开始。这并不意味着，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关注行星承载限度或“危险边界”变得无关紧要。但是，我们可以把这项任务视为一条非常具体的进路，以便能够在未来过上一种更富裕、更稳定、更安全的生活。归根结底，我们要从“四位一体”的观点来看待财富生产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它们与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共同对立。甚至可能的是，从替代性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运动、民主运动或与公共文化有关的运动中，会产生出恰恰是给生态问题解决带来全新动力的推动、能量和“事件”。反过来说，只有应对生态危机的各个项目能够同时推进，并对更丰富生活世界、民主化、和平保障和新文化作出贡献，它们才可以避免被吸纳到“绿色资本主义”的框架之中。
但在当前危机形势下，真正开始转型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呢？哪一种形式的转型才能足以解决问题呢？我们社会的基本制度究竟应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革才能够应付现实面临的挑战，还是必须由全新的制度来取代？如果那样的话，新的制度大致是什么样的，具体的变革起点又在哪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必要断裂要有多么深刻呢？最为重要的是，这会导致丧失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优势吗？毕竟，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创新和革新的能力在历史上仍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高度赞扬过资本主义生产为当今世界三分之一的人不断创造着新的福祉和生活质量。在过去150年里，人类平均预期寿命从40岁以下提高到80岁。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多的个人自由和获得知识、医疗服务、教育、文化与出行的机会。
正是在亚洲和拉美国家，年轻的中产阶层如此信奉资本主义市场的优越性。比如，中国通过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在40年中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使更多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左翼政府尤其是拉美的左翼进步政府，大多走上了连接市场和国家、强化其原材料出口产业的道路。它们寄希望于扩大本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重新分配利润。在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用基尼系数衡量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大幅减少了。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这些改革都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这种成功的代价正不断上升，尤其是在发展的可持续性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发展巩固了不平等并创造了新的依赖性，许多人的现实生活都充满了不安全感、自我推销要求、时间压力和贫穷，民主正在变得萎缩不振，而消费主义则有了新的扩展。在欧洲，金融驱动的积累体制正在突破自身的限度，并呈现出“帝国特色”。①
目前全球10亿人无法得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比如食物、淡水或最简单药品。到本世纪末，居住在贫民窟的人数可能会增加一倍，达到20亿人，数亿人身处战争困境之中，这与世界上一部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形成了鲜明对照。问题在于，这种荒蛮主义是否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化，或者通过从根本上打破资本积累和“自由市场”的支配地位来消除？这种荒蛮主义仅仅是当代文明的一个暂时性阶段，还是它不可避免的一个侧面？究竟是否可以只保持其中一个属性呢？如果这种文明被证明是真正的自我毁灭性的，因而破坏它自己的基础比创造新的基础更迅捷，也荒蛮主义会变得越来越突出吗？但即便这是真的，也应该有一个新的观点详尽表明，一种转型是可能的，而且这种转型不会以专制和停滞的社会形式告终，并以任何偶像的名义埋葬自由。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认真对待危机的多重维度的问题，是一个维护和扩大自由的潜能，确立公民在当地和全球层面上的平等参与，以团结的方式将这种自由和平等的条件留给下一代的问题。转型现实政治可以有助于释放应对生态的、社会的、民主的和文化的难题的协同潜能。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当各种运动、冲突和倡议变得较为强大、局部性变化相互加强时，①裂变就会发生，并导致单一运动无法带来的某一力量的发展。在这些时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聚合起力量，“一些独立发生的过程”②汇聚在一起。当然，这种强化和聚合也可能是（但不仅仅是）有意识的（转型）政治的结果。无论如何，如果在了解相伴随的协同效应的情形下推进单个项目，并且已经在当地和全球层面上建立了适当的联盟，那将有助于实现这种强化。
任何转型现实政治都不可能是持续有效的，除非从中产生出新的社会生产力或再生产能力，因而包含着更自由发展的新可能性，并且把这些可能性扩展到新的社会群体。这里的生产力不是指所消耗的能源和开发的资源或商品或服务的数量，也不是指社会总产值，而是指其中包含着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它们如何在四个财富领域中聚集。衡量這些的诸多尝试之一，是“真实的进步指标”。面向社会根本变革的政治，不能忽视其自身政策的资源基础问题，以及这些资源的持续再生和高质量更新。如果把当今社会由资本支配的再生产理解为广义上的财富关系的再生产，那么人们就可以真正把基本冲突理解为“涉及控制生产力如何发展和社会财富如何使用”③的冲突。
然而，自然—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今，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物质能源财富的使用程度已不再与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任何积极联系。而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如果条件有利的话，这一水平可以在今后30—70年内达到，数量意义上的消费可以、而且必须实现下降。对现存的所有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肆无忌惮的破坏，以及它们对市场约束的服从，早就已经不再是创新的条件。因而，聚焦点可以实现转移，而不会造成上述意义上的财富损失。但波吉特·曼科普夫（Birgit Mahnkopf）却认为，事实表明，资本家“对所有社会和生物物质限制的不断冒犯与蔑视”，已经成为一种几乎无法克服的“走向新积累阶段的障碍”。④果真如此的话，这在实践中需要令人信服的替代性方案。正如艾尔玛·阿尔特瓦特（Elmar Altvater）乐观地指出的那样：“鉴于它们的创造性智慧，现代社会能够适应社会转型的挑战。”⑤ 首先，这样一种政治只有体现在一些具体的启动项目中，才能令人信服地展示出来。这些项目同时涵盖了生态的、社会的、民主的和文化的方面。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全方位引入本地免费公交系统的运动，或将当地低二氧化碳能源生产与民主控制的公共电网和补贴或免费的基本电力供应相结合的运动。这些倡议具有强烈的全球团结成分，致力于促进建立南北伙伴关系。如果有可能将大幅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但同时提高较低工资水平和确保中等工资水平，与公共就业部门建设、社会的、生态的和文化城市的重建以及参与式预算编制等联系起来，那么这些项目就会变得非常有吸引力。
第二，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导致了一个完全由股东利益支配的公司章程的去合法化，这是一个机会。鉴于私人、公共或合作公司所长期拥有的中心地位，一个明显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它们成为转型的行动主角。只有当它们以如下方式再生产自然资源、劳动力、信贷和金融投资时，即该亚圈、社群的—个人的生活世界、民主与自由制度和文化世界不再屈从于赢利和资本积累，而是在它们的自治中得到加强，才会出现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
来自各不相同角度的不断向企业提出的新要求包括：好的工作，培训，可持续经济，消费者保护，将工厂与地方相联系，透明度，内部民主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及维护公平贸易。这里可以有两条路径：一是相关利益团体直接参与公司决策，其中可以包括对相关要求的强制性考虑，但也可能会由于拥有否决权的少数人而导致内部决策进程受阻。二是创业活动的外部和内部规制，将管理目标与社会和生态目标联系起来。这两条道路都应该在实践中加以尝试。可以设想，它们将会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其焦点是对经济结构及其企业控制的民主化。①
总之，如果没有公司向具有经济使命的团结合作协会的转型，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社会转型。很明显，必须要在一个广阔的领域中进行试验，以便使得以利润为导向的公司转变成为追求新目标的协会。其实现不再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力，而是通过提高社会再生产能力;不再以牺牲自然、工作和生活世界、民主制度和文化为代价，而是通过新的共生性发展形式。
第三，将以赢利为导向的公司转变成为转型主角的一个重要步骤，可能是实现投资功能的社会化，可以获得的资本将与遵守基本准则相挂钩。资本的稀缺性将会降低到与全面社会生态重建和“资本家利用资本稀缺价值的累积性胁迫力量的安乐死”②相适应的水平。再加上资本控制和对违反这些准则的企业的公开谴责，这将会导致抗衡性力量的增强。此外，与社会生态重建相关联，“能源民主”③问题将被列入议事日程，直接的公共投资或公共部门的公司参与——可以使其摆脱现实困境，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相应地，公共部门至少对那些对于公共利益有负面影响的决定拥有否决权。社会规划将会在经济、基础设施和消费的基本结构问题上获得新的重要性。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将金融部门转变为服务部门，以便对经济进行统一管理，并为经济提供可靠的可持续融资。④然而，这里的一个先决性条件是过度积累起来的私人资本的大量彻底贬值，将私人基本公共服务体制重新转变成为公共团结的社会体制。
第四个条件将是在“马赛克”模式①基础上创建一种远远超出项目合作层面的转型联盟，联盟成员的一部分资源将有意识地投入到他们合作能力的发展之中。然而，这将是十分困难的。对于工薪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来说，唯一可行的似乎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既定框架之内维护利益，以及由工会主持参与的“危机社团主义”。而这意味着，只能按照统治集团制定的规则进行斗争。然而，支持民主化或生态重建，却无视绝大多数民众在社会保障或好工作上的利益关切，是严重成问题的。只有当人们在转型意义上通力合作，将再分配与重建以及日常工作与长期观点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反霸权。
