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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20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做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在稳的前提下要勇于进取，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振兴实体经济。要加快推进关键性改革，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战略思想，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张高丽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相互促进。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的增长之路，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使全球化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世界的不确定性
本届论坛中方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论坛开幕致辞中表示，2017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要召开的一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发力，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将有很大进展，呈现新的面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的可期成效将加快中国经济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李伟指出，在当前全球經济缓慢复苏的迷雾当中，似乎还潜伏着不少“黑天鹅”，这些都有可能给世界带来不确定的因素。无论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如何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中国要把国内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搞好；另一方面中国也会积极参与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新秩序，为世界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贡献。
论坛外方主席、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欧智华表示，目前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增长引擎，而且是全球领导者、贸易开放的火炬手。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构建新的区域增长平台，推动公平的全球化，共同造福发展中国家及发达经济体。中国在区域和全球舞台上所发挥的领导力，准确反映了其世界地位，更高的世界地位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更高的期望。
经合组织幕僚长、G20协调人加芙·拉莫斯提出了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三大危险：一是某些经济预期和资产价格出现脱节，二是目前世界出现的资本流动、难民流动等问题需要政策的有效引导，三是当前市场封闭和反全球化情绪有抬头的趋势。各国要致力于推进全球化，并确保全球化的好处能惠及所有人。她指出，中国的风险在于私营部门信贷的过度增长，以及高负债率、高杠杆率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表示，新兴市场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特别是亚洲国家。然而，当前全球经济也面临一些重大挑战，如金融环境的大幅收紧和政治局势的不稳定，这些都会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加强经济合作，增加经济的开放性、包容性、均衡性，使所有人都能从全球经济发展中受益。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应重申对开放的坚定态度，并推进自己的开放议程。中国的目光是长远的，而美式政策通常是短视的。应通过支持现有的国际机制和安排，帮助弥补美国在这方面留下的空白。他指出，中国已经在进行从出口驱动到内需驱动的经济转型，可通过借助国际力量来加快其进程。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当前世界仍未从“失序”中走出来，国际社会期待中国能够为世界稳定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愿意积极承担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但从未想过要领导世界。中国愿本着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思路，与各国建立平等、开放、合作的伙伴关系，并以此为路径，加快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并朝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长远目标作出不懈努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当前全球正处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应当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克服全球化负面效应，打造全球化升级版，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更加公平、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拯救全球化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表示，我们需要关注经济政策，但也需要关注这些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经济政策如果取向不当，会严重威胁社会福利，也可能会产生反政策的阻力。18世纪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可用来批评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取向。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表示，拯救全球化需要正视和解决贸易不平衡等问题，需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建立一个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网络。同时，让这个网络同全球化进程中的贸易调整联系起来，这将有利于弥合全球化分歧。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表示，当前全球化存在两种趋势：一方面全球化发展势头在增强；另一方面全球化出现局部放缓、甚至是逆全球化的现象。他提出了拯救全球化的三点建议：一是采取措施促进世界经济不断增长；二是改善全球治理，使发展中国家能够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三是调整国内政策，使国内的不同阶层都能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不要轻言“去全球化”，当前全球化正在寻找新路径，其本质就是要纠正过去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中国推动的全球化是互利共赢、区域合作的新型全球化，是基础设施先行、以发展为导向、包容发展的全球化。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表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领导人面对灾难，空前一致地加强了政策协调，取得了良好效果。而在当前，全球协调的必要性再次凸显。面对杠杆率高企、生产率停滞、经济增长总体缓慢、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贸易摩擦加剧等不利条件，各国协调产生合力就显得更加必要。 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表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往往采用的是进口其他国家的技术和资本，复制发达国家的做法。现在中国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国家过渡的阶段，要维持较高增长必须进行重大创新。他指出，企业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表示，中国需要进行五个方面的改革。