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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裴光辉
编者按：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至正型青花”学说的美国人波普，国内陶瓷界人士可谓耳熟能详，但由于至今国内未见波普著作的全文，若问起这一学说的来龙去脉，恐怕少有人知。自本期起，本刊将连载裴光辉先生翻译的波普著作《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一组中国瓷器》，以使读者一窥学说原貌之一斑。依需要略有删节改动。（图1）
译者序
凡是具备中国古陶瓷鉴赏常识的人，对于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的名字都是不会很陌生的，而对于那些对元代青花瓷感兴趣的人来说，波普的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了。虽然他并不是元青花的发现者和第一个研究者，但却是元青花研究的一面旗帜。第一个发现并且著录元青花的人是英国的R.L.Hobson，也是一位研究中国古陶瓷的伟大学者，其1915年出版的将近600页的煌煌巨著、二卷本的《中国陶瓷》至今仍是西方人学习、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必读书。1929年，他发现了著名的有至正十一年长款的“大维德瓶”，即在当年的《老家具》（Old Furniture）杂志上发表了《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Blue and White before the Ming Dynasty）一文，披露了此事。1934年，他又在《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所藏中国陶瓷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London 1934 年）中收录介绍了这对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波普的贡献，在于他第一个分离出收藏在中东的一批元代青花瓷，并且提出了著名的“至正型”理论。在此之前，尽管元青花的研究早已起步，但一直处于一种“陈旧而混乱的、几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波普的研究成果应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他结束了此前元青花研究的混乱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使之“朝更清晰的方向迈出了脚步”。正如《东方青花瓷》的作者 Harry .Garner爵士所云，对于元青花“更完全而深入的研究是由波普完成的，他以更加缜密的视角归纳了早期青花瓷器”。波普的上述学术成果集中在他所著的两本书上，即1952年出版的《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的一组中国瓷器》（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KAPU SARAYI M?ZESI, ISTANBUL）和1956年出版的《阿德比耳寺收藏的中国瓷器》（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然而这两本半个世纪前出版的划时代的著作迄今没有中译本，甚至片言只语的摘译也没有。更为令人沮丧的是，即使是英文版，在国内的图书馆也芳踪无觅！
那么国内学者从何知道波普其人及其理论，并且对之“如雷贯耳”呢？经过一番调查得知，原来是起因于中国已故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的非常简略的介绍。冯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文章《青花瓷器的起源与发展》中第一次提到波普：“从五十年代开始，美国波普博士着手研究元代青花瓷器，以伦敦David Foundation收藏的至正十一年青花双耳大瓶为蓝本，对比伊朗、土耳其收藏的青花，把与此相同风格的器物定为至正型，并写了两本书。书出版后，掀起了研究元青花的高潮。”此后这两句话被原封不动或稍作变动地搬进各种涉及到元代青花瓷的专著和论文中，包括权威的中国硅酸盐学会的《中国陶瓷史》、冯先铭先生主编的国家文物局文物教材《中国陶瓷》、汪庆正先生主编的《简明陶瓷词典》等，而在内容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的增加。即使是最近出版的元瓷和元青花专著，对于波普及其学术的介绍仍然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随着近年元青花热的持续升温，波普及其理论更被频繁提起，然而国人对他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冯先铭先生的那两句话上。故在中国陶瓷界产生这么一个怪圈：在关于元青花的论述中，“波普”这一关键词的“点击率”非常之高，而对他的著作的了解却处于缺席状态。这种茫然也长期存在于我的研究中。直到2005年11月初，新加坡友人将他辛苦找到的波普上述二书之原色复印本交到我手上，至此终于有幸一睹这两本划时代名著的真容。
