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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后晋天福三年（938），于阗实现了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入贡。关于该次入贡活动与曹氏归义军之间的关系，以前学界受已知史料所限而很少探讨，反而比较关注此后于阗遣使答谢后晋时曹氏归义军使团的一同东行，从而强调曹氏归义军是借于阗之力恢复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本文则在梳理于阗该次入贡情形及其后续活动、曹氏归义军与于阗答谢使同行入奏的过程与收获的基础上，进一步追寻了于阗对五代时中原王朝首次入贡活动的起因、背景。通过对相关历史记载的分析，提出并论证了于阗该次入贡起源于曹氏归义军的引领与帮助，认为早在后唐长兴年间各方即已开始筹划于阗的该次入贡，其中曹氏归义军“达外国之梯航”的积极作用尤其值得关注，只是后来因曹议金去世等原因，归义军的实力与影响力减弱，中原又发生了后晋取代后唐的重大变故，于阗的入贡对象也随之从出发时拟想的后唐变为后晋，而P.2539v保存的相关记述也不够直接明了，曹氏归义军对于阗该次入贡的促成之功遂湮没不彰。
关键词：朝贡;于阗;曹氏归义军;丝绸之路;敦煌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1-0001-06
敦煌地当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在古代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曾经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不仅体现于太平一统、东西交往顺畅的丝路繁盛时期，在割据政权林立、东西往来阻滞的丝路萧条期尤为突出。本文即拟以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朝贡活动为例，对上述后一种情况进行阐释说明。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入贡
及受封与答谢
于阗位于塔里木盆地南沿，在西域诸王国中势力颇强。如所周知，于阗一直和唐朝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曾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坚固堡垒。但是，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势力逐渐退出西域，乃至唐朝灭亡，于阗与中原的官方正式往来也被阻绝，到五代后梁、后唐时期依然如此。
据学界现有研究成果，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入贡系于后晋天福三年（938）到朝，传世史书对此多有记述，但所记均为朝贡使团到朝后的情况。综合相关记载可知：
天福三年（938）九月，于阗国王李圣天所遣朝贡使团到朝，正使为马继荣，所献贡品包括红盐、郁金、牦牛尾、白玉、白■、硵砂（或作“硇砂”）、大鹏砂、玉装鞦辔、■、■靬、手刃等{1}。
至十月庚子，晋高祖石敬瑭颁制书，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2}。
再至十二月戊寅，后晋加封众入朝使：进奉使检校太尉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扶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副使黄门将军国子少监张再通为试卫尉卿;监使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吴顺规为试将作少监{3}。
当月稍后，后晋派遣的册封使或曰国信使供奉官假鸿胪卿张匡邺、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等，与已完成任务而西归的于阗朝贡使团一起启程。这两班使臣取道灵武、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等地，历经两年的长途跋涉，最终到达于阗{1}。
册封使张匡邺等在于阗等地滞留了一段时间方才东返，李圣天派遣都督刘再升等护送随行并赴后晋答谢。
天福七年冬，册封使回到后晋。
十二月丙子，于阗都督刘再升进献千斤玉石及玉印、降魔杵等物{2}。
天福八年正月，刘再升亦受封赏，稍后率众西返{3}。
至此，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朝贡及由该次入贡引起的受册封和答谢活动终告结束。
二 册封使等途经敦煌，归义军
随于阗答谢使入奏
