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什么要讨论历史观
每当社会转型处于关键性的节点之时，历史观的争执和历史观的重建就会成为重大理论命题浮现出来，其原因在于，重塑史观意味着争取对于现实和未来的解释权，意味着争夺合法性。中外历史中都不缺乏此种先例，比如中国传统中的“正统论”、西方传统上启蒙史观和基督教史观的斗争。
对中国而言，历史观尤其重要。因为严格而言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但却有着悠久的经史文化传统，经史不仅反映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也发挥着安顿人心的作用。每当经历巨大变动的时候，中国人首先想的是要重新解释历史，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现处何地，然后向何处去？比如说董仲舒以《春秋》来重新解释大一统，司马迁的《史记》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史观，它告诉当时的民众，华夏文明从黄帝开始，浩荡三千年，并且把周围的异族都解释为三皇五帝的子孙，由此文化脉络得以确立。到了唐宋变革之际，宋儒面临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重建历史观问题。在中国，史观替代了西方的宗教和哲学的任务。
今天，中国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取得长足进步，但未来的方向却并不明朗，左中右各派争论激烈，社会处于分裂状态。近些年，重温传统成为一种趋势，在民间，各种形式的文化保守主义纷纷出现，“国学热”、“儒学热”渐入高潮；官方则试图以民族主义叙事、民族复兴叙事来统和社会思潮，也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找寻资源。在此背景之下，《文化纵横》杂志2014年2月刊，发表了“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面对传统文化”一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较大反响，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为此，修远基金会组织了“变革世界中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专题研讨会，会议秉持立足今天、面向历史的思想立场，并指出，今天我们需要梳理160年的近代历史，以及其中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借以确立新的价值和意识形态。这种梳理，不应以一种主义否定其他主义为前提，而应该以通三统的方式对它们加以重新解释。立足今天，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思考新的历史观的可能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决21世纪的内外之变和生产形态之变。
讨论历史观的两个基本维度：内外之变和生产形态之变
在今天，讨论历史观，应遵循两个基本的问题框架，一个是内外之变，一个是生产形态之变。
内外之变是中国经史传统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意识，即由于“中国”空间性的扩展带来的对“华夏”历史的重新理解和解释。每当内外关系发生重大变迁，原有的政统合法性就需要重新叙述。比如说，周对商的取代带来的华夏地区的扩大导致“天下”观念的出现，导致三代传说的兴盛。而在西汉的经学中，要处理东西关系（崤山东西），要处理封建与郡县关系，涉及后来对南方的开发，还必须处理西南夷问题，这就意味着要重新叙述历史，重新解释大一统。“正统论”、“华夷之辨”等经典命题都与内外之变密切相连。
生产形态之变，则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模式将人类带入现代世界之后凸显的问题意识。在近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观革命”的过程，其突出特征是生产形态的变革对历史的影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从此，循环往复的王朝史观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从晚清开始，“开眼看世界”的学人们，从关注边疆史地、关注中西异同，到逐步意识到经济的巨大作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讨论社会形态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开始以经济为杠杆来理解社会变迁。当时的基本历史意识是，不管抱持何种政治立场，都应该认识到，生产形态的变化是引发社会形态变化的根本原因。生产方式分析、阶级分析、社会结构分析成为主流的分析方法。不同思潮的辩论实际上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中轴来进行的。
历史观重建需要回应内外之变和生产形态之变两个维度的问题，不同时代的回应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其内在结构则是一脉相承的。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强烈挑战，中国知识分子在重建史观上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三种思潮的复杂互动过程中，即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来自苏俄的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本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间的斗争和消长。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观斗争：三种思潮的消长
自由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末期就进入中国，从自由主义的历史使命来看，其对个体权利的强调对于重建社会秩序和重新组织生产形态是有建设意义的。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长期没有意识到要把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中国历史加以结合。这与自由主义本身的特点相关。启蒙时代的自由观念本身是拒绝历史的，它以普世主义的世界图景为基本前提。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自由主义才逐渐引入历史、引入社会结构的观念，黑格尔更是以《历史哲学》为自由奠定历史基础。在自由主义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对黑格尔以后的“历史主义”倾向的批评和警惕，因为自由主义一旦被历史化，也可能就会相对化，瓦解其自身的普世诉求。在中国，由于自由主义无法历史化，其影响更长期局限于少数知识精英的范围内，无法动员民众，进而无法在内外关系与生产形态之间找到有效的勾连方法，无法以重组生产形态来重新塑造中国，为中国创造新的政治主体性。
