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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小说家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散文。众所周知，小说家的创作思路兼及一些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往往在其相对于小说而言更加个人化的散文语言中得以显现。在小说家苏童创作的一些重要散文中，就可窥见一斑。本文拟将通过苏童的重要中篇小说之一《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来分析他散文中提到的“镣铐”的艺术思想，并试图揭示其创作的自觉意识和艺术方法所在。
【关键词】苏童；小说创作；“镣铐”意识
“带着镣铐跳舞”的思想，无论是在文学艺术领域，还是在其它领域，都是一种引人关注的提法。概观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多数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未脱离这种创作观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小说家苏童更是在其名为《美声唱法、信天游和镣铐》的散文中就专门谈到了用带着艺术“镣铐”的方法进行创作的艺术价值和必要性。本文拟将用他的这种重要的创作观来分析其代表性的小说之一《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以此论证苏童是区别于其他一些作家的，有意识地运用此方法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小说家。
很显然，在《美声唱法、信天游和镣铐》题目中的三种事物都分别是一种比喻。苏童认为，无论是高音浑然天成的西洋歌剧还是未经雕琢的民间艺术，都存在一种人们不易看清的事实：“艺术产生的过程天生不是一个追求自然的过程，因此艺术中的镣铐是艺术的一部分”，“艺术的镣铐其实是用自身精华锤炼的”。此外，他更谈到“原汁原味是艺术的镣铐，但是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必不可少的恰好就是这副镣铐”。这一句应是对前面所有阐释的升华，所谓的“原汁原味”亦是经由艺术过程锤炼加工后的产物，它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而又在更高层面上回复到现实本身，这才是“镣铐”的本质。在苏童看来，“镣铐”不仅不会成为创作的束缚，而且只有镣铐与自由同在，才能使艺术尽情飞翔。
作为小说家苏童正是将这种创作观念一以贯之于其小说的创作中。比如他的成名作《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就很好地再现了他的“镣铐”意识。
一、人物命运变迁的循环、封闭模式
从苏童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设置来看，其生成与变化往往无法挣脱命运“镣铐”的束缚，致使他们走向极为相似的命运终点。《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成年男性陈宝年婚后七日便离家去城里谋生；和陈记竹器店对门的麻油店女人环子裹在一起，以此获得一种狭隘的城市体验，也成为他精神家园失落后唯一的慰藉。他后半生拒绝回乡，却终于还是带着怀孕的环子在一个雪夜潜入枫杨树乡村，又最终荒诞地死于妓院楼下的三盆冷水中，临死前紧握的竹刀正向世人昭示“还乡”的方向。陈宝年是枫杨树乡村的一面旗帜，他带着一身技艺绝活从乡村里出逃，并让整个乡村从此打上了更加贫穷、颓败、病态和腐朽的印记。他的丧命可以归结为城市生活和精神世界“无根”的必然结局，宣告了他想要改变物质和精神双重境遇的彻底失败。陈宝年的大儿子“狗崽”在一次意外地收到父親寄来的锥形竹刀之后，梦游般地追寻父亲来到城里，也逃不过“我家世代奇怪的性的诱惑”。陈宝年的女人环子，名字本身就带有深刻的寓意，她将陈家男性最后的精气剥蚀殆尽，最终也难逃命运对其腹中陈家骨肉的捉弄。如果说，陈家男性作为整个“枫杨树乡村”命运的标记，他们经历了“逃亡——还乡”或者“逃亡之后无法回来”的命运轨迹；“枫杨树乡村”之外的女人环子“还乡——逃亡”的相反方向则与他们形成补充。他们共同说明：无论身处何地，主人公的生存环境都无法得到确认，相反还走向了越是挣扎陷入越快的绝境。
许多学者把类似的情节归纳为苏童的“逃亡主题”或者“逃亡情结”，认为“将‘逃亡’作为小说的基本主题加以描摹和挖掘，体现了苏童对生存、生命现状的命名能力”，“逃亡既是方式又是目的”；又有学者将其概括为苏童小说的“宿命论”色彩。而我认为，与其定义为一种消极的创作论，不如说是苏童对文本循环、封闭的符号模式的主观建构，显示出其创作思维的“镣铐”意识。如图：
