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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早期的小说创作中有四个方面的因素，深深影响着其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这四个来自身内身外的因素，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影响鲁迅早期创作主题的完整体系。
一、 阴郁的人生体验和传统文化的交织
1.阴郁的人生体验。在十二三岁的时候，鲁迅家境突然衰落，祖父因事入狱，父亲因病早逝。在这一连串现实的打击之下，他遇上了人类交往中令人寒心的遭遇：虽然还不至于对他怒目圆睁，但却收起原先的笑容，换上一副冷酷的嘴脸。使鲁迅禁不住要对一切熟悉的面孔都发生了怀疑。即使后来在南京和日本学了科学知识亦未能牢固得吸引他的的注意力。可以说家庭的突然变故，使“掉在冰水”中的鲁迅发出“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如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少年鲁迅对世人国民性最深切、最具体的感受了。
当然，仅仅用鲁迅少年时代的经验还不足以解释他的整个认识倾向。一个成年人对世界的感受远比他儿时的记忆来得丰富，他会根据新的经验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态度。假使鲁迅日后赶上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他有可能逐渐淡忘往昔的阴暗记忆。不幸的是，他成年之后的经历也几乎都印证他少年时代的心里感受。在日本看到的那场屠杀中国俘虏的电影，一九二八年长沙市民踊跃看女尸的盛况，这些画面不断充实他幼时记忆意象。已至当鲁迅把他们描绘出来的时候，他们便不再只是往日的印象，而成为了凝聚着鲁迅现实的感受。“幻灯片事件”确实是一个契机，使逐渐走向成熟的鲁迅真正懂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但需要认清的是，“幻灯片事件”只不过是鲁迅“弃医从文”的一种文学表述，而不能片面的将其理解为青年鲁迅思想变迁的全部依据。
从这些为大家所熟悉的鲁迅人生经历中，我们分明感到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首先来源于其灵魂深处的人生体验。在他儿时记忆里，周围人们的精神变态常常构成了整个生活的最触目的特征。这种体验形成了一种心理循环，阴暗的现实不断强化过去幼时的印象，这种印象加强了他对黑暗印象的心理感知。随着他洞悉黑暗心灵病症的眼光的不断发展，鲁迅逐渐养成了一种从阴暗面去掌握世事异于常人的特殊习惯。他以后越是目睹时代的停滞和倒退，越是失望于政治或暴力的革命形式，从而开始不由自主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民族的各种精神缺陷，以及到他们当中去寻找黑暗的根源。
2.中国传统文化束缚下的阵痛。鲁迅自小就在私塾接受教育，熟读古书，所以封建旧文化旧道德对他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在幼时便熟读孔孟的书，但他却不怎么受其束缚。甚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猛烈抨击古人写在书上的传统思想，指斥中国的国有精神文明是“人肉的筵宴”、“吃人”和“被吃”的文明。他对中国封建文明摧残人性的一面也进行了深入骨髓的批判。然而深知自身是无法摆脱这些古老的教条的影响。比如说在他对中国封建的“孝”道中的盲听盲从进行有力地抨击的同时，他却屈从母命，无奈地接受了与原配朱安女士无爱的婚姻。这种痛苦和不幸促使他日后为了后来新青年的解放，而决心彻底砸碎一切精神枷锁，唤起世人反抗旧传统，改造国民性。这种思想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得到了验证。从这篇文章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那压抑的沉重，他希望从觉醒的人开始，各自解放自己的孩子，放孩子们到更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而这些认知则是鲁迅用许多自身经历的苦痛才换来的领悟，是他心灵深处充满矛盾的抒情独白。
二、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启迪
二十世纪初，改造国民性的浪潮在中国大地开始散播开来，响彻中国大地。当时的文人从不同层面上反思中国的民族特性，中国人的现实命运，传统文化的弊病，以及中西方人的不同特性等。可以说先进中国人提出“唤醒国民”改造国民性问题，是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较为典型的有：甲午战争后严复倡导的“开民智”、“新民德”以及改变“人心风俗”的主张，都是鲁迅后来思考过的国民性问题。
另一位重要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更大。不论是鲁迅笔下刻画的“狂人”、夏瑜和那群伸长了脖子冷眼围观的麻木看客等人的形象。还是，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指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等关于奴性的描述。甚至是，鲁迅认为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在思想上达到了某种契合。而这些相似之处表明，鲁迅与梁启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具有某种不可割裂的关系。
显然，严复、梁启超等思想家从社会文化、人文意识等层面，沉痛地思考关于国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国民思想文化素质如何才有可能提高的问题，这些无疑都对鲁迅在“国民性”问题思考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 受国外研究中国国民性著作的影响