如上所述，后晋册封使的此次出使往返耗时四年，经历自多，所幸，使团中的重要成员高居诲撰有行记《于阗国行程录》{4}，且部分内容尚存{5}，其中提到了今日的敦煌学者颇为关注的一些与归义军有关的重要信息：
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1]
高居诲并未记录途经沙州的准确时间，也未明言当时的归义軍节度使为谁。于此，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章第8节认为：“大约天福四年（939）冬，后晋使臣张匡邺一行来到沙州时，高居诲记载：‘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这显然是元深代重病不起的节度使元德去迎接天使的。不久，元深接替元德执掌归义军政权。”[2]系将时间推定为天福四年冬，曹元德垂危之际。据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后唐清泰二年（935）二月十日曹议金去世后，曹元德正式接掌归义军{6}，至天福四年（939）六七月曹元德已染病，年底去世[3]。又，高居诲谓迎接后晋使臣的曹元深是“刺史”而非节度留后。以上两点应是荣先生推断的主要依据，的确令人信服。
高居诲的记录足以说明，当时实际掌控归义军的曹元深对前往于阗宣诏的后晋册封使的经停沙州十分重视。
至于东归复命的后晋册封使与同行的于阗答谢使是否再经沙州，据荣新江等学者研究，题写有“大宝于阗国进奏使司空（？）刘再升”字样的法藏敦煌文书P.5535为刘再升东行时留下的原本随身携带的于阗文佛经[2]23，可证他们此次仍然取道沙州。笔者亦信从此说{7}。
此时已正式接掌归义军的曹元深及其弟瓜州刺史曹元忠也组建好了入贡使团，归义军入朝使遂与后晋和于阗使臣一道东行。
迨至天福七年十一月，曹元深出资延请高僧十九人举办为期三天的揭谛道场，当法会结束的廿二日，曹元深亲自临坛祈愿，据P.4046发愿文，其求祈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是“朝廷奉使，早拜天颜。所奏沿边，果蒙圣允。往来途路，奯泰无危。人使通流，关山不滞。”
如其所愿，次月丙子日，归义军所遣朝贡使者即顺利到朝，《新五代史》卷9《晋出帝纪》记曰：
（天福七年十二月）丙子，于阗使都督刘再升来，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附再升以来。[1]91
再至天福八年正月庚寅，后晋更正式册封曹元深为归义军节度使，加官检校太傅，《旧五代史》卷81《晋少帝纪》一即载： （天福八年正月）庚寅，沙州留后曹元深加检校太傅，充沙州归义军节度使。[4]
可见此次归义军入奏的最主要目的已经达成。
后晋亦为前来请命的曹元深派遣了册封使赴沙州頒赐旌节，并同时带来了对其已故父兄曹议金、曹元德的封赠。据著名敦煌学家李正宇先生考证[5]，法藏敦煌文书P.4065抄存了曹元深为此事上后晋皇帝的谢恩表文，其中有言：
臣厶言：旌节官告国信使副厶至，奉宣圣旨，赐臣手诏一封，赠臣亡父官告一道，告弟（身）二通，焚黄一道，故兄赠太保官告一通，告弟（身）一道，焚黄一道者，泽降丹宵（霄），恩及下土。
是知曹元深的此次遣使非常成功。
三 问题的提出
行文至此，笔者拟特别说明的是，上引诸史料使今日学界得以据之勾勒出此次归义军入奏的大致情形，并就归义军与于阗入贡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如下看法：
其一，据《新五代史》“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附再升以来”等语，认为曹氏归义军是依傍于阗答谢使才得以成功入奏。
其二，据P.4065有关后晋使臣在给曹元深授旌节官告的同时，一并带来了对其父兄封赠的记述，推断出至归义军入奏使团到朝时，中原王朝才获知曹议金已逝、曹元德继任且也已去世的准确消息，亦即：后唐清泰二年（935）二月十日曹议金去世后至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底，归义军一直未能成功入奏{1}，与中原隔绝已达七年多。
其三，基于前两点，在推论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首次入贡活动与曹氏归义军之间关系时，强调曹氏归义军是借于阗入贡之力而恢复了与中原王朝联系这一个方面。
据上引史料，以上推论确有理据。不过，笔者认为我们也应该留意问题的另一方面。
前已言及，关于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入贡，传世史书所记均为该朝贡使团到朝后的情况，以前的相关研究亦受已知史料的限制而未讨论其前期情况。那么，曾与中原朝廷长期阻隔的于阗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筹谋此次入贡的？在这一过程中归义军是否发挥过积极作用呢？或许我们可以从敦煌文书中找到部分答案。
四 于阗入贡过程中归义军的
“达外国之梯航”作用
