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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焦虑,很无助,很无力。”提及儿子,汤先生欲言又止,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不知道我们去世了以后,崽崽怎么办。”
崽崽是汤先生儿子的乳名,今年8岁。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已经在小学与同学们享受着天真烂漫的校园生活。崽崽的“学校”却是长沙的一所康复训练机构,他的“同学”都和他一样——患有不同程度自闭症的孩子。
《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报告》显示,中国0-14岁自闭症儿童患者超过200万人,发病率以每年近1%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些特殊儿童,牵动着成千上万的家庭。在养育孩子的路上,他们有道不尽的痛与泪。
为了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国家实施融合教育,推进随班就读工作。但是,当特殊儿童走出温暖的家庭,踏入学校,面对社会,这段成长路,道阻且长。
治疗难,坚持更难
被确诊为自闭症时,崽崽已将近3岁了。此前,汤先生夫妇在深圳忙于工作,崽崽交由在湖南老家的外公外婆照看。得知消息的刹那,汤先生脑海闪过电影《海洋天堂》《雨人》的片段——一幕幕自闭症患者艰难生活的画面,让他眼泪夺眶而出,而内心,早已天崩地陷。
不知所措,继而身心俱疲,可以说是汤先生一家接下来的真实写照。2016年底,崽崽开始在湖南省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度过了最难熬的半年。“医院主要通过药物、导频等手段治疗,20天一个疗程。孩子输液扎头皮针,额头全是针眼,有时候没地方下针了,就把头发剃掉,继续找位置。”汤先生回忆说,“那段时间,崽崽到了医院门口,都大哭奋力向外跑,我们抹着泪又使劲地把他拽回来。”
一项调查显示,由于孩子康复需要陪护,超六成患者家庭父母其中一方放弃工作,全职陪护。汤先生一家也不例外,妻子辞职后,在家专职陪同崽崽治疗,但半年过去了,病情并没有明显好转,反而让人疲惫不堪。“儿童医院人很多,每一项治疗都需要排长队,有些家长甚至天没亮就去排队拿号。”汤先生表示,医院的医务人员及康复设施,根本无法满足人数众多的自闭症患者。
经过反复考察,汤先生决定在长沙选择一家自闭症康复机构,对崽崽进行智力训练、语言训练和感统训练。这相应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训练初期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在机构,主要就是密集训练,长时间训练。可能一两个月时间,花费一万四五,崽崽就认识了一个水果,或者发出一个字母e的音。”
在我国,专业的自闭症康复机构并不常见。北大医疗脑健康儿童发展中心联合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发布的《2020年度儿童发展障碍康复行业报告》显示,全国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2238家,多分布在上海、广东、山东、江苏等地,而残联在册的自闭症康复人才仅有2万余名。地域不均,人才稀缺,也造成了自闭症干预难、费用高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帮助崽崽快速进步,汤先生与妻子开始翻阅大量资料,学习各种康复训练方法,妻子还通过了康复师认证考试。经年累月的努力,终换回“铁树开花”。快 5岁时,有次下晚课回家的路上,崽崽突然跑到汤先生面前说:“爸爸,笔笔(背背)我。”那晚,汤先生高兴了很久,背着崽崽,飛也似的跑回了家,他感觉“一切都值得”。
接收,不等于接纳
对于特殊儿童家长来说,内心最大的恐惧,在于害怕孩子被拒绝。崽崽很幸运,6岁半时,汤先生找到了可以接收他的幼儿园,只上半天课。“当初我们也做好了被拒收的心理准备,大不了附近每个幼儿园都去试一试。只要不被拒收,学费贵一倍都可以接受,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家长都特别卑微。”
幼儿园没有配备特殊教育老师,只有年纪稍长的保育员。因为担心崽崽无法融入幼儿园的生活,崽崽妈提出在校陪读,被园长拒绝了。半学期的幼儿园生活让崽崽开始不排斥与其他小朋友接触和玩耍,老师也反映崽崽表现不错。虽然如此,但担忧的事情还是来了。
暑假之后,汤先生再次见到园长,提出希望崽崽读一年大班。“园长说,今年一个保育员离职了,园里保育员不够,没法照顾我们家孩子了。他还告诉我们,崽崽上课时总是跑出去,有时候会无故尖叫,影响到其他小朋友上课。”
被拒之门外后,崽崽继续实施康复训练。有时路过幼儿园,汤先生问:“这是哪里?”崽崽望着里面,说:“幼儿园。”“想不想上幼儿园?”“想。”看着崽崽期待的模样,汤先生心里五味杂陈。
