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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那个中国，有过那样一座学堂、那样一些先生，培养过那样一群学生。
这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故事。
当时，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时、李维汉、谢觉哉、李达、田汉、孔昭绶、杨昌济……包括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聚集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而他们之前，走进这座校门的还有陈天华、黄兴等人。
那是一个灿若星辰的年代，以至于当讲述“第一师范”的连续剧《恰同学少年》在2007年夺得央视收视率第一时，人们发现：李维汉这样的大人物并没有正面镜头，罗章龙、李立三等人晃了一下就没影了。
12月初，记者走进“一师”老校区，一股油漆味扑鼻而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重点献礼影片《湘江北去》开机不久，将这里作为取景地，刚刚刷完漆。这部电影将讲述青年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之后的故事，以细节描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如同一座金山，“一师”留下了足够多故事可供挖掘。疑问随之而来：这所历史悠久的师范学校，为什么曾经一代代灿若星辰，之后却星光暗淡？在现有的师范教育体制下，能不能迎来又一个星光灿烂的时代？“一师”会再出现“青年毛泽东”吗？
目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是全国唯一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的本科院校。根据教育部计划，2010年全国取消中等师范教育。在湖南，除了衡阳师范学院、吉首大学培养少部分免费师范生外，湖南绝大多数免费师范生的培养任务由“一师”承担。
湖南小学教师将尽出“一师”。一定程度上，“一师”掌握了这个中部省份的未来。但是，它将面对的是免费师范生的巨量缺口、迫在眉睫的小学教师断层危机，以及症结深种的城乡差距。
谁在学习毛泽东
12月2日晚7点，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新校区文科楼B104。
“学习毛泽东协会”组织的“学习毛泽东交流会”开始了，近80名学生到场。同一时间，其他教室举行的则是“校园达人秀”、“中文朗诵比赛”、“营销大赛动员会”等等。这个交流会因此显得有些突兀。
“学习毛泽东协会”是全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以学习研究毛泽东为重点的学生社团。会长李娜是大三学生，协会5个月前才成立，首次招到120名新生会员。
这个协会难免引得熟悉校史的教师“忆往昔峥嵘岁月”。据“一师”校史记载，至1960年，全校有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200个。
文史系的系主任认为，现在的大学生缺乏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通过这个协会的交流会，可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让学生更加拥护共产党。因此，文史系“宿管部”成为这天晚上交流会的另一个主办者。文史系所有宿舍均被要求派人参加会议，并在会后签到，否则要扣班分。
与青年毛泽东所在的“一师”全为男生不同，今日“一师”以女生为绝大多数。不过，这个晚上上台演讲的4个人都是男生。
第一位演讲者旁征博引，讲述了毛泽东与四任妻子的故事。
第二位演讲者则坚信自己也能成功：“毛泽东当学生时可以倒立看书，他达到了一种境界——看书后可以忘记一切。毛泽东之所以是伟人，因为他与我们每个人都不同，但是，我们每个人也与他不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场掌声雷动。
交流会结束后，一名学生告诉记者，他和几个同学正在筹办一个“新新民学会”。他们并不打算关注政治敏感问题，而是“以改造中国师范教育为目标”。