法藏敦煌文书P.2539v抄存有20余通书状，内容涉及后唐明宗时期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第8—26行所抄为3纸组成的复书，其文曰：
沙州令公书
厶自守边藩，每惭拙政，既披云之莫遂，实仰德以空深。太傅令公每假隆移，曲垂异顾，继飞等（专？）介，迭示华缄，褒称逾海岳之恩，信币比琼瑶之赐。永言戴佩，岂易书绅，感谢未期，徒深铭镂之至。今差押〔牙〕孟元立等再申和好，复谐贵藩，有少情仪，具载别幅。伏惟俯赐鉴察。
具信
右件物等，诚非珍异，仍愧纤微，况纴织以无功，在雕镌而是切。辄为浼渎，益所兢惶。伏惟台私俯垂允纳。幸甚。又书
右伏以太傅令公，名标三杰，价重四英，拥万里之山河，静之氛祲，以至信而远匡北阙，而（以）恩威而遐伏西戎。何犷猂（悍）而不柔？何烟尘而敢动？伏况圣上德惟怀远，义在吊民。每观贵道之使人，实以（与）诸藩而夐异。此际或闻西州天子、于阗大王咸慕北望，令公司命使人曲覃圣化，俾朝宗于洛汭，令贡奉于天庭，岂惟达外国之梯航，实乃见贵藩之功业，光辉史册，千载一时。厶忝受眷〔私〕，遐聆异政，辄贡管窥之恳，异（冀）垂允诺之恩，傥不阻于启闻，固愿竭于丹赤。诸勒面启，伏惟深赐鉴详。幸甚幸甚。
关于这件复书，赵和平先生推断为后唐长兴二至四年（931—933）灵武节度使张希崇致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书信[6]，笔者与吴丽娱先生合撰的《法藏敦煌文书P.2539v校注与研究》{1}又将其撰作时间进一步推定为长兴三至四年（932—933）。
在这一书三纸中，《又书》的内涵最为丰富，史料价值也更高，其中有几处实与我们前面讨论的于阗首次入贡五代中原王朝的活动有关：
其一，“此际或闻西州天子、于阗大王咸慕北望”，系主动致书的灵武节度使张希崇谓自己已经听闻西州和于阗方面有意归附中原朝廷。
其二，“令公司命使人曲覃圣化，俾朝宗于洛汭，令贡奉于天庭，岂惟达外国之梯航，实乃见贵藩之功业，光辉史册，千载一时”，其中的“司”即古“伺”字，为探察、侦察之意。此数句的文义或许可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系张希崇给收书人沙州令公曹议金提的具体建议，希望曹议金留意西州和于阗的动向，伺机而动，乘势派遣使者去进一步宣化诱导，以促成西州和于阗赴位于洛阳的后唐朝廷朝贡，张希崇并向曹议金宣说引领西州和于阗入贡的意义，既肯定了敦煌归义军“达外国之梯航”的重要地位，又强调如能成就此事，归义军便立下了丰功伟业，可以彪炳千秋;另一种则是张希崇陈述自己听闻曹议金已进行了上述努力，并大力赞美称许。显然，这两种解读方式均可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本文论点。
其三，“厶忝受眷〔私〕，遐聆异政，辄贡管窥之恳，异（冀）垂允诺之恩，傥不阻于启闻，固愿竭于丹赤”，则是张希崇谓自己曾受曹议金眷顾，所处虽远，却还是听说了对方的优异政绩，现在自己诚恳地贡献管窥之见，希望曹议金能够承允。张希崇并宣称：倘若自己的建议能被对方采纳，自己愿意尽心竭力辅助玉成此事。
上引书状的遣词用句极其诚恳殷切，语气谦和甚至略显谦卑，既昭示了灵武节度使张希崇及其所代表的后唐朝廷怀柔远夷愿望之迫切，又彰显了在于阗等西部王国入贡中原问题上敦煌归义军具有无可替代的“梯航”作用。
其时的曹氏归义军的确有此实力：不仅所处东通西达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和优越，更与西州和于阗早有联系。关于于阗与归义军的往来，荣新江、朱丽双两位先生已依年代顺序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辑录[7]，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可知，早在后梁贞明六年（920）、后唐同光三年（925）、长兴二年（931），曹氏归义军与于阗之间已有使者往来，至上引P.2539v书状撰作的长兴三至四年后，两地之间的交往不仅次数更多，且规格更高。荣、朱两位先生揭示出的其后至后晋天福三年于阗入贡使团到朝之间的相关事例，即有“后唐长兴四年（933）十月九日，归义军节度使府做法事，祈愿派往于阗的使人往来无滞。同月，于阗宰相来沙州”[7]118;“长兴四年（933）至清泰三年（936）间，有于阗僧人在敦煌受到沙州僧团的款待。沙州僧团根据归义军官府的指令，出楼机绫一匹，请于阗返回的使者或归义军派往于阗的使者带给于阗皇后使用”[7]119;“后唐长兴五年（934），归义军马军将领武达儿护送于阗皇后前往于阗”[7]119，此处的“于阗皇后”即长兴五年嫁给李圣天的曹议金之女{2}，这一联姻无疑使两地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友善。 是以，据P.2539v《又书》的记述和荣先生等对于阗与归义军往来情况的考察可知，早在后唐明宗时，灵武节度使张希崇和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即在努力引領和协助于阗等西部政权入贡中原。P.2539v《又书》撰作的长兴三四年之后归义军与于阗交往的迅速增多，特别是规格的大幅提升，皆是这一努力的继续并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考上文梳理的天福三年（938）到朝的于阗使团实施的，乃是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入贡，因而灵武，尤其是曹氏归义军最终促成的只能是此行，即便虑及曹元德当政时归义军势力的减弱，于阗成功入贡的渊源仍可追溯至曹议金时期。