导言和缘起
划分明朝以前中国釉下彩钴蓝瓷器之年代的尝试实非肇始于今，但此事至今仍十分棘手，众说纷纭，意见不一，除了这样的瓷器的确存在这个事实以外，所有的观点都无法统一。 20多年前，霍布森开始尝试写作关于宋元青花瓷器的文章，被他挑选出来的这类瓷器都是久负盛名的。从那时起，尽管有关宋元青花的信息被人们广泛传播，但却鲜有类型一致的瓷器被披露及应用于研究， 而且这项工作总的来说也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就是关于宋青花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实依据。
元朝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有两件高大精美的青花花瓶，原为埃尔芬斯通和罗素收藏馆所有，现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珀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品基金会藏品。两件瓷器上均有很长的款识准确无疑地确定它们的日期为元朝后期，中国日期是元朝至正（1341－1368年）十一年四月的一个吉日，大概为1351年4月26日至5月25日。其中之一是早在1929年就出版了的，自此之后被有关文献反复提及，但直到1949年才有人真正去看看除了款识之外还有什么可将之从一般的早期青花中区分开来。最终做到这一点是在试图确定纽约出现的一个颇不寻常的盘子的日期之时。在调查的过程中，有关论文的作者们观察并分离出这个新发现的盘子和大维德花瓶某些共有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在同时期的瓷器中是十分罕见的。当他们开始寻找更多有同类图案特征的材料时，在已发表的出版物中，他们只能够找到另外3件的照片；随后他们相继将六七张觉得与旧文献有一定关系的的照片也加入其中。在已出版的数百张明青花的图片中，也只掌握那11张图片。对比已发表的明青花样本之后显示，那11件瓷器属于一种新的类型。应该指出的是，基于如此小数量的材料基础上所作的调查很难期望能够产生任何普遍的结论。但无论如何，这些不完整的结论仍然是人们第一次对仅存的所有可确认身份的明朝以前的瓷器进行细致研究的尝试。在这项工作中，作者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找到了一条道路，这个工作可能最终会为陈旧而混乱的、几乎停滞不前的研究理出头绪。当下满怀信心着手研究的人应能朝更清晰的方向迈出脚步。
1950年夏天，我有幸参观了两个设在近东的古老的大收藏馆，这使我对中国瓷器的研究范围得以延伸。它们是1612年沙·阿巴斯（Shāh 'Abbās）国王遗留在伊朗阿德比耳寺的中国瓷器，现在有大约800余件收藏在德黑兰的考古博物馆；16－18世纪期间土耳其苏丹收集的大批藏品，大约有1万余件现收藏在伊斯坦布尔的托布卡普宫。这两批瓷器藏品均以其所拥有的青花瓷的数量和质量而著名。
这次旅行发现的初步报告已经完整出版了；未来的计划包括一份带有尽可能多的重要藏品插图的伊朗阿德比耳寺藏品总目录，还有就是对伊斯坦布尔的托布卡普宫藏品进行多方面的阶段性的小型研究。第一阶段的成果就是现在这一本小册子，包括31件确认为最早期的（青花瓷）藏品的图片。还有6件他处的藏品，其中有构成本书理论基石的那对大维德花瓶。阿德比耳寺的30件相似藏品，为确立标准提供了显著根据，我们也加以引用了。
托布卡普宫的历史（图2）
这些藏品的历史记录刊于齐默尔曼目录的正文、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的一篇论文以及博物馆指南中，但是由于这些出版物在发行量上非常有限，这些信息并不是通常都可以得到。而且，在托布卡普宫博物馆的继续研究又带来了新的信息。由此看来对这些藏品的背景重新作一下阐述并简单概括一下其范围是值得的。
首先我们最好先简略介绍一下托布卡普宫本身的历史，并矫正一个常见的误解。西方的作者通常错误地将“托布卡普·撒莱”（或“托布卡普宫”）当作古老的苏丹后宫，但实际上它是新的。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穆罕默德二世在狄奥多西广场的原址上建筑了一所宫殿，这个场所包括了现在的巴耶塞特广场和伊斯坦布尔大学。1454年完工后，这里便是人们所称的旧皇宫，即艾斯基宫。几年之后，他选择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古拜占庭的卫城，在此修建第二座宫殿。这所宫殿起初被称为新皇宫，即叶尼宫。四个世纪后它才被称为托布卡普宫，或炮门宫。1709年艾哈迈德三世在附近修建了一个木亭子，到1748年时经他的后继者几番扩建，发展成一个大宫殿，也就是托布卡普宫。这所宫殿在1817年被马哈茂德二世最后一次大修，炮门因完全坍塌而被拆除，宫殿留存下来，在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时期（1839－1861）被宫廷用作夏宫, 它后面山岬上的新皇宫只在冬季使用。1863年8月11日，王室后宫起火，这所伟大宫殿成为一片灰烬。那时这个名字被转移给山顶上的新皇宫；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把这里变成博物馆，并进一步将之命名为托布卡普宫博物馆，以资永久的纪念。（连载一）