第五个条件也是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条件，是共同启动宪法程序，就像在一些拉美国家（比如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所看到的。这些模式所涉及的不是支配性项目的自上而下的政令，而是公共空间中社会主体的构成。这里要改变的是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合作规则，而这种框架性改变理应得到高度关注。在历史上，严重的动荡也总是会导致社会宪制的破裂——这将是自1776年在反叛的英国殖民地弗吉尼亚宣布独立以来的最新一次。首先，这一过程的主角将宣布目前的社会是一个古老的制度、一个过时的社会，也就否定了既存宪制秩序的合法性（而不僅仅是它现实中的可执行性）。第二，一个革命性的例外状态在宪法层面上被宣布，而社会的基本规则被非暴力地质疑。第三，一个全方位的社会讨论被引入，从而导致一种新“三级会议”②（Estates General），其中以话语性的和协商一致的方式讨论与合法秩序的新标准有关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人权与共同利益安全之间的一种全新关系——前文所讨论的社会财富的四个领域——有可能出现。③社群活动和关爱行为将是受到宪法保护的重要做法，而宪制进程也可能是促进转型联盟建立的一个重要步骤。
四、结论
如果今天撰写一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那就必须把重点放在讨论财富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上。解决这一矛盾需要许多具体的举措和步骤。它理应始于这一陈旧过时的体制，即资本主义社会，然后从中找到超越这一体制的突破口。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预期，将资本积累对经济和社会的支配地位与确保四个基本财富领域的保持和扩展结合起来，将是极其困难的。而且，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该亚圈，丰富的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强大的促进民主与和平制度、自由的公共文化世界，需要非常不同的行动目标。这意味着，第二次大转型不可能产生于“另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必须是一个团结合作的社会，也可以称为21世纪的民主、绿色、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将把对我们生活的公共基础的信奉与为了人权的斗争结合起来，因而同时承继了共产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根基，并以上述维度之间的有机联系为特征（下页图4）。
地球可以变成一个“花园”（古伊朗语中的“花园”一词是“pairidaeza”④）。处在各种工作、关爱和民主参与以及休闲的自由社区中的生活世界，将是一个家庭般和谐的世界。保障自由和平等的、非暴力和安全的条件，将会得到守护保持。文化动因将会引导着整个社会的演进。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解放性远见，那么各种具体性斗争就不可能赢得对于利润、恐惧、贪婪、把持特权和帝国傲慢的统治地位的挑战。这种对后资本主义未来的“押注”能否最终会获胜，将取决于我们当前的实际参与。
（本文原载Michael Brie， ed.， Futuring： Transformation im Kapitalismus über ihn hinaus，Münster： Westflisches Dampfboot，2014，pp. 194-241.此次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责任编辑：安 吉
[关键词]第二次大转型;该亚圈;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社会制度;公共文化
1776年3月9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在伦敦首次出版，并在此后彻底地改变了整个知识界。该书阐明了“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以及劳动产品在不同阶层民众中的自然有序分配”。①到1800年，它仅在英国就有9个版本，并被迅速地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斯密在书中表达了一个新社会的自信，即一个建立在个人私利、劳动分工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社会——至少这是他的自我概括。
也就是在那时，英国的国家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并开始了现代社会的第一次转型。据估算，仅从1700年到1760年，英国的商业生产力就提高了50%。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英国迎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一个占总人口七分之一的新阶层受益于这一新财富而崛起。②“所有那些凭借自己的企业、技能或好运成功地摆脱了‘劳动穷人’（一个越来越多使用的短语）境遇的人，都变得越来越富有。每一磅的额外支出能力都会给如下社会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在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只是满足于获得维持生计的收入，而国家绝不参与商业扩张所带来好处的重新分配。”③它就是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财富”。这是一种全新的贫困、排斥和破坏形式，在工人、妇女和后来的殖民地人民的社会运动，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环境与生态运动和其他许多运动的推动下，批评者对此不断进行着研究。
这一经济秩序的一方面是私有财产、市场和竞争，另一方面是商品生产和有偿服务的增长，二者构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共生关系，并造就了一个繁荣程度不断增加但却是分配不均的世界。新的贫困产生于存在着巨大社会财富的情形之下，因而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已经无法用生产力不足来解释。这种新的繁荣与资本主义奴隶经济、新形式的农奴制、南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现代父权制以及对有限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但主流的时代精神边缘化了任何严肃对待这种破坏的努力。
亚当·斯密出版该书时才刚刚开始的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与增长的共生创造了物质基础。从英国开始，全球社会生产总值出现了指数级增长的新态势。从18世纪中叶至今，商品的数量增长了300倍，无论这对地球上的人们来说具体意味着什么。这一增长动力一直持续至今，尽管经济增长的好处往往是在几代人之后，才能惠及更为广泛的工薪阶层群体。如今，亚洲、拉美、非洲和东欧的数十亿人正在执着地追求这种繁荣，而西欧和美国则在竭尽全力地捍卫它。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在亚洲的扩张时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由于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里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
那些当时的想象如今都已经成为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已成为全球性的了。30年前，社会主义仍然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这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现已成为历史。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不受挑战的财富生产体系而占据统治地位。然而，就在它似乎已经大获全胜之际，其财富生产方式开始受到人们的严厉批评。
对亚当·斯密来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它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人均商品和服务成正比，而掠夺性征服和殖民所得并不被视为这一财富的合法组成部分。基于对国家财富的历史特性的完全不同认识，马克思90年之后在他的代表作开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60年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则预见到了如下情形，即：“自创世以来，人类将会首次面临到一个真实而永久性的难题——如何利用科学和复利为他们赢得的、摆脱经济忧虑而产生的自由和闲暇时间，从而生活得明智、愉快和幸福。”②但自相矛盾的是，资本主义的财富生产越发达，这一前景就越成为问题。
如今，就连世界经济精英也在讨论传统衡量财富方法的可疑之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度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总值（GNP）增长率一直在下降，但可获得的商品和服务的绝对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就像以GNP衡量的财富绝对数量一样。而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物质生活上的富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总产值被认为只是社会财富的若干衡量指标之一，此外还有预期寿命或教育等其他指标，而这些指标在“人类发展指标体系”（HDI）中得到了体现。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数量商品的價值在社会财富不平等分配条件下要低于在平等分配条件下的价值。而如果将这种不平等情况考虑在内，那么根据HDI，美国的世界排名则从第4位下降到第23位。当然，如果考虑到当今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财富衡量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而如果把所有这些“成本”都考虑其中，那么发达国家的财富根本就没有增长;相反，它是在不断下降。此外，如果像“真实进步指标”（GPI）那样，把犯罪或人际关系毁坏等因素包括在内，我们会发现，与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相比，实际情况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在美国。亚当·斯密所强调的社会生产总值增长与社会进步相等同，至少在全球北方国家已演变成为一种冲突。 因而，现在是摆脱财富主要由不断丰富的物质和商品组成的观念的时候了。繁荣必须重新加以定义。“财富之源”（马克思）不是“拥有什么”而是“是什么”，这种意义上的财富来自人们所经历的生活可能性以及所享受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作为自然人，我们与地球自然即“该亚圈”①在不断进行的物质变换中生存;而作为社会人，我们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生存。此外，在复杂的社会中，我们依靠稳定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安全、信任与合作。最后，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性存在，人类发展主要体现为文化的发展，因而，人是意涵丰富的自然的—人际的—社会的—文化的复合性存在。或者，正如迪特·克莱因（Dieter Klein）所指出的：“社会中‘真正’最重要的财富是人自身，他/她具有生产性的身体、智力和文化能力，能够产生或使社会财富的所有其他方面变成发展的和文明的潜能。”②这种意义上的财富来自于如下四个领域：该亚圈、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社会制度和公共文化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被分割成为一个单独的领域，但实际上它只是四个领域中的一部分。经济渗透到这四个领域之中，反过来又被这四个领域所渗透。