文化保守主义认识到了政治统一性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密切关联，认识到历史传统与未来走向的复杂联系。梁启超等人从“革命”走向“保守”，不是因为落伍而是经过现实洗礼后的“政治成熟”，他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倡导，是为了消解革命派反满主义对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冲击。辛亥革命后，革命派也马上接受了康梁的观点，提出“五族共和”，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而“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普及则是在抗日战争时代。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在于，它缺少清晰的政治经济指向，它常常是对传统的再追溯，但是这种追溯如果不能够转化为对社会现状、对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将无法解释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以梁漱溟为例，其《东西文化及哲学》试图为全世界找到未来的方向，第一个阶段是西方道路，第二个阶段中国道路，第三个阶段是印度道路，全世界都要走这条路。但是他的论述基本上是一种哲学解释，没有办法提供一套社会经济解释，也没有办法更进一步，把对社会经济的理解通过政治进行重新改造。 相比较而言，给出了较为完整近代史观叙述的是马列主义。其标志是毛泽东于1939年完成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完成的《新民主主义论》。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有几个概念原本并不清晰，后来经过斯大林等人的发展而变得简化清晰--历史发展五阶段论。毛泽东在历史阶段论的基础上，再加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述，最终建构起现代中国的史观：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主义革命又分成新的和旧的两个阶段。这个史观被运用到社会发展阶段的评估上，并以其作为标准制定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如果超前了就是左，滞后了就是右。
20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史观在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其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程”相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的毛泽东思想，事实上提出和解决了一个复杂的历史任务：将内外关系和生产形态的变革勾连起来。首先，在这一中国化了的史观的指导下，实现了初级工业化、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其次，这些工作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完成的，它与现代主权国家的国际政治体系相匹配，也与以经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相匹配。由此，中国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国家形态：一方面是以生产力为中心，另外一方面是通过国家的分配来重组社会。如果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会把它理解为中国传统专制的恢复，而如果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会把它视为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这种国家形态的内在运行逻辑：它不但是为了提高生产力而出现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是基于某种新型交换关系的一个社会组织形态。它在政治结构上是大一统的，它在经济上负有完成再分配的职能，但同时又要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说，这种中国化史观指导下建构的国家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三统的产物，因为它不仅把中国历史上的要素，也把西方历史中的一些要素都组织在了一起。
全球性变革与历史观危机
今天，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对民众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正在不断削弱，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衰落与当代世界的复杂变迁密切相关。
20世纪中叶以来，以信息化、金融化为代表的新型服务业正在改变着工业化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则，生产形态发生着新的变革。产生于大工业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新时代生产形态的解释力受到诸多限制。这反过来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受到了质疑，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大幅度落后于西方国家的背景下。在中国，虽然为改革开放奠定理论基础的仍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如1987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改革开放转向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转向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但是，初级阶段论的框架中，如何安置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面临着两大根本挑战：第一，社会主义能不能和非计划的、非公有制的经济形态相结合？这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存在冲突。如果与市场的、私营的经济形态相兼容，这种社会主义的“社会性”又在何处？第二，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不是共产主义？这两个问题不仅是理论难点，而且也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一方面，30年改革开放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财富的大量增长是显而易见的，但分配领域的不平衡也日益严重，直接拷问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层面，生产的全球分布使得依靠一个国家，或者依靠一个马克思期待的广泛联合的劳工阶层对生产过程进行管理越来越不可能，这使得社会主义在生产形态领域也必须进行新的调整。