当年“一师”培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大多与新民学会有关。这个学会1918年4月18日在蔡和森家中成立，以“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为宗旨，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奋斗目标。这一豪气干云的宣言，被写在“一师”解放后建设的苏联式建筑“火炬楼”上，与9根高耸的红紫色方形立柱和10面红旗搭配，处于老校区最高处，极为醒目。
新民学会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前后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毛泽东1920年写的第一份会务报告中说：“诸人都系杨怀中（即“一师”教师杨昌济）先生的学生，与闻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
据“一师”校史记载，社团富含政治色彩是该校传统，比如，毛泽东所指导的“崇新学社”往往在学生运动中走在全校同学前列，一次为了学校经费问题，学生到省议会交涉未果，社员当即扯破了省议会的会旗。此外，也存在一些无政府主义的组织。1921年中共湘区委员会建立后，毛泽东就争取了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革命。
就全国而言，师范教育与中国革命关系密切。中共一大代表中就有7位是师范师生（毛泽东、何叔衡、李达、陈公博、陈潭秋、王尽美、包惠僧）。
免费只剩半边天
“一师”原副校长孙海林说，在他印象中，加入“学习毛泽东协会”的大多是来自农村、较为淳朴的学生，“那些每月有三两千生活费的有钱学生不会加入这个社团”。
自1903年始，“一师”一直以培养小学教员为目的，高举“免费”大旗，没有招收自费生。当年，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就是因为免费而选择“一师”的。
《恰同学少年》中，一段“一师”校长孔昭绶与学监方维夏的对话受到网民追捧：
“维夏，这份招生广告拟得不错，我看还可以多加几句，免收学费，免收膳食费，另发津贴。字一定要大，要醒目。”
“那就只能招收穷学生了。”
“自古纨绔少伟男哪，我们办教育就是要招收那些贫而有志的青年，要是把招生看成做生意，只顾着收学费，从学生身上发财，那学校还是什么学校，教育还是什么教育？只剩下铜臭了。”
毛泽东后来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我在第一师范的几年中，一共只花了一百六十元钱——里面包括许多次报名费，从这个数目中，我要花掉三分之一在报纸上，因为每月订一份报纸就是一块钱。我常常还在书摊上买一些书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叫做挥霍花在废纸上头。从1911年到1927年，就是在没有走上井冈山之前，我从没有停止阅读北京、上海、湖南每日的报纸。”
毛泽东之所以能获得免费教育，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认为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欲革旧习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财政应予充分保障。
孔昭绶在招生广告中说：“国家之盛衰视人才，人才之消长视教育，教育之良窳视师范。师范者，教育之教育，固陶铸国民之模范，造就青年中国之渊泉也。”
据校史载，为了保卫“免费政策”，毛泽东曾发起驱逐校长的运动——1915年，湖南省议会颁布新规：每个师范生要缴纳10元钱学杂费。有人认为这是新校长张干为讨好当局而建议的，于是，毛泽东起草传单，发动罢课，要求罢免校长。省教育司派来的督学只好答复撤掉张干。
2008年，“一师”升格为本科院校。根据2010年招生简章，该校招收2 200名本科生，其中400名为公费定向师范生，其余为自费生，每年学费3 500元、住宿费800元。该校独有的初中起点六年制本科免费定向生，自2010年起每年招收1 500人。
依此合计，该校目前的主要招生计划中，每年有免费生1 900人，自费生1 800人。
“一师”党委书记詹小平告诉记者，高考的免费定向生招生计划连续两年完成量在300人上下。相比之下，“一师”独创的“初中起点六年制本科公费定向生”反响更好，其生源较有保证，因为“高中生对小学教育兴趣较小”。
由此分析，2010年“一师”免费生和自费生基本相同。自费生中，不少是外省生，多属中文、英语、音乐等专业，他们毕业后自由选择，不一定去小学，尤其是农村小学。
詹小平说，目前“一师”每年的毕业生，70%，即3 000多人去县以及县以下小学当教师。
与此同时，湖南省有25万小学教师，每年五六千以上小学教师退下来，显然，“一师”的毕业生与之有很大缺口。由于湖南绝大多数小学教师的培养都由“一师”承担，意味着全省缺口巨大，财政支持的免费师范生数量仍显不足。