至于后唐时的招引为何最终变成了入贡后晋，笔者认为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此番入贡筹措不易，又程遥路阻，故耗时漫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此间中原风云变幻，时移世异。
史载辽天显九年（936，后唐末帝清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丁酉，契丹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4]986，十四日己亥，石敬瑭改其原来所用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4]991。前引高居诲行记说明当时于阗与中原往来单程即需两年，故改朝换代的消息传到于阗即需迟至天福三年年底。而传世史书均记天福三年九月时于阗使团已经到朝，那么，当两年前他们从于阗出发时自然还不可能知道后唐后晋之间的递嬗。换言之，于阗这一入贡使团原本的朝贡对象是后唐而非后晋，归奉后晋乃是抵达中原后顺应时势的随缘调整。对于于阗而言，后唐、后晋均是中原王朝。从后晋的角度看，戎夷归顺即可彰显国威，对于事先无从了解情况的远戎也没有必要太过分别。不过，所颁制书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册府元龟》卷965《外臣部·封册》三载：
晋高祖天福三年（938）十月制曰：于阗国王李圣天境控西陲，心驰北阙。顷属前朝多事，久阻来庭。今当宝历开基，乃勤述职。请备属籍，宜降册封，将引来达之恩，俾乐无为之化，宜册封为大宝于阗国王，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以供奉官张光（匡）邺充使。[8]
其中特别提到的“顷属前朝多事，久阻来庭”颇耐人寻味，恐怕这正是对于阗入贡背景及后晋处置措施的婉转隐述。
或许还可附此一提的是，关于李圣天为何“自称唐之宗属”[9]，荣新江、朱丽双、文欣等先生推测当与同为尉迟王室成员的尉迟胜曾娶唐玄宗之“宗室女”、李圣天欲借昔日唐朝声威以继承唐朝在西域的某种政治遗产有关[7]29。笔者大胆揣测，除上列因素外，李圣天此举可能还与入贡之事多少有关：他原本以为自己此番遣使是朝贡后唐，与同样以李唐后继者自诩的后唐统治者攀缘，抑或也是他冒称李氏的原因之一，孰料使团到朝时后唐已亡，但计划已定，表章已成，入朝使当然不敢擅改，此一冒称遂一直延续了下来。此揣测或许也可用以解释李圣天后代恢复尉迟姓氏的原因：他们所处时代已与后唐完全无关，自然无需以强调李姓而攀附。
综上，笔者以为，曹氏归义军不仅地当西部的于阗、西州与东部的灵武、中原之间，与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关联更是千丝万缕盘根错节，因而在当时复杂的多边政治与外交关系中曾经发挥过“达外国之梯航”的重要作用，为周边政权所倚重。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入贡即是典型的例证。该次朝贡的策划始于后唐长兴中，只是此后后唐国力日蹙，甚至最终失国，灵武节度使张希崇的愿望和曹氏的努力晚至后晋时才成为了现实。而此时曹氏归义军的实力与影响力已无法与当初受灵武节度使请托时相比。清泰二年二月曹议金去世后，继任的归义军节度使没有他的经历与威望，而其时的东邻甘州回鹘可汗仁裕却十分强悍[10]，于阗李圣天等的资历根基也远比曹元德、曹元深等深厚，归义军在周边政权中的地位和掌控力迅速下降，反需借助于阗答谢使团的入朝而遣使入奏，恢复与中原王朝已中断多年的联系。不过，这些都不能否定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入贡曾得到曹氏归义军的引领、帮助并最终成行的这一历史事实。总之，无论在丝路繁盛期还是衰落期，敦煌“达外国之梯航”的重要作用都应受到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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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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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075.
