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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艺术综合包容、融汇贯通，展现出精深博大、丰厚广阔的气象。
中国画与汉字书写艺术密不可分。南北朝时代谢赫在《画品》中提出“六法”，将“骨法用笔”列为绘画的重要法度，已显示中国画“书画一体”的特质。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指“工画者多善书”，画家兼为书家当时已是常见的现象。绘画和书法凭籍笔、墨、纸、绢等相同媒材，绘写出或雄健或柔媚的线条，以充满乐感的韵律表现出物象的美。不仅媒料、技法、形式相通，绘画与书法的艺术精神更是相通的。绘画渗入书法的精神，中国画成为具有鲜明民族性的艺术。
宋元明清时代，文人画家将书法篆刻艺术融入绘画创作当中，构建出中国画艺术新的风貌。印章篆刻也是线的艺术，绘画、书法与篆刻结合，镌印成为风气，形成了篆刻艺术的创作高峰。清末民初是书法篆刻艺术大发展的时代，也是中国书画艺术大发展的时代，书画印结合，孕育出具有金石趣味的画风，一扫柔弱萎靡的颓势，开辟出中国画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换新的路径。
中国是文学的国度，中国艺术是诗、尤其是抒情诗的艺术。蔡元培认为：“中国之画与书法为缘，而多含文学之趣味”，强调绘画与书和诗的关系，强调画家的书法修养和文学修养。文人画家以为“诗画一律”，推崇“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宋代《宣和画谱》进一步指出：“故善诗者诗中有画，善画者画中有诗。然则绘事之寄兴，与诗人相表里焉。”诗画异质同构，画家与诗人“相表里”，一身而二任。古人云“诗言志”，诗的本质不仅在于咏物，更加重要的是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诗是作者心灵世界的真实呈现。中国画以“气韵生动”为先，在再现物象客观的生命的同时，更表现作者主观的生命。这种宇宙天地之间客观物象与主观生命生生不息的交融和流动，构成了中国画最高境界“意境”的创造。
文人画超越画工作画看重描摹客观物象，转而注重主观情感的真挚表现。绘画作品的成败优劣不在于用笔、用墨、用色、章法布局技巧的生熟高低，更在于作品内涵的深厚和意境的高远。绘画脱离缺乏生动气韵的板滞刻划，追求的是高深的内涵和悠远的意境，为此画家具有书法的功力与文学、尤其是诗的修养愈形重要。修养深厚的中国画家往往自我标榜书法和诗文的精妙，将诗置于书画印诗“四艺”首位，强调诗为书画印诗“四艺”之统帅和枢纽。画家徐渭谓：“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公认吴昌硕书法篆刻功力最深，而他自己看重的却是诗作。当时艺坛评价吴昌硕：“翁既多技能，摹印书画皆为世贵尚，独喜于诗。”认为吴昌硕书画印的成就来源于诗：“翁书画奇气发于诗。篆刻朴古自金文，其结构之华离杳渺，抑未尝无资于诗者也。”崇拜徐渭、吴昌硕的齐白石尽管诗作获“薛蟠体”之讥，却仍认为自己“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流露出画家对诗艺的重视。
胡立伟是书家。他的书法以行楷见长，以行楷抒发性灵，得心应手。胡立伟的书风谨严整饬，不失法度，脱除软弱拘谨柔媚之病，取法乎上，追摹王右军、李北海诸前贤，在清润秀朗、潇洒飘逸之中，显现出流丽刚健、遒厚精古的美感。近年胡立伟的书法由帖及碑，由行及篆与草，努力展现飞扬灵动的意态和雄浑刚强的笔势，不少书作更着意运用中国画的用笔用墨和章法布局，别有佳趣。他2006年作行草书对联“右军如龙，北海如象”，2008年作行书“松风品茗”，直至近年众多篆草书法作品，都是放笔直干又有所收敛，寓沉稳于放纵之中，并非堕入狂怪粗野“野狐禅”之道的佳作。2008年作行草书“半亩方塘一鉴开”，含汉隶和魏碑笔意，着意调整行楷易于轻薄流滑的缺陷，变圆为方，宁涩毋滑，宁拙毋巧。