探溯鲁迅国民性批判之源，当然不能忽视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著作对他的影响。当时最新的现代科学成就以及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和叔本华、尼采等的非理性主义， 都对鲁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过重大影响，成为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重要来源。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著作中，较早的有法国大革命时代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俄国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都述及中国人的性格和习惯。不过，对鲁迅触动最大的莫过于日译本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一书。史密斯关于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二十四孝”论述，以及由此提出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发问，应该说，都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不过，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是基于他对中国传统和民性的深入了解，基于思想启蒙的要求，有鲁迅自己深切的体验和独特的思考，外来的影响给鲁迅带来的只是一种启发作用。所以，切不可因此断言鲁迅是用西方人的眼光来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事实上，外国作家批判中国人的看法对鲁迅是有触动，但他也有保留，有分析的。所以，他在介绍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时，就指出其“错误亦多”，希望中国人看了这些，能够进行分析、自省，变革，挣扎，自做功夫。他真诚希望中国人自己能够站出来说话，认真“研究自己”，进行民族自省和自奋。
四、受日本国民性讨论热潮的启发
日本是一个极其热衷议论国民性问题的民族。从1869年的明治维新成功开始，日本摆脱了长期的“锁国”状态，它努力的接触和吸收西洋文明。维新的结果是日本初步建立了各种新制度，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于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萌生，讨论日本人国民性的热潮一发一浪接一浪。日本人通过国民性大讨论，达到了认识国民特性，发扬国民精神，强盛国家的目的。
鲁迅留学日本，正是日本先后取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胜利，国民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时期，讨论国民性的文章和言论大量出现。因此，处在明治日本的思想文化空间的鲁迅，感受着日本民族强烈的自省、自强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在面临祖国日益衰颓的危机时便自然地要探讨如何使祖国富强的课题，继而决心以文艺为武器，终生不遗余力地改造国民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从小就经历阴郁的人生体验并深受传统文化束缚的鲁迅，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启迪和国外研究中国国民性著作的影响下，受日本国民性讨论热潮的启发 ，共同构成了影响鲁迅早期创作主题的完整体系。这四个来自身内身外的因素就是鲁迅早期小说创作中国民性批判思想的成因。
一、 阴郁的人生体验和传统文化的交织
1.阴郁的人生体验。在十二三岁的时候，鲁迅家境突然衰落，祖父因事入狱，父亲因病早逝。在这一连串现实的打击之下，他遇上了人类交往中令人寒心的遭遇：虽然还不至于对他怒目圆睁，但却收起原先的笑容，换上一副冷酷的嘴脸。使鲁迅禁不住要对一切熟悉的面孔都发生了怀疑。即使后来在南京和日本学了科学知识亦未能牢固得吸引他的的注意力。可以说家庭的突然变故，使“掉在冰水”中的鲁迅发出“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如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少年鲁迅对世人国民性最深切、最具体的感受了。
当然，仅仅用鲁迅少年时代的经验还不足以解释他的整个认识倾向。一个成年人对世界的感受远比他儿时的记忆来得丰富，他会根据新的经验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态度。假使鲁迅日后赶上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他有可能逐渐淡忘往昔的阴暗记忆。不幸的是，他成年之后的经历也几乎都印证他少年时代的心里感受。在日本看到的那场屠杀中国俘虏的电影，一九二八年长沙市民踊跃看女尸的盛况，这些画面不断充实他幼时记忆意象。已至当鲁迅把他们描绘出来的时候，他们便不再只是往日的印象，而成为了凝聚着鲁迅现实的感受。“幻灯片事件”确实是一个契机，使逐渐走向成熟的鲁迅真正懂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但需要认清的是，“幻灯片事件”只不过是鲁迅“弃医从文”的一种文学表述，而不能片面的将其理解为青年鲁迅思想变迁的全部依据。
从这些为大家所熟悉的鲁迅人生经历中，我们分明感到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首先来源于其灵魂深处的人生体验。在他儿时记忆里，周围人们的精神变态常常构成了整个生活的最触目的特征。这种体验形成了一种心理循环，阴暗的现实不断强化过去幼时的印象，这种印象加强了他对黑暗印象的心理感知。随着他洞悉黑暗心灵病症的眼光的不断发展，鲁迅逐渐养成了一种从阴暗面去掌握世事异于常人的特殊习惯。他以后越是目睹时代的停滞和倒退，越是失望于政治或暴力的革命形式，从而开始不由自主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民族的各种精神缺陷，以及到他们当中去寻找黑暗的根源。
