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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榨取主义政策及其实践在拉美有着悠久的历史。资源开采与出口在这一地区的国民经济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但也因其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而处于激烈争论的中心。对新世纪之交开始执政的进步左翼政府的分析表明，与几十年前的情形不同，传统的榨取主义已经演进成为一种新榨取主义。这种新榨取主义延续了以侵占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发展方式，为高度单一性的经济生产结构提供运行动力，并严重依赖作为原材料供应商所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系。尽管国家在其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并且通过重新分配资源开采出口所获得的盈余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性，但其负面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却一再显现。新榨取主义其实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代性思想的影响，因而拉美左翼进步政府尽管试图摆脱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羁绊，但却未能形成或贯彻落实明确的替代方案。
[关键词]新榨取主义;榨取主义;进步左翼政府;发展替代;拉美
榨取主义（包括采矿和石油开采）在拉丁美洲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些采掘活动为出口提供了动力，从而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关键性作用，但也因其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而处于激烈争论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采掘业对国家发展的实际贡献有限，但榨取主义的发展仍动力十足。矿产和石油出口持续增长，各国政府坚持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更令人诧异的是，这种情况在新世纪之初开始执政的进步左翼政府中再次出现。事实上，这些政府中的许多人是榨取主义的积极推动者，其方式多种多样，包括从政策改革到财政补贴等，从而形成了新榨取主义模式。
本文将具体分析这些进步左翼政府所提出和实施的新榨取主义政策举措，以及由此带来的特别是对大众社会运动的挑战。在这种新榨取主义下，拉美国家维持了一种以占用自然为基础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给几乎不具有多样化的生产结构提供动力，并高度依赖建立在自身作为原材料供应者基础上的国际联系。尽管国家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并通过重新分配榨取主义所带来的盈余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性，但其负面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却一再显现。
一、南美政治的新语境：从榨取主义到新榨取主义
直到不久之前，拉美左翼政治话语还总是在质疑传统的发展方式，包括榨取主义。出口依赖，飞地经济及其劳动条件，跨国公司的巨大权力，以及最小政府或最低限度的税收等，都遭到了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典型的资源采掘业，比如采矿业与石油业等。它们要求逆转新自由主义改革，打破这种经济依赖性，实现生产多元化、原材料生产工业化等。在很多情况下，左翼政党与社会运动团体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因而许多人认为，新左翼政治力量一旦成功地执掌中央政府，将会推动采掘行业的重大变革。
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些政治力量成功地取得了政权，自称是进步派、左翼或新左翼的政党、政党联盟或集团接连赢得了选举胜利。这些新政府主要分布在如下8个国家：阿根廷的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与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巴西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s Inacio Lula da Silva），乌拉圭的塔瓦雷·巴斯克斯（Tabaré Vázquez），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以及智利的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e Bachelet）和较晚上台执政的巴拉圭的费尔南多·卢戈（Fernando Lugo）。因而，除了仍由保守派或右翼政府执政的秘鲁和哥伦比亚，南美大约80%的人口和超过四分之三的面积处在进步左翼政府的管治之下。
这些政府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每个政府内部都有显著的不同。在某些情况下，行政当局以左翼和右翼不同政党组成的联盟为基础（比如巴西）;而在另一些情況下，政府并没有一个组织完备的正式政党的支持（比如厄瓜多尔）。正如何塞·纳坦松（José Natanson）所分析指出的，这些政府的政治倾向也存在着细微的、有时甚至是重要的差别。①在新闻报道中，人们经常会看到，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政府被贴上“激进左派”的标签，而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的政府则被描述为类似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在某些个例中，政府甚至推行了宪制改革（比如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被认为是对国家制度架构所进行的重大重构。但总的说来，这些南美进步左翼政府都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盛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展开了批判，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将这种批判政策化、制度化，积极推进国家激进主义，而消除贫困是它们的优先事项之一。
而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这些政府宣称或倡导进步主义政治，但榨取主义实践仍然在几乎所有的上述国家中持续。事实上，传统的采掘业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被试图拓展与深化。这方面的典型实例是智利。在军事独裁统治结束后，“民主共识联盟”（la Concertación por la Democracia）下的历届智利政府，都维持了以采矿业为主的基本经济架构，通过鼓励私营企业的扩张来实现生产多样化的尝试并未取得成功。②
因而，笔者的第一个论点是：尽管拉美政治版图发生深刻的“左翼化”，但采掘部门仍然保持着其经济重要性，是现行发展的战略支柱产业之一。事实上，从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到巴西的温和派卢拉，都押注于采矿和石油行业（下页表1）。
有人也许会强调，这是源自于先前政府的“惯性”，而且很难对这一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作清晰的追溯，也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但这一看法并没有经验证据支持，因为进步左翼政府不仅没有尝试重构传统的榨取主义，反而一直在致力于扩大榨取主义。例如，巴西和委内瑞拉的新政府甚至更支持烃（碳氢化合物）的勘探和开发，只有玻利维亚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尽管结果是矛盾的。不仅如此，这些政府还促进了新的采掘行业的发展。比如厄瓜多尔科雷亚政府领导下的采矿业发展，玻利维亚政府支持下对新铁矿的开采，巴西和阿根廷政府强力推动下的矿业发展，乌拉圭政府冒险决定在沿海地区开采石油，等等。 具体而言，在卢拉的领导下，巴西正在成为一个矿业大国：到2013年前后，这个国家的铝产量将翻一番，铜产量将增加3倍，并将会开启新的矿山和加工厂。①在工人党及其盟友执政之初，2003年的铜产量为2.64亿吨，2008年已增长到3.7亿吨;②2003年矿山和采石场的出口额为60亿美元，2007年已攀升到210亿美元以上。③在基什内尔政府的领导下，阿根廷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积极推动采矿业发展，特别是在安第斯地区，包括与智利联合实施的帕斯卡拉玛（Pascua Lama）大型项目，旨在成为南美第二大黄金生产国。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政府鼓励农业转型成为出口导向的单一种植业。这些新做法体现了一种农业榨取主义。下列现象在大豆种植业表现得尤为明显：以转基因品种为基础，大量使用机械、化学除草剂，基本不加工就作为商品出口。在基什内尔、卢拉和巴斯克斯政府的批准甚至推动下，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致力于大面积发展单一经济林以便生产纤维素浆的国家。因而可以说，在进步主义政治之下，榨取主义发展模式依旧，在某些情况下还得到了强化。
伴随着采掘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同时，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民众却面临着人类发展水平低下、贫困现象普遍和粮食获取困难（智利除外）等问题（下页表2）。在某些情况下，采掘业高度发展与较低的社会发展指数相伴而行。其结果是，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并没有带来福祉，反而助长了“资源诅咒”。④
尽管具有榨取主义的明显特征，但却不能认为，它与过去保守派政府的情形完全相同。比如，我们不能说，进步左翼的新政府完全没有对采矿业和烃类化合物等部门实施干预。例如，委内瑞拉的莫拉莱斯及“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MAS）上台后，很快就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在公司的税收与特许经营费、合同的重新谈判等方面，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在其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再比如在巴西，同样可以看到一个更有活力的国家的存在，它甚至推动了巴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Petrobrás）的扩张，并且开始讨论关于石油行业的新的法律和行政监管框架。除了上述措施可能会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外，还必须看到，人们对采掘行业作用及应采取的规制措施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而，笔者的第二个论点是：在进步左翼政府的管治下，拉美国家正在形成一种新榨取主义，或称之为“进步的新榨取主义”。强调这一点是必要的，以防陷入两个极端并妨碍作出正确的分析。一方面，我们不能认为进步左翼政府无所作为，它们在采矿或石油部门中的监管制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观察到的没有变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为一种虚假的立场作辩护，认为这些新政府已经实质性地改变了榨取主义，并解决了榨取主义所带来的社会与环境影响，正处于向一种不依赖铜或石油等原材料出口的新发展方式的转型进程之中。
果真如此的话，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描述这种“进步的新榨取主义”的性质特点。无论是从国家在这些行业中的新作用以及政治与党派影响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必须牢记，新榨取主义的推行在几乎所有国家中都继续滋生着多样化的社会反应和矛盾，并且一直是最具争议的前沿领域之一。
二、新榨取主义的主要表现及其特征
接下来，笔者将对“进步的新榨取主义”的主要特点作具体分析。这些不同主题的划分及其概括，对于全文的分析来说是必要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主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国家角色
传统的榨取主义，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化改革主题下的传统榨取主义，其特点是弱化国家的作用，以便让商业经营活动以及主体之间的互动更多由市场机制来决定。在资本流动自由化（包括鼓励投资和赚取利润）的背景下，矿业和石油公司受益于劳动、环境与属地监管的宽松或缩减。因而，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中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在这种最低限度的国家的大背景下，政府核发资源开采许可证或所有权凭证，往往是对多方面因素的考虑或回应。尤其是从所获得的部分生产收入中赢得政治支持，而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诱发腐败的问题。因而，准入和特许经营权是不透明的，它们的运用是可以自由裁量的，并且是政商关系网的一部分。