很显然，亚当·斯密把财富与有偿的商品和服务相等同的做法，并不符合事实。首先，他对财富的定义并没有包括自然界免费提供的“无偿服务”即自然财富，现实中后者只体现为原材料获取和废物处置的成本。但实际上，来自大自然的财富是所有财富的第一来源，正是该亚圈使得人类的生存成为可能。③它用自己的生命周期构成了我们的“家园”，这些条件包括相对稳定的气候、生物多样性、能源和矿产资源。除此之外，这颗行星还拥有地球世界上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这理应让我们感到敬畏，④并引发我们的关爱。我们也可以说，人是一种生物存在或该亚存在，内心有着对自身得以产生延续的栖息地的感激。我们在感官和情感上都依赖于这个世界。正如马克思更加轻描淡写地指出的：“劳动不是所有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①当自然生产力降低、生物多样性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原材料枯竭、气候变化等现象威胁到子孙后代的生存机会时，忽视这一财富来源就会变得十分危险。生态运动把保护这些财富的斗争引入到政治舞台的中心。
第二，正如我们所知，社会总产值只包括那些依靠有偿劳动所提供的服务。但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之所以能够生产和交换，依赖于再生产性的劳动，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偿的（从抚养孩子到家务劳动和护理）。在德国，这些无偿服务的价值超出支付工资劳动的70%。也就是说，生育劳动本身就创造了社会财富，它产生于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领域，为了他人和自己的存在的领域。在这其中所产生的人际关系中，在塑造自己生活的过程中，我们成功或失败地快乐生活。更确切地说，我们身体“最内部的部分”即大脑，“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社会器官”。②
人类劳动是所有财富的第二来源，仅次于自然。当秩序失范、社会冷漠和暴力成为日常生活常态时，这一财富来源的重要性就变得显而易见。目前，人类劳动中的护理性工作，只要是以有偿劳动形式进行的，就已是跨国性的。正是新妇女运动揭露了父权制对这种财富的忽视及其对生产者的蔑视和系统性压迫，并把向一种护理经济的转变提上了议程。自然条件的崩溃与性别关系的崩溃之间的联系，已变得越来越明显。
第三，很显然，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相似的国家，依据生活机会分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果大部分人无法获得过上好日子所需的基本物品，那么一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变成一种寄生性的奢侈品，并产生异化和普遍贫困。而如果一个社会越富裕，就越有能力使得所有公民在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决中过上安全的生活，那么它就是一种社会的财富。这种财富的基础是一种普遍性的信任和公正，二者都产生于社会制度领域。依此，跨社区的合作得以实现，冲突处置得以文明化，信任和安全的建立得以超越对具体个人的尊重。而最为重要的是，财富得以实现重新分配和基本公共服务得以保障。这种财富的源泉包括那些旨在建立、维持和进一步发展这些制度的各种活动。其范围涵盖与公民个体或工作场所有关的所有自治和自决行动，从公民倡议到高度制度化的法律制度或代议制民主参与。所谓“失败国家”，在本质上是缺乏或破坏了这一基础的国家。历史一再表明，这类国家中的制度建设是何等乏味，而控制暴力是多么重要。这种财富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因而遭到忽视。而在当下，它正在受到各种危机的严重威胁，包括在西方社会中，其核心和边缘区域都在遭到肢解。福利国家已然屈从于竞争性的国家，精英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他们的文明承诺（包括纳税义务），而边缘化社群已经不再相信这些联系与承诺会对他们有所裨益。一些人认为这些联系与承诺是对资本积累实现的羁绊，而另一些人则不再期望它们能把他们从困境中解放出来。相应地，许多社会和民主运动正在致力于为这种具体的社会财富的生产创造条件。
第四，已然表明的是，商品和有偿服务供应的增加，与一个社会丰富的文化财富、文化创造力和多样性、文化交流自由以及对文化实现的无限追求之间，并没有必然性的联系。这种财富产生于一个社会的公共文化空间领域，涉及知识、教育、美与丑的体验、善与恶的情感对于社会的意义。因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社会驾驭这种财富的能力。历史上，许多社会运动都在为文化财富、文化的驾驭和文化的自主使用而奋斗。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少数人的闲暇被视为这种财富和最高幸福的源泉，但与此同时，它被简约化为闲暇阶层的认知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没有人会把幸福创造的任一部分归功于奴隶，除非他也把生活创造的一部分归功于他们”。①
因而，社會生产总值只是财富产生的所有形式的非常有限且扭曲的表达。这并不是要反对将社会生产总值与其他指标一起列为经济指标，而是因为它相对于其他指标的从属性地位。大约两个半世纪前，亚当·斯密自信满满地提出了英国中产阶级迅速崛起的理论，并寻求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解释，而我们今天讨论的特点则是对这一财富理解本身的质疑。“不够充分”的谨慎挑战声音正在与越来越响亮的“不一样的东西”的呼喊交织在一起。我们完全可以把人类社会21世纪初所面临的冲突理解为围绕财富本身的冲突，我们正处在一个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竞争的时代。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分析当今的社会冲突。 我们应该意识到，如今已经不存在一个总括性的大问题或主题，抑或是社会抗争的主角，能够单独形塑所有的社会对抗。如果要进行有效的社会变革，就必须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运动之间建立不同的联系，并以新的方式来“阐明”冲突。实现聚合的条件之一，是认识到不同冲突间的共同基础。如果一个人能够就不同事物间可能的连贯性进行对话，如果某一碎片能够融入具有变革力量的马赛克，那么“大众”②就可以呈现为具体的形态。揭示社会财富生产领域与当今核心性冲突之间的关系，将很可能是实现这种聚合的路径之一。借用弗里加·豪格（Frigga Haug）的说法，这将意味着一种“四位一体”方法。
在本文讨论中，弗里加·豪格关于劳动和劳动时间（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团结型交往联系）的实例性阐释将作一般化拓展。由此，我们可以阐明不同形式的社会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而不是将其理解为从外部强加给它们的额外条件。所谓“四位”是指财富生产的四个具体领域，即：自然;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保障安全、信任、正义和民主自决的社会制度;公共文化领域。“一体”代表的是一种团结型的组合，旨在克服资本主导型社会在生活机会、权力和财产等方面的社会不平等。这一方法代表了笔者对当前讨论的四个最重要问题的统一性观点。
更进一步说，本文试图为当前的讨论提供一个有助于促进团结合作的建议，尤其是阐明面向未来一个时期的共同基础的理论原则。至于这种“四位一体”观点能否做到贯穿于合作的全过程，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因而，本文更像是一个智力实验，其目的是创造一种“鲜活的形式”③，从而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痛苦冲突中以一种更加团结的方式前进。
一、资本主義财富生产的发动机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的、人际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财富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直接统一体中创造的。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透明的。地方环境内部的循环、社区的—宗法性的生活世界、建立在支配和依附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关于日常交流、从属与支持和国家的制度就像关于法律和借贷的制度一样多），最后是代代相传的集体解释、知识和合法性形式构成了一个局部区域整体，其成员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按照相同的韵律生活。几乎所有的社会交流，都发生在村庄周围5公里或城市周围20—30公里的范围内。因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家庭和世界是重合的。大规模帝国和跨区域贸易体系，所代表的是地方性社区聚合而成的一个超级架构，而正是在这些社区中，自然、社区、社会和文化的直接统一性得到体验和延续。财富的生产与这个地方化的世界及其循环紧密相连。地方性统治者在一种庇护—委托关系的框架下主宰这一切。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则大不相同。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论及第一次大转型时所指出的：“工业文明使人的构成元素间失去了联系。”①如今，地球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被开发和重新分配。每年仅海运量就将近70亿吨，人均运输量就超过1吨，就像其他物品一样，重新分配给“拥有者”来使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土地、工具等）的直接联系已经中断。工人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支付工资劳动来实现自己和家庭的再生产，而劳动力市场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相互竞争，否则就将无以为继。劳动力、土地、原材料以及知识，都被抛到了市场上，获得一种货币形式的工资、租金、利息或价格。与此同时，资源几乎可以任意组合。正如罗伯特·麦克维尔（Robert MacIver）在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序言中所指出的：“‘撒旦磨坊’除了其中一种之外，人类所有需求都漠不关心，它们无情地把社会本身碾磨成为原子。”②当然，这种分离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尤其是，它使经济元素“新组合的实现”第一次成为可能。正如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964年所分析的那样，“这种结合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能力的前提条件”。③然而，创新功能可以理解为十分不同的形式。通常，创新的来源是小型新机构、自主或合作性联系、民间社会或国家组织、社会和文化协会或基于伙伴关系的联系。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人为“创新”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对于资本支配的“企业”来说，它们的存活价值是通过收购成本来衡量的，而不管他们是工厂中的雇佣工人、护理人员还是家庭辅助人员，或是存在于新型奴隶制或农奴制中的人。