一是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改革户籍制度，让劳动力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二是加快财政改革，中国应当降低公司税费以帮助企业更好地运营，调整房产税和遗产税以提高财政收入的公平性。三是推进市场改革，中国应该继续推进开放投资和贸易体系，确保公平竞争的环境。四是促进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同时保护知识产权，为创新巩固基础。五是保护环境，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表示，面对可能增多的各项挑战，要坚持理念先行，激发动力；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发力；坚持各方协同，增强合力；坚持目标引领，保持定力。2017年中国将重点在五方面下功夫：一是着力创新制度供给，优化要素配置；二是着力实施创新驱动，振兴实体经济；三是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稳定宏观环境；四是着力防控潜在风险，坚决守住底线；五是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增强人民获得感。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理解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结构性失衡与市场配置资源两大逻辑。解决发展中短期问题的根源在于结构性失衡。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市场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一方面要注重改革范围和任务的拓展，另一方面要注重改革手段的深化。以去产能而言，不仅要追求去产能的目标，更要注重研究用怎样的市场化手段来实现目标。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表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补齐短板的加法、降本增效的减法、改革创新的乘法、淘汰过剩产能的除法，都旨在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要把握好新一轮产业革命、数字经济等带来的机遇推，动经济发展从低端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重塑经济发展新动力。
推进中国制造2025
中国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要使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主要动力，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加快制造业发展动力机制转换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关键在于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要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二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三要夯实工业发展的基础能力，四要实施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五要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六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庞巴迪（Bombardier）公司执行董事长皮埃尔·布多昂表示，《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就是制造业的未来，能否成功取决于制造企业有没有决心来改变现状。德国工业4.0和加拿大创新制造企业战略与《中国制造2025》相比，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激励创新，从而提高竞争力，并向价值链上端转移。二是重视人才培养，这需要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加强合作。
万事达卡总裁彭安杰表示，中国正在数字变革的前沿。他对物联网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实施身份验证标准，二是实施数据安全标准，三是提高公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集团全球总裁蔡澈表示，汽车行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即转向智能互联、自动驾驶、共享出行和电力驱动，这其中每一个领域都可能彻底改变整个汽车行业，中国市场将成为汽车行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驱动力。
直面中等收入群体焦虑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表示，在很多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动化，这是因为自动化破坏了很多原来工资不错的工作，尤其是制造业的工作。从长期来看，机器可能会取代所有人。但从短期来看，新技术会创造很多就业，同时也会摧毁很多工作。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要为这些新的岗位提供培训。所以，再培训是解决自动化给中产阶级带来焦虑问题的关键。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表示，虽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没有被大规模推出，但我们需要了解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未来5-10年将有10%的工作会消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会替代一部分工作。这最终会使每个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休息时间增加。新技术的推出会减少一些工作岗位，但也会增加一些新的工作岗位。
美国亚洲协会会长施静书表示，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非常迅速，焦虑主要集中在子女教育、房地产、医疗保险、养老等方面。而在美国，中等收入群体却在减少，并且失去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其技术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比传统产业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表示，中国中等收入者的焦虑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即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二是个人层面，即低收入者能否进入中产阶层，或者中产阶级能否保证其地位。他提出，要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战略，实施促进大众消费的税收政策，完善以提高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让大学生和农民工能够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部分。
发展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无论是高技能劳动力，还是普通劳动者、非技能劳动者都十分短缺，且劳动力工资上涨很快。一些农民工因为孩子教育、养老等问题选择回乡，从生产率高的城市回归到生产率低的乡村，这非常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把这部分人留在城市，这就是新一轮的城镇化。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需要合理分担户籍改革成本，合理分享改革预期收益。要想解决当前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关键是要加快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董事长汉斯-保罗·博克纳表示，城市化要向前发展，不能仅仅是创造就业和提升生产率，而是应该打造宜居城市。未來在打造城市时，应当将居住、工作、社交、服务等地域进行分区，并把分区整合在一起，打造成群。同时，我们应当打造全球和地方价值链。这样才能使城市真正达到云的形态，使长的价值链缩短，从而有利于资源、能源和时间效率的提高。