随着教育部指导各地通过特殊教育学校、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及远程教育等多种方式,落实“一人一案”,精准做好教育安置,特殊孩子接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不断扩大,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特殊教育在校生中,随班就读占了49%,比例最大。对于普通学校来说,学校管理、课程资源匹配、师资配备,都是挑战。资源不足,导致很多学校‘择优录取’。情况严重一点的特殊儿童只能选择送教上门,但是各地资源和条件不一,部分地方的执行流于形式。”在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学院副院长李欢看来,中国特殊教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理解,何时有解
根据《中国自闭症家庭情况调研白皮书》数据,有近八成群众对自闭症不了解,超过七成群众误认为缺乏家庭关爱是造成自闭症的主要原因,受制于种种困境,超过六成的自闭症患者家庭主动或被动减少对外社交。
“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害怕孩子被其他家长围攻,害怕走亲戚,害怕邻居串门,甚至害怕带孩子逛公园……”汤先生坦言,自闭症家庭背负着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慢慢地,我们好像被逼迫到了某一个黑暗的角落”。
社会大众对自闭症缺乏认知,缺少关注和理解,导致很多自闭症儿童家长受到冷眼与无端责骂。在随班就读的过程中,普通孩子家长的态度,往往牵动着特殊儿童家长的心。
特殊儿童与普通孩子同处一班,很多普通孩子的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学业、安全会受到影响。因此,家长联名向学校施压,特殊儿童遭遇“退学”“休学”的事例,时有发生。
“不能无视普通家长的顾虑,也不能一味妥协,如果被‘休学’,一定要合理维权。”李欢建议。
如今,已达到学龄的崽崽,可以回到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当地教育部门告诉我,去普通小学随班就读,家长可以陪读。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国家开始重视起来了,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汤先生说,考虑到崽崽的智力情况,他向当地教育部门说明了情况,申请了延迟一年上学。
“现在还是崽崽的黄金干预期,在长沙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康复训练。”数年如一日,崽崽在语言、智力、体感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能准确理解和执行一些生活上的指令,会主动开口寻求帮助,还学会了轮滑。
“日复一日的训练,一点一滴的进步,他能上学,能过上自理的生活,这是支撑我坚持对他进行康复训练的唯一信念。”崽崽病情向好,汤先生欣慰的同时,也难掩心中的焦虑:离开学校或机构,崽崽该去向何方?自己百年之后,崽崽基本生活如何保障?
在有生之年,汤先生希望崽崽这颗星星,能融入社会,大放光彩。
崽崽是汤先生儿子的乳名,今年8岁。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已经在小学与同学们享受着天真烂漫的校园生活。崽崽的“学校”却是长沙的一所康复训练机构,他的“同学”都和他一样——患有不同程度自闭症的孩子。
《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报告》显示,中国0-14岁自闭症儿童患者超过200万人,发病率以每年近1%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些特殊儿童,牵动着成千上万的家庭。在养育孩子的路上,他们有道不尽的痛与泪。
为了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国家实施融合教育,推进随班就读工作。但是,当特殊儿童走出温暖的家庭,踏入学校,面对社会,这段成长路,道阻且长。
治疗难,坚持更难
被确诊为自闭症时,崽崽已将近3岁了。此前,汤先生夫妇在深圳忙于工作,崽崽交由在湖南老家的外公外婆照看。得知消息的刹那,汤先生脑海闪过电影《海洋天堂》《雨人》的片段——一幕幕自闭症患者艰难生活的画面,让他眼泪夺眶而出,而内心,早已天崩地陷。
不知所措,继而身心俱疲,可以说是汤先生一家接下来的真实写照。2016年底,崽崽开始在湖南省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度过了最难熬的半年。“医院主要通过药物、导频等手段治疗,20天一个疗程。孩子输液扎头皮针,额头全是针眼,有时候没地方下针了,就把头发剃掉,继续找位置。”汤先生回忆说,“那段时间,崽崽到了医院门口,都大哭奋力向外跑,我们抹着泪又使劲地把他拽回来。”
一项调查显示,由于孩子康复需要陪护,超六成患者家庭父母其中一方放弃工作,全职陪护。汤先生一家也不例外,妻子辞职后,在家专职陪同崽崽治疗,但半年过去了,病情并没有明显好转,反而让人疲惫不堪。“儿童医院人很多,每一项治疗都需要排长队,有些家长甚至天没亮就去排队拿号。”汤先生表示,医院的医务人员及康复设施,根本无法满足人数众多的自闭症患者。
经过反复考察,汤先生决定在长沙选择一家自闭症康复机构,对崽崽进行智力训练、语言训练和感统训练。这相应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训练初期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在机构,主要就是密集训练,长时间训练。可能一两个月时间,花费一万四五,崽崽就认识了一个水果,或者发出一个字母e的音。”