今天，全球性的变革正在发生。从内外之变角度看，内与外，中国与外部，变得更加不确定。外部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华夏消融的蛮夷地区，而是一种强有力的文明形态。尤其是在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之后，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成为主流。这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何为中国”也变得不确定了。这种不确定导致了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危机，进而影响着政治统一。从生产形态之变角度看，20世纪中叶以来，以信息化、金融化为代表的新型服务业正在改变着工业化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则，生产形态发生着新的变革。生产形态的新变革正在改变以往的产业分布规律和经济运行规则，进而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最终将重塑我们对世界、对历史的理解。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证明，19世纪以来通过无数劳工运动和阶级斗争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三角关系，即国家作为资本和劳动者仲裁者和中介者的三角结构正在瓦解，资本的全球流动性使其获得了更大的议价能力，而复杂的国际分工体系使得劳动者的联合远比大工业时代更为困难，因此，全球性的贫富差距扩大和国家的资本化愈发严重。
目前，无论是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难以回应当下更为宏大和复杂的内外关系和生产形态之变，因此，它们往往表现出批判性大于建构性的特征。
在全球化条件下重塑史观
80年代以后，由科耶夫、福山等人主张的“历史终结论”，描绘了自由主义获得全面胜利的历史图景，自由主义通过消灭历史而成全自身，这可以说是基督教末世论史观的世俗化，现实经验证明，它正面临着解释力破产的窘境。与之相反，一些原教旨主义则坚持循环论史观，认为“太阳底下无新事”，要解救现代性问题就必须找回古典心性和传统美德。这些观念也影响着当代中国人对历史的认识。但是，由于缺乏对现实物质生产过程的理解能力，这些观念对“走向何处去”的回应往往只是空中楼阁。在一个变革的世界中，历史观的重塑绝非依靠某些人为“构想”就能完成，而是必须包含对变革的真实理解，依靠人们在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上的革新。
为了理解转型与变革，“通古今之变”往往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通古今之变”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理解变革的内在逻辑。比如说，以整个世界为尺度的“古今之变”，在19世纪中后期已经非常明显。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结合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震撼，使当时的思想者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过去和现在已经不是时间秩序的简单继承和流动，而是在某种程度的断裂中孕育出了新的未知因素。于是，马克思力图从经济发展的视角重新梳理人类的历史，并提出了“扩大再生产”的深邃洞见；涂尔干则对复杂分工体系带来的社会变革存有希冀，意图发觉人类联合的新的可能性；韦伯在复杂的世界文明比较中重新定义欧洲现代文明的独特性，却对这种文明所塑造的未来世界充满焦虑。19世纪末期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兴起，代表了在工业化重组世界秩序和人类生活背景下新的方法论的发展和成熟，而在历史观领域则出现了自由主义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和保守主义史观相互颉颃又相互影响的复杂互动。
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重塑史观必然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就如同马克思等人做过的工作一样，我们也需要从历史和未来两个维度进行探索。
首先，依托传统，梳理近代以来的三种思潮：在中国，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试图回答“中国从何处来，现处何地，要走向何处去”的历史命题；在中国，不同主义在观念层面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能力与现实层面历史进程发展中的复杂互动，决定了其影响力的消长。梳理三种思潮，不仅仅在于同情式的理解三种思潮背后的理想图景，还必须分析这些理想图景所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现实可能性。
其次，面向未来，探索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政治经济逻辑：世界体系重塑过程中内含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无法通过浪漫主义的复古诉求而加以颠覆，也无法通过一厢情愿的“普世主义”宣教而加以克服，而是必须深入地理解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现实逻辑。只有理解这些现实的逻辑，才可能采取真正的有效决策，在一些人力可为的关节点上，引导历史的发展。探索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政治经济逻辑，不仅仅在于对经济运行规律、资本主义运行模式转变的理解，还包含了对克服其内在缺陷的可能性的探索。
中国加入世界体系、改造世界体系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经济过程，还包含着中国各阶层民众的复杂诉求，而新的史观就是要实现复杂诉求和物质过程的平衡与协调。讨论历史观，最终是为了朝向未来，是为了明确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华文明将演变为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因此，新的史观必须具有建构性的意义，新的史观，必定是同现代的经济运行条件相匹配，但同时又内含了超越当下资本逻辑的社会局限性的内容。今天，如果要建立新的历史叙述，已经不能仅仅把希望寄托在某些具有非凡洞察力的思想家的“一家之言”之上，而是必须集合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力量，反思三种主流历史观并理解当下历史的变量，而这注定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附注：修远基金会于2014年3月29日组织召开了“变革世界中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暨修远基金会‘传统文化’报告专题研讨会”。曹锦清、丁耘、刘擎、黄纪苏、秋风、汪晖、王利 、章永乐、吴增定、于向东、张志强等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就相关主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每当社会转型处于关键性的节点之时，历史观的争执和历史观的重建就会成为重大理论命题浮现出来，其原因在于，重塑史观意味着争取对于现实和未来的解释权，意味着争夺合法性。中外历史中都不缺乏此种先例，比如中国传统中的“正统论”、西方传统上启蒙史观和基督教史观的斗争。