那么是不是其他院校学生可以填补这一缺口呢？现在问题在于农村，但自费生们的普遍心态是：“父母花钱让我们读大学，就是希望跳出农门到城里去。”如果将读大学视为一种投资，农村教师1 000余元的月薪，对比大学学费和其他开支，投资效率显然为负。此外，“一师”自费生多来自外省，他们毕业后首选往往是家乡或者大城市的小学。
即便是免费师范生也不愿意去农村，“一师”原副校长孙海林说：“学生由县教育局安排，在县里有家庭背景的学生不去农村小学，怎样保证政策执行到位也是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增加免费师范生的数量，更需要改善农村小学教师待遇，还应在缩小城乡差距上着力，而这些显然非师范院校力所能及。
“爷爷奶奶教小学”
更为急迫的是更新换代。中等师范被“一刀切”以后，农村40岁上下的教师几乎出现了断层，小学教师的缺口远不止于自然退休数量。
根据教育部1999年出台的《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到2003年，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院、中等师范学校从1997年的1 353所调整到1 000所左右，其中，普通高师院校300所左右，中等师范学校500所左右。到2010年左右，师范院校只保留本科、专科两个层次，取消中等师范教育。原有的师范学校在地市设立的，多并入当地高校，在县市一级设立的则转行自谋生路或者解散。
于是，湖南省“面向小学”的院校只剩下“主席母校”这一根独苗。“一师”也成为全国唯一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的本科院校。其他的师范学院和大学，纷纷转向综合大学，面对中学教师的师范专业也越招越少。
詹小平介绍说，“一师”通过学生顶岗实习走访了20多个县市，发现“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小学教师大多是民办教师转过来的，年龄、知识老化，整体素质不高，尤其缺乏外语、音乐、美术、计算机教师，一些英语老师过的是“走读”生活：这个学校上完一节课，再赶到另一个学校去上课。
另据湖南省耒阳市教育局2008年底的调查，耒阳市4 343名农村小学教师中，51岁以上的教师多达1 941人，占47.6%。全体农村小学教师中，民办转公办的约三分之一；大中专院校毕业分配的约三分之一，这部分人有的已经拔高使用担任初中教师；以补员、军转、双招等方式进入教师队伍的占三分之一，素质参差不齐。
“你可以招聘，但是来的人你想要的不多，能留下的也少。”当地教育局一工作人员说，愿意留下的常常是“本土”老龄教师。“爷爷奶奶”们甚至记不住学生名字，大多采取填鸭式教学。
农村小学与城区小学差距越来越大，农民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纷纷涌向城市。据《耒阳报》报道，城区公办小学学位缺口达7 358个。“孩子与其说是受教育，不如说是遭罪。”耒阳教育局局长王宗江说，城区学校班额达到七八十人，最多的有108人。有的老师只能用扩音器上课。
为什么要膨胀
孙海林说，“一师”现在也很不容易，“建设新校区花了7亿元，欠3.5亿元贷款，每年利息都在3 000万元以上。”
根据2008年4月教育部《关于同意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基础上建立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通知》：“学校由你省领导和管理，学校发展所需经费由你省安排解决。政府承诺的在近5年内安排1.2亿元用于学校建设与发展的专项资金，须落实到位。”
另据校史记载，2003年1月，“一师”与长沙市岳麓区东方红镇人民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将940亩土地以每亩5.7万元的价格(不含国家、省、市税费)买断。根据2003年5月的规划，新校区建设总投资2.3亿元，以保证全日制在校生1.5万人的需要。湖南省教育厅则同意在2003至2006年分4年安排“一师”新校区发展建设资金3 000万元。
“自己动手”的传统已有三四十年。1990年，经省教委同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于1969年的第一师范教学仪器厂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1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升格为“北京教具中心湖南分中心”，成为全国教具生产定点厂，为教育教学服务的同时，优先解决教职工家属就业、改善职工福利。