[5]李正宇.归义军曹氏“表文三件”考释[J].文献，1988（3）：3-14.
[6]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266-283.
[7]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113-149.
[8]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11355.
[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106.
[10]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35-356.
关键词：朝贡;于阗;曹氏归义军;丝绸之路;敦煌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1-0001-06
敦煌地当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在古代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曾经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不仅体现于太平一统、东西交往顺畅的丝路繁盛时期，在割据政权林立、东西往来阻滞的丝路萧条期尤为突出。本文即拟以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朝贡活动为例，对上述后一种情况进行阐释说明。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入贡
及受封与答谢
于阗位于塔里木盆地南沿，在西域诸王国中势力颇强。如所周知，于阗一直和唐朝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曾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坚固堡垒。但是，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势力逐渐退出西域，乃至唐朝灭亡，于阗与中原的官方正式往来也被阻绝，到五代后梁、后唐时期依然如此。
据学界现有研究成果，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入贡系于后晋天福三年（938）到朝，传世史书对此多有记述，但所记均为朝贡使团到朝后的情况。综合相关记载可知：
天福三年（938）九月，于阗国王李圣天所遣朝贡使团到朝，正使为马继荣，所献贡品包括红盐、郁金、牦牛尾、白玉、白■、硵砂（或作“硇砂”）、大鹏砂、玉装鞦辔、■、■靬、手刃等{1}。
至十月庚子，晋高祖石敬瑭颁制书，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2}。
再至十二月戊寅，后晋加封众入朝使：进奉使检校太尉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扶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副使黄门将军国子少监张再通为试卫尉卿;监使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吴顺规为试将作少监{3}。
当月稍后，后晋派遣的册封使或曰国信使供奉官假鸿胪卿张匡邺、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等，与已完成任务而西归的于阗朝贡使团一起启程。这两班使臣取道灵武、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等地，历经两年的长途跋涉，最终到达于阗{1}。
册封使张匡邺等在于阗等地滞留了一段时间方才东返，李圣天派遣都督刘再升等护送随行并赴后晋答谢。
天福七年冬，册封使回到后晋。
十二月丙子，于阗都督刘再升进献千斤玉石及玉印、降魔杵等物{2}。
天福八年正月，刘再升亦受封赏，稍后率众西返{3}。
至此，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朝贡及由该次入贡引起的受册封和答谢活动终告结束。
二 册封使等途经敦煌，归义军
随于阗答谢使入奏
如上所述，后晋册封使的此次出使往返耗时四年，经历自多，所幸，使团中的重要成员高居诲撰有行记《于阗国行程录》{4}，且部分内容尚存{5}，其中提到了今日的敦煌学者颇为关注的一些与归义军有关的重要信息：
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1]