而在新榨取主义的语境下，国家变得更为活跃，有着更明确的监管规则（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并且也不一定必然服务于政治权力的“盟友”。在某些情形下，新政府重新谈判合同，提高特许经营费和税收标准，以加强国有企业的作用。这方面最显著的变化也许是在玻利维亚。2006年，莫拉莱斯政府强制与各个石油公司就开采合同进行重新谈判，将特许经营费与税率提高了50%，并试图做强该国的国有石油公司（YPFB）。在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扭转了前几届政府的诸多私有化措施，包括强制规定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在与私营企业的合资经营中必须拥有多数股权（一些外国公司接受这一规定，而另一些比如康菲公司和埃克森美孚则选择了退出），同时强化了与其他国家的国营企业的合作谈判（比如中国、印度或俄罗斯）。在厄瓜多尔，科雷亚政府调整了税率，并引入新的石油合同，使之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巴西，政府开始讨论针对石油行业的新法规，并组建了新型的国家石油资源管理机构。
因而，笔者的第三个论点是：国家对采掘业实施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当然，这一进程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差异，比如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智利和巴西则不那么明显。但无论如何，国家都发挥了一种积极性作用。正如随后将会看到的，国家干预会采取十分不同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直接的，比如通过国有公司;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通过提供支持和补贴的方式实现的，比如巴西通过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BNDES）所采取的举措。
（二）国际介入、世界贸易与资本流动
进步左翼政府对原材料出口持肯定态度，将它的增长视为执政成功的表现之一，并为进一步提高原材料出口增长的方法进行辩护。即便在面临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一些国家仍认为，克服当前发展困境的现实出路在于促进商品出口的新飞跃。因而，新出口目标已经成为维持和扩大榨取主义的主要动力。扩大商品出口和寻求国外投资，已成为进步左翼政府经济战略的两个關键支柱。 与此同时，如果说传统榨取主义强调的是“出口”和“世界市场”，那么进步左翼政府则侧重于“全球化”和“竞争力”，从而有别于传统话语的表述。应该说，这种改变是巨大的，因为如今使用的“全球化”概念涵盖了更广泛和更复杂的议题范围，既包括传统贸易方面（比如出口），也包括资本流动的新规则、商品概念的扩大、产权的延伸和政府购买等。此外，这些都是在比过去深化得多的全球贸易机制下体现出来的，而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世界贸易组织及国际贸易协定。
因而，进步左翼政府接受了这种新的全球贸易机制，并按其规则行事（包括应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必须从属于世界市场，而南美国家只是世界市场价格机制的被动接受者，严重依赖于国际贸易的中介及其代理人，其国内决策则受制于此消彼长的贸易机会。事实上，国际价格或出口机会的波动在这些国家的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
不但如此，这种贸易从属关系还意味着必须接受资本自由化的规则，而这在实践中导致南美国家之间在吸收外国投资上进行盲目竞争。可以说，这些进步左翼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既定的全球贸易与金融规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打破这一框架的代价极其高昂，而且很可能是不可行的。当然，现实中也确实具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比如，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以不同的方式尝试脱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则试图建立替代性金融机构）。
20世纪90年代初，在前几届政府的领导下，拉美国家的国际贸易关系框架从多边协定（《贸易与关税总协定》）过渡到正式的制度框架及相关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关贸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而这些新的进步左翼政府并没有对这一架构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相反，有的政府还在强化这一架构，包括呼吁扩大全球贸易自由化（最明显的例子是阿根廷和巴西）。
需要指出的是，从前的南美政府也支持其他国际机构探寻全球贸易的替代路径。从1965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成立并得到了拉美国家支持，以便促进南南贸易，帮助改善与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条件，并制定其他贸易协议。与此同时，联合国贸发会议设立了“商品共同基金”（CFC）并于1989年生效，涵盖了多种农产品与矿产，旨在发展新市场与减少贫困。同时，贸发会议与商品共同基金又组建了所谓的“国际初级商品组织”（ICBs），目的是规范市场和全球贸易等。这其中包括一些采掘行业的组织，比如1992年成立的国际铜研究小组、1990年成立的国际镍研究小组和1959年成立的国际铅锌研究小组。
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商业组织上，进步左翼政府完全可以诉诸一些替代性方案，比如重振贸发会议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作用，或为国际初级商品组织注入新的活力。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事实是，在卢拉及时任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里姆（Celso Amorim）的积极推动下强化了世贸组织的作用，提拔自己的候选人担任领导职务并公开发表支持恢复多哈宣言的声明。依此，笔者可以提出的第四个论点是：新榨取主义对贸易与金融全球化发挥了支持作用，并维持了南美在其中的从属性地位。
因而，在左翼进步政府的管治下，这些国家的出口采掘业仍在发展，既有矿产石油等传统产品，也有农业和林业等新型产品。例如，扩大后的“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乌拉圭与巴拉圭）的采矿与采石业在继续推进，出口额从2004年的20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460亿美元。①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阿根廷。2003—2006年，在基什内尔担任总统期间，采矿项目的累计数量增长了800%以上，累计投资增长了490%。②其间保持了过去非常优惠的采矿法规，例如特许经营权使用费仅为3%，并保证30年的财政支出稳定，从而避免税务负担的改变，而且免税额巨大（最高为投资额的100%，涵盖了基础设施工程到营销费用，即使这些费用发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免征关税及海关费用、利润自由转移等。③似乎这还不够，所开采矿物的价值由公司自己来核算，而国家却没有对其进行足够监控（巴西随后开始扭转这种状况），因而这些公司最终几乎都是自愿向国家支付税费。④
此外，资本流动也有所增加。例如，在智利，外国公司向海外汇出的利润从卡拉戈斯政府成立之初的44.38亿美元增至其任期末的130亿美元。在巴切莱特执政后，这一数额更是高达250亿美元。而在巴西，矿业公司享有免税待遇（不需要缴纳商品流通税），而且矿业勘查所缴纳的特许经营权使用费及额度对地方的财政贡献很低（只占到营业收入的1%—3%），且计算方法也是由公司自己拟定。⑤
（三）去领土化和领土分割问题
采矿、石油开采或出口单一化的扩展，对领土主权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工程人员和技术团队及其设备到达边远地区，其中包括农村地区或原住民聚居区。他们构建了生产的飞地，而这些飞地只通过运输或能源走廊与国内其他地区相联系，并面向出口港口。他们的活动往往受到国家的保护，包括警察与军事保护。
大量飞地的存在是领土日益碎片化的又一个促动性因素，特别是在安第斯地区和亚马孙地区。虽然国家在整个领土辖区之内表现出了强大的存在，但这些辖区却被巨大的“去领土化”（desterritorializada）飞地所切割。而在“非领土化”飞地内，国家不能确保以适当而一致的方式存在，而且在公民权利、卫生服务或司法适用等方面也受到诸多限制。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在这些飞地是一种软弱或缺席的状况，而在另一些地方，国家是采掘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保护者。
这些由采掘业形成的飞地造成了诸多紧张局势与冲突。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批准的勘探与开发区忽视了原住民或农民社区的既有存在。而在其他情况下，这些飞地意味着边远地区的逐渐开放或向农业边界推进，随之而来的则是偷猎者、非法伐木、贩毒或走私的频发，使安全形势恶化，暴力事件增多。同时，在这些采掘飞地中，需要建设连通性的物流交通网络，以保证生产要素及设备运入和出口产品的运出，而这又会带来其他方面的影响。在一些大企业中，还必须建造大量的基础设施或能源支持工程（包括水电大坝或能源支持工程），进而造成对其他领土的影響。 这一进程已经由来已久，在进步左翼政府治下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而，笔者的第五个论点是：新榨取主义下的领土分割现象在“去领土化”地区持续存在，形成了飞地网络及其与全球市场的联系，并加剧了领土紧张局势。
榨取主义主导下的领土变化，尽管可能只是局部现象，但却是影响深刻的，因为它改变了空间的构型、构建空间的行为主体及其联系方式。例如，正如安东尼·贝宾通（Anthony Bebbington）与伊诺霍萨·巴伦西亚（Hinojosa Valencia）所指出的那样，采矿活动改变了周边地理环境，并导致了现存社会体制的变迁与传统社区的解体，在地方空间和国家及国际空间之间建立了新型的关系。①
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新榨取主义都得到了“南美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IIRSA）的促进。该倡议在巴西的明确领导下，由所有进步左翼政府积极推动。这些举措加上各个国家的自主行动，触发了对原有领土的重新配置。例如，将巴西和哥伦比亚连接起来的生物海洋走廊，是加强亚马孙河水道或在亚马孙中心地带铺设巴西公路BR-163计划的一部分。
同时，新榨取主义也限制了土地管理计划、保护区设置甚至是土地改革或土地分配目标的实现。例如，卢拉政府未能实现其为农民提供土地和土地改革的目标，大庄园没有受到有效限制，而且土地改革所覆盖的面积也很小（仅为官方目标的30%）。此外，新政府放弃了土地改革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土地使用权规范化的有限任务。巴西教区土地委员会（La Comisión Pastoral de la Tierra）对此指出，这项停滞不前的“土地改革”有两个标志性原则：不应在农业企业的范围内进行，只能在“有助于”农业企业的地方进行。这个委员会认为，工人党及其盟友的土地改革应与农业综合企业的扩张相结合。②这些案例表明，这是现实中实施的土地使用规划，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采掘业。
（四）所有权与生产过程
旧榨取主义时代对资源所有权的处置，是充满争议的。政府或者直接授予公司资源所有权，或者制定矿产或石油等资源的转让或开采标准，但在实践中几乎等同于授予其所有权。这种状况导致了采掘业的跨国化发展，而国有公司的地位则下降了。
在新榨取主义之下，如前文所述，国家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而，国家对资源获取方式的控制力大大增强，几乎在所有情况下，资源都被认为是国有财产。结果是，一些恢复或新创建的国有企业比如玻利维亚的国家石油公司或阿根廷的国营能源有限公司（ENARSA）得到了加强。
在新榨取主义下，对开采资源的控制更加多样化，包括国有、合作经营、混合所有或私人所有等多种形式。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政府直属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以赢利为最高目的，因而不过是重复基于竞争、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的商业策略。这样一来，国有企业（比如委内瑞拉的国家石油公司）、混合企业（比如巴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的绩效，日益依赖于采取诸如埃克森或英国石油公司等老牌跨国公司的做法。结果，国有石油公司的社会和环境绩效都很差，且备受争议。比如，安第斯地区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就是如此，而乌拉圭的国家石油公司（ANCAP）在环境问题上也差强人意。
因而，笔者的第六个论点是：在进步左翼政府领导下，尽管资源所有权发生了变化，但国有企业生产过程的规则和操作仍沿袭了传统商业惯例，包括将环境与社会影响外部化，旨在效率准则下提高其竞争力与赢利能力。
也就是说，即便在国有企业掌控开采活动的情况下，仍然会重复常规性的商业运作惯例。或者，为了强化国家对资源的所有权，它们会转向合约经营、合营或创办“合资企业”。其结果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实际上的私有化，玻利维亚的情况就是如此①。这一问题的意蕴值得充分重视。这意味着，除了关于资源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讨论，我们还应关注生产过程的结构和动力机制，而无论它是处在国家还是其他行为体的控制之下。正是这些生产过程，决定了它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及其同贸易和经济的关系。
（五）社会环境影响与公民冲突