小说中的主人公均选择以“逃亡”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以求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上升）。然而正因为他们“所逃遁的不是某一种具体的生活而是生活本身，是生活所强加于他的无趣无望无聊赖的命运”，所以注定“无根”。这种失落事实上导致他们生存质量的下降，最终还被驱逐到一个相较从前更低的层次。“还乡”（或说成回归）的方式可有多种，这里不作赘述，但他们都是通过搅动历史泥塘的方式来使自己的现实处境发生位移，这种改变又恰好反映了主体的自我丧失和个人生存价值的萎缩。这种符号模式，体现了苏童对个人对抗既定生存境遇的反思，以及有意识的抽象建构思维。
二、意象群的巧妙设置
苏童的小说又被认为是“意象小说”，他的小说“是用生命的汁液浸泡出的意象之流”。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苏童小说中的意象已经上升到作家审美风格的层面：这些意象（意象群）的构造不仅显现了作家“南方写作”的集体无意识特征，更能说明他在小说的创作方法上也具有了鲜明的“镣铐”意识。
这些独特的象征、隐喻和富有色彩的意象群，使故事发生场景笼罩在阴郁、湿冷、陈腐和衰亡的历史氛围中，它时刻控制着人物内心情感和外部命运的走向，形成了“噩梦”般的意境。《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家鼠”意象的反复出现就是作者精心为之的结果：第一次出现在长子狗崽出生时，“陈宝年亲眼见到陈家几代人赡养的家鼠从各个屋角跳出来，围着一堆血腥的干草欢歌起舞，他的女人面带微笑，崇敬地向神秘的家鼠致意”。人的新生与象征肮脏、腐朽的家鼠一起狂欢，这看似不合逻辑的描写中蕴含着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深刻譬喻：不仅陈氏家族如此，整个“枫杨树乡村”也显得毫无生命力。这一“新”一“旧”也为整个家族在历史中的奄奄一息做好了铺垫。第二次出现在祖母蒋氏逃亡时，家屋地基里“七八只半死不活的老鼠”正把狗崽的铜板运到地基深处，那象征着狗崽唯一生存希望的木匣竟被几只家鼠夺走。小说中还有一句话，“她奇怪陈家的古老家鼠竟然力大无比”。很显然，家鼠已可轻易颠覆人的力量，这更加说明了陈氏一族的严重退化。第三次出现，家鼠成为了整个“枫杨树乡村”灾变之夜的历史见证者，成为了祖母蒋氏在苦风瘴雨中饱受凌辱的冷眼旁观者。总之，极小的家鼠表现了乡村命运不可支配的荒诞感，反衬出“种”的退化与“族”的腐朽，并不断重复地宣告着整个乡村走向毁灭的命运。此外，小说还不断出现“竹刀”意象。狗崽的“逃亡”看似是对父亲给他的竹刀的迷恋，其本质乃是他包括“性”在内的所有欲望的隐喻。狗崽和陈宝年不明不白的死也就象征着低级欲望对高级欲望的消解。
可以说，这些极为普通的意象在小说中无处不在，诸如“狗粪”、“胶鞋”、“长江”等，但背后都无一例外暗含着作家的惨淡经营。正是这些意象的巧妙设置，隐喻着“枫杨树乡村”衰亡的加剧，是它们而非退化的人在掌控历史的走向。
三、新历史小说的“镣铐”意识
苏童笔下的人物“逃亡”的终点，无不反映人物精神家园的失落这一孤独的根源；从作家对他们生存境遇和此中展现的人性及死亡结局的描述来看，更反映出作家对历史结局深沉的焦虑和无助感。这体现了新历史小说的结局（历史走向）具有不确定性的共同特点，也是局限。但从另一方面讲，人物命运与作家探索的双重失落恰好体现了新历史小说“镣铐”意识：小说不得不反复地表现个体苦难与挣扎的人生，多灾多难且无法逃遁的命运，并将此作为对现实人生苦难的吟咏。正是由于这种退回到平凡生命本身的思考，彷徨、绝望的精神气质，才还原了个体生命、作家以及历史环境的真实——艺术的“原汁原味”才得以展现。
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祖母”蒋氏：从一个原始淳朴的女性逐渐变为丈夫甚至整个“枫杨树乡村”人眼中的“灾星”；从对丈夫塞下的“符咒”的反叛，到对丈夫和儿子无望地追逐，再到最后从漫长的家史中抹去；从迫于生存残害骨肉的母亲，到最终沦为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废人——“人性”的一步步堕落正是这既定时代命运的生动写照。再如小说中“我”的父亲：这个被狗崽伯父连击三拳还活下来了的家族幸存者，也成为了时代命运的见证者。“他总认为我们的亲人正在流浪途中，他敞开着门似乎就是为了迎接亲人的抵达”，他用分干草垛的“仪式”召唤着失散和死去的亲人回归，可他对等待本身都存有疑惑。我认为，这就是苏童小说“镣铐”意识的最高境界：他将这种迷茫与艰辛反还人物自身并真诚地向读者袒露，以激起读者的思考和探索，艺术的“原汁原味”也因此得以观照现实本身。
四、结语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镣铐”意识不仅作为苏童再现历史的一个支点，更是其对创作艺术方法的主观探索。它深刻地渗透进作家的创作思想，并从中开出一支苦难的自由之花。
参考文献：
[1]苏童.《苏童中篇小说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0.