对中国而言，历史观尤其重要。因为严格而言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但却有着悠久的经史文化传统，经史不仅反映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也发挥着安顿人心的作用。每当经历巨大变动的时候，中国人首先想的是要重新解释历史，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现处何地，然后向何处去？比如说董仲舒以《春秋》来重新解释大一统，司马迁的《史记》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史观，它告诉当时的民众，华夏文明从黄帝开始，浩荡三千年，并且把周围的异族都解释为三皇五帝的子孙，由此文化脉络得以确立。到了唐宋变革之际，宋儒面临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重建历史观问题。在中国，史观替代了西方的宗教和哲学的任务。
今天，中国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取得长足进步，但未来的方向却并不明朗，左中右各派争论激烈，社会处于分裂状态。近些年，重温传统成为一种趋势，在民间，各种形式的文化保守主义纷纷出现，“国学热”、“儒学热”渐入高潮；官方则试图以民族主义叙事、民族复兴叙事来统和社会思潮，也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找寻资源。在此背景之下，《文化纵横》杂志2014年2月刊，发表了“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面对传统文化”一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较大反响，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为此，修远基金会组织了“变革世界中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专题研讨会，会议秉持立足今天、面向历史的思想立场，并指出，今天我们需要梳理160年的近代历史，以及其中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借以确立新的价值和意识形态。这种梳理，不应以一种主义否定其他主义为前提，而应该以通三统的方式对它们加以重新解释。立足今天，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思考新的历史观的可能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决21世纪的内外之变和生产形态之变。
讨论历史观的两个基本维度：内外之变和生产形态之变
在今天，讨论历史观，应遵循两个基本的问题框架，一个是内外之变，一个是生产形态之变。
内外之变是中国经史传统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意识，即由于“中国”空间性的扩展带来的对“华夏”历史的重新理解和解释。每当内外关系发生重大变迁，原有的政统合法性就需要重新叙述。比如说，周对商的取代带来的华夏地区的扩大导致“天下”观念的出现，导致三代传说的兴盛。而在西汉的经学中，要处理东西关系（崤山东西），要处理封建与郡县关系，涉及后来对南方的开发，还必须处理西南夷问题，这就意味着要重新叙述历史，重新解释大一统。“正统论”、“华夷之辨”等经典命题都与内外之变密切相连。
生产形态之变，则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模式将人类带入现代世界之后凸显的问题意识。在近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观革命”的过程，其突出特征是生产形态的变革对历史的影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从此，循环往复的王朝史观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从晚清开始，“开眼看世界”的学人们，从关注边疆史地、关注中西异同，到逐步意识到经济的巨大作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讨论社会形态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开始以经济为杠杆来理解社会变迁。当时的基本历史意识是，不管抱持何种政治立场，都应该认识到，生产形态的变化是引发社会形态变化的根本原因。生产方式分析、阶级分析、社会结构分析成为主流的分析方法。不同思潮的辩论实际上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中轴来进行的。
历史观重建需要回应内外之变和生产形态之变两个维度的问题，不同时代的回应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其内在结构则是一脉相承的。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强烈挑战，中国知识分子在重建史观上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三种思潮的复杂互动过程中，即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来自苏俄的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本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间的斗争和消长。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观斗争：三种思潮的消长
自由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末期就进入中国，从自由主义的历史使命来看，其对个体权利的强调对于重建社会秩序和重新组织生产形态是有建设意义的。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长期没有意识到要把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中国历史加以结合。这与自由主义本身的特点相关。启蒙时代的自由观念本身是拒绝历史的，它以普世主义的世界图景为基本前提。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自由主义才逐渐引入历史、引入社会结构的观念，黑格尔更是以《历史哲学》为自由奠定历史基础。在自由主义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对黑格尔以后的“历史主义”倾向的批评和警惕，因为自由主义一旦被历史化，也可能就会相对化，瓦解其自身的普世诉求。在中国，由于自由主义无法历史化，其影响更长期局限于少数知识精英的范围内，无法动员民众，进而无法在内外关系与生产形态之间找到有效的勾连方法，无法以重组生产形态来重新塑造中国，为中国创造新的政治主体性。