资本主义社会解放了可以重新组合的资源，也就打破了自然、生活世界、社会制度和文化之间的聚合体。结果是，地球上的每一种自然资源，任何一个社区中的所有劳动力，任何人手中的所有资产，以及任何形式的知识，都敞开在企业家的介入范围之内。暴力作为每个社会的秘密，如今获得了一个新的目标与功能。它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征服那些“朝贡帝国”，以便从被征服的地区劫掠剩余产品，并参与完成少量的像战争、行政管辖权属或具有宗教文化象征意义纷争等核心性任务。相反，在现代西方世界中，征服者都是一些公私合作的企业家——无论是哥伦布、科特斯、皮萨罗，还是作为第一家股份制公司的荷兰的东印度和西印度公司，或是他们的英国后继者，或是今天的对冲基金。现代暴力，无论是物质性的还是结构性的，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因为，它把所有传统社区都变成了一堆有价格标签的资源，变成了一堆商品，而不能转化成为剩余价值的东西则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权利。征服者所追求的是作为世界货币的黄金和白银、香料、瓷器、丝绸，以及在美丽的新世界中为资本主义的种植园和矿山提供的黑人劳动力。对冲基金所追求的是超额利润，而不会考虑任何社会和生态的后果。正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政策的最深刻本质、核心、全部含义和内容，是对所有非资本主义国家和人民的持续不断的撕裂。”④
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也可以理解为（但不仅仅如此）自然的全球化剥夺和新形式的依赖与压迫的历史。结合19世纪中叶的印度，马克思写道：“从人的感情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把自我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①对于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马克思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从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②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世界的中心和边缘的期望是：“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量，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会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③
赤裸裸的武力和现金支付的简单化连接，使得自然、人力和文化资源可以自由结合。与此同时，它还让这些资源服务于增值的首要目的。一个人自由度的提升，与另一些人的新的生存依赖和堕落密切相联，而且自由和依赖常常同时适用于同一社会群体。伴随着传统社会以及自然、社区、社会、文化的直接统一体的解体，企业的创新、持续更新和效率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同时是一个“掠夺和生产力提高”④的过程，而且没有回头路。市场或国家已不可能完全消失，也不可能再回到自然、社区、社会监管和文化的直接统一状态。借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连锁反应被触发了”，“本无害处的市场制度爆发成为一场……爆炸”。⑤传统社会的大门被永远关闭，而它的分裂和重组一直在持续进行。正如价值（德语是“wert”）的字面意思所表明的，原先存在的一切都归于消亡，以便可以从这种破坏中获得剩余价值（德语是“Mehr-wert”）以及更多的可能性，而這种价值的分配是高度争议性的。社会的土壤正在被永久地犁起。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可以设想和发动超越资本主义的转型。如今，只有采取一种协调的方式，才能实现自然、社区、社会和文化的重新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前资本主义文明的元素将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发挥作用。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在自足和休闲、当下和当地、具体的人际关系、直接交换的“点对点经济”①或维持生计经济以及不断增加的城市花园②等领域中，看到这一变化趋势。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它们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而当今社会却依据其社会总产值的高低和在全球商品消费中所占的份额，统一划分为贫穷、富裕和新兴国家。但在另一种社会中，即人们的自由自决不以破坏太多的自然、社区、社会和文化为代价，不通过上下阶层、南北国家和男女性之间的两极化来实践，完全有可能出现一种截然不同的财富观念。为此，整个社会的财富必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生产、分配和使用。
生产资料与直接生产者的分离，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前提。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通过“原始积累”来实现的，体现为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历史性分离。③在这种经济制度下，企业以盈利为导向，并为此就自然、劳动力、信用、知识等相互分离的资源展开竞争。它们购买或租赁这些资源是为了在经济上进行组合和增值利用，而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企业则被边缘化或走向破产。这一进程注定要毁灭整个民族国家。企业相对于先进资本增值需求的从属地位，转换成为资本增值需求相对于经济的统治地位（图1）。马克思还将其称为“资本的总公式”：货币（M）通过商品交换（C）实现自身的扩大再生产，并转变成为更多的货币（M1）：M-C-M1。④这是一个关于“价值的自我增值”和“贪婪的金钱”的问题。⑤
因而，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信用是决定性的控制机制。不是过去积累起来的现有资本以堆积的“物品”的形式借出，而是在现存积累资本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资本，其增值利用的声称将会在未来收益中得到兑现。①这代表着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差异。作为一种信用经济，资本主义是面向未来的。它押注于投机或“更富有的”未来。因此，资本主义是以发展为导向的。它使所有再生产基本要素都不断地改变成为一种增长条件。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是以过去为导向的。因为，货币资本仍处在过去那些人的掌控之下——这些人在获得信贷之前成功地集中起了他们手中的财产和权力，现在则凭此决定着资本如何运行的准则。工人的总罢工是一种不会坚持太久的特殊情况;但相形之下，富人的投资中断则可以构成一种持续性威胁，使得所有的车轮在任何时候和很长时间内陷于停顿。
资本主义社会中未来得以“选择”的条件，既不是经过协商谈判确定的，也不是从民主参与中产生的，或受到公众控制的，而是资本结构性霸权的结果。资本主义增值利用的特点是强劲的生命力和基于对未来的极端化取向的破坏性对象化，以及过度集中于利润积累的极其狭隘的衡量标准，从而使财富的多样性严重缺失。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的，为了创造利润而破坏了现在，并期望一个“更富裕”的未来。它激励创新并将其作为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在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创造新的事物。而且，“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②为了保持资本所有者在市场上的自由，它剥夺了工人和社会对其自身再生产过程的控制。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企业只是对资源进行掠夺时——无论它是劳动力、原材料、他人的外部资本投资抑或知识，创新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而只有当借助有效的生态与社会标准和控制对这种掠夺施加限制时，创新才会发生。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第二个条件，是必须为了获得资本而竞争。资本所有者或管理者必须能够在不同企业的竞争报价中进行选择。一方面，这使得增长的压力制度化（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必须赢利）;另一方面，创新的压力也被制度化（因为企业毕竟首先要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组合来实现增长）。借助于生态与社会标准和企业的竞争，生产和流通的持续创新得以永久化。③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和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在描述发展能力所依赖的这种必要而充分的关系集合时，谈到了一种“开放的获取顺序”。他们阐述了如下三个重要条件：“（1）稳固的军事和警察力量受到政治制度的控制;（2）政治制度必须受到一整套限制暴力非法使用的制度和约束措施的制约;（3）一个政治派别或政党要想持续掌权，必须得到广义上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团体的支持。”④这三个条件可以保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企业不受非法征用和地方性腐败的侵害。 资本主义经济保持活力的前提条件包括：（1）自然资源作为可交易原材料的价值化利用;（2）将一部分劳动力转变为雇佣劳动力;（3）建立资本市场;（4）将知识和文化变为可私人利用的资源。价值化利用的自然、雇佣劳动、发达的资本市场和知识与文化的商品形式，反过来又与财富产生的四个领域紧密相连，并受到剥削。所有这一切都呈现为“资本”，但每次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货币和金融投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甚至情感投资。”①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依赖于如图1所示的資本主导的生产语境。资本积累与社会再生产的分离使其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时自然资源、劳动力、政治与社会制度和文化直接融入到主导性的权力关系。
但事实上，在社会财富创造的每一个领域中，都存在着对于个人生活、社会稳定与发展来说不可或缺的条件。资本积累只是这四个财富领域的整体的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企业并不是社会再生产及其财富创造过程中的唯一主角;相反，个体、城市、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协会、网络、政党等，都在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图2）。而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们不控制资本，而让资本占据着结构性优势？