[2]赵菲.《苏童小说研究综述》山东行政学院院报，2012.6.
【关键词】苏童；小说创作；“镣铐”意识
“带着镣铐跳舞”的思想，无论是在文学艺术领域，还是在其它领域，都是一种引人关注的提法。概观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多数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未脱离这种创作观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小说家苏童更是在其名为《美声唱法、信天游和镣铐》的散文中就专门谈到了用带着艺术“镣铐”的方法进行创作的艺术价值和必要性。本文拟将用他的这种重要的创作观来分析其代表性的小说之一《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以此论证苏童是区别于其他一些作家的，有意识地运用此方法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小说家。
很显然，在《美声唱法、信天游和镣铐》题目中的三种事物都分别是一种比喻。苏童认为，无论是高音浑然天成的西洋歌剧还是未经雕琢的民间艺术，都存在一种人们不易看清的事实：“艺术产生的过程天生不是一个追求自然的过程，因此艺术中的镣铐是艺术的一部分”，“艺术的镣铐其实是用自身精华锤炼的”。此外，他更谈到“原汁原味是艺术的镣铐，但是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必不可少的恰好就是这副镣铐”。这一句应是对前面所有阐释的升华，所谓的“原汁原味”亦是经由艺术过程锤炼加工后的产物，它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而又在更高层面上回复到现实本身，这才是“镣铐”的本质。在苏童看来，“镣铐”不仅不会成为创作的束缚，而且只有镣铐与自由同在，才能使艺术尽情飞翔。
作为小说家苏童正是将这种创作观念一以贯之于其小说的创作中。比如他的成名作《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就很好地再现了他的“镣铐”意识。
一、人物命运变迁的循环、封闭模式
从苏童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设置来看，其生成与变化往往无法挣脱命运“镣铐”的束缚，致使他们走向极为相似的命运终点。《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成年男性陈宝年婚后七日便离家去城里谋生；和陈记竹器店对门的麻油店女人环子裹在一起，以此获得一种狭隘的城市体验，也成为他精神家园失落后唯一的慰藉。他后半生拒绝回乡，却终于还是带着怀孕的环子在一个雪夜潜入枫杨树乡村，又最终荒诞地死于妓院楼下的三盆冷水中，临死前紧握的竹刀正向世人昭示“还乡”的方向。陈宝年是枫杨树乡村的一面旗帜，他带着一身技艺绝活从乡村里出逃，并让整个乡村从此打上了更加贫穷、颓败、病态和腐朽的印记。他的丧命可以归结为城市生活和精神世界“无根”的必然结局，宣告了他想要改变物质和精神双重境遇的彻底失败。陈宝年的大儿子“狗崽”在一次意外地收到父親寄来的锥形竹刀之后，梦游般地追寻父亲来到城里，也逃不过“我家世代奇怪的性的诱惑”。陈宝年的女人环子，名字本身就带有深刻的寓意，她将陈家男性最后的精气剥蚀殆尽，最终也难逃命运对其腹中陈家骨肉的捉弄。如果说，陈家男性作为整个“枫杨树乡村”命运的标记，他们经历了“逃亡——还乡”或者“逃亡之后无法回来”的命运轨迹；“枫杨树乡村”之外的女人环子“还乡——逃亡”的相反方向则与他们形成补充。他们共同说明：无论身处何地，主人公的生存环境都无法得到确认，相反还走向了越是挣扎陷入越快的绝境。
许多学者把类似的情节归纳为苏童的“逃亡主题”或者“逃亡情结”，认为“将‘逃亡’作为小说的基本主题加以描摹和挖掘，体现了苏童对生存、生命现状的命名能力”，“逃亡既是方式又是目的”；又有学者将其概括为苏童小说的“宿命论”色彩。而我认为，与其定义为一种消极的创作论，不如说是苏童对文本循环、封闭的符号模式的主观建构，显示出其创作思维的“镣铐”意识。如图：
小说中的主人公均选择以“逃亡”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以求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上升）。然而正因为他们“所逃遁的不是某一种具体的生活而是生活本身，是生活所强加于他的无趣无望无聊赖的命运”，所以注定“无根”。这种失落事实上导致他们生存质量的下降，最终还被驱逐到一个相较从前更低的层次。“还乡”（或说成回归）的方式可有多种，这里不作赘述，但他们都是通过搅动历史泥塘的方式来使自己的现实处境发生位移，这种改变又恰好反映了主体的自我丧失和个人生存价值的萎缩。这种符号模式，体现了苏童对个人对抗既定生存境遇的反思，以及有意识的抽象建构思维。