胡立伟的篆刻被誉为“扪蛇屠龙之手”，印风高古，心追手摹的是中国篆刻艺术两大高峰秦汉玺印和清末民初诸印家的路数。胡立伟治印，挥刀凿石，纵刃直下，师从前人又自成机杼，法古而不泥古，表达的是现代艺术家自身的艺术风貌。他的白文印凝练拙厚，在雄健奇恣之中蕴涵活泼和灵巧多姿。朱文印则多用大小篆，错落有致，秀雅清新。胡立伟治印承袭吴昌硕、齐白石诸家融书画印于一体之余绪，无论是分朱布白，结字构体，都可以看到将书画之所长用于治印的优势。如白文印“山水清音”“漫江碧透”“误入藕花深处”，朱文印“四品斋”“自胜者强”“十万工农下吉安”，离脱了辨字取信的实际用途，成为与书画交相辉映的艺术品，颇具大家气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胡立伟与众多历经磨难的艺术青年一样，获得了久已盼望的学院深造机会。这批颖脱而出的艺术家，构成了当今中国艺坛的中坚力量。由于地域接近和师承传授，早年胡立伟的中国画受岭南绘画影响较深。岭南派画家高举社会革命和艺术革新的大旗，融汇中西，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努力创造“新中国画”，自有不凡的功绩。我看胡立伟就读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时的画作，如1982年的《人体写生》和1984年的《老人和少女素描》。虽是课堂练习，却画得相当结实，显示美术院校中国画教学引进西方绘画训练于学生造型能力提高大有裨益，并不如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除学院学习以外，社会和自然大课堂学习更显重要。古人云“搜尽奇峰打草稿”，饱游饫看，乘物游心，师法自然、深入社会是画家取得艺术成就颠扑不破的不二法门。胡立伟多次赴湘西和广西、贵州山乡写生，留下了数以百计的速写作品，不仅展现出了画家对景写生捕捉山川之美的手段，更能够感受到画家对社会生活、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劳苦大众的满腔热情。正是这些以景写情、情景交融、充满生活气息的写生速写，构建出了胡立伟绘画创作坚实的基础。
胡立伟为这批速写作品结集出版撰写的简短序言中这样表明自己的心绪：“余热爱自然，喜独行幽境，或漫步林泉，或放情丘壑，闻泥土芳香，赏峡谷泻玉，听鸟鸣悦耳，观山海壮怀。其情、其境、其理、其趣，每于登山临水时记之。饱游饫览，用心感悟，与天地精神往来，不亦乐乎。”将书画创作提升到了诗的境界。书画印展现诗的境界在胡立伟的诗作中屡屡可见：“万象乾坤方寸中，纵横铁笔任西东。直追秦汉抒胸臆，石上留香传古风。”“墨海起云烟，豪情逾九天。春秋行笔底，物我两飘然。”“歌赋丹青旷古缘，诗情画意互争妍。偶成佳句吟丘壑，墨韵书香别有天。”由诗可知画意，可知书意，可知印意，更可知艺术家“直抒胸臆”“聊写胸中逸气”奇浑郁勃的情怀和慨当以慷的寄托。 胡立伟的中国画以山水见长，既吸收岭南派绘画构图、造型、设色和参用西法的长处，又能扬长避短，兼容并包，博采众长，求新求变。198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的胡立伟入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进修，江南人文荟萃，书画印诗传统深厚，山水画重视书法性，讲求作书之法作画，重视以笔墨修养来构建审美情趣，书画印诗整化聚合，墨象笔意、气韵性灵的再现和表现构建出廓大精妙的画境。江南的文风和画风深刻地影响了画家，他的山水画为之一变。此后胡立伟更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北国，开拓出了更加广阔的艺术天地，使山水画作有着岭南绘画色墨淋漓、写生细腻和江南绘画重笔重墨、空灵飘逸的特色，又将重峦叠嶂、风骨雄健的北国山水融入其中，破除了南北艺术的畛域之见，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真正使笔下的山水成为自我人格、性情、学养的外化。
