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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年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甩投成功40周年。本文将回顾当年的飞机改装以及第一次甩投失败、带弹返航降落的一幕惊险瞬间。
氢弹载机的研制
我国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5月9日完成了空投原子弹的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试爆了第一颖氢弹。然而，氢弹要具有实战价值，就必须有一种实用有效的空中运载和投掷平台。当时，空军装备的轰－5甲和轰－6甲飞机可以承担这种特殊任务，但是由于飞行性能方面的原因，极易受到敌方拦截和地面防空系统的攻击。经过广泛调研和评估，国防科工委认为强-5强击机速度快、机动性好、低空突防能力强，最后批准采用其作为投放氢弹的研究和试验平台。
1969年11月9日，空军党委提出“做好航空兵使用核武器的各项准备工作”的报告，经毛泽东主席圈阅，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强-5特种武器机由南昌飞机厂负责研制，代号为“119”任务，在强-5飞机系列中称为强-5甲型。实验用小型化氢弹由核工业部九院负责，代号“狂飚一号”。
1970年4月，空司和九院派员到南昌飞机厂，商讨强-5改装、携带核弹、实现甩投的方案。经过论证和总体弹、机协调，肯定了方案的可行性。5月上旬，南昌飞机厂成立“119”小组，由空军驻厂副总军代表、厂生产指挥部领导成员徐玉和任组长，姜国宾、于登根和张金寿分别负责政治、设计和生产工作。小组有设计员13人，调度员和资料员各1人。工厂还抽调了一部分工人采取封闭的形式，现场设计、现场改装。为满足运载氢弹的要求，设计人员采取了几方面的改装措施：取消原有弹舱，在机腹部位设计了一个较大的凹进部分，采用半埋方式挂装氢弹：采用带有推脱装置的弹架，通过“甩投”方式保证弹机分离；加装了一个时统开关，可以发出信号，告知地面有关部门飞行员拉起飞机投掷氢弹的时间，指挥部同时计算出氢弹爆炸时间。此外，还加装了上仰甩投瞄准具、高精度弹伞延时器、专用核弹监测与控制系统、电动锁弹钩装置等。为了避免核爆产生的强光损害飞行员眼睛，还设计了座舱遮光帘，在投放核弹的同时自动关闭。
为了最大限度地加大航程，强-5甲通过改装，增加燃油携带量，其中机身内增加到2 155升，机外增加到1560升，总计3 715升。这样，强-5甲可以在携带氢弹的情况下，确保从试验基地飞到核试验场上空，并及时返回。经过几个月的研究改装，1970年8月1日第一架强-5甲上天。试飞表明，强-5甲性能良好，特别是起降和低空条件下攻击目标性能更好。10月底，6架强-5甲全部交付了部队。
1974年10月，空司、九院和三机部有关人员一同再次来到南昌飞机厂，与工厂共同研究了强-5甲加大航程的问题。1977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狂飚一号”核弹研制任务书和强-5甲的主要战术要求。同年4月和8月，先后在山东潍坊和河北保定二次会议上，对方案进行技术协调并签订了有关成件的技术协议。南昌飞机厂于1977年底完成了全部改型设计任务。甩投氢弹经过
1970年10月14日，强-5甲飞机改装结束。周总理亲自听取了汇报，并重点问道：“(氢弹)投不掉怎么办?”技术人员回答：有三个系统，多层保险，保证可以投掉。周总理又问“万一投不掉怎么办?”回答：“加装了弹钩锁死装置”。周总理同意了这个措施。随后强-5甲进入基地，进行弹道测量。
1970年11月30日，由空军某师师长宋占元带队，强-5甲试验飞机进驻西北核试验基地机场。空军由参谋长梁璞指挥，下达甩投氢弹任务时指定：飞行指挥员由师长宋占元担任，首席试飞员由团长杨国祥担任，备份试飞员由大队长朱玉欣担任。核试验基地机场离罗布泊核试验场有几百千米，强-5甲要飞行几十分钟才能临空投弹。杨国祥每天驾机进行严格的投弹训练，陆续投掷了150枚与氢弹同重量、同体积、同重心的模型弹，最后又投掷了3枚与氢弹相似的遥测氢弹。经过180架次的试投训练，基本上达到了技术要求，投弹弹着点距离靶标中心仅12米。训练任务完成后，试验部队撤离试验基地，于1971年初返回驻地待命。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在1971年12月30日13时爆炸，即“2178任务”。