中国住建部副部长倪虹表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引擎。要实现城乡统筹、产业互助、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关键是要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增加人民福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做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在稳的前提下要勇于进取，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振兴实体经济。要加快推进关键性改革，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战略思想，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张高丽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相互促进。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的增长之路，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使全球化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世界的不确定性
本届论坛中方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论坛开幕致辞中表示，2017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要召开的一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发力，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将有很大进展，呈现新的面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的可期成效将加快中国经济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李伟指出，在当前全球經济缓慢复苏的迷雾当中，似乎还潜伏着不少“黑天鹅”，这些都有可能给世界带来不确定的因素。无论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如何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中国要把国内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搞好；另一方面中国也会积极参与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新秩序，为世界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贡献。
论坛外方主席、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欧智华表示，目前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增长引擎，而且是全球领导者、贸易开放的火炬手。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构建新的区域增长平台，推动公平的全球化，共同造福发展中国家及发达经济体。中国在区域和全球舞台上所发挥的领导力，准确反映了其世界地位，更高的世界地位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更高的期望。
经合组织幕僚长、G20协调人加芙·拉莫斯提出了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三大危险：一是某些经济预期和资产价格出现脱节，二是目前世界出现的资本流动、难民流动等问题需要政策的有效引导，三是当前市场封闭和反全球化情绪有抬头的趋势。各国要致力于推进全球化，并确保全球化的好处能惠及所有人。她指出，中国的风险在于私营部门信贷的过度增长，以及高负债率、高杠杆率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表示，新兴市场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特别是亚洲国家。然而，当前全球经济也面临一些重大挑战，如金融环境的大幅收紧和政治局势的不稳定，这些都会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加强经济合作，增加经济的开放性、包容性、均衡性，使所有人都能从全球经济发展中受益。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应重申对开放的坚定态度，并推进自己的开放议程。中国的目光是长远的，而美式政策通常是短视的。应通过支持现有的国际机制和安排，帮助弥补美国在这方面留下的空白。他指出，中国已经在进行从出口驱动到内需驱动的经济转型，可通过借助国际力量来加快其进程。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当前世界仍未从“失序”中走出来，国际社会期待中国能够为世界稳定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愿意积极承担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但从未想过要领导世界。中国愿本着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思路，与各国建立平等、开放、合作的伙伴关系，并以此为路径，加快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并朝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长远目标作出不懈努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当前全球正处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应当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克服全球化负面效应，打造全球化升级版，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更加公平、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拯救全球化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表示，我们需要关注经济政策，但也需要关注这些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经济政策如果取向不当，会严重威胁社会福利，也可能会产生反政策的阻力。18世纪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可用来批评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取向。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表示，拯救全球化需要正视和解决贸易不平衡等问题，需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建立一个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网络。同时，让这个网络同全球化进程中的贸易调整联系起来，这将有利于弥合全球化分歧。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表示，当前全球化存在两种趋势：一方面全球化发展势头在增强；另一方面全球化出现局部放缓、甚至是逆全球化的现象。他提出了拯救全球化的三点建议：一是采取措施促进世界经济不断增长；二是改善全球治理，使发展中国家能够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三是调整国内政策，使国内的不同阶层都能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不要轻言“去全球化”，当前全球化正在寻找新路径，其本质就是要纠正过去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中国推动的全球化是互利共赢、区域合作的新型全球化，是基础设施先行、以发展为导向、包容发展的全球化。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表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领导人面对灾难，空前一致地加强了政策协调，取得了良好效果。而在当前，全球协调的必要性再次凸显。面对杠杆率高企、生产率停滞、经济增长总体缓慢、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贸易摩擦加剧等不利条件，各国协调产生合力就显得更加必要。 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表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往往采用的是进口其他国家的技术和资本，复制发达国家的做法。现在中国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国家过渡的阶段，要维持较高增长必须进行重大创新。他指出，企业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表示，中国需要进行五个方面的改革。