在此，我们需要澄清一个致命性的误解。财富并不存在于企业、国家、公民社会、家庭和伙伴关系、城市或区域之外。它是当今社会中众多角色的共同行动，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利用、维持、改变、扩大和摧毁这里所讨论的四个领域中的财富，比如通过经济活动和消费，通过生产和生活方式，通过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的总和。他们都别无选择地加入到财富的形塑之中，无论是在如何抽象的意义上。这是他们的共同基础。
人们的每一项具体行动都必须建立在关涉自然、生活世界、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元素的四个财富领域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具体行动绝不仅仅是经济行动或政治经济行动，甚至“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也不足以充分表征这种复杂关系。行动本身始终同时是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物质变换的，因而从不只是涉及一种财富形式。即便是最狭义上的关于工资水平的冲突，也总是会涉及政治和文化的层面，涉及帝国式或新殖民主义性质的生活方式问题。人们总是围绕着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相联系的财富而斗争。因而，笔者在此并没有将经济财富作为一个单独领域来对待，那样的话，会把社会总产值及其所占份额视为一种独立的财富形式。无论如何，货币化形式表达的财富必须被解构，它只是真正财富形式的一种表现而已。
此外，还有另一种误解。它假定，行为体分别与自然或相互间发生关系，或直接进行或通过社会的调节，并由此进行理论阐释。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行为体在同时进行的每一个动作中，都不得不涉及四种基本类型的关系。它们是：（1）社会的自然关系;（2）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其中包括劳动雇佣关系和性别关系、政治化的种族关系或代际关系;（3）规制或治理关系;（4）创造意义和阐释性的、霸权和反霸权的文化关系。因而，上述四个财富领域的改变只有借助于各种主体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处在一个涉及四种财富形式的复杂关系之中。行为主体及其关系是财富的推动者和结构。基于此，我们就可以进入本文接下来两部分的讨论：第一部分从行为体开始，第二部分从社会关系开始。而笔者考虑的方法论是，通过关注财富的多元形式来揭示其整体的面相。
二、财富生产的资本主义形态及其限度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历史上空前的财富生产与社会及其成员对资本剥夺统治的从属关系之间的矛盾：极度富足与持续性的生产稀缺并存，严重过剩与持久性的不充足并存。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获取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和知识的长期掠夺性竞争。对资本投资和竞争的依赖，使得资本的支配地位制度化，而所有人都必须向资本低头。①资本的支配地位直接或间接地重塑了所有其他的不平等、压迫和依赖关系，其他关系的变化动力即便不是唯一地、也主要是由于资本积累的自主逻辑——这在今天就是所谓的“市场的释放”②或“金融市场驱动的积累”③，或金融市场资本主义。
私人和公共预算对于资本积累的依赖性，通过如下两个方面得以确立：第一，所有预算收入都取决于公司经营的成功，而它们的成功在公司间竞争中和竞争性的地区与民族国家中得以验证。市、区与州为个人和家庭所提供的中短期资源，主要依赖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市场。公司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相互竞争，而所有其他行为体则都围绕着这些公司来争夺工作、税收收入和技术知识。既然中短期目标都与资本积累紧密相连，那么长期目标也只能从属于它，并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或多或少决定了其他社会元素，它们都依赖于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可以说，正是退出的胁迫力量使得资本如此强势。资本外逃的可能性，不愿投资的可能性，拒绝贷款的可能性，工厂关闭和裁员的威胁，对国家债务无法偿还或信贷体系崩溃的担心，所有这些都是资本在不公平竞争中的武器。
资本对经济和社会的支配作用是结构性决定的。“子系统”的功能自治，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生态优势”而得以重塑。④在面临重大危机时，其他所有领域都更强烈地依赖于这种经济形式，而不是相反。当然，我们还可以说，存在着资本积累与上述四个财富领域之间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资本积累的主角相对于所有其他行为体的社会优势的基础。借用协同学的语言，所有其他的社会形式和制度都被资本主义地“操控”了，即都受制于资本积累的时间与空间节奏，而资本的这种支配地位形塑了四个财富领域。它们暴露在一种特定的动力机制之下，并不断地体验到资本主义的限制。①
（一）该亚圈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地球上的人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非生物和生物的自然（岩石圈和生物圈）到技术领域（人类通过人工工具来进行与自然的物质变换）都是如此。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的革命用有限的土地耕种和畜牧业技术手段驯化了自然赋予的生态系统生产力，那么1770年以来的历次工业革命则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即技术系统的生产力。正是在这种技术系统中，自然按照自然的规律作用于自然，而没有人类之手的直接性贡献。科技领域在我们的星球上不断扩展，并且已经从20万年前人类在自身进化的过程中所改造的自然中更加彻底地分离出来。正如波吉特·曼科普夫（Birgit Mahnkopf）所指出的：“随着由人类所创造的（地质）时代的到来，由非人类行为导致的历史分化……或者一个仅仅由事件组成的自然历史，而与人类行为体的行为无关……已经从根本上成为问题。”②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水力或蒸汽驱动的机器为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所依赖的是电力和化学，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基于电子信息处理技术。如今正在出现全新材料的可能性，这些材料既绝不是自然赋予的，也不可能是人工创造的生物形式。下一代机器人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人类的自然力，只要它可以简化成为机械的信息处理程序。作为一种“训练出来的自然力”③，人类正在变得多余。在20世纪，人类通过技术来创造的自然过程，已经成为形塑整个地球的力量。一个新的时代——“人类世”已经開始，其驱动力已经被人类释放出来。全球气候变化、森林砍伐和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等，都是其结果。④同时，这个“人类世”的时代，也是一个全球性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其后果是，生物物种的灭绝速度堪比过去6500万年中所发生的四次自然大灾难。人类“安全工作模式”的全球限度已经被超越。如今，该亚圈的“逻辑”正在不平等地影响着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及其成员，而对弱势社群的影响要远大于社会的上层。
至少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对地球生物能力的免费利用，获取地球上的稀缺资源、以及最廉价的废物处理方式，都是增加利润的方式。这场革命的中心，即1840年前后的曼彻斯特，是一个被煤烟和恶臭污水所笼罩的城市。在前农业社会中，每年的人均消费量大约是1吨天然原材料;而在农业社会中，它大约是4吨。在当今的工业社会中，这个数字高达35吨。与此同时，自180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了7倍。其中，只有7%的资源被用于最终消费，其余的则随即成为废弃物。此外，大约五分之四的产品只使用一次。因而，新帝国主义与控制有限资源的斗争有着密切联系。
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该亚圈和科技圈正在构成一种对立性的矛盾。一切都将取决于向一种以地方和区域为基础的新经济的转型。在这一新经济中，工业制造业的产品几乎全部都会成为新一轮循环的起始材料，从而终结工业化的物质变换。与此同时，应转向包括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等能源形式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为主供应。所谓的“人类世”，只有当它成为基于对自然的谦卑态度和谨慎对待其丰富性的新时代时，才可能会持久。其目标不应是对自然的统治及其掠夺，而应是自我控制和对自然财富的可持续利用。技术圈必须融入到地球的循环之中，并符合相应的对地球上100—120亿生命的可承载水平。
（二）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除了该亚圈所发生的变化，在过去的250年里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独特领域，即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世界是嵌入到透明的社区之中的，透明的社区决定着工作和休闲，并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分配给每个人。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大工业摧毁了基于自家织布机或纺车的家庭作坊，工人们成为市场上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力。他们的生活世界被从传统的和宗法制的社群环境中解放出来，并在社会分离条件下重新形塑。资本主义还是一个因贫穷或暴力而掀起全球移民浪潮的时代，而最直接的动机则是寻求更自由、更美好的生活。这是一种大规模的生物政治，是对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女性）生活样态的重构，①部分是通过自主决定，部分是通过有组织的运作，部分是通过强力胁迫。这种重构将现代行为方式、工资和家庭工作普遍化，但也支持传统社区之外的新的自主生活形式。
经过英国工业革命之初的尝试后，试图将劳动力价格保持在饥饿工资水平的努力失败了。最初，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预期寿命也下降。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这一趋势就被逆转了。新出现的趋向是进步、自我组织、独立教育，尤其是自我组织起来的工人——由于工业需求而产生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力——的抗争。家庭与国家在教育、护理和养老金方面的支出不断增长，公民对国家的合法化压力，以及几乎所有年轻人都被征召参加的大规模战争，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改革的背景。而改革又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建，最初采取慈善或合作的形式，然后是市政和国家的形式。奴隶制在商业上的兴盛是18世纪到19世纪，但逐渐变得声名狼藉，部分是由于它与雇佣劳动作为自由劳动的合法性相矛盾。经历过在新兴制造业中妇女劳动的扩张阶段之后，家庭中支付工资劳动（主要是男性）和生育劳动（主要是女性）之间出现了分化，这种差别随后转变成为男性或女性主导的职业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在地位、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性别差异仍在持续。