榨取主义的飞地由于其严重的社会与环境影响而成为争议的中心，这些影响包括加剧了当地的不平等现象、环境污染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近年来发现的这方面证据是大量的且确凿无疑的，并且是传统的社会与环境影响的外部化。
进步左翼政府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之一，是对这些方面影响的应对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特别是在环境领域，而在一些国家中还明显恶化了。的确，所有进步左翼政府都对生态环境问题采取了一些去规制化举措。比如，阿根廷否决了保护安第斯冰川的法律以允许采矿企业进行开采活动，特别是在帕斯卡拉玛地区的金矿开采;在巴西，环境法规及环境许可较之前更具“灵活性”;在玻利维亚，环境监管部门被肢解，尽管又改组成立了新的部门，但其弱点仍然存在;在乌拉圭，“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政府继续发放环境许可证以吸引制浆与造纸业的投资。
因而，笔者的第七个论点是：在新榨取主义之下，社会与环境不利影响依然持续，在许多情况下反而加重了，而应对和解决这些影响的行动成效不大，在许多情况下还被削弱了。
在进步左翼政府领导下，关于社会、环境和领土影响的辩论变得更加模糊。就环境方面而言，在许多情况下，环境议题被否认或最小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环境议题则被等同于其他问题，比如经济利益之争、领土使用规划上的沖突或隐形政党政治议程的表现。正如玛里斯特拉·斯万帕（Maristella Svampa）与米尔塔· 亚力杭德拉·安东内利（Mirta Alejandra Antonelli）等人所分析指出的，阿根廷就存在着这种情况。①但也有人认为，这些影响应该被接受为必要的代价，以换取整个国家的更大利益。例如，有人指出，查韦斯统治下的委内瑞拉的苏利亚（zulia）州已成为“石油开采的牺牲品”。②
而在社会方面，在进步左翼政府治下的所有国家中都存在着由榨取主义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人们反对采矿和谴责石油污染;在阿根廷和智利，人们抗议采矿活动;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和乌拉圭，人们控诉单一种植大豆与经济林。而这些国家的政府要么否认这些社会抗议活动的存在，拒不承认其原因或试图将其大事化小，要么指责这些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无视其他利益，并声称许多人试图通过扩大其影响来换取比国家利益更大的其他利益。尤其受到打击的是原住民与农民团体，被指责是在“阻碍”发展，并给整个国家带来损失。③ 即便在那些本应避免发生这类冲突的国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情况。比如，在巴西，卢拉政府执政期间的农村地区冲突大幅度增加，尽管在他的第二任期中有所下降，但仍是处于高位。这明显是由于恶劣的工作条件、奴隶制劳动和对原住民的暴力所造成的。尤其是在亚马孙地区，许多此类问题都与新榨取主义直接相关。
正如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和乌拉圭等国的情况所表明的，作为吸引投资的一个举措，社会与环境规制要求逐渐变得灵活宽松。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阿根廷讨论批准了在门多萨省的钾矿开采，玻利维亚批准了新的采矿企业，巴西对环境违法者有罪不罚并加速了环境去规制化进程④，乌拉圭引入了按时间顺序发放环境许可证的特殊方式。同时，扩大采掘活动的意向也给各类保护区带来了压力，不得不让保护区为采矿或石油开采让路，就像前文提及的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情况。
玻利维亚穆通铁矿开采的案例，清楚说明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最初的采矿企业是由一家巴西公司控制的，开采活动长期持续，并对周边的生态区域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影响，因而被莫拉莱斯政府所否定，理由是它的环境违法行为及地方团体与巴西政府之间的冲突。⑤但后来发生的情况是，绿色环保的要求被抛诸脑后，政府从印度优惠引入了一家跨国公司，作为交换条件，国家要保障其经营许可、税收优惠、道路通行，甚至是能源发电用气的供应。这个案例不仅是进步左翼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而放松社会与环境要求的例证，而且表明了它们在以道路、能源与税收等方式来补贴与支持新自由主义。
（六）盈余收入与政治合法性
在传统的榨取主义中，企业税率、资源特许使用费及准入费用都很低，因而国家可以获得的盈余收入是有限的，依靠的是所谓的“渗漏效应”。然而，新榨取主义下的一些政府中则显示了实质性变化：国家在主动获取盈余收入方面要积极得多。这包括许多具体方式，或者通过加征更高的资源特许使用费或税收，或者直接通过国有公司来进行开采。
这是新榨取主义最鲜明的特点之一，特别是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一方面，它体现了国家的积极作用。在这些国家中，政府有更多的选择和工具来获取采掘业生产的财富。另一方面，进步左翼政府以各种方式来使用这些收入，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对各种社会计划的融资，而其中很多是针对最贫困的部门。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形，即在采矿或烃行业的收益与政府救助计划的融资之间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有的是直接的（比如玻利维亚的烃直接税，IDH），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由国家社会救助机构来协调实施。
这些社会福利计划包括巴西的“家庭补助计划”（Bolsa Familia），智利的“团结计划”（Chile Solidario）与“华西托·平托教育现金转移计划”，乌拉圭的“社会应急全国救助计划”（PANES），以及阿根廷的“促进社会融合家庭计划”（el Programa Familias por la Inclusión Social）等。①总体而言，这些都是有特定针对性的救援方案：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方案都是以货币形式支付，以受益人承担某些义务为条件。所有这些计划都赢得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合法性，并发挥了显著的政治作用。它们被认为是进步左翼政府的关键性属性之一。
因而，我们观察到了一种特殊构型的关系：国家试图从榨取主义中获取盈余收入，并将部分收入用于支持这些社会计划，在增强自己政治合法性的同时也捍卫了资源采掘活动。换言之，尽管这些政府在是否支持传统榨取主义议题上与传统左翼相偏离，但它们在为自己社会计划的进步性进行辩护时，却又回归到传统左翼的立场。而由于这些社会计划需要不断增加融资，所以提出这些社会计划的政府就转而依赖于榨取主义来获取财政收入。这也成为这些政府支持采掘活动与不断寻求国外投资的原因之一。
因而，笔者的第八个论点是：在新榨取主义之下，国家获得了更大比例的盈余收入，其中一部分被用于提升合法性的社会福利计划，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采掘行业而言，这都有助于抚慰当地的社会需求。
应该承认，这些进步的社会福利计划及其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政府所鼓励和促进的榨取主义策略的某些负面影响。就巴西来说，依据阿里奥瓦尔多·温贝利诺·德奥利韦拉（Ariovaldo Umbelino de Oliveira）的分析，它呈现出了一种似乎自相矛盾的情况，尽管卢拉政府放弃了土地改革的目标，不再向被殖民者和无地者提供土地，但参与抗议斗争的人数却在下降。德奥利韦拉认为：“群众运动的退潮和政府财政资金流向补偿性政策（各种类型与方式的救助计划）——安抚了过去30年来为土地改革而积极奋斗的人，被证明是可以互换的。”②
由于这种新情况，人们对于榨取主义的看法发生了某些转变，而关于如何利用榨取主义盈余收入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比如，对于采矿业的利弊，或者它们是否能够真正为发展服务，抑或如何管控其环境影响，等等。而这些讨论往往被简化为谁应该分配这部分财政资源，或者每个人应获得的比例是多少。如此一来，政府就会要求获取更大比例的盈余或为了自身目的获取盈余，比如是否将其用于建造学校、卫生站或为市政府盖新楼等。
不仅如此，这甚至有可能演变成为扭曲性的领土要求。比如，当某个社区声称对某一领土享有祖传权利时，实际上只是为了获取更高比例盈余的手段。當然，这方面的大部分讨论及其立场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许多地方性社区数十年来一直遭受着榨取主义的负面影响，却没有收到直接的好处。就此而言，它们的诉求也是为了从榨取主义的收入中获取更大的份额。但问题在于新榨取主义，对这种发展方式的更深入分析并没有取得进展，进步左翼也因此放弃了这种可能性，从而使得现状合法化并不断强化。在许多情况下，在不同的地方团体之间、不同地方团体与国家之间因为所谓的榨取主义利润分配而发生冲突。
结果是，一方面，这将会加强国家在这些争论中作为仲裁者的作用，因为它将最终决定公共资金的使用方式。国家可以向一些社区或地方政府提供经济援助，但也可以拒绝其他团体分享这些利益，从而强化了国家对社会需求的控制与引导作用。但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采掘公司也可以因此强化在当地社区中的影响。一些大型的跨国采矿或石油公司，直接与当地社区进行谈判，建立卫生中心或学校，因而取代了国家的作用。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有着日趋严重的趋势，因为如今国有企业自己也在采取类似行动。 也就是说，由于上述原因，关于榨取主义的讨论被扭曲了，转变成为如何分配其盈余收入的争论，却放弃了对其在发展战略中所发挥作用的批判性分析。对于榨取主义的实际效果及其所导致的不平等问题基本没有受到质疑或挑战，而是在重振国家政权的口号下，集中于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其中，有针对性的社会补偿计划所扮演的再分配作用十分关键。在那些不存在这类补偿计划的地方，反对榨取主义的社会抗议活动就会较为激烈。这构成了保守政府与进步左翼政府之间的一大区别。
在保守政府中，这类补偿计划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国家缺乏一个全面而有效的社会计划，因而引发了更多的公民反对榨取主义的抗议活动。正如秘鲁所发生的那样，在该国大部分的采矿区都存在着大众抗议活动，偶尔还会出现激增的情况，包括暴力抗议和镇压。①但在进步左翼政府的领导下，这类方案更加有效，而且涉及面更广，因而大众抗议活动减少了。这在巴西和乌拉圭尤其明显，而阿根廷却是一个例外。基什内尔与克里斯蒂娜当局在城市中维持了一个较为有效的社会计划，但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却是一个严重缩水的版本。因而在农村地区，面对采矿业和单一发展大豆种植业的榨取主義活动，存在着更多的大众抗议活动。
详细分析阿根廷所发生的农村抗议活动，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由于对谷物出口征税，国家可以获得部分经营盈余，特别是来自单一大豆种植所产生的盈余。当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政府试图提高这一出口税率时，激起了来自农村地区利益受损群体的反抗，小农、大地主及农业公司都加入其中。②应该说，基什内尔及其妻子的政府都在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大豆单一栽培为基础的新榨取主义农业。他们鼓励这一农业模式的扩展，并为转基因品种提供庇护，而大豆出口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尽管基什内尔政府支持社会计划与补贴政策，特别是在城市地区，但在协助小农方面的效率力度较低。因而，当克里斯蒂娜政府提高谷物税率时，农村地区的行动者立即作出了反应，大小农户之间建立了以前不可想象的联盟。问题是，这些群体并非反对单一种植业为基础的农业发展模式，而是要求保留更大的利润比例。相形之下，政府也没有促进或讨论农村发展的替代性方案，只是坚持对所谓的“额外收入”征税。①因而，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在进步左翼政府与广大的进步或保守社会支持者之间就争夺盈余收入而展开的斗争。
相比之下，尽管在巴西或乌拉圭也有大面积的大豆单一栽培业的发展，但大众抗议活动却没有爆发。这不仅是因为两个国家的赋税水平较低，还由于国家对小农户采取的差异化的援助项目，因而对小农户的援助效率更高。因而，尽管对政府支持大型农业企业资本存在疑问，这些国家对最贫困的农民所实施的援助得到了认可，这对政府与这类农业生产方式的合法化具有重要作用。
如此一来，榨取主义为社会救助计划提供了资金，从而增强了进步左翼政府的合法性。而那些质疑榨取主义的人则被视为“反对”国家进步，甚至可能会遭到（如果没有榨取主义）如何解决救助计划的资金来源问题的质问。结果，在许多国家中，新榨取主义获得了很高的合法性。
（七）新榨取主义、贫困与发展
进步左翼政治的最初观点是：在保守政府执政下的榨取主义导致了贫困，飞地经济被视为消极的，因而主张寻求走出这些陷阱的替代性方案。但在进步左翼政府领导下，一种逐渐确立的新话语则是：榨取主义是对抗贫困的必要条件。结果，过去所反对的情况，如今却被认为是积极的，并且成为发展的必要条件。
有人认为，榨取主义所带来的最终结果是积极的。虽然它的确会导致一些负面的社会与环境影响，但这些影响或者是可以管控或补偿的，或者应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接受这些影响。结果，无论是矿藏与油田，还是肥沃的土地，都被视为不能被“浪费”的自然财富，从而产生了开发资源的需要与紧迫感。
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总统的一段话，清楚地体现了这一话语模式。他在2009年1月15日指出：“产业部门不会在《采矿法》上走回头路，因为负责任的矿业发展对于国家的进步至关重要。我们不能成为坐在黄金上的乞丐。”如此一来，这些进步左翼政府就接受了现存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或缺的，尽管也是可以改进和调整的，因为这些自然财富不能被浪费。进而，这些政府宣称，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并对财富进行合理的分配。许多进步左翼政府都认为，它们的使命是提高榨取主义的效率，从而获得更多财富。