胡立伟的山水画来源于对家乡湖湘山水的感受，又不拘于眼中丘壑，胆敢独造，画出自己的心中天地，营造出现代山水新的意境，从而生发出无穷无尽的情趣和生机。从近年胡立伟的山水画作可以看到画家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从1995年作《行舟绿水前》、1996年作《山峦叠翠》到2006年作《高山云雨》、2007年作《古梦山水云》，画家依托书画印诗的优势，正在一步一步探索构建自己的山水笔墨图式。《山峦叠翠》款录黄宾虹语“夫善画者筑基于笔，建勋于墨，而能使笔画变化无穷者，在蘸水耳。米海岳水墨云山观罢，烟峦明灭，处处是笔”，其后尚有“后人模拟，便落痕迹”未能录入。《山峦叠翠》凸现用笔用墨用水，辅以淡彩，笔墨湿润松秀，跌宕奇恣，章法布局，疏密有致，作品气势雄浑，意趣盎然。虽画面中部的山石犹有不足之处，作品也还没有能够完全脱出“后人模拟，便落痕迹”的窠臼，然而作品却展现出了画家坚韧不拔的顽强追求。
“绚丽之极，归于平淡”。已届知天命之年的画家经历了学习西方绘画、打下坚实造型基础的阶段，经历了接受岭南绘画和江南绘画影响、彩墨并用和重笔重墨的阶段，如今正凭借书画印诗“四艺”兼擅的优势，借鉴前辈大家的艺术经验，体验画艺平淡天真的真谛，砥砺画艺创作，迈向更新更高的艺术境界。胡立伟意图通过异质同构的书画印诗艺术的笔墨变化和造型意象，以诗的心境来营造书画印的意境，以书画印诗“四艺”的交相映发来追寻和挖掘绘画艺术的本质，抒发自己对自然和生命的真实感受。胡立伟并不否认技巧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然而他认为：“技巧上的成熟是艺术生命终结的开始，只有把诗意、情韵、墨趣渗透到绘画当中，作品才具有生命力。”要在看似平淡之中深刻地表现内在的风韵和骨力。艺术创作应当如李可染说的那样：“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以最大的功力进入自然、进入社会、进入传统、进入自我，更以最大的勇气超越自然、超越社会、超越传统、超越自我。
我欣赏胡立伟的书画印诗艺术，更欣赏胡立伟对待艺术的态度。世风浇薄，文风浇薄，画风浇薄，沧海横流，滔滔者，天下皆是。书画印诗最具精神性的艺术，如今已沦落成物质性的工具和手段。放眼神州，徒有艺术之表而韵味全无的画作、书作、印作满坑满谷，厚颜腆面自称“艺术家” “画家”“书家”“印家”者不知凡几，实为滥竽充数的“画画人”“写字人”“刻印人”而已。有的照猫画虎，刻板呆滞，徒有写实之表，一看便倦；有的抄袭前人，古色斑斓，真意缺少，自诩传统；有的格调低下，故作媚态，色相事人，靡靡之音弥漫；有的故作雄强，一味霸悍，纸上奔腾，其中俄空，萧萧索索如牖下风……面对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诸多“大师”“名家”，我辈只能徒唤奈何，发出“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喟叹。
胡立伟脱离急功近利之途，对待艺术，对待生活，他都能持举重若轻的平和态度。我赠他宋人禅诗：“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榾柮，慢腾腾地暖烘烘。”诗虽打油，意殊不恶。我以为，真正艺术家的心境当如秋水，澄怀观道，有一股静气。胡立伟就是这样一位有静气的艺术家。观赏胡立伟的画作，总能够感受几分宁静的愉悦。画山野之中，有几处屋舍，人物点缀其间，“鸟鸣山更幽”，更增添几分静谧和安详。即使是他在国家举办美术大展屡屡入选的画作《使命》，描绘汶川地震山崩地裂、军用飞机呼啸救援的场景，也是动中有静，动静相宜，以小写大，小中见大，去除了时下不少主旋律创作宏大叙事、口号震天动地的俗套。胡立伟自觉“艺术家要有社会担当”，我以为他是在“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业”。
王国维《人间词话》谈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虽然胡立伟总是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来表白自己对艺术的仰慕和追求，认识自己的种种欠缺和不足，我却相信，尽管艺无止境，天外有天，只要他持“偶成佳句吟丘壑，墨韵书香别有天”的平淡、恬静、冲逸，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治艺，书画印诗精进不止，心无旁骛，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孜孜以求，锲而不舍，“衣带渐宽终不悔”，一定能够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崇高境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中国画与汉字书写艺术密不可分。