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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同样的原文在不同的译者笔下呈现出不同的文学语言和文学形象，这种差异性值得赞颂。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韩侍桁《红字》译本和改革开放以后苏福忠《红字》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观、赞助人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力图从宏观文化翻译角度对其差异性加以论述。
关键词： 《红字》 意识形态 诗学观 赞助人
一、引言
20世纪80年左右翻译学领域的学术观点及理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翻译学被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传统翻译，代表性理论是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在其翻译教程一书中，他提出，翻译应着眼于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之间是否具有对等、忠实的表达。译者应专注于文字或文本本身而非语言之外的语境，传统翻译指示翻译重点在语言层面。二是把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为“译介学”的译介学翻译研究，指的是在语际翻译过程中，语言会出现变异现象，译者所应研究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文学或者文化。译者的翻译重点是原文在外语与本族语翻译过程中的失落、变形、增益等问题，而翻译行为也成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勒菲弗尔在译介学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文化转向后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操控论。操控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改写理论思想和“三因素论”，改写理论即操控。三因素理论是实现操控的具体操作研究方法。
二、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论”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都是对原作的折射。翻译行为则是对原作的“改写”。翻译不能完全真实的反映原作的面貌，因为译作始终要收到三种因素的操控：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过的文学作品，首先会体现出译者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所接受的主流社会的观念，有时是赞助人为了顺利出版畅销的译作而强加在译者译作中的。其次，译作中必然会体现当时译语文学领域占主流支配地位的诗学观。赞助人不仅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时间，而且管制译者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译者若想出版自己辛苦翻译的作品，则其享有的自由度是有限的。
改写理论的提出推翻了语言学派原先译作必须屈从原著，以原著为中心的传统译论观。改写派更注重的是译作，语言学派更注重的是翻译过程。如果语言学派主要研究的是翻译的内部结构和微观方面，改写派的观念则主要是对翻译的外部和宏观方面进行研究。改写变向的就是控制，是为权力服务的。其积极的方面是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学样文、新的翻译方法，事实上翻译史是文学改革史，有助于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改写可能抑制改革，歪曲或者过度控制文学作品。时至今日，我们处于高速发展，多方操控势力日益庞大的时代，研究通过文学作品体现的翻译操纵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今天世界的文学及翻译作品的发展趋势。
三、《红字》译本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1850年出版以来，《红字》因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受到众多赞助人的青睐。美国艾肯集团国际公司出版了注解有德、法、意、西、朝鲜、荷兰，简体中文等各个版本的韦伯斯特注解版译著，向世界范围发行，极大促进了该小说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国外对《红字》译本的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多在传统翻译的范畴。国内对《红字》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及对等研究、文学理论及文学手法研究、翻译批评和文化研究这四方面。笔者对从文化研究方面探讨《红字》译作的文章进行梳理分析，发现这类文章体现在宗教文化，福柯“权力话语”理论为基础的描述性对比研究。本文则从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论”入手，研究其对《红字》译本的影响。本文选取两个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别是韩侍桁先生《红字》于1954年因“莫斯科出版的美国诗文选上又把这书重新给了肯定的缘故”而对1948年译本大刀阔斧改革后的新译本和2011年苏福忠先生由上海世纪集团下属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红字》译本。从一个新的角度，通过对于原文与译本的研究，还原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的影响，阐释翻译中历史文化因素对译本的影响。
四、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论”对《红字》译本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对《红字》译本的操控
意识形态对《红字》译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中政治思想对《红字》文学形象塑造方面。在意识形态中，政治因素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某一时期单一意识形态占绝对地位，形成统治权威，赞助人也会受到影响，其他因素被边缘化，所有文学艺术活动都不得与政治相抵触，否则会遭到禁止、毁灭等后果。在强烈的政治因素影响下，归化成为唯一的翻译策略，译者必须顺应政治要求。如对原著中牧师表情的翻译：
The minister looked at her，for an instant，with all that violence of passion.
韩译：牧师用他激情的全部力量猛然看了她一眼。
苏译：牧师一时间只是看着她，所有的激情都暴烈起来，
前文说道：牧师（阿瑟·迪梅斯戴尔）懵然惊觉自己一直牵挂的与自己一起诚恳地在上帝的注视下共同赎罪的女人，那个与自己有相同的红字女人。而自己一无所知她的前夫竟然和自己在一个屋檐下同住7年。高贵外表的伪装下深藏心底的秘密，竟是像小丑一样在这双讽刺的眼睛下表演了7年。在这样的情境下：韩译本中的牧师形象十分像“文革”中样板戏英雄的眼神，不再高贵，而运足了气力猛然瞪视。在政治环境影响下，译者不自觉对文中受害者给予了革命者的同情，其实原文中时而颤巍巍的牧师是很难完成这么大力的动作的，但在当时环境中，这个形象是如此自然贴切。苏译中的牧师更符合现代人心理学研究的规律，在突然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的最初，人们一般是处于大脑空白状态呆住了。接下来才开始有各种反应。牧师先是惊愕，接着暴怒。总之，像个现代人一样发怒。
（二）诗学观对《红字》译本的操控
诗学观对《红字》译本的操控主要体现在译本语言风格和语言形式上的变化。本文经过对《红字》译本的研究发现其不同时期的译本体现了白话文的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不同时期则体现不同的面貌特征及语言习惯。
“A wise sentence！”remarked the stranger，gravely bowing his head.