因而，笔者的第九个论点是：新榨取主义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可以在国家层面上为消除贫困作出重要贡献，并认定这部分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将会惠及整个社会（“渗漏效应”）。而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必须鼓励和支持这种渗漏效应。
这种立场的影响之一，是进步左翼政府不再质疑将经济增长与发展相等同的还原论观点，因而也就不再严肃思考关于发展替代的愿景。尽管玻利维亚与厄瓜多尔关于“好生活”的讨论曾具有这方面的潜能，但其他国家政府与大多数社会行为体似乎都在将其转化为一个工具性问题。在玻利维亚，场景转换尤其令人惊愕，因为莫拉莱斯政府所推动的新宪法在若干条款中强调，该国的目标之一是实现自然资源的“工业化”。
相应地，人们逐渐开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看待“渗漏效应”：进步主义并不完全否定它，但也认为仅靠它本身并不足以提高生活质量，而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既承认它是一种基本的贡献，也强调国家应予以促进、引导与管理。因而在许多情况下，渗漏效应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往往是在市场条件下以不适当的（几乎是自发的）方式实现的，而各进步左翼政府应通过有效管理来积极维护或发挥这一效应。比如，阿根廷矿业部长的有关表述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呼吁国外投资者利用“比较优势”及国际高价，将所获得的盈余“外溢”到经济发展薄弱的省份。
这些变化意味着，榨取主义已被理解为进步主义所青睐的发展方式的构成部分，甚至被认为是必要的与迫切的。结果是，原属于矿产公司与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老招数，比如为国家和社区提供“进步”、“就业”与“福利”，如今又改头换面，在突出并扩大国家作用的话语下重现了。 例如，依据教区土地委员会研究员埃尔顿·多斯雷斯·佩雷拉（Airton dos Reis Pereira）等人的论述，在巴西，矿产公司利用“国家的依存和屈从，利用城市中多数人口所处的不稳定状况”，诉诸于“发展与进步的追求”这一话语，为其经营与操控提供了有利条件。①因而，地方官员（包括立法者）往往“采用这一话语为这些公司辩护”，以基础设施、财政支持和免税等方式为这些公司提供支持，“目的是为之提供竞争条件与确保良好的融资”。②当然，这其中还有国家的作用，前文所强调的榨取主义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如今国家则促进了这一进程。需要补充的是，巴西行政当局2009年提出了一项关于在原住民聚居区开展生产活动（包括采掘活动）的法案。按照这一法案，私营企业可提议在保护区内进行活动，尽管相关社区可以接受或拒绝这类活动，但其目的是为了使社区成为“合作伙伴”。实际上，通过诸如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环境补偿、有限雇佣工人与工资担保等措施，建立起了对原住民群体的赔偿制度。而安东尼·贝宾通则警告说，对于这些问题上的玻利维亚与厄瓜多尔政府和秘鲁的阿兰·加西亚（Alan García）政府的榨取主義立场，原住民群体及其活动家必须坚持明确的拒绝或抵抗态度，并愿意牺牲一些可以从榨取主义中获得的公民权利收益。
上述实例表明，这种新榨取主义已经重构了关于发展的话语：当地社区必须接受榨取主义所带来的牺牲，以此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而作为交换条件，国家将为当地社区提供一系列的补偿措施，而这些补偿措施可以使传统的有针对性的社会救助计划转变为与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一话语的影响是如此之广，以至于对榨取主义的批评很容易被扣上反对国家发展或进步的帽子，或被视为幼稚可笑的，甚至是危险的。科雷亚、莫拉莱斯和卢拉都曾有过这样的论述。例如，莫拉莱斯总统在批评反对石油和采矿公司的原住民团体和农民时指出，“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和“一些使玻利维亚迷失方向的非政府组织”对此表示反对，“某些非政府组织说‘亚马孙没有石油’……这意味着玻利维亚人民没有天然气或石油，因而如果确如某些非政府组织所说，玻利维亚将如何继续生存？”他进一步感叹道：“来自某些工会领袖或原住民运动的反对者，反对石油开采，不给可以建设更多油井及石油开采的环保许可提供便利。”③
由此就可以解释进步左翼政府对某些公民组织（尤其是那些质疑这些发展方式的组织）的大量压制和批评。它们对那些作为国家行动执行者（通过国家资助协议的方式）的非政府组织，往往有着更高的容忍度，而对于那些既坚持独立立场，又对政府持批判态度的非政府组织，则会给予阻挠、控制甚至试图取缔。就厄瓜多尔而言，阿尔贝托·阿科斯塔（Alberto Acosta）概括了三种方式：“一是建立协调、规范和监督非政府组织与运动的政府机构，即人民、社会运动与公民参与秘书处;二是根据《环境管理法》颁布社会公众参与的新行政法令，将其限制在‘观察其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的范围内;三是借助‘官方话语使其非主流化、消解其支持机构，甚至消除其存在的合法性’，来对抗质疑榨取主义合法性的社会团体。”①
（八）新榨取主义之所以延续的条件
榨取主义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还可以归因于如下事实：一系列旨在抑制或改革榨取主义的“制衡机制”未能奏效。甚至可以说，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还为榨取主义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比如，政府的环境评估能力仍然薄弱或不足，无法有效阻止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项目。此外，政府经常将环境影响大事化小、监管执行力薄弱、对诸如水污染或有毒物质堆积等问题意识不强，还往往夸大当地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或有意将开发活动安排在偏远、贫瘠和人烟稀少的地方，以免引起人们的关注。
不仅如此，有关统计数据存在着失真或扭曲。负面的外部影响（包括社会和环境影响）由于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因而并没有被充分纳入到成本/收益分析之中。诸多迹象表明，如果把这些社会和环境影响都考虑其中，那么净收益将会大打折扣，有些企业甚至会变成亏损经营。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许多进步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方法提出了质疑，但似乎还无法解决传统环境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此外，在几乎所有的中央集权国家中，环境与社会影响都被严重忽视了。精英、媒体和舆论界中最有影响力的部门都集中在首都和大城市，因而往往会低估在遥远的内地所发生的事情。而中央政府也趁机将社会和环境成本转嫁到地方社区和城镇，最终由地方政府负责应对由榨取主义所带来的问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需求持续不断，形成了极具诱惑力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区域贸易、价格协议与生产协调等网络，来有效组织原材料出口。就此而言，南美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仍是失败的。这使得进步左翼政府不仅在原材料供应上彼此竞争，也为吸引外国公司对采掘业的投资而相互争夺，而这显然强化了社会、环境与领土规制更灵活、资本流动更自由的趋势。
（九）进步神话笼罩下的新榨取主义
上述这些具体性看法可以归结为笔者的第十个论点，即新榨取主义是当代南美版本的发展主义的新形态。它承继了经典的现代性观念，因而保持着对物质进步的信仰，同时又是南美政治社会条件与文化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的确，以自然界的丰富性为滋养、以科学技术为依托的不断进步的思想，已经成为现代性的经典表达。拉美新左翼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基于各种自身因素（包括其自身政治斗争的背景、现实社会主义垮台的影响、大众与原住民的权利要求、新自由主义改革实践的影响等）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重新组合。因而，它是一种新的混合物，其中的构成性元素有新有旧，而一些元素虽然并不新颖，但却是直到最近才被吸纳进去。这就可以解释旧榨取主义与新榨取主义既有许多共同点，也有着不同的侧重，各具特色，同时也可以解释比如科雷亚政府和加西亚政府之间存在着的榨取主义上的某些巧合。 相应地，南美进步左翼政府并不否认对以占用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的偏爱。榨取主义在这一新政治计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并没有被拒绝，而且认为应该被深化，因为它是确保经济增长与维持国家财政的重要引擎，尽管应该对其加以更有效管理。如果说旧榨取主义不得不面对贸易条件的不公平问题，那么新榨取主义则强调，大宗商品高价格是不容错过的机遇。
但与此同时，由于新榨取主义为社会福利项目的筹资作出了贡献，而这些社会计划是新政府将自身界定为进步政府的标志所在，所以它获得了超出预料的政治合法性。任何对新榨取主义的批评，就意味着对这一既存的进步主义观念提出质疑，而它同时呈现为政府社会福利计划的支柱和进步声称的理由。因而，这些批评往往遭到了新政府的拒绝或忽视，而实际上它们要比所认为或想象的深刻得多。
尽管围绕旧榨取主义的辩论中提出了包括对跨国公司权力、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条件以及拉美作为原材料供应商的经济从属地位的质疑，但在新榨取主义语境之下，却发生了赞成全球化的功能性转变。进步左翼政府比如卢拉政府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势下，原材料出口将是真正的救星，它们希望深化其作为原材料供应商的角色（为此很乐意与中国等发展互利互惠关系），并呼吁进一步开放全球贸易。可以说，这些看法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传统拉美左翼的论点正好相反。取而代之的是，新榨取主义赞成或依附于全球化，出口原材料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新方式。为此，安东尼·贝宾通提出，进步主义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资源民族主义”①，其中采掘业本身并未遭到否定，而只是质疑和挑战它受到私人与外国控制。因而，这些政府致力于实现对资源开发活动的国家控制，即便它们最终呈现为相近的生产过程、相似的权力关系和相同的社会与环境影响。
三、简要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阐述了对南美长期以来存在的榨取主义的系统性看法。其核心观点是，与几十年前不同，在进步左翼政府治下已经出现了一种新榨取主义：尽管仍具有旧榨取主义的许多特点，但就整体而言却是新的，尤其是赋予了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并将其作为社会与政治合法性的新来源。因而，对于这种新榨取主义或“进步的榨取主义”，需要采取科学严谨的认识方法。我们既不能将其等同于过去几十年中所观察到的新自由主义策略，但也不能将其理解为一种有希望的替代方案。很显然，相较于保守主义，这种进步主义作出了许多方面的调整与改进。而且，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政府与秘鲁的加西亚政府是明显不同的，彼此间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抵触甚或矛盾，因而不能简单用过去的范式来分析如今的拉美左翼。可以说，它们既非回到了过去对市场的迷恋，同时也没有代表社会主义的未来。新榨取主义自身也包含许多冲突与矛盾，這是显而易见的。
无视新榨取主义的复杂现实，或者由于政治同情而不去作客观分析，是不明智的。这对于学术领域或社会激进运动来说，尤其如此。而借助优劣对比来贬低或否定进步左翼执政党的所有做法，则是另一条错误的道路。正如笔者所阐明的，在新榨取主义之下，许多消极后果（特别是社会与环境影响）仍持续存在。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认为，这些政府实际上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或“野蛮的资本主义”，就像玛丽亚·皮拉尔·加西亚-瓜迪利亚（María Pilar García-Gaudilla）对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所评价的那样。①无论政府执政的实际结果如何，我们都必须看到，那些新榨取主义的观念和政策并非查韦斯主义的本意，而现实中的环境与社会影响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
作为主要结论，可以认为，这种新榨取主义是受现代性的诸多思想滋养的发展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虽然仍痴迷于传统进步观念，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拉美具体而多样化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它试图摆脱新自由主义的羁绊，但却没有形成明确的替代方案。