二、意象群的巧妙设置
苏童的小说又被认为是“意象小说”，他的小说“是用生命的汁液浸泡出的意象之流”。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苏童小说中的意象已经上升到作家审美风格的层面：这些意象（意象群）的构造不仅显现了作家“南方写作”的集体无意识特征，更能说明他在小说的创作方法上也具有了鲜明的“镣铐”意识。
这些独特的象征、隐喻和富有色彩的意象群，使故事发生场景笼罩在阴郁、湿冷、陈腐和衰亡的历史氛围中，它时刻控制着人物内心情感和外部命运的走向，形成了“噩梦”般的意境。《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家鼠”意象的反复出现就是作者精心为之的结果：第一次出现在长子狗崽出生时，“陈宝年亲眼见到陈家几代人赡养的家鼠从各个屋角跳出来，围着一堆血腥的干草欢歌起舞，他的女人面带微笑，崇敬地向神秘的家鼠致意”。人的新生与象征肮脏、腐朽的家鼠一起狂欢，这看似不合逻辑的描写中蕴含着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深刻譬喻：不仅陈氏家族如此，整个“枫杨树乡村”也显得毫无生命力。这一“新”一“旧”也为整个家族在历史中的奄奄一息做好了铺垫。第二次出现在祖母蒋氏逃亡时，家屋地基里“七八只半死不活的老鼠”正把狗崽的铜板运到地基深处，那象征着狗崽唯一生存希望的木匣竟被几只家鼠夺走。小说中还有一句话，“她奇怪陈家的古老家鼠竟然力大无比”。很显然，家鼠已可轻易颠覆人的力量，这更加说明了陈氏一族的严重退化。第三次出现，家鼠成为了整个“枫杨树乡村”灾变之夜的历史见证者，成为了祖母蒋氏在苦风瘴雨中饱受凌辱的冷眼旁观者。总之，极小的家鼠表现了乡村命运不可支配的荒诞感，反衬出“种”的退化与“族”的腐朽，并不断重复地宣告着整个乡村走向毁灭的命运。此外，小说还不断出现“竹刀”意象。狗崽的“逃亡”看似是对父亲给他的竹刀的迷恋，其本质乃是他包括“性”在内的所有欲望的隐喻。狗崽和陈宝年不明不白的死也就象征着低级欲望对高级欲望的消解。
可以说，这些极为普通的意象在小说中无处不在，诸如“狗粪”、“胶鞋”、“长江”等，但背后都无一例外暗含着作家的惨淡经营。正是这些意象的巧妙设置，隐喻着“枫杨树乡村”衰亡的加剧，是它们而非退化的人在掌控历史的走向。
三、新历史小说的“镣铐”意识
苏童笔下的人物“逃亡”的终点，无不反映人物精神家园的失落这一孤独的根源；从作家对他们生存境遇和此中展现的人性及死亡结局的描述来看，更反映出作家对历史结局深沉的焦虑和无助感。这体现了新历史小说的结局（历史走向）具有不确定性的共同特点，也是局限。但从另一方面讲，人物命运与作家探索的双重失落恰好体现了新历史小说“镣铐”意识：小说不得不反复地表现个体苦难与挣扎的人生，多灾多难且无法逃遁的命运，并将此作为对现实人生苦难的吟咏。正是由于这种退回到平凡生命本身的思考，彷徨、绝望的精神气质，才还原了个体生命、作家以及历史环境的真实——艺术的“原汁原味”才得以展现。
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祖母”蒋氏：从一个原始淳朴的女性逐渐变为丈夫甚至整个“枫杨树乡村”人眼中的“灾星”；从对丈夫塞下的“符咒”的反叛，到对丈夫和儿子无望地追逐，再到最后从漫长的家史中抹去；从迫于生存残害骨肉的母亲，到最终沦为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废人——“人性”的一步步堕落正是这既定时代命运的生动写照。再如小说中“我”的父亲：这个被狗崽伯父连击三拳还活下来了的家族幸存者，也成为了时代命运的见证者。“他总认为我们的亲人正在流浪途中，他敞开着门似乎就是为了迎接亲人的抵达”，他用分干草垛的“仪式”召唤着失散和死去的亲人回归，可他对等待本身都存有疑惑。我认为，这就是苏童小说“镣铐”意识的最高境界：他将这种迷茫与艰辛反还人物自身并真诚地向读者袒露，以激起读者的思考和探索，艺术的“原汁原味”也因此得以观照现实本身。
四、结语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镣铐”意识不仅作为苏童再现历史的一个支点，更是其对创作艺术方法的主观探索。它深刻地渗透进作家的创作思想，并从中开出一支苦难的自由之花。
参考文献：
[1]苏童.《苏童中篇小说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0.
[2]赵菲.《苏童小说研究综述》山东行政学院院报，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