南北朝时代谢赫在《画品》中提出“六法”，将“骨法用笔”列为绘画的重要法度，已显示中国画“书画一体”的特质。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指“工画者多善书”，画家兼为书家当时已是常见的现象。绘画和书法凭籍笔、墨、纸、绢等相同媒材，绘写出或雄健或柔媚的线条，以充满乐感的韵律表现出物象的美。不仅媒料、技法、形式相通，绘画与书法的艺术精神更是相通的。绘画渗入书法的精神，中国画成为具有鲜明民族性的艺术。
宋元明清时代，文人画家将书法篆刻艺术融入绘画创作当中，构建出中国画艺术新的风貌。印章篆刻也是线的艺术，绘画、书法与篆刻结合，镌印成为风气，形成了篆刻艺术的创作高峰。清末民初是书法篆刻艺术大发展的时代，也是中国书画艺术大发展的时代，书画印结合，孕育出具有金石趣味的画风，一扫柔弱萎靡的颓势，开辟出中国画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换新的路径。
中国是文学的国度，中国艺术是诗、尤其是抒情诗的艺术。蔡元培认为：“中国之画与书法为缘，而多含文学之趣味”，强调绘画与书和诗的关系，强调画家的书法修养和文学修养。文人画家以为“诗画一律”，推崇“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宋代《宣和画谱》进一步指出：“故善诗者诗中有画，善画者画中有诗。然则绘事之寄兴，与诗人相表里焉。”诗画异质同构，画家与诗人“相表里”，一身而二任。古人云“诗言志”，诗的本质不仅在于咏物，更加重要的是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诗是作者心灵世界的真实呈现。中国画以“气韵生动”为先，在再现物象客观的生命的同时，更表现作者主观的生命。这种宇宙天地之间客观物象与主观生命生生不息的交融和流动，构成了中国画最高境界“意境”的创造。
文人画超越画工作画看重描摹客观物象，转而注重主观情感的真挚表现。绘画作品的成败优劣不在于用笔、用墨、用色、章法布局技巧的生熟高低，更在于作品内涵的深厚和意境的高远。绘画脱离缺乏生动气韵的板滞刻划，追求的是高深的内涵和悠远的意境，为此画家具有书法的功力与文学、尤其是诗的修养愈形重要。修养深厚的中国画家往往自我标榜书法和诗文的精妙，将诗置于书画印诗“四艺”首位，强调诗为书画印诗“四艺”之统帅和枢纽。画家徐渭谓：“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公认吴昌硕书法篆刻功力最深，而他自己看重的却是诗作。当时艺坛评价吴昌硕：“翁既多技能，摹印书画皆为世贵尚，独喜于诗。”认为吴昌硕书画印的成就来源于诗：“翁书画奇气发于诗。篆刻朴古自金文，其结构之华离杳渺，抑未尝无资于诗者也。”崇拜徐渭、吴昌硕的齐白石尽管诗作获“薛蟠体”之讥，却仍认为自己“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流露出画家对诗艺的重视。
胡立伟是书家。他的书法以行楷见长，以行楷抒发性灵，得心应手。胡立伟的书风谨严整饬，不失法度，脱除软弱拘谨柔媚之病，取法乎上，追摹王右军、李北海诸前贤，在清润秀朗、潇洒飘逸之中，显现出流丽刚健、遒厚精古的美感。近年胡立伟的书法由帖及碑，由行及篆与草，努力展现飞扬灵动的意态和雄浑刚强的笔势，不少书作更着意运用中国画的用笔用墨和章法布局，别有佳趣。他2006年作行草书对联“右军如龙，北海如象”，2008年作行书“松风品茗”，直至近年众多篆草书法作品，都是放笔直干又有所收敛，寓沉稳于放纵之中，并非堕入狂怪粗野“野狐禅”之道的佳作。2008年作行草书“半亩方塘一鉴开”，含汉隶和魏碑笔意，着意调整行楷易于轻薄流滑的缺陷，变圆为方，宁涩毋滑，宁拙毋巧。