高居诲并未记录途经沙州的准确时间，也未明言当时的归义軍节度使为谁。于此，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章第8节认为：“大约天福四年（939）冬，后晋使臣张匡邺一行来到沙州时，高居诲记载：‘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这显然是元深代重病不起的节度使元德去迎接天使的。不久，元深接替元德执掌归义军政权。”[2]系将时间推定为天福四年冬，曹元德垂危之际。据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后唐清泰二年（935）二月十日曹议金去世后，曹元德正式接掌归义军{6}，至天福四年（939）六七月曹元德已染病，年底去世[3]。又，高居诲谓迎接后晋使臣的曹元深是“刺史”而非节度留后。以上两点应是荣先生推断的主要依据，的确令人信服。
高居诲的记录足以说明，当时实际掌控归义军的曹元深对前往于阗宣诏的后晋册封使的经停沙州十分重视。
至于东归复命的后晋册封使与同行的于阗答谢使是否再经沙州，据荣新江等学者研究，题写有“大宝于阗国进奏使司空（？）刘再升”字样的法藏敦煌文书P.5535为刘再升东行时留下的原本随身携带的于阗文佛经[2]23，可证他们此次仍然取道沙州。笔者亦信从此说{7}。
此时已正式接掌归义军的曹元深及其弟瓜州刺史曹元忠也组建好了入贡使团，归义军入朝使遂与后晋和于阗使臣一道东行。
迨至天福七年十一月，曹元深出资延请高僧十九人举办为期三天的揭谛道场，当法会结束的廿二日，曹元深亲自临坛祈愿，据P.4046发愿文，其求祈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是“朝廷奉使，早拜天颜。所奏沿边，果蒙圣允。往来途路，奯泰无危。人使通流，关山不滞。”
如其所愿，次月丙子日，归义军所遣朝贡使者即顺利到朝，《新五代史》卷9《晋出帝纪》记曰：
（天福七年十二月）丙子，于阗使都督刘再升来，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附再升以来。[1]91
再至天福八年正月庚寅，后晋更正式册封曹元深为归义军节度使，加官检校太傅，《旧五代史》卷81《晋少帝纪》一即载： （天福八年正月）庚寅，沙州留后曹元深加检校太傅，充沙州归义军节度使。[4]
可见此次归义军入奏的最主要目的已经达成。
后晋亦为前来请命的曹元深派遣了册封使赴沙州頒赐旌节，并同时带来了对其已故父兄曹议金、曹元德的封赠。据著名敦煌学家李正宇先生考证[5]，法藏敦煌文书P.4065抄存了曹元深为此事上后晋皇帝的谢恩表文，其中有言：
臣厶言：旌节官告国信使副厶至，奉宣圣旨，赐臣手诏一封，赠臣亡父官告一道，告弟（身）二通，焚黄一道，故兄赠太保官告一通，告弟（身）一道，焚黄一道者，泽降丹宵（霄），恩及下土。
是知曹元深的此次遣使非常成功。
三 问题的提出
行文至此，笔者拟特别说明的是，上引诸史料使今日学界得以据之勾勒出此次归义军入奏的大致情形，并就归义军与于阗入贡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如下看法：
其一，据《新五代史》“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附再升以来”等语，认为曹氏归义军是依傍于阗答谢使才得以成功入奏。
其二，据P.4065有关后晋使臣在给曹元深授旌节官告的同时，一并带来了对其父兄封赠的记述，推断出至归义军入奏使团到朝时，中原王朝才获知曹议金已逝、曹元德继任且也已去世的准确消息，亦即：后唐清泰二年（935）二月十日曹议金去世后至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底，归义军一直未能成功入奏{1}，与中原隔绝已达七年多。
其三，基于前两点，在推论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首次入贡活动与曹氏归义军之间关系时，强调曹氏归义军是借于阗入贡之力而恢复了与中原王朝联系这一个方面。
据上引史料，以上推论确有理据。不过，笔者认为我们也应该留意问题的另一方面。
前已言及，关于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入贡，传世史书所记均为该朝贡使团到朝后的情况，以前的相关研究亦受已知史料的限制而未讨论其前期情况。那么，曾与中原朝廷长期阻隔的于阗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筹谋此次入贡的？在这一过程中归义军是否发挥过积极作用呢？或许我们可以从敦煌文书中找到部分答案。
四 于阗入贡过程中归义军的
“达外国之梯航”作用
法藏敦煌文书P.2539v抄存有20余通书状，内容涉及后唐明宗时期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第8—26行所抄为3纸组成的复书，其文曰：
沙州令公书
厶自守边藩，每惭拙政，既披云之莫遂，实仰德以空深。太傅令公每假隆移，曲垂异顾，继飞等（专？）介，迭示华缄，褒称逾海岳之恩，信币比琼瑶之赐。永言戴佩，岂易书绅，感谢未期，徒深铭镂之至。今差押〔牙〕孟元立等再申和好，复谐贵藩，有少情仪，具载别幅。伏惟俯赐鉴察。
具信
右件物等，诚非珍异，仍愧纤微，况纴织以无功，在雕镌而是切。辄为浼渎，益所兢惶。伏惟台私俯垂允纳。幸甚。又书