从全国背景来看，大扩张、大建设不可避免——大建设保证了“一师”跟上中国大学大扩张的时代潮流，全国800多所中等师范学校，升为本科院校的只有“一师”，其他的或并或转或消失。
詹小平总结说，他在“一师”主要做了三件事：升格为本科院校，建设新校区，为职工建设商品房小区。
这位理学博士自2000年开始担任“一师”校长、党委书记至今，他将学生规模从千人级别扩大到万人级别，新建了1 000亩以上、气势恢宏的现代新校区。
在他之前，被人铭记的“一师”校长，包括“一师”前身城南书院的创办人、南宋大儒张，曾请朱熹来湘“朱张会讲”，堪称学界盛事，影响长远；谭延闿，这位后来担任湖南省督军、国民政府主席的前清进士，改革了“一师”教育体系，保证了民主教育的环境；第三位是毛泽东的校长孔昭绶；第四位是周世钊，他是毛泽东同班同学，解放后任校长，并在担任教育厅长、副省长期间仍兼任校长。
在如今的大建设背景下，校领导不得不想办法增加收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招收更多自费生以及师范专业以外的学生。
“一师”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全日制本专科生已经达到1.3万人，在职教职工923人，学生规模仍在迅速扩张之中。另有说法为学生人数16 800人。
据“一师”校史统计，1917年下半期，共有在校学生12个班、549人，有教职员62人。
1915年前后，杨昌济、黎锦熙等6位教员都住在李氏芋园，毛泽东则与蔡和森、陈章浦等同学组织课余哲学小组，常常登门求教，讲学论道，互阅日记，议论时局。从黎锦熙保存的日记中看，1915年4月至8月，这样的情况至少有19次。毛泽东甚至假期住在老师家中。
现在的师生比远远低于毛泽东求学时代。师生沟通机会减少，教师言传身教力度减弱。在“学习毛泽东交流会”当晚，记者看到，“一师”文科楼有4个教室在上课，都是两三百人的大课堂，教师戴着麦克风。
“一师”在清末八年间，9任校长有5位为进士出身，其教员皆一代名师，不仅可以自编讲义，而且能够结合教学实际开科研活动，著书立说。在留日归来的孔昭绶时代，有杨昌济等近十名“海归”教员，并由两名外籍教师教授英文、音乐。
目前，升本后的“一师”要求新进教师应有博士学位，但尚未有海归和外国人才。
钻研校史的原副校长孙海林说，目前的制度已与过去不同，孔昭绶那时，“每期期末，校长只需请教员吃一顿饭，即表示辞退之意，一句话不讲，该教员就应立即去找其他工作。”有一年发不出工资，校长号召教职员以为国家教育牺牲之精神共同坚守，亦能保持水准。现在，这一套显然行不通。
办什么样的师范
毛泽东对“一师”定位明确——坚持“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
1951年，湖南省委及“一师”负责人集体向毛泽东汇报，请求扩建，“把湖南省的第一师范变为全国性的第一师范”。毛泽东指示：“规模不宜太大”，于是扩充2 000亩的计划作罢。此后，毛泽东又写信说：“规模和经费均不要同他处立异，但在教学内容方面多做工作。”
到底要办一所什么样的师范学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孔昭绶采用民本主义教育方针，全面确立并实施民主教育，特点有四：提倡民主、自由、科学；强调德、智、体、美平衡发展；注重专业训练；倡导学生自治。
与之相呼应，湖南第三师范学校校长段廷对学校教育大胆改革：“民国精神与专制异”，“专制精神施教与教授大都以利禄为依归。民国贵在自立求新，非具有世界观念以与时势潮流相应付，无以为教”。
辛亥革命前后，注重学生自治的新教育已传入中国。1916年的《教育杂志》刊文说：“师范教育所最要者，为造就将来治人之人，能否治人，先问自治，故师范教育之训练，不论采用何种主义，当以养成生徒之自治能力为归。”“异日小学校教授之滥用注入主义，不用启发主义、练习主义（又名自学辅导主义）者，皆师范学校之教授误也。”
“一师”的民主教育激发了青年毛泽东对自由的热爱。据王子今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上刊文的研究，毛泽东的自由思想很大一部分来自杨昌济所翻译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说：“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在1917年写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说：“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
很多年后，毛泽东说：“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好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原载《瞭望东方周刊》黄志杰/文）