当然，这些看法只是一些初步性分析，还需要做更详尽的研究。我们必须继续深化对南美进步主义新发展方式特征的概括，因为正是它决定着当前的社会局势与环境状况，而这种更充分理解对于探索真正的替代方案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由于这些社会与环境影响仍在许多地方持续发生，因而这一任务也是很紧迫的。不仅如此，在当前全球多重危机的背景下，许多进步左翼政府正在强化榨取主义，以寻求经济出路。如此一来，就更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入分析，从而了解采掘活动增加与社会合法性变化的实际关系。总之，尽管现实状况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但这方面的独立分析并未失去价值，至少仍然像过去一样非常必要。
（本文原载Jürgen Schuldt， Alberto Acosta and Alberto Barandiarán，eds.，Extractivismo，Política y Sociedad， Quito： CAAP and CLAES，2009，pp. 187-225. 此次翻译已获作者授权，略有删减。）
责任编辑：安 吉
[关键词]新榨取主义;榨取主义;进步左翼政府;发展替代;拉美
榨取主义（包括采矿和石油开采）在拉丁美洲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些采掘活动为出口提供了动力，从而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关键性作用，但也因其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而处于激烈争论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采掘业对国家发展的实际贡献有限，但榨取主义的发展仍动力十足。矿产和石油出口持续增长，各国政府坚持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更令人诧异的是，这种情况在新世纪之初开始执政的进步左翼政府中再次出现。事实上，这些政府中的许多人是榨取主义的积极推动者，其方式多种多样，包括从政策改革到财政补贴等，从而形成了新榨取主义模式。
本文将具体分析这些进步左翼政府所提出和实施的新榨取主义政策举措，以及由此带来的特别是对大众社会运动的挑战。在这种新榨取主义下，拉美国家维持了一种以占用自然为基础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给几乎不具有多样化的生产结构提供动力，并高度依赖建立在自身作为原材料供应者基础上的国际联系。尽管国家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并通过重新分配榨取主义所带来的盈余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性，但其负面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却一再显现。
一、南美政治的新语境：从榨取主义到新榨取主义
直到不久之前，拉美左翼政治话语还总是在质疑传统的发展方式，包括榨取主义。出口依赖，飞地经济及其劳动条件，跨国公司的巨大权力，以及最小政府或最低限度的税收等，都遭到了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典型的资源采掘业，比如采矿业与石油业等。它们要求逆转新自由主义改革，打破这种经济依赖性，实现生产多元化、原材料生产工业化等。在很多情况下，左翼政党与社会运动团体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因而许多人认为，新左翼政治力量一旦成功地执掌中央政府，将会推动采掘行业的重大变革。
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些政治力量成功地取得了政权，自称是进步派、左翼或新左翼的政党、政党联盟或集团接连赢得了选举胜利。这些新政府主要分布在如下8个国家：阿根廷的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与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巴西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s Inacio Lula da Silva），乌拉圭的塔瓦雷·巴斯克斯（Tabaré Vázquez），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以及智利的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e Bachelet）和较晚上台执政的巴拉圭的费尔南多·卢戈（Fernando Lugo）。因而，除了仍由保守派或右翼政府执政的秘鲁和哥伦比亚，南美大约80%的人口和超过四分之三的面积处在进步左翼政府的管治之下。
这些政府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每个政府内部都有显著的不同。在某些情况下，行政当局以左翼和右翼不同政党组成的联盟为基础（比如巴西）;而在另一些情況下，政府并没有一个组织完备的正式政党的支持（比如厄瓜多尔）。正如何塞·纳坦松（José Natanson）所分析指出的，这些政府的政治倾向也存在着细微的、有时甚至是重要的差别。①在新闻报道中，人们经常会看到，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政府被贴上“激进左派”的标签，而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的政府则被描述为类似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在某些个例中，政府甚至推行了宪制改革（比如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被认为是对国家制度架构所进行的重大重构。但总的说来，这些南美进步左翼政府都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盛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展开了批判，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将这种批判政策化、制度化，积极推进国家激进主义，而消除贫困是它们的优先事项之一。
而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这些政府宣称或倡导进步主义政治，但榨取主义实践仍然在几乎所有的上述国家中持续。事实上，传统的采掘业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被试图拓展与深化。这方面的典型实例是智利。在军事独裁统治结束后，“民主共识联盟”（la Concertación por la Democracia）下的历届智利政府，都维持了以采矿业为主的基本经济架构，通过鼓励私营企业的扩张来实现生产多样化的尝试并未取得成功。②
因而，笔者的第一个论点是：尽管拉美政治版图发生深刻的“左翼化”，但采掘部门仍然保持着其经济重要性，是现行发展的战略支柱产业之一。事实上，从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到巴西的温和派卢拉，都押注于采矿和石油行业（下页表1）。
有人也许会强调，这是源自于先前政府的“惯性”，而且很难对这一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作清晰的追溯，也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但这一看法并没有经验证据支持，因为进步左翼政府不仅没有尝试重构传统的榨取主义，反而一直在致力于扩大榨取主义。例如，巴西和委内瑞拉的新政府甚至更支持烃（碳氢化合物）的勘探和开发，只有玻利维亚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尽管结果是矛盾的。不仅如此，这些政府还促进了新的采掘行业的发展。比如厄瓜多尔科雷亚政府领导下的采矿业发展，玻利维亚政府支持下对新铁矿的开采，巴西和阿根廷政府强力推动下的矿业发展，乌拉圭政府冒险决定在沿海地区开采石油，等等。 具体而言，在卢拉的领导下，巴西正在成为一个矿业大国：到2013年前后，这个国家的铝产量将翻一番，铜产量将增加3倍，并将会开启新的矿山和加工厂。①在工人党及其盟友执政之初，2003年的铜产量为2.64亿吨，2008年已增长到3.7亿吨;②2003年矿山和采石场的出口额为60亿美元，2007年已攀升到210亿美元以上。③在基什内尔政府的领导下，阿根廷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积极推动采矿业发展，特别是在安第斯地区，包括与智利联合实施的帕斯卡拉玛（Pascua Lama）大型项目，旨在成为南美第二大黄金生产国。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政府鼓励农业转型成为出口导向的单一种植业。这些新做法体现了一种农业榨取主义。下列现象在大豆种植业表现得尤为明显：以转基因品种为基础，大量使用机械、化学除草剂，基本不加工就作为商品出口。在基什内尔、卢拉和巴斯克斯政府的批准甚至推动下，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致力于大面积发展单一经济林以便生产纤维素浆的国家。因而可以说，在进步主义政治之下，榨取主义发展模式依旧，在某些情况下还得到了强化。
伴随着采掘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同时，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民众却面临着人类发展水平低下、贫困现象普遍和粮食获取困难（智利除外）等问题（下页表2）。在某些情况下，采掘业高度发展与较低的社会发展指数相伴而行。其结果是，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并没有带来福祉，反而助长了“资源诅咒”。④
尽管具有榨取主义的明显特征，但却不能认为，它与过去保守派政府的情形完全相同。比如，我们不能说，进步左翼的新政府完全没有对采矿业和烃类化合物等部门实施干预。例如，委内瑞拉的莫拉莱斯及“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MAS）上台后，很快就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在公司的税收与特许经营费、合同的重新谈判等方面，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在其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再比如在巴西，同样可以看到一个更有活力的国家的存在，它甚至推动了巴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Petrobrás）的扩张，并且开始讨论关于石油行业的新的法律和行政监管框架。除了上述措施可能会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外，还必须看到，人们对采掘行业作用及应采取的规制措施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而，笔者的第二个论点是：在进步左翼政府的管治下，拉美国家正在形成一种新榨取主义，或称之为“进步的新榨取主义”。强调这一点是必要的，以防陷入两个极端并妨碍作出正确的分析。一方面，我们不能认为进步左翼政府无所作为，它们在采矿或石油部门中的监管制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观察到的没有变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为一种虚假的立场作辩护，认为这些新政府已经实质性地改变了榨取主义，并解决了榨取主义所带来的社会与环境影响，正处于向一种不依赖铜或石油等原材料出口的新发展方式的转型进程之中。
果真如此的话，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描述这种“进步的新榨取主义”的性质特点。无论是从国家在这些行业中的新作用以及政治与党派影响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必须牢记，新榨取主义的推行在几乎所有国家中都继续滋生着多样化的社会反应和矛盾，并且一直是最具争议的前沿领域之一。
二、新榨取主义的主要表现及其特征
接下来，笔者将对“进步的新榨取主义”的主要特点作具体分析。这些不同主题的划分及其概括，对于全文的分析来说是必要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主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国家角色
传统的榨取主义，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化改革主题下的传统榨取主义，其特点是弱化国家的作用，以便让商业经营活动以及主体之间的互动更多由市场机制来决定。在资本流动自由化（包括鼓励投资和赚取利润）的背景下，矿业和石油公司受益于劳动、环境与属地监管的宽松或缩减。因而，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中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在这种最低限度的国家的大背景下，政府核发资源开采许可证或所有权凭证，往往是对多方面因素的考虑或回应。尤其是从所获得的部分生产收入中赢得政治支持，而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诱发腐败的问题。因而，准入和特许经营权是不透明的，它们的运用是可以自由裁量的，并且是政商关系网的一部分。
而在新榨取主义的语境下，国家变得更为活跃，有着更明确的监管规则（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并且也不一定必然服务于政治权力的“盟友”。在某些情形下，新政府重新谈判合同，提高特许经营费和税收标准，以加强国有企业的作用。这方面最显著的变化也许是在玻利维亚。2006年，莫拉莱斯政府强制与各个石油公司就开采合同进行重新谈判，将特许经营费与税率提高了50%，并试图做强该国的国有石油公司（YPFB）。在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扭转了前几届政府的诸多私有化措施，包括强制规定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在与私营企业的合资经营中必须拥有多数股权（一些外国公司接受这一规定，而另一些比如康菲公司和埃克森美孚则选择了退出），同时强化了与其他国家的国营企业的合作谈判（比如中国、印度或俄罗斯）。在厄瓜多尔，科雷亚政府调整了税率，并引入新的石油合同，使之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巴西，政府开始讨论针对石油行业的新法规，并组建了新型的国家石油资源管理机构。