右伏以太傅令公，名标三杰，价重四英，拥万里之山河，静之氛祲，以至信而远匡北阙，而（以）恩威而遐伏西戎。何犷猂（悍）而不柔？何烟尘而敢动？伏况圣上德惟怀远，义在吊民。每观贵道之使人，实以（与）诸藩而夐异。此际或闻西州天子、于阗大王咸慕北望，令公司命使人曲覃圣化，俾朝宗于洛汭，令贡奉于天庭，岂惟达外国之梯航，实乃见贵藩之功业，光辉史册，千载一时。厶忝受眷〔私〕，遐聆异政，辄贡管窥之恳，异（冀）垂允诺之恩，傥不阻于启闻，固愿竭于丹赤。诸勒面启，伏惟深赐鉴详。幸甚幸甚。
关于这件复书，赵和平先生推断为后唐长兴二至四年（931—933）灵武节度使张希崇致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书信[6]，笔者与吴丽娱先生合撰的《法藏敦煌文书P.2539v校注与研究》{1}又将其撰作时间进一步推定为长兴三至四年（932—933）。
在这一书三纸中，《又书》的内涵最为丰富，史料价值也更高，其中有几处实与我们前面讨论的于阗首次入贡五代中原王朝的活动有关：
其一，“此际或闻西州天子、于阗大王咸慕北望”，系主动致书的灵武节度使张希崇谓自己已经听闻西州和于阗方面有意归附中原朝廷。
其二，“令公司命使人曲覃圣化，俾朝宗于洛汭，令贡奉于天庭，岂惟达外国之梯航，实乃见贵藩之功业，光辉史册，千载一时”，其中的“司”即古“伺”字，为探察、侦察之意。此数句的文义或许可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系张希崇给收书人沙州令公曹议金提的具体建议，希望曹议金留意西州和于阗的动向，伺机而动，乘势派遣使者去进一步宣化诱导，以促成西州和于阗赴位于洛阳的后唐朝廷朝贡，张希崇并向曹议金宣说引领西州和于阗入贡的意义，既肯定了敦煌归义军“达外国之梯航”的重要地位，又强调如能成就此事，归义军便立下了丰功伟业，可以彪炳千秋;另一种则是张希崇陈述自己听闻曹议金已进行了上述努力，并大力赞美称许。显然，这两种解读方式均可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本文论点。
其三，“厶忝受眷〔私〕，遐聆异政，辄贡管窥之恳，异（冀）垂允诺之恩，傥不阻于启闻，固愿竭于丹赤”，则是张希崇谓自己曾受曹议金眷顾，所处虽远，却还是听说了对方的优异政绩，现在自己诚恳地贡献管窥之见，希望曹议金能够承允。张希崇并宣称：倘若自己的建议能被对方采纳，自己愿意尽心竭力辅助玉成此事。
上引书状的遣词用句极其诚恳殷切，语气谦和甚至略显谦卑，既昭示了灵武节度使张希崇及其所代表的后唐朝廷怀柔远夷愿望之迫切，又彰显了在于阗等西部王国入贡中原问题上敦煌归义军具有无可替代的“梯航”作用。
其时的曹氏归义军的确有此实力：不仅所处东通西达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和优越，更与西州和于阗早有联系。关于于阗与归义军的往来，荣新江、朱丽双两位先生已依年代顺序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辑录[7]，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可知，早在后梁贞明六年（920）、后唐同光三年（925）、长兴二年（931），曹氏归义军与于阗之间已有使者往来，至上引P.2539v书状撰作的长兴三至四年后，两地之间的交往不仅次数更多，且规格更高。荣、朱两位先生揭示出的其后至后晋天福三年于阗入贡使团到朝之间的相关事例，即有“后唐长兴四年（933）十月九日，归义军节度使府做法事，祈愿派往于阗的使人往来无滞。同月，于阗宰相来沙州”[7]118;“长兴四年（933）至清泰三年（936）间，有于阗僧人在敦煌受到沙州僧团的款待。沙州僧团根据归义军官府的指令，出楼机绫一匹，请于阗返回的使者或归义军派往于阗的使者带给于阗皇后使用”[7]119;“后唐长兴五年（934），归义军马军将领武达儿护送于阗皇后前往于阗”[7]119，此处的“于阗皇后”即长兴五年嫁给李圣天的曹议金之女{2}，这一联姻无疑使两地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友善。 是以，据P.2539v《又书》的记述和荣先生等对于阗与归义军往来情况的考察可知，早在后唐明宗时，灵武节度使张希崇和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即在努力引領和协助于阗等西部政权入贡中原。P.2539v《又书》撰作的长兴三四年之后归义军与于阗交往的迅速增多，特别是规格的大幅提升，皆是这一努力的继续并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考上文梳理的天福三年（938）到朝的于阗使团实施的，乃是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入贡，因而灵武，尤其是曹氏归义军最终促成的只能是此行，即便虑及曹元德当政时归义军势力的减弱，于阗成功入贡的渊源仍可追溯至曹议金时期。
至于后唐时的招引为何最终变成了入贡后晋，笔者认为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此番入贡筹措不易，又程遥路阻，故耗时漫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此间中原风云变幻，时移世异。