这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故事。
当时，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时、李维汉、谢觉哉、李达、田汉、孔昭绶、杨昌济……包括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聚集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而他们之前，走进这座校门的还有陈天华、黄兴等人。
那是一个灿若星辰的年代，以至于当讲述“第一师范”的连续剧《恰同学少年》在2007年夺得央视收视率第一时，人们发现：李维汉这样的大人物并没有正面镜头，罗章龙、李立三等人晃了一下就没影了。
12月初，记者走进“一师”老校区，一股油漆味扑鼻而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重点献礼影片《湘江北去》开机不久，将这里作为取景地，刚刚刷完漆。这部电影将讲述青年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之后的故事，以细节描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如同一座金山，“一师”留下了足够多故事可供挖掘。疑问随之而来：这所历史悠久的师范学校，为什么曾经一代代灿若星辰，之后却星光暗淡？在现有的师范教育体制下，能不能迎来又一个星光灿烂的时代？“一师”会再出现“青年毛泽东”吗？
目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是全国唯一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的本科院校。根据教育部计划，2010年全国取消中等师范教育。在湖南，除了衡阳师范学院、吉首大学培养少部分免费师范生外，湖南绝大多数免费师范生的培养任务由“一师”承担。
湖南小学教师将尽出“一师”。一定程度上，“一师”掌握了这个中部省份的未来。但是，它将面对的是免费师范生的巨量缺口、迫在眉睫的小学教师断层危机，以及症结深种的城乡差距。
谁在学习毛泽东
12月2日晚7点，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新校区文科楼B104。
“学习毛泽东协会”组织的“学习毛泽东交流会”开始了，近80名学生到场。同一时间，其他教室举行的则是“校园达人秀”、“中文朗诵比赛”、“营销大赛动员会”等等。这个交流会因此显得有些突兀。
“学习毛泽东协会”是全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以学习研究毛泽东为重点的学生社团。会长李娜是大三学生，协会5个月前才成立，首次招到120名新生会员。
这个协会难免引得熟悉校史的教师“忆往昔峥嵘岁月”。据“一师”校史记载，至1960年，全校有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200个。
文史系的系主任认为，现在的大学生缺乏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通过这个协会的交流会，可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让学生更加拥护共产党。因此，文史系“宿管部”成为这天晚上交流会的另一个主办者。文史系所有宿舍均被要求派人参加会议，并在会后签到，否则要扣班分。
与青年毛泽东所在的“一师”全为男生不同，今日“一师”以女生为绝大多数。不过，这个晚上上台演讲的4个人都是男生。
第一位演讲者旁征博引，讲述了毛泽东与四任妻子的故事。
第二位演讲者则坚信自己也能成功：“毛泽东当学生时可以倒立看书，他达到了一种境界——看书后可以忘记一切。毛泽东之所以是伟人，因为他与我们每个人都不同，但是，我们每个人也与他不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场掌声雷动。
交流会结束后，一名学生告诉记者，他和几个同学正在筹办一个“新新民学会”。他们并不打算关注政治敏感问题，而是“以改造中国师范教育为目标”。
当年“一师”培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大多与新民学会有关。这个学会1918年4月18日在蔡和森家中成立，以“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为宗旨，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奋斗目标。这一豪气干云的宣言，被写在“一师”解放后建设的苏联式建筑“火炬楼”上，与9根高耸的红紫色方形立柱和10面红旗搭配，处于老校区最高处，极为醒目。