一是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改革户籍制度，让劳动力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二是加快财政改革，中国应当降低公司税费以帮助企业更好地运营，调整房产税和遗产税以提高财政收入的公平性。三是推进市场改革，中国应该继续推进开放投资和贸易体系，确保公平竞争的环境。四是促进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同时保护知识产权，为创新巩固基础。五是保护环境，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表示，面对可能增多的各项挑战，要坚持理念先行，激发动力；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发力；坚持各方协同，增强合力；坚持目标引领，保持定力。2017年中国将重点在五方面下功夫：一是着力创新制度供给，优化要素配置；二是着力实施创新驱动，振兴实体经济；三是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稳定宏观环境；四是着力防控潜在风险，坚决守住底线；五是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增强人民获得感。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理解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结构性失衡与市场配置资源两大逻辑。解决发展中短期问题的根源在于结构性失衡。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市场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一方面要注重改革范围和任务的拓展，另一方面要注重改革手段的深化。以去产能而言，不仅要追求去产能的目标，更要注重研究用怎样的市场化手段来实现目标。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表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补齐短板的加法、降本增效的减法、改革创新的乘法、淘汰过剩产能的除法，都旨在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要把握好新一轮产业革命、数字经济等带来的机遇推，动经济发展从低端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重塑经济发展新动力。
推进中国制造2025
中国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要使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主要动力，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加快制造业发展动力机制转换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关键在于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要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二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三要夯实工业发展的基础能力，四要实施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五要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六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庞巴迪（Bombardier）公司执行董事长皮埃尔·布多昂表示，《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就是制造业的未来，能否成功取决于制造企业有没有决心来改变现状。德国工业4.0和加拿大创新制造企业战略与《中国制造2025》相比，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激励创新，从而提高竞争力，并向价值链上端转移。二是重视人才培养，这需要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加强合作。
万事达卡总裁彭安杰表示，中国正在数字变革的前沿。他对物联网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实施身份验证标准，二是实施数据安全标准，三是提高公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集团全球总裁蔡澈表示，汽车行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即转向智能互联、自动驾驶、共享出行和电力驱动，这其中每一个领域都可能彻底改变整个汽车行业，中国市场将成为汽车行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驱动力。
直面中等收入群体焦虑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表示，在很多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动化，这是因为自动化破坏了很多原来工资不错的工作，尤其是制造业的工作。从长期来看，机器可能会取代所有人。但从短期来看，新技术会创造很多就业，同时也会摧毁很多工作。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要为这些新的岗位提供培训。所以，再培训是解决自动化给中产阶级带来焦虑问题的关键。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表示，虽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没有被大规模推出，但我们需要了解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未来5-10年将有10%的工作会消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会替代一部分工作。这最终会使每个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休息时间增加。新技术的推出会减少一些工作岗位，但也会增加一些新的工作岗位。
美国亚洲协会会长施静书表示，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非常迅速，焦虑主要集中在子女教育、房地产、医疗保险、养老等方面。而在美国，中等收入群体却在减少，并且失去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其技术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比传统产业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表示，中国中等收入者的焦虑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即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二是个人层面，即低收入者能否进入中产阶层，或者中产阶级能否保证其地位。他提出，要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战略，实施促进大众消费的税收政策，完善以提高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让大学生和农民工能够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部分。
发展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无论是高技能劳动力，还是普通劳动者、非技能劳动者都十分短缺，且劳动力工资上涨很快。一些农民工因为孩子教育、养老等问题选择回乡，从生产率高的城市回归到生产率低的乡村，这非常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把这部分人留在城市，这就是新一轮的城镇化。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需要合理分担户籍改革成本，合理分享改革预期收益。要想解决当前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关键是要加快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董事长汉斯-保罗·博克纳表示，城市化要向前发展，不能仅仅是创造就业和提升生产率，而是应该打造宜居城市。未來在打造城市时，应当将居住、工作、社交、服务等地域进行分区，并把分区整合在一起，打造成群。同时，我们应当打造全球和地方价值链。这样才能使城市真正达到云的形态，使长的价值链缩短，从而有利于资源、能源和时间效率的提高。
中国住建部副部长倪虹表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引擎。要实现城乡统筹、产业互助、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关键是要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增加人民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