史载辽天显九年（936，后唐末帝清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丁酉，契丹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4]986，十四日己亥，石敬瑭改其原来所用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4]991。前引高居诲行记说明当时于阗与中原往来单程即需两年，故改朝换代的消息传到于阗即需迟至天福三年年底。而传世史书均记天福三年九月时于阗使团已经到朝，那么，当两年前他们从于阗出发时自然还不可能知道后唐后晋之间的递嬗。换言之，于阗这一入贡使团原本的朝贡对象是后唐而非后晋，归奉后晋乃是抵达中原后顺应时势的随缘调整。对于于阗而言，后唐、后晋均是中原王朝。从后晋的角度看，戎夷归顺即可彰显国威，对于事先无从了解情况的远戎也没有必要太过分别。不过，所颁制书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册府元龟》卷965《外臣部·封册》三载：
晋高祖天福三年（938）十月制曰：于阗国王李圣天境控西陲，心驰北阙。顷属前朝多事，久阻来庭。今当宝历开基，乃勤述职。请备属籍，宜降册封，将引来达之恩，俾乐无为之化，宜册封为大宝于阗国王，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以供奉官张光（匡）邺充使。[8]
其中特别提到的“顷属前朝多事，久阻来庭”颇耐人寻味，恐怕这正是对于阗入贡背景及后晋处置措施的婉转隐述。
或许还可附此一提的是，关于李圣天为何“自称唐之宗属”[9]，荣新江、朱丽双、文欣等先生推测当与同为尉迟王室成员的尉迟胜曾娶唐玄宗之“宗室女”、李圣天欲借昔日唐朝声威以继承唐朝在西域的某种政治遗产有关[7]29。笔者大胆揣测，除上列因素外，李圣天此举可能还与入贡之事多少有关：他原本以为自己此番遣使是朝贡后唐，与同样以李唐后继者自诩的后唐统治者攀缘，抑或也是他冒称李氏的原因之一，孰料使团到朝时后唐已亡，但计划已定，表章已成，入朝使当然不敢擅改，此一冒称遂一直延续了下来。此揣测或许也可用以解释李圣天后代恢复尉迟姓氏的原因：他们所处时代已与后唐完全无关，自然无需以强调李姓而攀附。
综上，笔者以为，曹氏归义军不仅地当西部的于阗、西州与东部的灵武、中原之间，与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关联更是千丝万缕盘根错节，因而在当时复杂的多边政治与外交关系中曾经发挥过“达外国之梯航”的重要作用，为周边政权所倚重。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入贡即是典型的例证。该次朝贡的策划始于后唐长兴中，只是此后后唐国力日蹙，甚至最终失国，灵武节度使张希崇的愿望和曹氏的努力晚至后晋时才成为了现实。而此时曹氏归义军的实力与影响力已无法与当初受灵武节度使请托时相比。清泰二年二月曹议金去世后，继任的归义军节度使没有他的经历与威望，而其时的东邻甘州回鹘可汗仁裕却十分强悍[10]，于阗李圣天等的资历根基也远比曹元德、曹元深等深厚，归义军在周边政权中的地位和掌控力迅速下降，反需借助于阗答谢使团的入朝而遣使入奏，恢复与中原王朝已中断多年的联系。不过，这些都不能否定于阗对五代中原王朝的首次入贡曾得到曹氏归义军的引领、帮助并最终成行的这一历史事实。总之，无论在丝路繁盛期还是衰落期，敦煌“达外国之梯航”的重要作用都应受到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918.
[2]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10.
[3]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J].敦煌学辑刊，1986（2）：24-44;谭蝉雪.曹元德曹元深卒年考[J].敦煌研究，1988（1）：52-57.
[4]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075.
[5]李正宇.归义军曹氏“表文三件”考释[J].文献，1988（3）：3-14.
[6]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266-283.
[7]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113-149.
[8]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11355.
[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106.
[10]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3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