在所有高度发达国家中，用于支持社会再生产部门的公共支出已占到社会总产值的30%—50%。对于这些活动，马伦·乔希姆森（Maren Jochimsen）写道：“关爱就是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有意识地、随时随地与他人、环境和自我相联系。关爱活动，特别是关心儿童、照料老人和帮扶病残人士，是人类生活中核心性的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有效和充足供应是其他所有人类事业的先决条件，这些事业最终依赖于并与关爱活动交织在一起。个体的护理能力是对我们人类的一个挑战。”①
寿命的延长，扩展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一直持续到20岁左右），长时间的健康老年时期，以及人们一生中所需照料工作的高额支出，都使得有理由把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置于个人自决和团结合作的中心。②但事实却与此相去甚远，由于个体的再生产，对伴侣和家庭关系的照顾，以及集体劳动场所关系的形成，都必须接受劳动力市场的检验才能实现，因而生活世界必须根据雇佣劳动的标准进行调整。教育和培训，保健和休闲时间，文化和体育，服装和语言，住房和食物，甚至友谊和爱情，都要看它们是否有助于形成、维持和加强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市场反过来又取决于资本主义产业部门的成功及其竞争力。劳动力市场的等级制度造就了一种生活可能性的等级制度，个体化和市场化是齐头并进的。正如罗伯特·卡斯特尔（Robert Castel）所指出的：“仅仅知道如何工作已经不够了，一个人还必须首先知道如何营销和推销自己。”③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个体并非第一次成为“自己的劳动力和社会服务的推广家”。他/她作为“劳动力”的可能失败，这种不断带来威胁的“极端状态”，将会形塑一个人的终生，朝不保夕将成为常态。因而，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仍然由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统治，而全球中产阶层的“帝国式生活方式”④正在不断扩展。生活世界的韧性由于雇佣劳动的结构性限制而被“重塑”或“殖民”（哈贝马斯）。“以工换薪”的对应物是通过消费获得承认：为了工作而生活，为了消费而工作，为了知道自己的存在而消费——这些是这个“美丽新世界”⑤的格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至少在发达国家中，福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产生了惊人的副作用：它不是在“体面的”条件下将其融入到支付工资劳动中，而是创造条件使支付工资劳动成为一种自主性的、团结型的个体生活塑造形式，就像其他形式一样，这已经变得十分突出。在人类历史上，过去50年中地球上越来越多的人首次提出了如下这个问题：一个有意义的、充实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和时空条件会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把这一解放进程导入更加市场化的进路。然而，这正变得越来越无法理解。已经持续了200年的为了每天工作8小时的斗争，尽管还远没有结束，但可以与为了所有人的非全日制工作而斗争结合起来。这将是朝着把生活从雇佣劳动的支配和资本积累的律令中解放出来的重要一步。
（三）社会制度领域
伴随着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欧工资劳动的普遍化，一个新的社会领域从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民族国家中的公民，没有封建社会地位和等级的私人所有者，通过正式途径（选举或任命）担任公职的人，以及作为一个法人实体的公司，相互间开始订立契约关系。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中的宪法法律规定，与这一社会领域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到那时，关于“国家”的声称才得以形成，而这并不取决于一个具体社区中的成员。直到那时，正式的组织以及公司、国家结构或协会，才成为对其成员负有责任。对个体人身安全的保护、赋予基本权利以及在宪法基础上要求这些权利的可能性，公职人员遵守法律的义务以及他们的权力行使由民选代表加以控制，是过去两个世纪中所取得的解放性成就。而它们与大规模社会保障部门或新公共体的建设密不可分，虽然这些社会性基本条件只是在少数国家中得到了广泛确立。
但即便在今天，富裕的白人阶层在全世界政治中的代表性仍然高居不下。长期以来，对财产的侵犯要比对生命和肢体的攻击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财产秩序，独裁专政时不时被建立。在智利，新自由主义政权最初就是通过军事政变而上台的。合宪性、遵守基本民主规则以及保护所谓绝大多数民众的社会财产（工作、工资、养老金、公共服务权利），一直被当作市场成功的条件。而对原材料和外国市场的争夺，正在再次助长军事化。
在德国，对国家的社会权利要求仍取决于伴侣、父母或子女的收入，而公共基础服务仍面临着紧缩的压力。与此同时，大公司和银行却在逃避对经济或环境损害的责任。伴随着国家、区域和整个大陆都屈从于资本积累和资源最大程度开发的律令，对这种现代的“他治”形式的抗拒也在增加。许多抗议运动将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参与以及公共基本服务的“逻辑”（社会的逻辑），与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国家优势的逻辑相对照。
金融市场资本主义已经在危及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和民主之间的脆弱平衡。日益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国家在全球竞争中转变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竞争性组织，以及国家在金融和经济危机中的脆弱性，都是新自由主義金融市场驱动的积累体制的结果。与此同时，在缺乏激进再分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下降往往会压缩社会妥协的空间。自由民主制度正在与激进的“人民主权”遗产发生冲突。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再次呈现为一个巨大的鸿沟。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民主”似乎不过是一种实现各种资本的经济律令的文明政治形式，因为民主并没有按照人民的利益来塑造社会的权力;也就是说，不过是没有民主之实的民主。①
（四）公共文化领域
今天的许多运动都指向第四个财富生产相关领域，而它在战略讨论和社会理论中仍被置于一种边缘性地位，这就是公共文化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社会的意义得以构建和传播。正是在向19世纪过渡的过程中，西欧第一次出现了不受教会和国家直接控制的自由公共领域意义上的文化。1811年是蒸汽印刷机发明的一年，这一发明使面向大众的报纸成为可能，图书价格也因而大幅度下降。自此，公共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共同的空间。19世纪中叶，电报以“实时”的信息通信方式环绕全球，而旋转印刷机使人们能够在一天内生产出数以百万计的印刷品。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广播、电视、全球互联网已经创造了一个开放的文化交流的虚拟世界共同体;世界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已可以直接从网上获取;在密集交错的网络中，知识、阐释和文化身份可能性可随时进行切换。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则使这种交流行为成倍增加，并已成为半数人类的日常生活工具，这构成了一场通讯的革命。
这种开放交流文化的逻辑，是与一些全球大公司对服务的垄断和市场化相冲突的。这反映在围绕所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1994）的冲突中。依据该协定，“知识产权”①的获取受到控制。其中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是南方国家关于维持生命药品的产权或可持续经济的专利要求。②近年来兴起的网络盗版，是对这些财产权的一种颠覆。
从一开始，公共文化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产生的一个条件。通过私人占有和控制、操纵和重构的策略，它被形塑成为一个商品和资产阶级英雄的新世界（比如在广告和商业化艺术中那样）。这使得公共的知识文化生活结构（比如学校、大学、公共研究机构和媒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文化发展的优先地位被确立。但在现实中，公共文化主要是服务于资本主导社会（比如市场化、可利用的知识以及不平等和统治的合法化）的再生产要求。正是由于文化空间的解放潜能与资本积累的律令（通常体现为父权制的和专制的形式）之间的矛盾，在过去的两百年里，许多解放运动得以产生与发展，而不只是“六八运动”③。
社会越富裕，可供选择的商品种类越多，可用的自由时间越多，为了什么的问题也就变得越重要。对于较富裕的国家来说，这样做不再是由于缺乏生活必需品，而是由于面临着消费过度。资本主义趋向的主导地位，体现在对于这个问题的掩盖和使富足向永久性匮乏的转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留给他的孙子们如下想法：“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毫无畏惧地期待着这个悠闲富足的时代。因为我们已经受训太久，只能奋斗，不能享受。对于一个没有特殊才能的普通人来说，拥有自己是一个可怕的问题，特别是如果他已不再植根于传统社会的土壤、风俗习惯或所钟爱的习俗中。从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地区富裕阶层的行为和成就来看，前景都非常令人沮丧！因此，可以说，这些人是我们的先遣队，他们为我们其他人探寻着应许之地，在那里扎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灾难性地失败了，所以在我看来，那些有独立收入但却没有协会、职责或联系的人，应该考虑解决他们将会面临的难题。”④除非我们届时能够创造出新的生活条件，摆脱推销自己的强迫并拥有团结型生活的能力，否则，我们将会远远低于我们的潜能，文化的“逻辑”与资本积累不是同延的。 三、四个财富领域：第二次大转型所面临的四大问题
通过资本增值化利用所形成的社会再生产领域，导致了如下四个核心性问题（下页图3）。在此，我们将从那些受排斥、压迫和不平等影响最为严重的人群的立场来分析这些问题。毕竟，只有当最弱势人群实现自由而不受威胁时，所有人群才有可能过上自由而不受威胁的生活。
（1）生态问题：如何才能恢复、持续地保障和重建盖亚圈的可持续再生产，从而确保当代和后代中受到环境破坏影响最严重的人群也能获得自由生活的基本物品？
（2）社会问题：如何才能保证社会最弱势群体的成员能够过上一种自主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再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型才能实现这一点？