韩译：“好聪明的裁判！”那个外乡人说，垂头深思着。
苏译：“一种高明的判刑啊！”外乡人说，庄重地点了点头。
50年代时期，社会淳朴人民纯真。50年代时期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基本都是直抒胸臆的表达感情，很少意在言外。韩侍桁先生1930年参加“左联”，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所以翻译出了“裁判”“聪明”等十分符合当时语境的词语。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革命已成历史，苏先生的译句体现了现代人说话的自由和深邃。从本文这个现代人的观点看，立足当代，苏先生在2011年的译句无疑更接近现代读者的心态。
（三）赞助人对《红字》译本的操控
意识形态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地位因素构成了赞助人的三个因素。赞助人对译者的影响如影子一般贯穿在译作中，而在译者的序目或引言中都会有所表露，这是一种译者的自我保护，也是对赞助人的迎合。对比两个译本，笔者发现相较于2011年苏先生自由不好界定的出版社，1954年韩先生译本的赞助人明确是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而其也对译作产生很大影响。1954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第七次扩大会议召开，在这个会议上，文艺政治理论和经典文学都被讨论并列出当时苏联国内的认可的参考书目。同时，全国只有几个国有出版社拥有翻译权利，上海文艺出版社是其中之一。这本译作的赞助人即官方机构。在韩先生《新译本前记》中，第一段就说：之所以要对旧译本进行重译，“下了这个工作的决心，是由于看见莫斯科出版的美国诗文选上又把这书重新给了肯定的缘故”。译者的出发点是因为政治上的正确性有保障后，赞助人也会支持，而后才进行翻译工作。
五、结语
操控学说过：人之处不是对具体的词句翻译有多大的帮助，而是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学者们深入了解翻译的本质。不同时代背景，不同赞助人需求及不同诗学观念都操控着译者在译者时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同译本的差异来自历史文化的范畴，随着深入的研究和学者们认知的提高，这样的操控差异会呈现深广式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 《红字》 意识形态 诗学观 赞助人
一、引言
20世纪80年左右翻译学领域的学术观点及理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翻译学被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传统翻译，代表性理论是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在其翻译教程一书中，他提出，翻译应着眼于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之间是否具有对等、忠实的表达。译者应专注于文字或文本本身而非语言之外的语境，传统翻译指示翻译重点在语言层面。二是把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为“译介学”的译介学翻译研究，指的是在语际翻译过程中，语言会出现变异现象，译者所应研究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文学或者文化。译者的翻译重点是原文在外语与本族语翻译过程中的失落、变形、增益等问题，而翻译行为也成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勒菲弗尔在译介学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文化转向后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操控论。操控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改写理论思想和“三因素论”，改写理论即操控。三因素理论是实现操控的具体操作研究方法。
二、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论”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都是对原作的折射。翻译行为则是对原作的“改写”。翻译不能完全真实的反映原作的面貌，因为译作始终要收到三种因素的操控：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过的文学作品，首先会体现出译者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所接受的主流社会的观念，有时是赞助人为了顺利出版畅销的译作而强加在译者译作中的。其次，译作中必然会体现当时译语文学领域占主流支配地位的诗学观。赞助人不仅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时间，而且管制译者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译者若想出版自己辛苦翻译的作品，则其享有的自由度是有限的。
改写理论的提出推翻了语言学派原先译作必须屈从原著，以原著为中心的传统译论观。改写派更注重的是译作，语言学派更注重的是翻译过程。如果语言学派主要研究的是翻译的内部结构和微观方面，改写派的观念则主要是对翻译的外部和宏观方面进行研究。改写变向的就是控制，是为权力服务的。其积极的方面是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学样文、新的翻译方法，事实上翻译史是文学改革史，有助于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改写可能抑制改革，歪曲或者过度控制文学作品。时至今日，我们处于高速发展，多方操控势力日益庞大的时代，研究通过文学作品体现的翻译操纵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今天世界的文学及翻译作品的发展趋势。
三、《红字》译本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1850年出版以来，《红字》因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受到众多赞助人的青睐。美国艾肯集团国际公司出版了注解有德、法、意、西、朝鲜、荷兰，简体中文等各个版本的韦伯斯特注解版译著，向世界范围发行，极大促进了该小说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国外对《红字》译本的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多在传统翻译的范畴。国内对《红字》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及对等研究、文学理论及文学手法研究、翻译批评和文化研究这四方面。笔者对从文化研究方面探讨《红字》译作的文章进行梳理分析，发现这类文章体现在宗教文化，福柯“权力话语”理论为基础的描述性对比研究。本文则从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论”入手，研究其对《红字》译本的影响。本文选取两个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别是韩侍桁先生《红字》于1954年因“莫斯科出版的美国诗文选上又把这书重新给了肯定的缘故”而对1948年译本大刀阔斧改革后的新译本和2011年苏福忠先生由上海世纪集团下属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红字》译本。从一个新的角度，通过对于原文与译本的研究，还原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的影响，阐释翻译中历史文化因素对译本的影响。
四、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论”对《红字》译本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对《红字》译本的操控
意识形态对《红字》译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中政治思想对《红字》文学形象塑造方面。在意识形态中，政治因素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某一时期单一意识形态占绝对地位，形成统治权威，赞助人也会受到影响，其他因素被边缘化，所有文学艺术活动都不得与政治相抵触，否则会遭到禁止、毁灭等后果。在强烈的政治因素影响下，归化成为唯一的翻译策略，译者必须顺应政治要求。如对原著中牧师表情的翻译：
The minister looked at her，for an instant，with all that violence of passion.
