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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APEC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增长近3倍。
学界纷纷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看成中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杰夫·桑亚尔索性下结论：在庞大并且长期的经常账户盈余驱动下，未来中国将由“世界工厂”转换成“世界投资人”。
大势之下，“一带一路”战略付诸实施，亚投行、丝路基金启动，彰显了中国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加快“走出去”的战略布局。
战略角色的转换再次将中国的外储管理改革推上前台。这意味着，需要从广义外汇储备的角度出发，重新设计外储管理改革的顶层方案：包括从根本上解决外汇储备的形成机制、消除双顺差；确立不同种类外储资产的管理主体；确立立法监督体系，用以评估外储运作效率。
巨额外储之困
“走出去”战略的首次公开提出，是在1997年12月24日，由江泽民在接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提出，并于2002年写入十六大报告。
“但10多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未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同步快速增加。”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陈建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一带一路’战略的确立，表明了中国正式从‘引进来’战略转向‘走出去’战略，这种转向最主要体现在改变现有的外汇投资结构，即将目前外储主要投资于金融衍生品或国债等金融虚拟资产的形式，转变为投资到实体经济上。”
在“走出去”战略的新形势下，国家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截至今年三季度，中国外储已达3.89万亿美元。而自2005年7月中国启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呈现升值趋势，对美元升值已超过30%。
据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的统计，2000年1月～2014年6月，央行通过交易形成36392.145亿美元的新增外汇储备，按今年6月美元对人民币的平均汇率6.1557计算，折合人民币224019.13亿元，而其间央行新增外汇占款即买入外汇所投放的人民币为258069.61亿元。两者相差34050.48亿元人民币，即为考察期外汇储备的汇兑损失。
外管局局长易纲亦公开表示，当前中国继续积累外汇储备的边际成本已经超过边际收益，继续增加外汇储备已不合算。近10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平均回报率是15%～20%，远高于中国外储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
对外储的投资管理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国务院去年出台的“金10条”中就曾明确提出，要创新外汇储备的运用。而“一带一路”的融资需求也为化解外储压力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据统计，中国在涉及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初期承诺投资至少有3000亿美元，其中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相关基金1500亿美元、亚投行500亿美元、丝路基金400亿美元，以及对上合组织银行的出资额及其他援助和贷款。
不过，3000亿美元尚不及目前外储的1/10，且这部分外储是由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向央行购买外汇的方式使用。
“这还是间接的对外汇储备的使用，类似中投的模式，而非对外直接使用方式。”《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才是化解4万亿存量外储的核心。
“外汇储备多其实不是问题，未来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机制，让资金可以回到民间、回到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走出去，而非政府主导走出去。”陈建奇说。
但他亦提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还缺乏经验，对东道国的法律风险、政治风险、管理风险等都存在认识欠缺，这需要国家层面给予指导。
化解双顺差
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提到，“一带一路”更大的作用是 “引子”。正如当年美国在马歇尔计划带动之下，大量私人企业对外贷款及投资等所消耗的资金数额远比政府所输出的金额多。
“一带一路”的价值在于以此实现中国政府动用巨额外汇储备支持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和收购海外资产，减少对美元依赖，储备自然资源和能源，在大宗商品市场取得话语权和定价权，等等。
“完成从对外输出储蓄到对外输出资本的转变，成为国际投资大国，是重中之重。”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认为，要让私人部门取代政府成为对外资产的主要持有者，实行藏汇于民的策略：允许境内机构、企业和个人持有海外资产，首当其冲是放松对外直接投资。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为6604.8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国GDP的7%～8%左右。“要达到世界30%的平均水平，估计未来10～20年间，中国的海外投资将增加3万亿～5万亿美元。”陈建奇估算。
知情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目前外管局正在研究利用外储加快企业“走出去”方案。侧重点可能包括两方面：一是通过外汇贷款办公室，对国开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增加外币贷款，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二是建立一些新领域的海外投资产业基金，例如目前国开行的中非产业基金，未来将在加大直接投资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在资本输出的同时，还要减少贸易项下顺差。