文化保守主义认识到了政治统一性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密切关联，认识到历史传统与未来走向的复杂联系。梁启超等人从“革命”走向“保守”，不是因为落伍而是经过现实洗礼后的“政治成熟”，他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倡导，是为了消解革命派反满主义对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冲击。辛亥革命后，革命派也马上接受了康梁的观点，提出“五族共和”，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而“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普及则是在抗日战争时代。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在于，它缺少清晰的政治经济指向，它常常是对传统的再追溯，但是这种追溯如果不能够转化为对社会现状、对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将无法解释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以梁漱溟为例，其《东西文化及哲学》试图为全世界找到未来的方向，第一个阶段是西方道路，第二个阶段中国道路，第三个阶段是印度道路，全世界都要走这条路。但是他的论述基本上是一种哲学解释，没有办法提供一套社会经济解释，也没有办法更进一步，把对社会经济的理解通过政治进行重新改造。 相比较而言，给出了较为完整近代史观叙述的是马列主义。其标志是毛泽东于1939年完成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完成的《新民主主义论》。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有几个概念原本并不清晰，后来经过斯大林等人的发展而变得简化清晰--历史发展五阶段论。毛泽东在历史阶段论的基础上，再加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述，最终建构起现代中国的史观：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主义革命又分成新的和旧的两个阶段。这个史观被运用到社会发展阶段的评估上，并以其作为标准制定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如果超前了就是左，滞后了就是右。
20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史观在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其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程”相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的毛泽东思想，事实上提出和解决了一个复杂的历史任务：将内外关系和生产形态的变革勾连起来。首先，在这一中国化了的史观的指导下，实现了初级工业化、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其次，这些工作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完成的，它与现代主权国家的国际政治体系相匹配，也与以经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相匹配。由此，中国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国家形态：一方面是以生产力为中心，另外一方面是通过国家的分配来重组社会。如果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会把它理解为中国传统专制的恢复，而如果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会把它视为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这种国家形态的内在运行逻辑：它不但是为了提高生产力而出现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是基于某种新型交换关系的一个社会组织形态。它在政治结构上是大一统的，它在经济上负有完成再分配的职能，但同时又要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说，这种中国化史观指导下建构的国家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三统的产物，因为它不仅把中国历史上的要素，也把西方历史中的一些要素都组织在了一起。
全球性变革与历史观危机
今天，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对民众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正在不断削弱，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衰落与当代世界的复杂变迁密切相关。
20世纪中叶以来，以信息化、金融化为代表的新型服务业正在改变着工业化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则，生产形态发生着新的变革。产生于大工业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新时代生产形态的解释力受到诸多限制。这反过来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受到了质疑，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大幅度落后于西方国家的背景下。在中国，虽然为改革开放奠定理论基础的仍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如1987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改革开放转向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转向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但是，初级阶段论的框架中，如何安置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面临着两大根本挑战：第一，社会主义能不能和非计划的、非公有制的经济形态相结合？这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存在冲突。如果与市场的、私营的经济形态相兼容，这种社会主义的“社会性”又在何处？第二，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不是共产主义？这两个问题不仅是理论难点，而且也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一方面，30年改革开放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财富的大量增长是显而易见的，但分配领域的不平衡也日益严重，直接拷问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层面，生产的全球分布使得依靠一个国家，或者依靠一个马克思期待的广泛联合的劳工阶层对生产过程进行管理越来越不可能，这使得社会主义在生产形态领域也必须进行新的调整。
