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曾写了《患癌手记》刊登在《祝您健康》杂志上。从那时到现在，又有9个年头过去了。总括起来，我的癌症(淋巴癌)已缓解了14年。那末，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难治之症得到缓解的呢?
　　我常以唐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来概括我的病历和感情，我愿再与读者谈心。
　　在五十年代，我为了追求梦中的“橄榄树”，历尽艰险，自美国转日本而回归祖国，可满腔热情却积郁成疾。心情悲怆之余，只抱着一线希望求医问卜，以尽人事。用尽了中西医各种治疗方法(手术、化疗、放疗、大剂量中草药都用过)，无奈肿瘤总是随消随发。当认为生命已是无望，一切听之任之时，精神反而放松，思想开始解脱。也许是命不该绝，这时恰逢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我得到天津市政协领导的关心，使我得以在新的心情下，回到江南故乡探亲养病，但当时也是作最后一次探望之意。我每天在湖边、河畔踯躅散步。家乡的山水，亲人的照拂，使我感情激涌。正是这感情的触动，调节了我的心境，恢复了我躯体内部的“免疫功能”，使我的癌症意外得到缓解。在这段时期，我还用诗、文来抒发胸怀，实在也是起了一种精神疏导作用。
　　我体会，癌的治疗，犹如大禹治水一样，用“堵”(药物治疗)固然重要，但还需要兼用“导”(精神疏导)。尤其是对于“积郁致癌”的病人，“扬汤止沸”，只能缓解一时，积极的解决，还在于“釜底抽薪”。“导”就是“釜底抽薪”，就是疏导解开积郁在心中的“结”。解开了心中的“结”，也就根除了病源，得到了转机。
　　我认为癌症病人要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得病之后，应该作最坏的打算，并能扔去一切。这样可以更加心地坦然，心境宁静。我体验到，一个癌症病人，如若总结一生时，感到对人生没有内疚，便会有良心的安慰，更能得到内心的宁静。只有平心息躁，才能得到精神的放松，才能解开积郁的情结，才有利于病的缓解。
　　我这几年的养病方法是：“顺应自然，随遇而安。”我认为“自然”是最伟大的，它孕育了人类。用自然的山水之情，用文学、哲学的知识来陶冶、丰富意境，不论对任何病人都是有益的。对我来讲，更为突出的，主要还是解开我早年梦中的“情结”，这是我疏导的根源。
　　近来报道，癌症探索已有新的发现：人体内不仅有“癌基因”，也同时有“抗癌基因”。通过疏导调动自身的抗癌基因，这也可能是治癌的一个好方法。
　　我曾拜访天津肿瘤医院的老院长金显宅，希望他能就我癌病的缓解作一权威性的解释(过去我治病的方案是金老安排的)，他认为主要还是归因于我免疫功能的恢复。(金院长已于1990年病故，享年86岁。他被誉为“中国肿瘤医学”的创始人。)
　　我还曾以我的病请教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他从哲学的角度来发挥他的见解。他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有癌细胞，但超过其“量”时，就发展为癌症。适度的“量”是最重要的，对任何事物都如此。李老还假设癌细胞可能对人还有“有益”的一面。他的假设已为“癌细胞能治癌”的报道所证实。
　　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两岸开放后，我见到了台湾和海外回大陆探亲的老友们。隔绝了30多年，终于又相会，心潮万万千。我想，过去国家战乱、两岸隔绝，实是我们民族的大不幸，也是我们民族致命的大病。希望这“病”也能像我的癌症一样，逢凶化吉，得到缓解，进而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