2.中国传统文化束缚下的阵痛。鲁迅自小就在私塾接受教育，熟读古书，所以封建旧文化旧道德对他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在幼时便熟读孔孟的书，但他却不怎么受其束缚。甚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猛烈抨击古人写在书上的传统思想，指斥中国的国有精神文明是“人肉的筵宴”、“吃人”和“被吃”的文明。他对中国封建文明摧残人性的一面也进行了深入骨髓的批判。然而深知自身是无法摆脱这些古老的教条的影响。比如说在他对中国封建的“孝”道中的盲听盲从进行有力地抨击的同时，他却屈从母命，无奈地接受了与原配朱安女士无爱的婚姻。这种痛苦和不幸促使他日后为了后来新青年的解放，而决心彻底砸碎一切精神枷锁，唤起世人反抗旧传统，改造国民性。这种思想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得到了验证。从这篇文章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那压抑的沉重，他希望从觉醒的人开始，各自解放自己的孩子，放孩子们到更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而这些认知则是鲁迅用许多自身经历的苦痛才换来的领悟，是他心灵深处充满矛盾的抒情独白。
二、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启迪
二十世纪初，改造国民性的浪潮在中国大地开始散播开来，响彻中国大地。当时的文人从不同层面上反思中国的民族特性，中国人的现实命运，传统文化的弊病，以及中西方人的不同特性等。可以说先进中国人提出“唤醒国民”改造国民性问题，是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较为典型的有：甲午战争后严复倡导的“开民智”、“新民德”以及改变“人心风俗”的主张，都是鲁迅后来思考过的国民性问题。
另一位重要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更大。不论是鲁迅笔下刻画的“狂人”、夏瑜和那群伸长了脖子冷眼围观的麻木看客等人的形象。还是，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指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等关于奴性的描述。甚至是，鲁迅认为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在思想上达到了某种契合。而这些相似之处表明，鲁迅与梁启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具有某种不可割裂的关系。
显然，严复、梁启超等思想家从社会文化、人文意识等层面，沉痛地思考关于国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国民思想文化素质如何才有可能提高的问题，这些无疑都对鲁迅在“国民性”问题思考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 受国外研究中国国民性著作的影响
探溯鲁迅国民性批判之源，当然不能忽视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著作对他的影响。当时最新的现代科学成就以及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和叔本华、尼采等的非理性主义， 都对鲁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过重大影响，成为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重要来源。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著作中，较早的有法国大革命时代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俄国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都述及中国人的性格和习惯。不过，对鲁迅触动最大的莫过于日译本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一书。史密斯关于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二十四孝”论述，以及由此提出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发问，应该说，都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不过，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是基于他对中国传统和民性的深入了解，基于思想启蒙的要求，有鲁迅自己深切的体验和独特的思考，外来的影响给鲁迅带来的只是一种启发作用。所以，切不可因此断言鲁迅是用西方人的眼光来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事实上，外国作家批判中国人的看法对鲁迅是有触动，但他也有保留，有分析的。所以，他在介绍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时，就指出其“错误亦多”，希望中国人看了这些，能够进行分析、自省，变革，挣扎，自做功夫。他真诚希望中国人自己能够站出来说话，认真“研究自己”，进行民族自省和自奋。
四、受日本国民性讨论热潮的启发
日本是一个极其热衷议论国民性问题的民族。从1869年的明治维新成功开始，日本摆脱了长期的“锁国”状态，它努力的接触和吸收西洋文明。维新的结果是日本初步建立了各种新制度，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于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萌生，讨论日本人国民性的热潮一发一浪接一浪。日本人通过国民性大讨论，达到了认识国民特性，发扬国民精神，强盛国家的目的。
鲁迅留学日本，正是日本先后取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胜利，国民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时期，讨论国民性的文章和言论大量出现。因此，处在明治日本的思想文化空间的鲁迅，感受着日本民族强烈的自省、自强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在面临祖国日益衰颓的危机时便自然地要探讨如何使祖国富强的课题，继而决心以文艺为武器，终生不遗余力地改造国民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从小就经历阴郁的人生体验并深受传统文化束缚的鲁迅，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启迪和国外研究中国国民性著作的影响下，受日本国民性讨论热潮的启发 ，共同构成了影响鲁迅早期创作主题的完整体系。这四个来自身内身外的因素就是鲁迅早期小说创作中国民性批判思想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