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山西省第一架警务直升飞机在五宿机场成功首航。该机编号为“G-140001”，是美国贝尔212型直升飞机。山西省公安厅的相关人员介绍，该警务机由本省代县兴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眉寿赞助800万元，从东方通用航天公司引进。其中，500万元用于买断该机及飞行员、地勤服务等一年，另外300万元是机上设备的改装费用。作为回报，该机以刘眉寿企业的名称命名为“兴旺号”。
　　在首航仪式上，山西省公安厅对刘眉寿特别表示感谢，称他对警务航空队的成立及这次首航作出了巨大贡献。
　　始料未及的是，此事一经报道，立刻引来舆论一片质疑。山西省公安厅迅速予以解释。警方称，警务飞机以企业的名字命名很正常，这是对企业的一个宣传，有利于鼓励其他企业投身政府公益行为。
　　中国《人民警察法》第37条规定：国家保障人民警察的经费。人民警察的经费，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分别列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预算。但该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刚性约束，警察机关应得的财政资金在很多地方得不到落实，实际经费开支往往远大于财政拨款。因此，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公安经费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财政拨款只能满足一小部分，资金缺口甚大。
　　据公安部1993年底的调查测算，维持公安机关业务工作正常运转的基本经费，按当年经费数测算，人均至少需要2万元；而当年实际列入各级预算的公安经费仅一半左右，经费缺口很大。十几年来，此种情况虽然部分有所改善，但总体变化并不大，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省份，情况更不容乐观。据有关人员介绍，一架警用直升机的作用，相当于30辆警车和100名警察。对于山西警方来说，此次800万元的社会捐赠无异于雪中送炭。
　　针对舆论质疑接受企业捐赠会否成为企业保护伞的问题，警方称，接受赞助购警用机的事是经过严格报批的，在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该企业违法，警方肯定会依法办事。如此回应显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据某媒体在新浪网进行的一期专项调查，有近八成人反对矿老板赞助警方购买警用直升机。
　　反对者认为，中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明文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可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赠。而作为公权力机关的警方既不属于公益性社会团体，也不属于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没有接受捐赠的资格。此外，公权机关一旦接受社会捐赠，极有可能导致资本向国家权力机关渗透，形成利益输送，妨碍司法公正，损害公共利益。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今年初，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就公开表示，该省所有公安机关绝不允许接受企业和社会其他组织、个人的经济援助。
　　不过也有人认为，近年来，公权力机关获得巨额社会捐赠的例子屡见不鲜。前不久，广州本田汽车公司就向广州市环保局捐赠20台环保监察车。2005年，商人李春平也曾向北京公安机关捐赠了70辆“甲壳虫”电瓶警车等，但皆没有引起舆论的热议。这次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关注，除了一掷千金之阔绰，恐怕与捐赠事件当事人的身份有关。
　　山西当地的煤矿老板，常以买豪宅购名车等“一夜暴富”的形象见诸报端。加上近年来山西矿难频发、官煤勾结错综复杂及社会上的仇富思潮等背景，导致传媒对其言行多有关注和疑惧。而其此次捐赠，对象又是和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具有公权力属性的山西省公安厅，因而更使其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