（3）民主与和平问题：如何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权力和财产关系以及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使得即便是最无力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也能自由决定其生活条件？如何抑制国际关系的军事化和国内监视的扩展，使得手无寸铁的群体成员也能在免遭暴力的情况下过上自主的生活？
（4）文化问题：文化公共生活如何构建才能使即便距离文化最远的群体也可以拥有基本的自由交流条件，并可以确保获取人类的智力文化成果？
近两百年来，这四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都曾是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中心，并被不同时期的运动、组织和政治集团所应对，而且常常与其他问题相结合。例如，劳工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社会正义和民主运动，它使获得教育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并且还是和平运动的一部分。同样，妇女运动或最近的生态运动，也从未局限于狭窄的单一议题领域。就有可能将更大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塑造成为一个“为了自己”的社会群体而言，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所讨论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①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四条冲突线索是纵横交织在一起的。如今，上述四个问题间的联系正变得更加紧密，但也导致了如下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运动何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第二次大转型或双重转型的主角？
资本主义社会的四个财富领域理论，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冲突和斗争的多元性。它强调，对这四种形式财富的获取和控制是造成不平等、贫穷和生物灭绝的原因，它们之间拥有基本的共同点。对这些共同点的认知，体现在全球正义与民主运动、世界社会论坛、占领运动等对“我们是99%的人”口号的认同，以及其他形式的对近几十年危机政策的抗拒之中。这些运动一直在与日益增加的不平等、独裁统治、压制性操纵、战争和暴力作斗争。它们致力于与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对抗，并因此形塑了获取这些财富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人們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同时在空间、时间、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层面上面对发展不平衡（也就是剥削）的领域。②反对破坏性资本寡头的抗议活动已经兴起，尽管这些冲突和斗争在相当程度上是多样化的，但它们都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点：它们都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市场资本主义对生态、社会、民主和文化问题的应对方案，这些方案破坏了文明的基础，而且将会是社会的中下层群体为之付出代价，并使未来后代无法享受一种有价值的生活。在此，“四位一体”方法意味着围绕社会财富生产的四种冲突间的联系，探寻如何通过中下层联盟①来实现团结性解放和克服金融市场资本主义。这种“四位一体”的观点，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即团结互助把我们所熟悉的各种不满联系在一起。
需再次强调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以极不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四个领域中的财富。北方和南方，劳动和资本，男性和女性，城市和国家，更好的受教育者和那些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人，公民和“无纸主义者”（比如寻求庇护者和非法移民），“白人”和“有色人种”等等，只是这种不平等的一部分交叉层面。而其中的根本冲突是围绕着这四种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围绕着对其可获得性和使用的控制，围绕着将其转变成为解放和（或）统治手段的对立。由于不同的群体受到这种不平等的不同影响，这些斗争目前是支离破碎的。“四位一体”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多样性中发现统一性，并有助于找到团结性的方法来重建这种统一。
资本主义文明不断破坏着这四种形式的财富——自然、宜居社区、稳定的社会制度和有意义的文化阐释与身份认同。它要么能够有效地应对这些危及财富存在形式的倾向，要么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过渡形态。就此而言，它将使人类在21世纪走向最后的总危机。其结果可能是：尽管伴随着严重的分娩阵痛，但却能走向一种能够更好地保存人类财富的四个基础的新文明;或者，某一个统治集团和支配性地区通过引入公开的独裁统治、广泛的压制、大规模的排斥或基本人权的废除，来试图击败对方或保护自己免受对方的侵害。对于前景究竟如何，是“总体保持不变”还是转型抑或文明的衰败，我们目前还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我们正在面对一场前途未卜的百年危机。
如果像约根·兰德斯（Jrgen Randers ）那样从环境视角展望未来40年，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同意他对2052年世界的描述：“……我所发现的未来世界是，它将更加多样化：一些地区做得相当好，另一些地区则遭遇惨败，陷入无政府状态，而所有这些地区在21世纪下半叶都将面临着越来越不稳定的天气。同时，我还可以发现一个以城市化为主导的未来世界：人们聚集在大城市中寻求机会、安全和力量，但人均生活水平比能够预期的要低，并有着一种我个人并不太喜欢的文化——尽管很多人也许会喜欢它。这种文化以人工城市生活为标志，完全隔离于已经消失的变幻莫测的自然世界，并配备了十分丰富的虚拟教育娱乐设施。很可能的是，那时并不存在大规模的资源短缺，因为未来的世界将比我们原初预期的要小、要贫穷。最后，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尽管2052年之前的情况会相对较好，但那之后的世界将会在令人担心的方向上发展下去——本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自我强化的气候变化和气候灾难。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世界会走上一条规划有序的可持续发展道路。”②因而，真正的全球生态危机可能会在21世纪下半叶稍晚发生。 因此，转型必须是多层面的，不仅是在具体路径上，而且同时在出发点、行动主角和目标上，并不能仅仅从生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仅仅局限于对可能发生的气候灾难、化石燃料（“石油峰值”）或地球生物多样性的耗竭等进行预测，就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需要预防的是，对转型的探讨蜕变成为精英管理和民主政治中的一种威权型专家统治。在他们看来，就业、收入或民主参与等“小”问题无关紧要。
而如果我们从相反的视角来观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追问现实中的人们是否可以更公平、更可持续地进入四个财富领域，而不是忍受现状，那么会发生什么呢？在新的情境下，每一个问题，每一次接触，都不是从牺牲开始，而是从机会开始;不是从危险开始，而是从可能性开始;不是从抽象的人类利益开始，而是从自己的愿望和希望开始。这并不意味着，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关注行星承载限度或“危险边界”变得无关紧要。但是，我们可以把这项任务视为一条非常具体的进路，以便能够在未来过上一种更富裕、更稳定、更安全的生活。归根结底，我们要从“四位一体”的观点来看待财富生产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它们与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共同对立。甚至可能的是，从替代性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运动、民主运动或与公共文化有关的运动中，会产生出恰恰是给生态问题解决带来全新动力的推动、能量和“事件”。反过来说，只有应对生态危机的各个项目能够同时推进，并对更丰富生活世界、民主化、和平保障和新文化作出贡献，它们才可以避免被吸纳到“绿色资本主义”的框架之中。
但在当前危机形势下，真正开始转型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呢？哪一种形式的转型才能足以解决问题呢？我们社会的基本制度究竟应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革才能够应付现实面临的挑战，还是必须由全新的制度来取代？如果那样的话，新的制度大致是什么样的，具体的变革起点又在哪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必要断裂要有多么深刻呢？最为重要的是，这会导致丧失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优势吗？毕竟，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创新和革新的能力在历史上仍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高度赞扬过资本主义生产为当今世界三分之一的人不断创造着新的福祉和生活质量。在过去150年里，人类平均预期寿命从40岁以下提高到80岁。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多的个人自由和获得知识、医疗服务、教育、文化与出行的机会。
正是在亚洲和拉美国家，年轻的中产阶层如此信奉资本主义市场的优越性。比如，中国通过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在40年中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使更多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左翼政府尤其是拉美的左翼进步政府，大多走上了连接市场和国家、强化其原材料出口产业的道路。它们寄希望于扩大本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重新分配利润。在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用基尼系数衡量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大幅减少了。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这些改革都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这种成功的代价正不断上升，尤其是在发展的可持续性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发展巩固了不平等并创造了新的依赖性，许多人的现实生活都充满了不安全感、自我推销要求、时间压力和贫穷，民主正在变得萎缩不振，而消费主义则有了新的扩展。在欧洲，金融驱动的积累体制正在突破自身的限度，并呈现出“帝国特色”。①