因而，笔者的第三个论点是：国家对采掘业实施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当然，这一进程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差异，比如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智利和巴西则不那么明显。但无论如何，国家都发挥了一种积极性作用。正如随后将会看到的，国家干预会采取十分不同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直接的，比如通过国有公司;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通过提供支持和补贴的方式实现的，比如巴西通过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BNDES）所采取的举措。
（二）国际介入、世界贸易与资本流动
进步左翼政府对原材料出口持肯定态度，将它的增长视为执政成功的表现之一，并为进一步提高原材料出口增长的方法进行辩护。即便在面临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一些国家仍认为，克服当前发展困境的现实出路在于促进商品出口的新飞跃。因而，新出口目标已经成为维持和扩大榨取主义的主要动力。扩大商品出口和寻求国外投资，已成为进步左翼政府经济战略的两个關键支柱。 与此同时，如果说传统榨取主义强调的是“出口”和“世界市场”，那么进步左翼政府则侧重于“全球化”和“竞争力”，从而有别于传统话语的表述。应该说，这种改变是巨大的，因为如今使用的“全球化”概念涵盖了更广泛和更复杂的议题范围，既包括传统贸易方面（比如出口），也包括资本流动的新规则、商品概念的扩大、产权的延伸和政府购买等。此外，这些都是在比过去深化得多的全球贸易机制下体现出来的，而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世界贸易组织及国际贸易协定。
因而，进步左翼政府接受了这种新的全球贸易机制，并按其规则行事（包括应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必须从属于世界市场，而南美国家只是世界市场价格机制的被动接受者，严重依赖于国际贸易的中介及其代理人，其国内决策则受制于此消彼长的贸易机会。事实上，国际价格或出口机会的波动在这些国家的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
不但如此，这种贸易从属关系还意味着必须接受资本自由化的规则，而这在实践中导致南美国家之间在吸收外国投资上进行盲目竞争。可以说，这些进步左翼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既定的全球贸易与金融规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打破这一框架的代价极其高昂，而且很可能是不可行的。当然，现实中也确实具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比如，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以不同的方式尝试脱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则试图建立替代性金融机构）。
20世纪90年代初，在前几届政府的领导下，拉美国家的国际贸易关系框架从多边协定（《贸易与关税总协定》）过渡到正式的制度框架及相关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关贸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而这些新的进步左翼政府并没有对这一架构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相反，有的政府还在强化这一架构，包括呼吁扩大全球贸易自由化（最明显的例子是阿根廷和巴西）。
需要指出的是，从前的南美政府也支持其他国际机构探寻全球贸易的替代路径。从1965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成立并得到了拉美国家支持，以便促进南南贸易，帮助改善与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条件，并制定其他贸易协议。与此同时，联合国贸发会议设立了“商品共同基金”（CFC）并于1989年生效，涵盖了多种农产品与矿产，旨在发展新市场与减少贫困。同时，贸发会议与商品共同基金又组建了所谓的“国际初级商品组织”（ICBs），目的是规范市场和全球贸易等。这其中包括一些采掘行业的组织，比如1992年成立的国际铜研究小组、1990年成立的国际镍研究小组和1959年成立的国际铅锌研究小组。
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商业组织上，进步左翼政府完全可以诉诸一些替代性方案，比如重振贸发会议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作用，或为国际初级商品组织注入新的活力。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事实是，在卢拉及时任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里姆（Celso Amorim）的积极推动下强化了世贸组织的作用，提拔自己的候选人担任领导职务并公开发表支持恢复多哈宣言的声明。依此，笔者可以提出的第四个论点是：新榨取主义对贸易与金融全球化发挥了支持作用，并维持了南美在其中的从属性地位。
因而，在左翼进步政府的管治下，这些国家的出口采掘业仍在发展，既有矿产石油等传统产品，也有农业和林业等新型产品。例如，扩大后的“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乌拉圭与巴拉圭）的采矿与采石业在继续推进，出口额从2004年的20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460亿美元。①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阿根廷。2003—2006年，在基什内尔担任总统期间，采矿项目的累计数量增长了800%以上，累计投资增长了490%。②其间保持了过去非常优惠的采矿法规，例如特许经营权使用费仅为3%，并保证30年的财政支出稳定，从而避免税务负担的改变，而且免税额巨大（最高为投资额的100%，涵盖了基础设施工程到营销费用，即使这些费用发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免征关税及海关费用、利润自由转移等。③似乎这还不够，所开采矿物的价值由公司自己来核算，而国家却没有对其进行足够监控（巴西随后开始扭转这种状况），因而这些公司最终几乎都是自愿向国家支付税费。④
此外，资本流动也有所增加。例如，在智利，外国公司向海外汇出的利润从卡拉戈斯政府成立之初的44.38亿美元增至其任期末的130亿美元。在巴切莱特执政后，这一数额更是高达250亿美元。而在巴西，矿业公司享有免税待遇（不需要缴纳商品流通税），而且矿业勘查所缴纳的特许经营权使用费及额度对地方的财政贡献很低（只占到营业收入的1%—3%），且计算方法也是由公司自己拟定。⑤
（三）去领土化和领土分割问题
采矿、石油开采或出口单一化的扩展，对领土主权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工程人员和技术团队及其设备到达边远地区，其中包括农村地区或原住民聚居区。他们构建了生产的飞地，而这些飞地只通过运输或能源走廊与国内其他地区相联系，并面向出口港口。他们的活动往往受到国家的保护，包括警察与军事保护。
大量飞地的存在是领土日益碎片化的又一个促动性因素，特别是在安第斯地区和亚马孙地区。虽然国家在整个领土辖区之内表现出了强大的存在，但这些辖区却被巨大的“去领土化”（desterritorializada）飞地所切割。而在“非领土化”飞地内，国家不能确保以适当而一致的方式存在，而且在公民权利、卫生服务或司法适用等方面也受到诸多限制。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在这些飞地是一种软弱或缺席的状况，而在另一些地方，国家是采掘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保护者。
这些由采掘业形成的飞地造成了诸多紧张局势与冲突。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批准的勘探与开发区忽视了原住民或农民社区的既有存在。而在其他情况下，这些飞地意味着边远地区的逐渐开放或向农业边界推进，随之而来的则是偷猎者、非法伐木、贩毒或走私的频发，使安全形势恶化，暴力事件增多。同时，在这些采掘飞地中，需要建设连通性的物流交通网络，以保证生产要素及设备运入和出口产品的运出，而这又会带来其他方面的影响。在一些大企业中，还必须建造大量的基础设施或能源支持工程（包括水电大坝或能源支持工程），进而造成对其他领土的影響。 这一进程已经由来已久，在进步左翼政府治下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而，笔者的第五个论点是：新榨取主义下的领土分割现象在“去领土化”地区持续存在，形成了飞地网络及其与全球市场的联系，并加剧了领土紧张局势。
榨取主义主导下的领土变化，尽管可能只是局部现象，但却是影响深刻的，因为它改变了空间的构型、构建空间的行为主体及其联系方式。例如，正如安东尼·贝宾通（Anthony Bebbington）与伊诺霍萨·巴伦西亚（Hinojosa Valencia）所指出的那样，采矿活动改变了周边地理环境，并导致了现存社会体制的变迁与传统社区的解体，在地方空间和国家及国际空间之间建立了新型的关系。①
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新榨取主义都得到了“南美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IIRSA）的促进。该倡议在巴西的明确领导下，由所有进步左翼政府积极推动。这些举措加上各个国家的自主行动，触发了对原有领土的重新配置。例如，将巴西和哥伦比亚连接起来的生物海洋走廊，是加强亚马孙河水道或在亚马孙中心地带铺设巴西公路BR-163计划的一部分。
同时，新榨取主义也限制了土地管理计划、保护区设置甚至是土地改革或土地分配目标的实现。例如，卢拉政府未能实现其为农民提供土地和土地改革的目标，大庄园没有受到有效限制，而且土地改革所覆盖的面积也很小（仅为官方目标的30%）。此外，新政府放弃了土地改革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土地使用权规范化的有限任务。巴西教区土地委员会（La Comisión Pastoral de la Tierra）对此指出，这项停滞不前的“土地改革”有两个标志性原则：不应在农业企业的范围内进行，只能在“有助于”农业企业的地方进行。这个委员会认为，工人党及其盟友的土地改革应与农业综合企业的扩张相结合。②这些案例表明，这是现实中实施的土地使用规划，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采掘业。
（四）所有权与生产过程
旧榨取主义时代对资源所有权的处置，是充满争议的。政府或者直接授予公司资源所有权，或者制定矿产或石油等资源的转让或开采标准，但在实践中几乎等同于授予其所有权。这种状况导致了采掘业的跨国化发展，而国有公司的地位则下降了。
在新榨取主义之下，如前文所述，国家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而，国家对资源获取方式的控制力大大增强，几乎在所有情况下，资源都被认为是国有财产。结果是，一些恢复或新创建的国有企业比如玻利维亚的国家石油公司或阿根廷的国营能源有限公司（ENARSA）得到了加强。
在新榨取主义下，对开采资源的控制更加多样化，包括国有、合作经营、混合所有或私人所有等多种形式。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政府直属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以赢利为最高目的，因而不过是重复基于竞争、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的商业策略。这样一来，国有企业（比如委内瑞拉的国家石油公司）、混合企业（比如巴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的绩效，日益依赖于采取诸如埃克森或英国石油公司等老牌跨国公司的做法。结果，国有石油公司的社会和环境绩效都很差，且备受争议。比如，安第斯地区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就是如此，而乌拉圭的国家石油公司（ANCAP）在环境问题上也差强人意。
因而，笔者的第六个论点是：在进步左翼政府领导下，尽管资源所有权发生了变化，但国有企业生产过程的规则和操作仍沿袭了传统商业惯例，包括将环境与社会影响外部化，旨在效率准则下提高其竞争力与赢利能力。
也就是说，即便在国有企业掌控开采活动的情况下，仍然会重复常规性的商业运作惯例。或者，为了强化国家对资源的所有权，它们会转向合约经营、合营或创办“合资企业”。其结果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实际上的私有化，玻利维亚的情况就是如此①。这一问题的意蕴值得充分重视。这意味着，除了关于资源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讨论，我们还应关注生产过程的结构和动力机制，而无论它是处在国家还是其他行为体的控制之下。正是这些生产过程，决定了它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及其同贸易和经济的关系。
（五）社会环境影响与公民冲突
榨取主义的飞地由于其严重的社会与环境影响而成为争议的中心，这些影响包括加剧了当地的不平等现象、环境污染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近年来发现的这方面证据是大量的且确凿无疑的，并且是传统的社会与环境影响的外部化。
进步左翼政府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之一，是对这些方面影响的应对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特别是在环境领域，而在一些国家中还明显恶化了。的确，所有进步左翼政府都对生态环境问题采取了一些去规制化举措。比如，阿根廷否决了保护安第斯冰川的法律以允许采矿企业进行开采活动，特别是在帕斯卡拉玛地区的金矿开采;在巴西，环境法规及环境许可较之前更具“灵活性”;在玻利维亚，环境监管部门被肢解，尽管又改组成立了新的部门，但其弱点仍然存在;在乌拉圭，“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政府继续发放环境许可证以吸引制浆与造纸业的投资。