新民学会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前后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毛泽东1920年写的第一份会务报告中说：“诸人都系杨怀中（即“一师”教师杨昌济）先生的学生，与闻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
据“一师”校史记载，社团富含政治色彩是该校传统，比如，毛泽东所指导的“崇新学社”往往在学生运动中走在全校同学前列，一次为了学校经费问题，学生到省议会交涉未果，社员当即扯破了省议会的会旗。此外，也存在一些无政府主义的组织。1921年中共湘区委员会建立后，毛泽东就争取了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革命。
就全国而言，师范教育与中国革命关系密切。中共一大代表中就有7位是师范师生（毛泽东、何叔衡、李达、陈公博、陈潭秋、王尽美、包惠僧）。
免费只剩半边天
“一师”原副校长孙海林说，在他印象中，加入“学习毛泽东协会”的大多是来自农村、较为淳朴的学生，“那些每月有三两千生活费的有钱学生不会加入这个社团”。
自1903年始，“一师”一直以培养小学教员为目的，高举“免费”大旗，没有招收自费生。当年，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就是因为免费而选择“一师”的。
《恰同学少年》中，一段“一师”校长孔昭绶与学监方维夏的对话受到网民追捧：
“维夏，这份招生广告拟得不错，我看还可以多加几句，免收学费，免收膳食费，另发津贴。字一定要大，要醒目。”
“那就只能招收穷学生了。”
“自古纨绔少伟男哪，我们办教育就是要招收那些贫而有志的青年，要是把招生看成做生意，只顾着收学费，从学生身上发财，那学校还是什么学校，教育还是什么教育？只剩下铜臭了。”
毛泽东后来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我在第一师范的几年中，一共只花了一百六十元钱——里面包括许多次报名费，从这个数目中，我要花掉三分之一在报纸上，因为每月订一份报纸就是一块钱。我常常还在书摊上买一些书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叫做挥霍花在废纸上头。从1911年到1927年，就是在没有走上井冈山之前，我从没有停止阅读北京、上海、湖南每日的报纸。”
毛泽东之所以能获得免费教育，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认为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欲革旧习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财政应予充分保障。
孔昭绶在招生广告中说：“国家之盛衰视人才，人才之消长视教育，教育之良窳视师范。师范者，教育之教育，固陶铸国民之模范，造就青年中国之渊泉也。”
据校史载，为了保卫“免费政策”，毛泽东曾发起驱逐校长的运动——1915年，湖南省议会颁布新规：每个师范生要缴纳10元钱学杂费。有人认为这是新校长张干为讨好当局而建议的，于是，毛泽东起草传单，发动罢课，要求罢免校长。省教育司派来的督学只好答复撤掉张干。
2008年，“一师”升格为本科院校。根据2010年招生简章，该校招收2 200名本科生，其中400名为公费定向师范生，其余为自费生，每年学费3 500元、住宿费800元。该校独有的初中起点六年制本科免费定向生，自2010年起每年招收1 500人。
依此合计，该校目前的主要招生计划中，每年有免费生1 900人，自费生1 800人。
“一师”党委书记詹小平告诉记者，高考的免费定向生招生计划连续两年完成量在300人上下。相比之下，“一师”独创的“初中起点六年制本科公费定向生”反响更好，其生源较有保证，因为“高中生对小学教育兴趣较小”。
由此分析，2010年“一师”免费生和自费生基本相同。自费生中，不少是外省生，多属中文、英语、音乐等专业，他们毕业后自由选择，不一定去小学，尤其是农村小学。
詹小平说，目前“一师”每年的毕业生，70%，即3 000多人去县以及县以下小学当教师。
与此同时，湖南省有25万小学教师，每年五六千以上小学教师退下来，显然，“一师”的毕业生与之有很大缺口。由于湖南绝大多数小学教师的培养都由“一师”承担，意味着全省缺口巨大，财政支持的免费师范生数量仍显不足。