目前全球10亿人无法得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比如食物、淡水或最简单药品。到本世纪末，居住在贫民窟的人数可能会增加一倍，达到20亿人，数亿人身处战争困境之中，这与世界上一部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形成了鲜明对照。问题在于，这种荒蛮主义是否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化，或者通过从根本上打破资本积累和“自由市场”的支配地位来消除？这种荒蛮主义仅仅是当代文明的一个暂时性阶段，还是它不可避免的一个侧面？究竟是否可以只保持其中一个属性呢？如果这种文明被证明是真正的自我毁灭性的，因而破坏它自己的基础比创造新的基础更迅捷，也荒蛮主义会变得越来越突出吗？但即便这是真的，也应该有一个新的观点详尽表明，一种转型是可能的，而且这种转型不会以专制和停滞的社会形式告终，并以任何偶像的名义埋葬自由。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认真对待危机的多重维度的问题，是一个维护和扩大自由的潜能，确立公民在当地和全球层面上的平等参与，以团结的方式将这种自由和平等的条件留给下一代的问题。转型现实政治可以有助于释放应对生态的、社会的、民主的和文化的难题的协同潜能。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当各种运动、冲突和倡议变得较为强大、局部性变化相互加强时，①裂变就会发生，并导致单一运动无法带来的某一力量的发展。在这些时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聚合起力量，“一些独立发生的过程”②汇聚在一起。当然，这种强化和聚合也可能是（但不仅仅是）有意识的（转型）政治的结果。无论如何，如果在了解相伴随的协同效应的情形下推进单个项目，并且已经在当地和全球层面上建立了适当的联盟，那将有助于实现这种强化。
任何转型现实政治都不可能是持续有效的，除非从中产生出新的社会生产力或再生产能力，因而包含着更自由发展的新可能性，并且把这些可能性扩展到新的社会群体。这里的生产力不是指所消耗的能源和开发的资源或商品或服务的数量，也不是指社会总产值，而是指其中包含着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它们如何在四个财富领域中聚集。衡量這些的诸多尝试之一，是“真实的进步指标”。面向社会根本变革的政治，不能忽视其自身政策的资源基础问题，以及这些资源的持续再生和高质量更新。如果把当今社会由资本支配的再生产理解为广义上的财富关系的再生产，那么人们就可以真正把基本冲突理解为“涉及控制生产力如何发展和社会财富如何使用”③的冲突。
然而，自然—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今，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物质能源财富的使用程度已不再与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任何积极联系。而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如果条件有利的话，这一水平可以在今后30—70年内达到，数量意义上的消费可以、而且必须实现下降。对现存的所有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肆无忌惮的破坏，以及它们对市场约束的服从，早就已经不再是创新的条件。因而，聚焦点可以实现转移，而不会造成上述意义上的财富损失。但波吉特·曼科普夫（Birgit Mahnkopf）却认为，事实表明，资本家“对所有社会和生物物质限制的不断冒犯与蔑视”，已经成为一种几乎无法克服的“走向新积累阶段的障碍”。④果真如此的话，这在实践中需要令人信服的替代性方案。正如艾尔玛·阿尔特瓦特（Elmar Altvater）乐观地指出的那样：“鉴于它们的创造性智慧，现代社会能够适应社会转型的挑战。”⑤ 首先，这样一种政治只有体现在一些具体的启动项目中，才能令人信服地展示出来。这些项目同时涵盖了生态的、社会的、民主的和文化的方面。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全方位引入本地免费公交系统的运动，或将当地低二氧化碳能源生产与民主控制的公共电网和补贴或免费的基本电力供应相结合的运动。这些倡议具有强烈的全球团结成分，致力于促进建立南北伙伴关系。如果有可能将大幅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但同时提高较低工资水平和确保中等工资水平，与公共就业部门建设、社会的、生态的和文化城市的重建以及参与式预算编制等联系起来，那么这些项目就会变得非常有吸引力。
第二，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导致了一个完全由股东利益支配的公司章程的去合法化，这是一个机会。鉴于私人、公共或合作公司所长期拥有的中心地位，一个明显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它们成为转型的行动主角。只有当它们以如下方式再生产自然资源、劳动力、信贷和金融投资时，即该亚圈、社群的—个人的生活世界、民主与自由制度和文化世界不再屈从于赢利和资本积累，而是在它们的自治中得到加强，才会出现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
来自各不相同角度的不断向企业提出的新要求包括：好的工作，培训，可持续经济，消费者保护，将工厂与地方相联系，透明度，内部民主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及维护公平贸易。这里可以有两条路径：一是相关利益团体直接参与公司决策，其中可以包括对相关要求的强制性考虑，但也可能会由于拥有否决权的少数人而导致内部决策进程受阻。二是创业活动的外部和内部规制，将管理目标与社会和生态目标联系起来。这两条道路都应该在实践中加以尝试。可以设想，它们将会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其焦点是对经济结构及其企业控制的民主化。①
总之，如果没有公司向具有经济使命的团结合作协会的转型，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社会转型。很明显，必须要在一个广阔的领域中进行试验，以便使得以利润为导向的公司转变成为追求新目标的协会。其实现不再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力，而是通过提高社会再生产能力;不再以牺牲自然、工作和生活世界、民主制度和文化为代价，而是通过新的共生性发展形式。
第三，将以赢利为导向的公司转变成为转型主角的一个重要步骤，可能是实现投资功能的社会化，可以获得的资本将与遵守基本准则相挂钩。资本的稀缺性将会降低到与全面社会生态重建和“资本家利用资本稀缺价值的累积性胁迫力量的安乐死”②相适应的水平。再加上资本控制和对违反这些准则的企业的公开谴责，这将会导致抗衡性力量的增强。此外，与社会生态重建相关联，“能源民主”③问题将被列入议事日程，直接的公共投资或公共部门的公司参与——可以使其摆脱现实困境，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相应地，公共部门至少对那些对于公共利益有负面影响的决定拥有否决权。社会规划将会在经济、基础设施和消费的基本结构问题上获得新的重要性。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将金融部门转变为服务部门，以便对经济进行统一管理，并为经济提供可靠的可持续融资。④然而，这里的一个先决性条件是过度积累起来的私人资本的大量彻底贬值，将私人基本公共服务体制重新转变成为公共团结的社会体制。
第四个条件将是在“马赛克”模式①基础上创建一种远远超出项目合作层面的转型联盟，联盟成员的一部分资源将有意识地投入到他们合作能力的发展之中。然而，这将是十分困难的。对于工薪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来说，唯一可行的似乎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既定框架之内维护利益，以及由工会主持参与的“危机社团主义”。而这意味着，只能按照统治集团制定的规则进行斗争。然而，支持民主化或生态重建，却无视绝大多数民众在社会保障或好工作上的利益关切，是严重成问题的。只有当人们在转型意义上通力合作，将再分配与重建以及日常工作与长期观点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反霸权。
第五个条件也是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条件，是共同启动宪法程序，就像在一些拉美国家（比如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所看到的。这些模式所涉及的不是支配性项目的自上而下的政令，而是公共空间中社会主体的构成。这里要改变的是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合作规则，而这种框架性改变理应得到高度关注。在历史上，严重的动荡也总是会导致社会宪制的破裂——这将是自1776年在反叛的英国殖民地弗吉尼亚宣布独立以来的最新一次。首先，这一过程的主角将宣布目前的社会是一个古老的制度、一个过时的社会，也就否定了既存宪制秩序的合法性（而不僅仅是它现实中的可执行性）。第二，一个革命性的例外状态在宪法层面上被宣布，而社会的基本规则被非暴力地质疑。第三，一个全方位的社会讨论被引入，从而导致一种新“三级会议”②（Estates General），其中以话语性的和协商一致的方式讨论与合法秩序的新标准有关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人权与共同利益安全之间的一种全新关系——前文所讨论的社会财富的四个领域——有可能出现。③社群活动和关爱行为将是受到宪法保护的重要做法，而宪制进程也可能是促进转型联盟建立的一个重要步骤。
四、结论
如果今天撰写一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那就必须把重点放在讨论财富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上。解决这一矛盾需要许多具体的举措和步骤。它理应始于这一陈旧过时的体制，即资本主义社会，然后从中找到超越这一体制的突破口。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预期，将资本积累对经济和社会的支配地位与确保四个基本财富领域的保持和扩展结合起来，将是极其困难的。而且，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该亚圈，丰富的社群的—个体的生活世界，强大的促进民主与和平制度、自由的公共文化世界，需要非常不同的行动目标。这意味着，第二次大转型不可能产生于“另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必须是一个团结合作的社会，也可以称为21世纪的民主、绿色、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将把对我们生活的公共基础的信奉与为了人权的斗争结合起来，因而同时承继了共产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根基，并以上述维度之间的有机联系为特征（下页图4）。
地球可以变成一个“花园”（古伊朗语中的“花园”一词是“pairidaeza”④）。处在各种工作、关爱和民主参与以及休闲的自由社区中的生活世界，将是一个家庭般和谐的世界。保障自由和平等的、非暴力和安全的条件，将会得到守护保持。文化动因将会引导着整个社会的演进。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解放性远见，那么各种具体性斗争就不可能赢得对于利润、恐惧、贪婪、把持特权和帝国傲慢的统治地位的挑战。这种对后资本主义未来的“押注”能否最终会获胜，将取决于我们当前的实际参与。
（本文原载Michael Brie， ed.， Futuring： Transformation im Kapitalismus über ihn hinaus，Münster： Westflisches Dampfboot，2014，pp. 194-241.此次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