编者按：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至正型青花”学说的美国人波普，国内陶瓷界人士可谓耳熟能详，但由于至今国内未见波普著作的全文，若问起这一学说的来龙去脉，恐怕少有人知。自本期起，本刊将连载裴光辉先生翻译的波普著作《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一组中国瓷器》，以使读者一窥学说原貌之一斑。依需要略有删节改动。（图1）
译者序
凡是具备中国古陶瓷鉴赏常识的人，对于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的名字都是不会很陌生的，而对于那些对元代青花瓷感兴趣的人来说，波普的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了。虽然他并不是元青花的发现者和第一个研究者，但却是元青花研究的一面旗帜。第一个发现并且著录元青花的人是英国的R.L.Hobson，也是一位研究中国古陶瓷的伟大学者，其1915年出版的将近600页的煌煌巨著、二卷本的《中国陶瓷》至今仍是西方人学习、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必读书。1929年，他发现了著名的有至正十一年长款的“大维德瓶”，即在当年的《老家具》（Old Furniture）杂志上发表了《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Blue and White before the Ming Dynasty）一文，披露了此事。1934年，他又在《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所藏中国陶瓷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London 1934 年）中收录介绍了这对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波普的贡献，在于他第一个分离出收藏在中东的一批元代青花瓷，并且提出了著名的“至正型”理论。在此之前，尽管元青花的研究早已起步，但一直处于一种“陈旧而混乱的、几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波普的研究成果应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他结束了此前元青花研究的混乱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使之“朝更清晰的方向迈出了脚步”。正如《东方青花瓷》的作者 Harry .Garner爵士所云，对于元青花“更完全而深入的研究是由波普完成的，他以更加缜密的视角归纳了早期青花瓷器”。波普的上述学术成果集中在他所著的两本书上，即1952年出版的《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的一组中国瓷器》（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KAPU SARAYI M?ZESI, ISTANBUL）和1956年出版的《阿德比耳寺收藏的中国瓷器》（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然而这两本半个世纪前出版的划时代的著作迄今没有中译本，甚至片言只语的摘译也没有。更为令人沮丧的是，即使是英文版，在国内的图书馆也芳踪无觅！
那么国内学者从何知道波普其人及其理论，并且对之“如雷贯耳”呢？经过一番调查得知，原来是起因于中国已故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的非常简略的介绍。冯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文章《青花瓷器的起源与发展》中第一次提到波普：“从五十年代开始，美国波普博士着手研究元代青花瓷器，以伦敦David Foundation收藏的至正十一年青花双耳大瓶为蓝本，对比伊朗、土耳其收藏的青花，把与此相同风格的器物定为至正型，并写了两本书。书出版后，掀起了研究元青花的高潮。”此后这两句话被原封不动或稍作变动地搬进各种涉及到元代青花瓷的专著和论文中，包括权威的中国硅酸盐学会的《中国陶瓷史》、冯先铭先生主编的国家文物局文物教材《中国陶瓷》、汪庆正先生主编的《简明陶瓷词典》等，而在内容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的增加。即使是最近出版的元瓷和元青花专著，对于波普及其学术的介绍仍然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随着近年元青花热的持续升温，波普及其理论更被频繁提起，然而国人对他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冯先铭先生的那两句话上。故在中国陶瓷界产生这么一个怪圈：在关于元青花的论述中，“波普”这一关键词的“点击率”非常之高，而对他的著作的了解却处于缺席状态。这种茫然也长期存在于我的研究中。直到2005年11月初，新加坡友人将他辛苦找到的波普上述二书之原色复印本交到我手上，至此终于有幸一睹这两本划时代名著的真容。
导言和缘起