因而，笔者的第七个论点是：在新榨取主义之下，社会与环境不利影响依然持续，在许多情况下反而加重了，而应对和解决这些影响的行动成效不大，在许多情况下还被削弱了。
在进步左翼政府领导下，关于社会、环境和领土影响的辩论变得更加模糊。就环境方面而言，在许多情况下，环境议题被否认或最小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环境议题则被等同于其他问题，比如经济利益之争、领土使用规划上的沖突或隐形政党政治议程的表现。正如玛里斯特拉·斯万帕（Maristella Svampa）与米尔塔· 亚力杭德拉·安东内利（Mirta Alejandra Antonelli）等人所分析指出的，阿根廷就存在着这种情况。①但也有人认为，这些影响应该被接受为必要的代价，以换取整个国家的更大利益。例如，有人指出，查韦斯统治下的委内瑞拉的苏利亚（zulia）州已成为“石油开采的牺牲品”。②
而在社会方面，在进步左翼政府治下的所有国家中都存在着由榨取主义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人们反对采矿和谴责石油污染;在阿根廷和智利，人们抗议采矿活动;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和乌拉圭，人们控诉单一种植大豆与经济林。而这些国家的政府要么否认这些社会抗议活动的存在，拒不承认其原因或试图将其大事化小，要么指责这些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无视其他利益，并声称许多人试图通过扩大其影响来换取比国家利益更大的其他利益。尤其受到打击的是原住民与农民团体，被指责是在“阻碍”发展，并给整个国家带来损失。③ 即便在那些本应避免发生这类冲突的国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情况。比如，在巴西，卢拉政府执政期间的农村地区冲突大幅度增加，尽管在他的第二任期中有所下降，但仍是处于高位。这明显是由于恶劣的工作条件、奴隶制劳动和对原住民的暴力所造成的。尤其是在亚马孙地区，许多此类问题都与新榨取主义直接相关。
正如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和乌拉圭等国的情况所表明的，作为吸引投资的一个举措，社会与环境规制要求逐渐变得灵活宽松。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阿根廷讨论批准了在门多萨省的钾矿开采，玻利维亚批准了新的采矿企业，巴西对环境违法者有罪不罚并加速了环境去规制化进程④，乌拉圭引入了按时间顺序发放环境许可证的特殊方式。同时，扩大采掘活动的意向也给各类保护区带来了压力，不得不让保护区为采矿或石油开采让路，就像前文提及的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情况。
玻利维亚穆通铁矿开采的案例，清楚说明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最初的采矿企业是由一家巴西公司控制的，开采活动长期持续，并对周边的生态区域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影响，因而被莫拉莱斯政府所否定，理由是它的环境违法行为及地方团体与巴西政府之间的冲突。⑤但后来发生的情况是，绿色环保的要求被抛诸脑后，政府从印度优惠引入了一家跨国公司，作为交换条件，国家要保障其经营许可、税收优惠、道路通行，甚至是能源发电用气的供应。这个案例不仅是进步左翼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而放松社会与环境要求的例证，而且表明了它们在以道路、能源与税收等方式来补贴与支持新自由主义。
（六）盈余收入与政治合法性
在传统的榨取主义中，企业税率、资源特许使用费及准入费用都很低，因而国家可以获得的盈余收入是有限的，依靠的是所谓的“渗漏效应”。然而，新榨取主义下的一些政府中则显示了实质性变化：国家在主动获取盈余收入方面要积极得多。这包括许多具体方式，或者通过加征更高的资源特许使用费或税收，或者直接通过国有公司来进行开采。
这是新榨取主义最鲜明的特点之一，特别是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一方面，它体现了国家的积极作用。在这些国家中，政府有更多的选择和工具来获取采掘业生产的财富。另一方面，进步左翼政府以各种方式来使用这些收入，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对各种社会计划的融资，而其中很多是针对最贫困的部门。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形，即在采矿或烃行业的收益与政府救助计划的融资之间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有的是直接的（比如玻利维亚的烃直接税，IDH），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由国家社会救助机构来协调实施。
这些社会福利计划包括巴西的“家庭补助计划”（Bolsa Familia），智利的“团结计划”（Chile Solidario）与“华西托·平托教育现金转移计划”，乌拉圭的“社会应急全国救助计划”（PANES），以及阿根廷的“促进社会融合家庭计划”（el Programa Familias por la Inclusión Social）等。①总体而言，这些都是有特定针对性的救援方案：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方案都是以货币形式支付，以受益人承担某些义务为条件。所有这些计划都赢得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合法性，并发挥了显著的政治作用。它们被认为是进步左翼政府的关键性属性之一。
因而，我们观察到了一种特殊构型的关系：国家试图从榨取主义中获取盈余收入，并将部分收入用于支持这些社会计划，在增强自己政治合法性的同时也捍卫了资源采掘活动。换言之，尽管这些政府在是否支持传统榨取主义议题上与传统左翼相偏离，但它们在为自己社会计划的进步性进行辩护时，却又回归到传统左翼的立场。而由于这些社会计划需要不断增加融资，所以提出这些社会计划的政府就转而依赖于榨取主义来获取财政收入。这也成为这些政府支持采掘活动与不断寻求国外投资的原因之一。
因而，笔者的第八个论点是：在新榨取主义之下，国家获得了更大比例的盈余收入，其中一部分被用于提升合法性的社会福利计划，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采掘行业而言，这都有助于抚慰当地的社会需求。
应该承认，这些进步的社会福利计划及其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政府所鼓励和促进的榨取主义策略的某些负面影响。就巴西来说，依据阿里奥瓦尔多·温贝利诺·德奥利韦拉（Ariovaldo Umbelino de Oliveira）的分析，它呈现出了一种似乎自相矛盾的情况，尽管卢拉政府放弃了土地改革的目标，不再向被殖民者和无地者提供土地，但参与抗议斗争的人数却在下降。德奥利韦拉认为：“群众运动的退潮和政府财政资金流向补偿性政策（各种类型与方式的救助计划）——安抚了过去30年来为土地改革而积极奋斗的人，被证明是可以互换的。”②
由于这种新情况，人们对于榨取主义的看法发生了某些转变，而关于如何利用榨取主义盈余收入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比如，对于采矿业的利弊，或者它们是否能够真正为发展服务，抑或如何管控其环境影响，等等。而这些讨论往往被简化为谁应该分配这部分财政资源，或者每个人应获得的比例是多少。如此一来，政府就会要求获取更大比例的盈余或为了自身目的获取盈余，比如是否将其用于建造学校、卫生站或为市政府盖新楼等。
不仅如此，这甚至有可能演变成为扭曲性的领土要求。比如，当某个社区声称对某一领土享有祖传权利时，实际上只是为了获取更高比例盈余的手段。當然，这方面的大部分讨论及其立场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许多地方性社区数十年来一直遭受着榨取主义的负面影响，却没有收到直接的好处。就此而言，它们的诉求也是为了从榨取主义的收入中获取更大的份额。但问题在于新榨取主义，对这种发展方式的更深入分析并没有取得进展，进步左翼也因此放弃了这种可能性，从而使得现状合法化并不断强化。在许多情况下，在不同的地方团体之间、不同地方团体与国家之间因为所谓的榨取主义利润分配而发生冲突。
结果是，一方面，这将会加强国家在这些争论中作为仲裁者的作用，因为它将最终决定公共资金的使用方式。国家可以向一些社区或地方政府提供经济援助，但也可以拒绝其他团体分享这些利益，从而强化了国家对社会需求的控制与引导作用。但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采掘公司也可以因此强化在当地社区中的影响。一些大型的跨国采矿或石油公司，直接与当地社区进行谈判，建立卫生中心或学校，因而取代了国家的作用。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有着日趋严重的趋势，因为如今国有企业自己也在采取类似行动。 也就是说，由于上述原因，关于榨取主义的讨论被扭曲了，转变成为如何分配其盈余收入的争论，却放弃了对其在发展战略中所发挥作用的批判性分析。对于榨取主义的实际效果及其所导致的不平等问题基本没有受到质疑或挑战，而是在重振国家政权的口号下，集中于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其中，有针对性的社会补偿计划所扮演的再分配作用十分关键。在那些不存在这类补偿计划的地方，反对榨取主义的社会抗议活动就会较为激烈。这构成了保守政府与进步左翼政府之间的一大区别。
在保守政府中，这类补偿计划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国家缺乏一个全面而有效的社会计划，因而引发了更多的公民反对榨取主义的抗议活动。正如秘鲁所发生的那样，在该国大部分的采矿区都存在着大众抗议活动，偶尔还会出现激增的情况，包括暴力抗议和镇压。①但在进步左翼政府的领导下，这类方案更加有效，而且涉及面更广，因而大众抗议活动减少了。这在巴西和乌拉圭尤其明显，而阿根廷却是一个例外。基什内尔与克里斯蒂娜当局在城市中维持了一个较为有效的社会计划，但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却是一个严重缩水的版本。因而在农村地区，面对采矿业和单一发展大豆种植业的榨取主義活动，存在着更多的大众抗议活动。
详细分析阿根廷所发生的农村抗议活动，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由于对谷物出口征税，国家可以获得部分经营盈余，特别是来自单一大豆种植所产生的盈余。当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政府试图提高这一出口税率时，激起了来自农村地区利益受损群体的反抗，小农、大地主及农业公司都加入其中。②应该说，基什内尔及其妻子的政府都在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大豆单一栽培为基础的新榨取主义农业。他们鼓励这一农业模式的扩展，并为转基因品种提供庇护，而大豆出口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尽管基什内尔政府支持社会计划与补贴政策，特别是在城市地区，但在协助小农方面的效率力度较低。因而，当克里斯蒂娜政府提高谷物税率时，农村地区的行动者立即作出了反应，大小农户之间建立了以前不可想象的联盟。问题是，这些群体并非反对单一种植业为基础的农业发展模式，而是要求保留更大的利润比例。相形之下，政府也没有促进或讨论农村发展的替代性方案，只是坚持对所谓的“额外收入”征税。①因而，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在进步左翼政府与广大的进步或保守社会支持者之间就争夺盈余收入而展开的斗争。
相比之下，尽管在巴西或乌拉圭也有大面积的大豆单一栽培业的发展，但大众抗议活动却没有爆发。这不仅是因为两个国家的赋税水平较低，还由于国家对小农户采取的差异化的援助项目，因而对小农户的援助效率更高。因而，尽管对政府支持大型农业企业资本存在疑问，这些国家对最贫困的农民所实施的援助得到了认可，这对政府与这类农业生产方式的合法化具有重要作用。
如此一来，榨取主义为社会救助计划提供了资金，从而增强了进步左翼政府的合法性。而那些质疑榨取主义的人则被视为“反对”国家进步，甚至可能会遭到（如果没有榨取主义）如何解决救助计划的资金来源问题的质问。结果，在许多国家中，新榨取主义获得了很高的合法性。
（七）新榨取主义、贫困与发展
进步左翼政治的最初观点是：在保守政府执政下的榨取主义导致了贫困，飞地经济被视为消极的，因而主张寻求走出这些陷阱的替代性方案。但在进步左翼政府领导下，一种逐渐确立的新话语则是：榨取主义是对抗贫困的必要条件。结果，过去所反对的情况，如今却被认为是积极的，并且成为发展的必要条件。
有人认为，榨取主义所带来的最终结果是积极的。虽然它的确会导致一些负面的社会与环境影响，但这些影响或者是可以管控或补偿的，或者应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接受这些影响。结果，无论是矿藏与油田，还是肥沃的土地，都被视为不能被“浪费”的自然财富，从而产生了开发资源的需要与紧迫感。
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总统的一段话，清楚地体现了这一话语模式。他在2009年1月15日指出：“产业部门不会在《采矿法》上走回头路，因为负责任的矿业发展对于国家的进步至关重要。我们不能成为坐在黄金上的乞丐。”如此一来，这些进步左翼政府就接受了现存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或缺的，尽管也是可以改进和调整的，因为这些自然财富不能被浪费。进而，这些政府宣称，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并对财富进行合理的分配。许多进步左翼政府都认为，它们的使命是提高榨取主义的效率，从而获得更多财富。
因而，笔者的第九个论点是：新榨取主义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可以在国家层面上为消除贫困作出重要贡献，并认定这部分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将会惠及整个社会（“渗漏效应”）。而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必须鼓励和支持这种渗漏效应。