那么是不是其他院校学生可以填补这一缺口呢？现在问题在于农村，但自费生们的普遍心态是：“父母花钱让我们读大学，就是希望跳出农门到城里去。”如果将读大学视为一种投资，农村教师1 000余元的月薪，对比大学学费和其他开支，投资效率显然为负。此外，“一师”自费生多来自外省，他们毕业后首选往往是家乡或者大城市的小学。
即便是免费师范生也不愿意去农村，“一师”原副校长孙海林说：“学生由县教育局安排，在县里有家庭背景的学生不去农村小学，怎样保证政策执行到位也是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增加免费师范生的数量，更需要改善农村小学教师待遇，还应在缩小城乡差距上着力，而这些显然非师范院校力所能及。
“爷爷奶奶教小学”
更为急迫的是更新换代。中等师范被“一刀切”以后，农村40岁上下的教师几乎出现了断层，小学教师的缺口远不止于自然退休数量。
根据教育部1999年出台的《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到2003年，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院、中等师范学校从1997年的1 353所调整到1 000所左右，其中，普通高师院校300所左右，中等师范学校500所左右。到2010年左右，师范院校只保留本科、专科两个层次，取消中等师范教育。原有的师范学校在地市设立的，多并入当地高校，在县市一级设立的则转行自谋生路或者解散。
于是，湖南省“面向小学”的院校只剩下“主席母校”这一根独苗。“一师”也成为全国唯一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的本科院校。其他的师范学院和大学，纷纷转向综合大学，面对中学教师的师范专业也越招越少。
詹小平介绍说，“一师”通过学生顶岗实习走访了20多个县市，发现“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小学教师大多是民办教师转过来的，年龄、知识老化，整体素质不高，尤其缺乏外语、音乐、美术、计算机教师，一些英语老师过的是“走读”生活：这个学校上完一节课，再赶到另一个学校去上课。
另据湖南省耒阳市教育局2008年底的调查，耒阳市4 343名农村小学教师中，51岁以上的教师多达1 941人，占47.6%。全体农村小学教师中，民办转公办的约三分之一；大中专院校毕业分配的约三分之一，这部分人有的已经拔高使用担任初中教师；以补员、军转、双招等方式进入教师队伍的占三分之一，素质参差不齐。
“你可以招聘，但是来的人你想要的不多，能留下的也少。”当地教育局一工作人员说，愿意留下的常常是“本土”老龄教师。“爷爷奶奶”们甚至记不住学生名字，大多采取填鸭式教学。
农村小学与城区小学差距越来越大，农民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纷纷涌向城市。据《耒阳报》报道，城区公办小学学位缺口达7 358个。“孩子与其说是受教育，不如说是遭罪。”耒阳教育局局长王宗江说，城区学校班额达到七八十人，最多的有108人。有的老师只能用扩音器上课。
为什么要膨胀
孙海林说，“一师”现在也很不容易，“建设新校区花了7亿元，欠3.5亿元贷款，每年利息都在3 000万元以上。”
根据2008年4月教育部《关于同意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基础上建立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通知》：“学校由你省领导和管理，学校发展所需经费由你省安排解决。政府承诺的在近5年内安排1.2亿元用于学校建设与发展的专项资金，须落实到位。”
另据校史记载，2003年1月，“一师”与长沙市岳麓区东方红镇人民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将940亩土地以每亩5.7万元的价格(不含国家、省、市税费)买断。根据2003年5月的规划，新校区建设总投资2.3亿元，以保证全日制在校生1.5万人的需要。湖南省教育厅则同意在2003至2006年分4年安排“一师”新校区发展建设资金3 000万元。
“自己动手”的传统已有三四十年。1990年，经省教委同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于1969年的第一师范教学仪器厂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1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升格为“北京教具中心湖南分中心”，成为全国教具生产定点厂，为教育教学服务的同时，优先解决教职工家属就业、改善职工福利。
从全国背景来看，大扩张、大建设不可避免——大建设保证了“一师”跟上中国大学大扩张的时代潮流，全国800多所中等师范学校，升为本科院校的只有“一师”，其他的或并或转或消失。