“改变双顺差是解决外储增量的根本手段。”国际金融学者吴念鲁建议，应解决外汇结构不平衡问题，在经常项目管理方面，改革出口税制，对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低端产品的出口，应取消优惠措施，同时引进高新技术和产品的进口；通过对进口商品的大幅减税，以扩大消费。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已经发布了《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继续鼓励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等进口，稳定资源性产品进口，支持和鼓励企业建立商业储备。
可以预见，过往30年以鼓励“出口退税”和“进口替代”为主的外贸政策将向“鼓励进口”的政策转变。
主导权之争 据前述知情人士透露，伴随外储投资管理的改革，目前高层及各部委对外汇储备管理的组织架构存在争议。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前外管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副司长陈炳才曾撰文指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持有方式有两种：财政持有与中央银行持有。财政持有外汇储备往往是通过发行（短期）债券筹集资金然后购买外汇，或者是财政直接向央行发行金融票据；中央银行持有外汇储备的方式是投放基础货币购买外汇，它会导致市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此前的中投组建模式，以及此次“一带一路”模式，均采取的是通过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
“这种方式可以操作，但不能常态化。”吴念鲁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一方面，按照目前的汇率水平，中国政府要发行25万亿元左右的人民币国债，才能获得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使用权。这些债券最终都是由商业银行埋单，由此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对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较大冲击，导致货币政策框架失控。
不过，在对外储的运作上，由财政出资组建的中投与央行主管的外管局之间的主导权之争已经存在多年。
有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中投希望得到更多的外储管理权，但2007年的两笔失败投资（投资摩根士丹利和黑石分别亏损9亿和18亿美元）使其饱受诟病。而作为外管局实际运作外汇储备的中央外汇业务中心（外管局储备管理司）同样授人以柄，甚至给外界造成“买什么跌什么”的印象，而其前首席投资长朱长虹所尝试的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战略也以失败告终。
据媒体报道，目前外管局主要由华安、华新、华欧、华美4家公司进行海外投资，华安注册在香港特区，没有固定投资区域；其余3家分别专注于欧洲、美国、新加坡等地的投资。
“中投并非典型的主权财富基金，从其资金来源看实际上是将部分外汇储备交由财政部管理。”丁志杰认为，过去几年，中投的国际投资年化收益率为5.7%，高于中国对外资产和外汇储备的平均收益率。未来可以考虑更多的竞争性机制，“有可能另行成立专门的机构引入竞争机制，并根据绩效动态调整其管理的外汇资产规模。”
此外，分析人士也认为，随着中国外储的巨额累积，外管局已经存在“裁判员与运动员合一”的双重身份问题：既是全部经营决策的制定者，又是投资业绩与风险评估的考核者。
“应尽快对外汇管理条例进行修订，通过外汇储备管理法。”吴念鲁认为，将外储管理提升到立法高度是其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
他提到，应构建新的外汇管理组织体系，在人民银行、外管局、财政部、中投公司、汇金公司以及其他市场化运作的机构之间进行职能的清晰界定，确立各方的权责义务，以及相应的考核评估体系。
学界纷纷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看成中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杰夫·桑亚尔索性下结论：在庞大并且长期的经常账户盈余驱动下，未来中国将由“世界工厂”转换成“世界投资人”。
大势之下，“一带一路”战略付诸实施，亚投行、丝路基金启动，彰显了中国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加快“走出去”的战略布局。
战略角色的转换再次将中国的外储管理改革推上前台。这意味着，需要从广义外汇储备的角度出发，重新设计外储管理改革的顶层方案：包括从根本上解决外汇储备的形成机制、消除双顺差；确立不同种类外储资产的管理主体；确立立法监督体系，用以评估外储运作效率。
巨额外储之困
“走出去”战略的首次公开提出，是在1997年12月24日，由江泽民在接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提出，并于2002年写入十六大报告。
“但10多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未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同步快速增加。”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陈建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一带一路’战略的确立，表明了中国正式从‘引进来’战略转向‘走出去’战略，这种转向最主要体现在改变现有的外汇投资结构，即将目前外储主要投资于金融衍生品或国债等金融虚拟资产的形式，转变为投资到实体经济上。”
在“走出去”战略的新形势下，国家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截至今年三季度，中国外储已达3.89万亿美元。而自2005年7月中国启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呈现升值趋势，对美元升值已超过30%。
据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的统计，2000年1月～2014年6月，央行通过交易形成36392.145亿美元的新增外汇储备，按今年6月美元对人民币的平均汇率6.1557计算，折合人民币224019.13亿元，而其间央行新增外汇占款即买入外汇所投放的人民币为258069.61亿元。两者相差34050.48亿元人民币，即为考察期外汇储备的汇兑损失。
外管局局长易纲亦公开表示，当前中国继续积累外汇储备的边际成本已经超过边际收益，继续增加外汇储备已不合算。近10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平均回报率是15%～20%，远高于中国外储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
对外储的投资管理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国务院去年出台的“金10条”中就曾明确提出，要创新外汇储备的运用。而“一带一路”的融资需求也为化解外储压力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据统计，中国在涉及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初期承诺投资至少有3000亿美元，其中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相关基金1500亿美元、亚投行500亿美元、丝路基金400亿美元，以及对上合组织银行的出资额及其他援助和贷款。