划分明朝以前中国釉下彩钴蓝瓷器之年代的尝试实非肇始于今，但此事至今仍十分棘手，众说纷纭，意见不一，除了这样的瓷器的确存在这个事实以外，所有的观点都无法统一。 20多年前，霍布森开始尝试写作关于宋元青花瓷器的文章，被他挑选出来的这类瓷器都是久负盛名的。从那时起，尽管有关宋元青花的信息被人们广泛传播，但却鲜有类型一致的瓷器被披露及应用于研究， 而且这项工作总的来说也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就是关于宋青花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实依据。
元朝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有两件高大精美的青花花瓶，原为埃尔芬斯通和罗素收藏馆所有，现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珀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品基金会藏品。两件瓷器上均有很长的款识准确无疑地确定它们的日期为元朝后期，中国日期是元朝至正（1341－1368年）十一年四月的一个吉日，大概为1351年4月26日至5月25日。其中之一是早在1929年就出版了的，自此之后被有关文献反复提及，但直到1949年才有人真正去看看除了款识之外还有什么可将之从一般的早期青花中区分开来。最终做到这一点是在试图确定纽约出现的一个颇不寻常的盘子的日期之时。在调查的过程中，有关论文的作者们观察并分离出这个新发现的盘子和大维德花瓶某些共有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在同时期的瓷器中是十分罕见的。当他们开始寻找更多有同类图案特征的材料时，在已发表的出版物中，他们只能够找到另外3件的照片；随后他们相继将六七张觉得与旧文献有一定关系的的照片也加入其中。在已出版的数百张明青花的图片中，也只掌握那11张图片。对比已发表的明青花样本之后显示，那11件瓷器属于一种新的类型。应该指出的是，基于如此小数量的材料基础上所作的调查很难期望能够产生任何普遍的结论。但无论如何，这些不完整的结论仍然是人们第一次对仅存的所有可确认身份的明朝以前的瓷器进行细致研究的尝试。在这项工作中，作者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找到了一条道路，这个工作可能最终会为陈旧而混乱的、几乎停滞不前的研究理出头绪。当下满怀信心着手研究的人应能朝更清晰的方向迈出脚步。
1950年夏天，我有幸参观了两个设在近东的古老的大收藏馆，这使我对中国瓷器的研究范围得以延伸。它们是1612年沙·阿巴斯（Shāh 'Abbās）国王遗留在伊朗阿德比耳寺的中国瓷器，现在有大约800余件收藏在德黑兰的考古博物馆；16－18世纪期间土耳其苏丹收集的大批藏品，大约有1万余件现收藏在伊斯坦布尔的托布卡普宫。这两批瓷器藏品均以其所拥有的青花瓷的数量和质量而著名。
这次旅行发现的初步报告已经完整出版了；未来的计划包括一份带有尽可能多的重要藏品插图的伊朗阿德比耳寺藏品总目录，还有就是对伊斯坦布尔的托布卡普宫藏品进行多方面的阶段性的小型研究。第一阶段的成果就是现在这一本小册子，包括31件确认为最早期的（青花瓷）藏品的图片。还有6件他处的藏品，其中有构成本书理论基石的那对大维德花瓶。阿德比耳寺的30件相似藏品，为确立标准提供了显著根据，我们也加以引用了。
托布卡普宫的历史（图2）
这些藏品的历史记录刊于齐默尔曼目录的正文、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的一篇论文以及博物馆指南中，但是由于这些出版物在发行量上非常有限，这些信息并不是通常都可以得到。而且，在托布卡普宫博物馆的继续研究又带来了新的信息。由此看来对这些藏品的背景重新作一下阐述并简单概括一下其范围是值得的。
首先我们最好先简略介绍一下托布卡普宫本身的历史，并矫正一个常见的误解。西方的作者通常错误地将“托布卡普·撒莱”（或“托布卡普宫”）当作古老的苏丹后宫，但实际上它是新的。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穆罕默德二世在狄奥多西广场的原址上建筑了一所宫殿，这个场所包括了现在的巴耶塞特广场和伊斯坦布尔大学。1454年完工后，这里便是人们所称的旧皇宫，即艾斯基宫。几年之后，他选择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古拜占庭的卫城，在此修建第二座宫殿。这所宫殿起初被称为新皇宫，即叶尼宫。四个世纪后它才被称为托布卡普宫，或炮门宫。1709年艾哈迈德三世在附近修建了一个木亭子，到1748年时经他的后继者几番扩建，发展成一个大宫殿，也就是托布卡普宫。这所宫殿在1817年被马哈茂德二世最后一次大修，炮门因完全坍塌而被拆除，宫殿留存下来，在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时期（1839－1861）被宫廷用作夏宫, 它后面山岬上的新皇宫只在冬季使用。1863年8月11日，王室后宫起火，这所伟大宫殿成为一片灰烬。那时这个名字被转移给山顶上的新皇宫；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把这里变成博物馆，并进一步将之命名为托布卡普宫博物馆，以资永久的纪念。（连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