韩译：牧师用他激情的全部力量猛然看了她一眼。
苏译：牧师一时间只是看着她，所有的激情都暴烈起来，
前文说道：牧师（阿瑟·迪梅斯戴尔）懵然惊觉自己一直牵挂的与自己一起诚恳地在上帝的注视下共同赎罪的女人，那个与自己有相同的红字女人。而自己一无所知她的前夫竟然和自己在一个屋檐下同住7年。高贵外表的伪装下深藏心底的秘密，竟是像小丑一样在这双讽刺的眼睛下表演了7年。在这样的情境下：韩译本中的牧师形象十分像“文革”中样板戏英雄的眼神，不再高贵，而运足了气力猛然瞪视。在政治环境影响下，译者不自觉对文中受害者给予了革命者的同情，其实原文中时而颤巍巍的牧师是很难完成这么大力的动作的，但在当时环境中，这个形象是如此自然贴切。苏译中的牧师更符合现代人心理学研究的规律，在突然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的最初，人们一般是处于大脑空白状态呆住了。接下来才开始有各种反应。牧师先是惊愕，接着暴怒。总之，像个现代人一样发怒。
（二）诗学观对《红字》译本的操控
诗学观对《红字》译本的操控主要体现在译本语言风格和语言形式上的变化。本文经过对《红字》译本的研究发现其不同时期的译本体现了白话文的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不同时期则体现不同的面貌特征及语言习惯。
“A wise sentence！”remarked the stranger，gravely bowing his head.
韩译：“好聪明的裁判！”那个外乡人说，垂头深思着。
苏译：“一种高明的判刑啊！”外乡人说，庄重地点了点头。
50年代时期，社会淳朴人民纯真。50年代时期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基本都是直抒胸臆的表达感情，很少意在言外。韩侍桁先生1930年参加“左联”，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所以翻译出了“裁判”“聪明”等十分符合当时语境的词语。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革命已成历史，苏先生的译句体现了现代人说话的自由和深邃。从本文这个现代人的观点看，立足当代，苏先生在2011年的译句无疑更接近现代读者的心态。
（三）赞助人对《红字》译本的操控
意识形态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地位因素构成了赞助人的三个因素。赞助人对译者的影响如影子一般贯穿在译作中，而在译者的序目或引言中都会有所表露，这是一种译者的自我保护，也是对赞助人的迎合。对比两个译本，笔者发现相较于2011年苏先生自由不好界定的出版社，1954年韩先生译本的赞助人明确是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而其也对译作产生很大影响。1954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第七次扩大会议召开，在这个会议上，文艺政治理论和经典文学都被讨论并列出当时苏联国内的认可的参考书目。同时，全国只有几个国有出版社拥有翻译权利，上海文艺出版社是其中之一。这本译作的赞助人即官方机构。在韩先生《新译本前记》中，第一段就说：之所以要对旧译本进行重译，“下了这个工作的决心，是由于看见莫斯科出版的美国诗文选上又把这书重新给了肯定的缘故”。译者的出发点是因为政治上的正确性有保障后，赞助人也会支持，而后才进行翻译工作。
五、结语
操控学说过：人之处不是对具体的词句翻译有多大的帮助，而是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学者们深入了解翻译的本质。不同时代背景，不同赞助人需求及不同诗学观念都操控着译者在译者时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同译本的差异来自历史文化的范畴，随着深入的研究和学者们认知的提高，这样的操控差异会呈现深广式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