詹小平总结说，他在“一师”主要做了三件事：升格为本科院校，建设新校区，为职工建设商品房小区。
这位理学博士自2000年开始担任“一师”校长、党委书记至今，他将学生规模从千人级别扩大到万人级别，新建了1 000亩以上、气势恢宏的现代新校区。
在他之前，被人铭记的“一师”校长，包括“一师”前身城南书院的创办人、南宋大儒张，曾请朱熹来湘“朱张会讲”，堪称学界盛事，影响长远；谭延闿，这位后来担任湖南省督军、国民政府主席的前清进士，改革了“一师”教育体系，保证了民主教育的环境；第三位是毛泽东的校长孔昭绶；第四位是周世钊，他是毛泽东同班同学，解放后任校长，并在担任教育厅长、副省长期间仍兼任校长。
在如今的大建设背景下，校领导不得不想办法增加收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招收更多自费生以及师范专业以外的学生。
“一师”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全日制本专科生已经达到1.3万人，在职教职工923人，学生规模仍在迅速扩张之中。另有说法为学生人数16 800人。
据“一师”校史统计，1917年下半期，共有在校学生12个班、549人，有教职员62人。
1915年前后，杨昌济、黎锦熙等6位教员都住在李氏芋园，毛泽东则与蔡和森、陈章浦等同学组织课余哲学小组，常常登门求教，讲学论道，互阅日记，议论时局。从黎锦熙保存的日记中看，1915年4月至8月，这样的情况至少有19次。毛泽东甚至假期住在老师家中。
现在的师生比远远低于毛泽东求学时代。师生沟通机会减少，教师言传身教力度减弱。在“学习毛泽东交流会”当晚，记者看到，“一师”文科楼有4个教室在上课，都是两三百人的大课堂，教师戴着麦克风。
“一师”在清末八年间，9任校长有5位为进士出身，其教员皆一代名师，不仅可以自编讲义，而且能够结合教学实际开科研活动，著书立说。在留日归来的孔昭绶时代，有杨昌济等近十名“海归”教员，并由两名外籍教师教授英文、音乐。
目前，升本后的“一师”要求新进教师应有博士学位，但尚未有海归和外国人才。
钻研校史的原副校长孙海林说，目前的制度已与过去不同，孔昭绶那时，“每期期末，校长只需请教员吃一顿饭，即表示辞退之意，一句话不讲，该教员就应立即去找其他工作。”有一年发不出工资，校长号召教职员以为国家教育牺牲之精神共同坚守，亦能保持水准。现在，这一套显然行不通。
办什么样的师范
毛泽东对“一师”定位明确——坚持“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
1951年，湖南省委及“一师”负责人集体向毛泽东汇报，请求扩建，“把湖南省的第一师范变为全国性的第一师范”。毛泽东指示：“规模不宜太大”，于是扩充2 000亩的计划作罢。此后，毛泽东又写信说：“规模和经费均不要同他处立异，但在教学内容方面多做工作。”
到底要办一所什么样的师范学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孔昭绶采用民本主义教育方针，全面确立并实施民主教育，特点有四：提倡民主、自由、科学；强调德、智、体、美平衡发展；注重专业训练；倡导学生自治。
与之相呼应，湖南第三师范学校校长段廷对学校教育大胆改革：“民国精神与专制异”，“专制精神施教与教授大都以利禄为依归。民国贵在自立求新，非具有世界观念以与时势潮流相应付，无以为教”。
辛亥革命前后，注重学生自治的新教育已传入中国。1916年的《教育杂志》刊文说：“师范教育所最要者，为造就将来治人之人，能否治人，先问自治，故师范教育之训练，不论采用何种主义，当以养成生徒之自治能力为归。”“异日小学校教授之滥用注入主义，不用启发主义、练习主义（又名自学辅导主义）者，皆师范学校之教授误也。”
“一师”的民主教育激发了青年毛泽东对自由的热爱。据王子今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上刊文的研究，毛泽东的自由思想很大一部分来自杨昌济所翻译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说：“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在1917年写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说：“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
很多年后，毛泽东说：“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好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原载《瞭望东方周刊》黄志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