不过，3000亿美元尚不及目前外储的1/10，且这部分外储是由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向央行购买外汇的方式使用。
“这还是间接的对外汇储备的使用，类似中投的模式，而非对外直接使用方式。”《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才是化解4万亿存量外储的核心。
“外汇储备多其实不是问题，未来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机制，让资金可以回到民间、回到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走出去，而非政府主导走出去。”陈建奇说。
但他亦提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还缺乏经验，对东道国的法律风险、政治风险、管理风险等都存在认识欠缺，这需要国家层面给予指导。
化解双顺差
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提到，“一带一路”更大的作用是 “引子”。正如当年美国在马歇尔计划带动之下，大量私人企业对外贷款及投资等所消耗的资金数额远比政府所输出的金额多。
“一带一路”的价值在于以此实现中国政府动用巨额外汇储备支持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和收购海外资产，减少对美元依赖，储备自然资源和能源，在大宗商品市场取得话语权和定价权，等等。
“完成从对外输出储蓄到对外输出资本的转变，成为国际投资大国，是重中之重。”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认为，要让私人部门取代政府成为对外资产的主要持有者，实行藏汇于民的策略：允许境内机构、企业和个人持有海外资产，首当其冲是放松对外直接投资。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为6604.8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国GDP的7%～8%左右。“要达到世界30%的平均水平，估计未来10～20年间，中国的海外投资将增加3万亿～5万亿美元。”陈建奇估算。
知情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目前外管局正在研究利用外储加快企业“走出去”方案。侧重点可能包括两方面：一是通过外汇贷款办公室，对国开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增加外币贷款，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二是建立一些新领域的海外投资产业基金，例如目前国开行的中非产业基金，未来将在加大直接投资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在资本输出的同时，还要减少贸易项下顺差。
“改变双顺差是解决外储增量的根本手段。”国际金融学者吴念鲁建议，应解决外汇结构不平衡问题，在经常项目管理方面，改革出口税制，对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低端产品的出口，应取消优惠措施，同时引进高新技术和产品的进口；通过对进口商品的大幅减税，以扩大消费。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已经发布了《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继续鼓励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等进口，稳定资源性产品进口，支持和鼓励企业建立商业储备。
可以预见，过往30年以鼓励“出口退税”和“进口替代”为主的外贸政策将向“鼓励进口”的政策转变。
主导权之争 据前述知情人士透露，伴随外储投资管理的改革，目前高层及各部委对外汇储备管理的组织架构存在争议。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前外管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副司长陈炳才曾撰文指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持有方式有两种：财政持有与中央银行持有。财政持有外汇储备往往是通过发行（短期）债券筹集资金然后购买外汇，或者是财政直接向央行发行金融票据；中央银行持有外汇储备的方式是投放基础货币购买外汇，它会导致市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此前的中投组建模式，以及此次“一带一路”模式，均采取的是通过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
“这种方式可以操作，但不能常态化。”吴念鲁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一方面，按照目前的汇率水平，中国政府要发行25万亿元左右的人民币国债，才能获得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使用权。这些债券最终都是由商业银行埋单，由此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对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较大冲击，导致货币政策框架失控。
不过，在对外储的运作上，由财政出资组建的中投与央行主管的外管局之间的主导权之争已经存在多年。
有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中投希望得到更多的外储管理权，但2007年的两笔失败投资（投资摩根士丹利和黑石分别亏损9亿和18亿美元）使其饱受诟病。而作为外管局实际运作外汇储备的中央外汇业务中心（外管局储备管理司）同样授人以柄，甚至给外界造成“买什么跌什么”的印象，而其前首席投资长朱长虹所尝试的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战略也以失败告终。
据媒体报道，目前外管局主要由华安、华新、华欧、华美4家公司进行海外投资，华安注册在香港特区，没有固定投资区域；其余3家分别专注于欧洲、美国、新加坡等地的投资。
“中投并非典型的主权财富基金，从其资金来源看实际上是将部分外汇储备交由财政部管理。”丁志杰认为，过去几年，中投的国际投资年化收益率为5.7%，高于中国对外资产和外汇储备的平均收益率。未来可以考虑更多的竞争性机制，“有可能另行成立专门的机构引入竞争机制，并根据绩效动态调整其管理的外汇资产规模。”
此外，分析人士也认为，随着中国外储的巨额累积，外管局已经存在“裁判员与运动员合一”的双重身份问题：既是全部经营决策的制定者，又是投资业绩与风险评估的考核者。
“应尽快对外汇管理条例进行修订，通过外汇储备管理法。”吴念鲁认为，将外储管理提升到立法高度是其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
他提到，应构建新的外汇管理组织体系，在人民银行、外管局、财政部、中投公司、汇金公司以及其他市场化运作的机构之间进行职能的清晰界定，确立各方的权责义务，以及相应的考核评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