这种立场的影响之一，是进步左翼政府不再质疑将经济增长与发展相等同的还原论观点，因而也就不再严肃思考关于发展替代的愿景。尽管玻利维亚与厄瓜多尔关于“好生活”的讨论曾具有这方面的潜能，但其他国家政府与大多数社会行为体似乎都在将其转化为一个工具性问题。在玻利维亚，场景转换尤其令人惊愕，因为莫拉莱斯政府所推动的新宪法在若干条款中强调，该国的目标之一是实现自然资源的“工业化”。
相应地，人们逐渐开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看待“渗漏效应”：进步主义并不完全否定它，但也认为仅靠它本身并不足以提高生活质量，而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既承认它是一种基本的贡献，也强调国家应予以促进、引导与管理。因而在许多情况下，渗漏效应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往往是在市场条件下以不适当的（几乎是自发的）方式实现的，而各进步左翼政府应通过有效管理来积极维护或发挥这一效应。比如，阿根廷矿业部长的有关表述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呼吁国外投资者利用“比较优势”及国际高价，将所获得的盈余“外溢”到经济发展薄弱的省份。
这些变化意味着，榨取主义已被理解为进步主义所青睐的发展方式的构成部分，甚至被认为是必要的与迫切的。结果是，原属于矿产公司与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老招数，比如为国家和社区提供“进步”、“就业”与“福利”，如今又改头换面，在突出并扩大国家作用的话语下重现了。 例如，依据教区土地委员会研究员埃尔顿·多斯雷斯·佩雷拉（Airton dos Reis Pereira）等人的论述，在巴西，矿产公司利用“国家的依存和屈从，利用城市中多数人口所处的不稳定状况”，诉诸于“发展与进步的追求”这一话语，为其经营与操控提供了有利条件。①因而，地方官员（包括立法者）往往“采用这一话语为这些公司辩护”，以基础设施、财政支持和免税等方式为这些公司提供支持，“目的是为之提供竞争条件与确保良好的融资”。②当然，这其中还有国家的作用，前文所强调的榨取主义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如今国家则促进了这一进程。需要补充的是，巴西行政当局2009年提出了一项关于在原住民聚居区开展生产活动（包括采掘活动）的法案。按照这一法案，私营企业可提议在保护区内进行活动，尽管相关社区可以接受或拒绝这类活动，但其目的是为了使社区成为“合作伙伴”。实际上，通过诸如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环境补偿、有限雇佣工人与工资担保等措施，建立起了对原住民群体的赔偿制度。而安东尼·贝宾通则警告说，对于这些问题上的玻利维亚与厄瓜多尔政府和秘鲁的阿兰·加西亚（Alan García）政府的榨取主義立场，原住民群体及其活动家必须坚持明确的拒绝或抵抗态度，并愿意牺牲一些可以从榨取主义中获得的公民权利收益。
上述实例表明，这种新榨取主义已经重构了关于发展的话语：当地社区必须接受榨取主义所带来的牺牲，以此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而作为交换条件，国家将为当地社区提供一系列的补偿措施，而这些补偿措施可以使传统的有针对性的社会救助计划转变为与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一话语的影响是如此之广，以至于对榨取主义的批评很容易被扣上反对国家发展或进步的帽子，或被视为幼稚可笑的，甚至是危险的。科雷亚、莫拉莱斯和卢拉都曾有过这样的论述。例如，莫拉莱斯总统在批评反对石油和采矿公司的原住民团体和农民时指出，“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和“一些使玻利维亚迷失方向的非政府组织”对此表示反对，“某些非政府组织说‘亚马孙没有石油’……这意味着玻利维亚人民没有天然气或石油，因而如果确如某些非政府组织所说，玻利维亚将如何继续生存？”他进一步感叹道：“来自某些工会领袖或原住民运动的反对者，反对石油开采，不给可以建设更多油井及石油开采的环保许可提供便利。”③
由此就可以解释进步左翼政府对某些公民组织（尤其是那些质疑这些发展方式的组织）的大量压制和批评。它们对那些作为国家行动执行者（通过国家资助协议的方式）的非政府组织，往往有着更高的容忍度，而对于那些既坚持独立立场，又对政府持批判态度的非政府组织，则会给予阻挠、控制甚至试图取缔。就厄瓜多尔而言，阿尔贝托·阿科斯塔（Alberto Acosta）概括了三种方式：“一是建立协调、规范和监督非政府组织与运动的政府机构，即人民、社会运动与公民参与秘书处;二是根据《环境管理法》颁布社会公众参与的新行政法令，将其限制在‘观察其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的范围内;三是借助‘官方话语使其非主流化、消解其支持机构，甚至消除其存在的合法性’，来对抗质疑榨取主义合法性的社会团体。”①
（八）新榨取主义之所以延续的条件
榨取主义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还可以归因于如下事实：一系列旨在抑制或改革榨取主义的“制衡机制”未能奏效。甚至可以说，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还为榨取主义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比如，政府的环境评估能力仍然薄弱或不足，无法有效阻止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项目。此外，政府经常将环境影响大事化小、监管执行力薄弱、对诸如水污染或有毒物质堆积等问题意识不强，还往往夸大当地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或有意将开发活动安排在偏远、贫瘠和人烟稀少的地方，以免引起人们的关注。
不仅如此，有关统计数据存在着失真或扭曲。负面的外部影响（包括社会和环境影响）由于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因而并没有被充分纳入到成本/收益分析之中。诸多迹象表明，如果把这些社会和环境影响都考虑其中，那么净收益将会大打折扣，有些企业甚至会变成亏损经营。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许多进步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方法提出了质疑，但似乎还无法解决传统环境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此外，在几乎所有的中央集权国家中，环境与社会影响都被严重忽视了。精英、媒体和舆论界中最有影响力的部门都集中在首都和大城市，因而往往会低估在遥远的内地所发生的事情。而中央政府也趁机将社会和环境成本转嫁到地方社区和城镇，最终由地方政府负责应对由榨取主义所带来的问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需求持续不断，形成了极具诱惑力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区域贸易、价格协议与生产协调等网络，来有效组织原材料出口。就此而言，南美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仍是失败的。这使得进步左翼政府不仅在原材料供应上彼此竞争，也为吸引外国公司对采掘业的投资而相互争夺，而这显然强化了社会、环境与领土规制更灵活、资本流动更自由的趋势。
（九）进步神话笼罩下的新榨取主义
上述这些具体性看法可以归结为笔者的第十个论点，即新榨取主义是当代南美版本的发展主义的新形态。它承继了经典的现代性观念，因而保持着对物质进步的信仰，同时又是南美政治社会条件与文化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的确，以自然界的丰富性为滋养、以科学技术为依托的不断进步的思想，已经成为现代性的经典表达。拉美新左翼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基于各种自身因素（包括其自身政治斗争的背景、现实社会主义垮台的影响、大众与原住民的权利要求、新自由主义改革实践的影响等）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重新组合。因而，它是一种新的混合物，其中的构成性元素有新有旧，而一些元素虽然并不新颖，但却是直到最近才被吸纳进去。这就可以解释旧榨取主义与新榨取主义既有许多共同点，也有着不同的侧重，各具特色，同时也可以解释比如科雷亚政府和加西亚政府之间存在着的榨取主义上的某些巧合。 相应地，南美进步左翼政府并不否认对以占用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的偏爱。榨取主义在这一新政治计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并没有被拒绝，而且认为应该被深化，因为它是确保经济增长与维持国家财政的重要引擎，尽管应该对其加以更有效管理。如果说旧榨取主义不得不面对贸易条件的不公平问题，那么新榨取主义则强调，大宗商品高价格是不容错过的机遇。
但与此同时，由于新榨取主义为社会福利项目的筹资作出了贡献，而这些社会计划是新政府将自身界定为进步政府的标志所在，所以它获得了超出预料的政治合法性。任何对新榨取主义的批评，就意味着对这一既存的进步主义观念提出质疑，而它同时呈现为政府社会福利计划的支柱和进步声称的理由。因而，这些批评往往遭到了新政府的拒绝或忽视，而实际上它们要比所认为或想象的深刻得多。
尽管围绕旧榨取主义的辩论中提出了包括对跨国公司权力、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条件以及拉美作为原材料供应商的经济从属地位的质疑，但在新榨取主义语境之下，却发生了赞成全球化的功能性转变。进步左翼政府比如卢拉政府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势下，原材料出口将是真正的救星，它们希望深化其作为原材料供应商的角色（为此很乐意与中国等发展互利互惠关系），并呼吁进一步开放全球贸易。可以说，这些看法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传统拉美左翼的论点正好相反。取而代之的是，新榨取主义赞成或依附于全球化，出口原材料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新方式。为此，安东尼·贝宾通提出，进步主义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资源民族主义”①，其中采掘业本身并未遭到否定，而只是质疑和挑战它受到私人与外国控制。因而，这些政府致力于实现对资源开发活动的国家控制，即便它们最终呈现为相近的生产过程、相似的权力关系和相同的社会与环境影响。
三、简要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阐述了对南美长期以来存在的榨取主义的系统性看法。其核心观点是，与几十年前不同，在进步左翼政府治下已经出现了一种新榨取主义：尽管仍具有旧榨取主义的许多特点，但就整体而言却是新的，尤其是赋予了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并将其作为社会与政治合法性的新来源。因而，对于这种新榨取主义或“进步的榨取主义”，需要采取科学严谨的认识方法。我们既不能将其等同于过去几十年中所观察到的新自由主义策略，但也不能将其理解为一种有希望的替代方案。很显然，相较于保守主义，这种进步主义作出了许多方面的调整与改进。而且，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政府与秘鲁的加西亚政府是明显不同的，彼此间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抵触甚或矛盾，因而不能简单用过去的范式来分析如今的拉美左翼。可以说，它们既非回到了过去对市场的迷恋，同时也没有代表社会主义的未来。新榨取主义自身也包含许多冲突与矛盾，這是显而易见的。
无视新榨取主义的复杂现实，或者由于政治同情而不去作客观分析，是不明智的。这对于学术领域或社会激进运动来说，尤其如此。而借助优劣对比来贬低或否定进步左翼执政党的所有做法，则是另一条错误的道路。正如笔者所阐明的，在新榨取主义之下，许多消极后果（特别是社会与环境影响）仍持续存在。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认为，这些政府实际上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或“野蛮的资本主义”，就像玛丽亚·皮拉尔·加西亚-瓜迪利亚（María Pilar García-Gaudilla）对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所评价的那样。①无论政府执政的实际结果如何，我们都必须看到，那些新榨取主义的观念和政策并非查韦斯主义的本意，而现实中的环境与社会影响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
作为主要结论，可以认为，这种新榨取主义是受现代性的诸多思想滋养的发展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虽然仍痴迷于传统进步观念，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拉美具体而多样化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它试图摆脱新自由主义的羁绊，但却没有形成明确的替代方案。
当然，这些看法只是一些初步性分析，还需要做更详尽的研究。我们必须继续深化对南美进步主义新发展方式特征的概括，因为正是它决定着当前的社会局势与环境状况，而这种更充分理解对于探索真正的替代方案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由于这些社会与环境影响仍在许多地方持续发生，因而这一任务也是很紧迫的。不仅如此，在当前全球多重危机的背景下，许多进步左翼政府正在强化榨取主义，以寻求经济出路。如此一来，就更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入分析，从而了解采掘活动增加与社会合法性变化的实际关系。总之，尽管现实状况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但这方面的独立分析并未失去价值，至少仍然像过去一样非常必要。
（本文原载Jürgen Schuldt， Alberto Acosta and Alberto Barandiarán，eds.，Extractivismo，Política y Sociedad， Quito： CAAP and CLAES，2009，pp. 187-225. 此次翻译已获作者授权，略有删减。）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