胡立伟的篆刻被誉为“扪蛇屠龙之手”，印风高古，心追手摹的是中国篆刻艺术两大高峰秦汉玺印和清末民初诸印家的路数。胡立伟治印，挥刀凿石，纵刃直下，师从前人又自成机杼，法古而不泥古，表达的是现代艺术家自身的艺术风貌。他的白文印凝练拙厚，在雄健奇恣之中蕴涵活泼和灵巧多姿。朱文印则多用大小篆，错落有致，秀雅清新。胡立伟治印承袭吴昌硕、齐白石诸家融书画印于一体之余绪，无论是分朱布白，结字构体，都可以看到将书画之所长用于治印的优势。如白文印“山水清音”“漫江碧透”“误入藕花深处”，朱文印“四品斋”“自胜者强”“十万工农下吉安”，离脱了辨字取信的实际用途，成为与书画交相辉映的艺术品，颇具大家气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胡立伟与众多历经磨难的艺术青年一样，获得了久已盼望的学院深造机会。这批颖脱而出的艺术家，构成了当今中国艺坛的中坚力量。由于地域接近和师承传授，早年胡立伟的中国画受岭南绘画影响较深。岭南派画家高举社会革命和艺术革新的大旗，融汇中西，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努力创造“新中国画”，自有不凡的功绩。我看胡立伟就读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时的画作，如1982年的《人体写生》和1984年的《老人和少女素描》。虽是课堂练习，却画得相当结实，显示美术院校中国画教学引进西方绘画训练于学生造型能力提高大有裨益，并不如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除学院学习以外，社会和自然大课堂学习更显重要。古人云“搜尽奇峰打草稿”，饱游饫看，乘物游心，师法自然、深入社会是画家取得艺术成就颠扑不破的不二法门。胡立伟多次赴湘西和广西、贵州山乡写生，留下了数以百计的速写作品，不仅展现出了画家对景写生捕捉山川之美的手段，更能够感受到画家对社会生活、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劳苦大众的满腔热情。正是这些以景写情、情景交融、充满生活气息的写生速写，构建出了胡立伟绘画创作坚实的基础。
胡立伟为这批速写作品结集出版撰写的简短序言中这样表明自己的心绪：“余热爱自然，喜独行幽境，或漫步林泉，或放情丘壑，闻泥土芳香，赏峡谷泻玉，听鸟鸣悦耳，观山海壮怀。其情、其境、其理、其趣，每于登山临水时记之。饱游饫览，用心感悟，与天地精神往来，不亦乐乎。”将书画创作提升到了诗的境界。书画印展现诗的境界在胡立伟的诗作中屡屡可见：“万象乾坤方寸中，纵横铁笔任西东。直追秦汉抒胸臆，石上留香传古风。”“墨海起云烟，豪情逾九天。春秋行笔底，物我两飘然。”“歌赋丹青旷古缘，诗情画意互争妍。偶成佳句吟丘壑，墨韵书香别有天。”由诗可知画意，可知书意，可知印意，更可知艺术家“直抒胸臆”“聊写胸中逸气”奇浑郁勃的情怀和慨当以慷的寄托。 胡立伟的中国画以山水见长，既吸收岭南派绘画构图、造型、设色和参用西法的长处，又能扬长避短，兼容并包，博采众长，求新求变。198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的胡立伟入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进修，江南人文荟萃，书画印诗传统深厚，山水画重视书法性，讲求作书之法作画，重视以笔墨修养来构建审美情趣，书画印诗整化聚合，墨象笔意、气韵性灵的再现和表现构建出廓大精妙的画境。江南的文风和画风深刻地影响了画家，他的山水画为之一变。此后胡立伟更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北国，开拓出了更加广阔的艺术天地，使山水画作有着岭南绘画色墨淋漓、写生细腻和江南绘画重笔重墨、空灵飘逸的特色，又将重峦叠嶂、风骨雄健的北国山水融入其中，破除了南北艺术的畛域之见，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真正使笔下的山水成为自我人格、性情、学养的外化。
胡立伟的山水画来源于对家乡湖湘山水的感受，又不拘于眼中丘壑，胆敢独造，画出自己的心中天地，营造出现代山水新的意境，从而生发出无穷无尽的情趣和生机。从近年胡立伟的山水画作可以看到画家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从1995年作《行舟绿水前》、1996年作《山峦叠翠》到2006年作《高山云雨》、2007年作《古梦山水云》，画家依托书画印诗的优势，正在一步一步探索构建自己的山水笔墨图式。《山峦叠翠》款录黄宾虹语“夫善画者筑基于笔，建勋于墨，而能使笔画变化无穷者，在蘸水耳。米海岳水墨云山观罢，烟峦明灭，处处是笔”，其后尚有“后人模拟，便落痕迹”未能录入。《山峦叠翠》凸现用笔用墨用水，辅以淡彩，笔墨湿润松秀，跌宕奇恣，章法布局，疏密有致，作品气势雄浑，意趣盎然。虽画面中部的山石犹有不足之处，作品也还没有能够完全脱出“后人模拟，便落痕迹”的窠臼，然而作品却展现出了画家坚韧不拔的顽强追求。