在我国,专业的自闭症康复机构并不常见。北大医疗脑健康儿童发展中心联合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发布的《2020年度儿童发展障碍康复行业报告》显示,全国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2238家,多分布在上海、广东、山东、江苏等地,而残联在册的自闭症康复人才仅有2万余名。地域不均,人才稀缺,也造成了自闭症干预难、费用高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帮助崽崽快速进步,汤先生与妻子开始翻阅大量资料,学习各种康复训练方法,妻子还通过了康复师认证考试。经年累月的努力,终换回“铁树开花”。快 5岁时,有次下晚课回家的路上,崽崽突然跑到汤先生面前说:“爸爸,笔笔(背背)我。”那晚,汤先生高兴了很久,背着崽崽,飛也似的跑回了家,他感觉“一切都值得”。
接收,不等于接纳
对于特殊儿童家长来说,内心最大的恐惧,在于害怕孩子被拒绝。崽崽很幸运,6岁半时,汤先生找到了可以接收他的幼儿园,只上半天课。“当初我们也做好了被拒收的心理准备,大不了附近每个幼儿园都去试一试。只要不被拒收,学费贵一倍都可以接受,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家长都特别卑微。”
幼儿园没有配备特殊教育老师,只有年纪稍长的保育员。因为担心崽崽无法融入幼儿园的生活,崽崽妈提出在校陪读,被园长拒绝了。半学期的幼儿园生活让崽崽开始不排斥与其他小朋友接触和玩耍,老师也反映崽崽表现不错。虽然如此,但担忧的事情还是来了。
暑假之后,汤先生再次见到园长,提出希望崽崽读一年大班。“园长说,今年一个保育员离职了,园里保育员不够,没法照顾我们家孩子了。他还告诉我们,崽崽上课时总是跑出去,有时候会无故尖叫,影响到其他小朋友上课。”
被拒之门外后,崽崽继续实施康复训练。有时路过幼儿园,汤先生问:“这是哪里?”崽崽望着里面,说:“幼儿园。”“想不想上幼儿园?”“想。”看着崽崽期待的模样,汤先生心里五味杂陈。
随着教育部指导各地通过特殊教育学校、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及远程教育等多种方式,落实“一人一案”,精准做好教育安置,特殊孩子接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不断扩大,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特殊教育在校生中,随班就读占了49%,比例最大。对于普通学校来说,学校管理、课程资源匹配、师资配备,都是挑战。资源不足,导致很多学校‘择优录取’。情况严重一点的特殊儿童只能选择送教上门,但是各地资源和条件不一,部分地方的执行流于形式。”在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学院副院长李欢看来,中国特殊教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理解,何时有解
根据《中国自闭症家庭情况调研白皮书》数据,有近八成群众对自闭症不了解,超过七成群众误认为缺乏家庭关爱是造成自闭症的主要原因,受制于种种困境,超过六成的自闭症患者家庭主动或被动减少对外社交。
“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害怕孩子被其他家长围攻,害怕走亲戚,害怕邻居串门,甚至害怕带孩子逛公园……”汤先生坦言,自闭症家庭背负着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慢慢地,我们好像被逼迫到了某一个黑暗的角落”。
社会大众对自闭症缺乏认知,缺少关注和理解,导致很多自闭症儿童家长受到冷眼与无端责骂。在随班就读的过程中,普通孩子家长的态度,往往牵动着特殊儿童家长的心。
特殊儿童与普通孩子同处一班,很多普通孩子的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学业、安全会受到影响。因此,家长联名向学校施压,特殊儿童遭遇“退学”“休学”的事例,时有发生。
“不能无视普通家长的顾虑,也不能一味妥协,如果被‘休学’,一定要合理维权。”李欢建议。
如今,已达到学龄的崽崽,可以回到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当地教育部门告诉我,去普通小学随班就读,家长可以陪读。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国家开始重视起来了,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汤先生说,考虑到崽崽的智力情况,他向当地教育部门说明了情况,申请了延迟一年上学。
“现在还是崽崽的黄金干预期,在长沙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康复训练。”数年如一日,崽崽在语言、智力、体感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能准确理解和执行一些生活上的指令,会主动开口寻求帮助,还学会了轮滑。
“日复一日的训练,一点一滴的进步,他能上学,能过上自理的生活,这是支撑我坚持对他进行康复训练的唯一信念。”崽崽病情向好,汤先生欣慰的同时,也难掩心中的焦虑:离开学校或机构,崽崽该去向何方?自己百年之后,崽崽基本生活如何保障?
在有生之年,汤先生希望崽崽这颗星星,能融入社会,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