今天，全球性的变革正在发生。从内外之变角度看，内与外，中国与外部，变得更加不确定。外部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华夏消融的蛮夷地区，而是一种强有力的文明形态。尤其是在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之后，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成为主流。这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何为中国”也变得不确定了。这种不确定导致了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危机，进而影响着政治统一。从生产形态之变角度看，20世纪中叶以来，以信息化、金融化为代表的新型服务业正在改变着工业化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则，生产形态发生着新的变革。生产形态的新变革正在改变以往的产业分布规律和经济运行规则，进而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最终将重塑我们对世界、对历史的理解。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证明，19世纪以来通过无数劳工运动和阶级斗争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三角关系，即国家作为资本和劳动者仲裁者和中介者的三角结构正在瓦解，资本的全球流动性使其获得了更大的议价能力，而复杂的国际分工体系使得劳动者的联合远比大工业时代更为困难，因此，全球性的贫富差距扩大和国家的资本化愈发严重。
目前，无论是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难以回应当下更为宏大和复杂的内外关系和生产形态之变，因此，它们往往表现出批判性大于建构性的特征。
在全球化条件下重塑史观
80年代以后，由科耶夫、福山等人主张的“历史终结论”，描绘了自由主义获得全面胜利的历史图景，自由主义通过消灭历史而成全自身，这可以说是基督教末世论史观的世俗化，现实经验证明，它正面临着解释力破产的窘境。与之相反，一些原教旨主义则坚持循环论史观，认为“太阳底下无新事”，要解救现代性问题就必须找回古典心性和传统美德。这些观念也影响着当代中国人对历史的认识。但是，由于缺乏对现实物质生产过程的理解能力，这些观念对“走向何处去”的回应往往只是空中楼阁。在一个变革的世界中，历史观的重塑绝非依靠某些人为“构想”就能完成，而是必须包含对变革的真实理解，依靠人们在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上的革新。
为了理解转型与变革，“通古今之变”往往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通古今之变”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理解变革的内在逻辑。比如说，以整个世界为尺度的“古今之变”，在19世纪中后期已经非常明显。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结合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震撼，使当时的思想者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过去和现在已经不是时间秩序的简单继承和流动，而是在某种程度的断裂中孕育出了新的未知因素。于是，马克思力图从经济发展的视角重新梳理人类的历史，并提出了“扩大再生产”的深邃洞见；涂尔干则对复杂分工体系带来的社会变革存有希冀，意图发觉人类联合的新的可能性；韦伯在复杂的世界文明比较中重新定义欧洲现代文明的独特性，却对这种文明所塑造的未来世界充满焦虑。19世纪末期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兴起，代表了在工业化重组世界秩序和人类生活背景下新的方法论的发展和成熟，而在历史观领域则出现了自由主义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和保守主义史观相互颉颃又相互影响的复杂互动。
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重塑史观必然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就如同马克思等人做过的工作一样，我们也需要从历史和未来两个维度进行探索。
首先，依托传统，梳理近代以来的三种思潮：在中国，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试图回答“中国从何处来，现处何地，要走向何处去”的历史命题；在中国，不同主义在观念层面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能力与现实层面历史进程发展中的复杂互动，决定了其影响力的消长。梳理三种思潮，不仅仅在于同情式的理解三种思潮背后的理想图景，还必须分析这些理想图景所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现实可能性。
其次，面向未来，探索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政治经济逻辑：世界体系重塑过程中内含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无法通过浪漫主义的复古诉求而加以颠覆，也无法通过一厢情愿的“普世主义”宣教而加以克服，而是必须深入地理解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现实逻辑。只有理解这些现实的逻辑，才可能采取真正的有效决策，在一些人力可为的关节点上，引导历史的发展。探索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政治经济逻辑，不仅仅在于对经济运行规律、资本主义运行模式转变的理解，还包含了对克服其内在缺陷的可能性的探索。
中国加入世界体系、改造世界体系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经济过程，还包含着中国各阶层民众的复杂诉求，而新的史观就是要实现复杂诉求和物质过程的平衡与协调。讨论历史观，最终是为了朝向未来，是为了明确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华文明将演变为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因此，新的史观必须具有建构性的意义，新的史观，必定是同现代的经济运行条件相匹配，但同时又内含了超越当下资本逻辑的社会局限性的内容。今天，如果要建立新的历史叙述，已经不能仅仅把希望寄托在某些具有非凡洞察力的思想家的“一家之言”之上，而是必须集合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力量，反思三种主流历史观并理解当下历史的变量，而这注定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附注：修远基金会于2014年3月29日组织召开了“变革世界中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暨修远基金会‘传统文化’报告专题研讨会”。曹锦清、丁耘、刘擎、黄纪苏、秋风、汪晖、王利 、章永乐、吴增定、于向东、张志强等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就相关主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