“绚丽之极，归于平淡”。已届知天命之年的画家经历了学习西方绘画、打下坚实造型基础的阶段，经历了接受岭南绘画和江南绘画影响、彩墨并用和重笔重墨的阶段，如今正凭借书画印诗“四艺”兼擅的优势，借鉴前辈大家的艺术经验，体验画艺平淡天真的真谛，砥砺画艺创作，迈向更新更高的艺术境界。胡立伟意图通过异质同构的书画印诗艺术的笔墨变化和造型意象，以诗的心境来营造书画印的意境，以书画印诗“四艺”的交相映发来追寻和挖掘绘画艺术的本质，抒发自己对自然和生命的真实感受。胡立伟并不否认技巧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然而他认为：“技巧上的成熟是艺术生命终结的开始，只有把诗意、情韵、墨趣渗透到绘画当中，作品才具有生命力。”要在看似平淡之中深刻地表现内在的风韵和骨力。艺术创作应当如李可染说的那样：“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以最大的功力进入自然、进入社会、进入传统、进入自我，更以最大的勇气超越自然、超越社会、超越传统、超越自我。
我欣赏胡立伟的书画印诗艺术，更欣赏胡立伟对待艺术的态度。世风浇薄，文风浇薄，画风浇薄，沧海横流，滔滔者，天下皆是。书画印诗最具精神性的艺术，如今已沦落成物质性的工具和手段。放眼神州，徒有艺术之表而韵味全无的画作、书作、印作满坑满谷，厚颜腆面自称“艺术家” “画家”“书家”“印家”者不知凡几，实为滥竽充数的“画画人”“写字人”“刻印人”而已。有的照猫画虎，刻板呆滞，徒有写实之表，一看便倦；有的抄袭前人，古色斑斓，真意缺少，自诩传统；有的格调低下，故作媚态，色相事人，靡靡之音弥漫；有的故作雄强，一味霸悍，纸上奔腾，其中俄空，萧萧索索如牖下风……面对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诸多“大师”“名家”，我辈只能徒唤奈何，发出“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喟叹。
胡立伟脱离急功近利之途，对待艺术，对待生活，他都能持举重若轻的平和态度。我赠他宋人禅诗：“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榾柮，慢腾腾地暖烘烘。”诗虽打油，意殊不恶。我以为，真正艺术家的心境当如秋水，澄怀观道，有一股静气。胡立伟就是这样一位有静气的艺术家。观赏胡立伟的画作，总能够感受几分宁静的愉悦。画山野之中，有几处屋舍，人物点缀其间，“鸟鸣山更幽”，更增添几分静谧和安详。即使是他在国家举办美术大展屡屡入选的画作《使命》，描绘汶川地震山崩地裂、军用飞机呼啸救援的场景，也是动中有静，动静相宜，以小写大，小中见大，去除了时下不少主旋律创作宏大叙事、口号震天动地的俗套。胡立伟自觉“艺术家要有社会担当”，我以为他是在“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业”。
王国维《人间词话》谈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虽然胡立伟总是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来表白自己对艺术的仰慕和追求，认识自己的种种欠缺和不足，我却相信，尽管艺无止境，天外有天，只要他持“偶成佳句吟丘壑，墨韵书香别有天”的平淡、恬静、冲逸，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治艺，书画印诗精进不止，心无旁骛，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孜孜以求，锲而不舍，“衣带渐宽终不悔”，一定能够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崇高境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