当天，试验场的全体科研人员、部队官兵都按各自责任上岗操作，严阵以待。周总理在北京指挥所里坐阵指挥，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核工业部九院副院长陈能宽、兰空司令员杨焕民、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都在试验现场的指挥位置上。
11时40分，杨国祥提前到机场认真地做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两次检查了携带氢弹飞机的各种仪表装置和发动机运转情况，科技人员多次检查了飞机腹部事先挂好的氢弹。杨国祥以迅速敏捷的动作跨进机舱，等待着起飞的命令。总指挥杨焕民、国家科委副主任朱光亚等几位领导到机场亲切地一一和他握手并预祝他成功。
12时20分，机场指挥员宋占元师长根据核试验指挥部的命令下令：“2178，起飞!”机场塔台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杨国祥肩负着亿万人民的重托，聚精会神地驾驶着携带氢弹的强-5甲滑出跑道，加大油门，把两台喷气发动机加到最大功率，以闪电般的速度隆隆地向罗布泊核试验场冲去……
12时45分，飞机已临近靶标中心，杨国祥又详细检查了各种仪表，一切正常。这时耳机里传来前方指挥员济空副司令员王定烈的声音：“2178，投弹一定要对准目标，精神不要紧张，按程序操作。”
按照设计方案，氢弹在机上装了五道保险：装上飞机，解除第一道；挂好挂钩装置，解除第二道；打开加温开关，解除第三道；打开时统开关，解除第四道：按下投弹按钮，解除第五道保险，氢弹离钩投出。时统开关有两个作用：一是向指挥和测量系统传递飞机马上拉起开始甩投的信号；二是发出一个信号，作为记时“0秒”，起动记录试验全过程的统一时间数据。
当飞机距离靶标中心9千米时，目标就在眼皮底下，靶标清晰可见。杨国祥按照指挥部发出的投掷命令，拉动驾驶杆，飞机快速上仰到45°。他用力按了投弹电钮，期待着氢弹蘑菇云的升起。 意外发生了!投掷装置没有动静，万里长空寂静无声。已经迅速转飞回来的杨国祥突然发现，氢弹没有按预先计划的那样投出去!
这意外让杨国祥一怔!经历过多次考验的杨国祥，凭借超人的飞行技能和心理素质，沉着镇静毫不紧张，迅速检查了所有电门开关，证明操作没错，然后马上向指挥塔台报告：“2178没有投下，请求应急投!”在得到指挥员同意后，杨国祥驾驶强-5甲未了个半滚倒转，绕了一个“8”字形，重新校正了航线，采取应急办法，再次进入投弹圈，按下了应急开关，可氢弹仍然未投出。最后，杨国祥又用超应急方法进行第三次投掷，仍然没有成功。
事不过三啊!飞机油料不多了，氢弹投不下去，怎么办?
杨国祥紧张思考着。瞬间，三个方案闪过了他的脑海。一是跳伞，个人最安全，但无人操纵的飞机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方：二是驾机到大沙漠中，人机同归于尽。这可以保证基地和试验场人员的生命安全，但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心血将毁之一旦，氢弹投掷不下的原因找不到，国家这项研究要受到困扰，氢弹实战试验不知又要被推迟多少年。三是驾机飞回，把氢弹带回去。为了国家氢弹的科学发展，这方案虽非常危险，却万分值
带着威力巨大的氢弹着陆，氢弹随时可能掉下来爆炸，着陆震动也可能引起氢弹爆炸，能行吗?杨国祥将这些危险全都考虑到了，他也考虑到尽力排除危险的可能性也存在——把保险卡销卡住，氢弹同样可能不会掉下来，着陆时可发挥自己熟练的飞行技术，轻轻落地，减少震动，同样可以防止爆炸。
杨国祥主意已定，决心带氢弹返航着陆。
现场指挥员紧急请示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先指示：“告诉飞行员，一定要想办法投下去，实在不行就跳伞!”“飞行员说，跳伞后果不堪设想，不同意跳，他请求带弹着陆。”
没想到周总理以前询问“如果投不下去”的问题果然发生了。听到试验指挥员的报告，作为国家总理，深知此事的严重性，如果氢弹意外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的核计划要推迟若干年。周总理当机立断，命令机场只留下塔台指挥员，其余人员一律撤场，生活区人员进入掩蔽体，应该相信我们飞行员的处置能力，同意杨国祥带弹着陆。此时，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都进入了指挥位置，亲自掌握和处置进展情况。机场警报器响过之后，一片寂静，师长宋占元直接呼叫：“杨国祥，我在塔台上，机场能见度较好，你要沉着、冷静，检查好氢弹的保险，锁死挂钩，一定要一次落地成功”“明白。”
接到命令后，杨国祥沉着冷静地关掉不必要的电门开关，凭着丰富的飞行经验，准确完成每一个着陆动作，终于安全地将飞机平稳降落在跑道上，创造了世界飞行史上的一个纪录。
氢弹没有掉落，也没有爆炸。经历了生死时刻的杨国祥，如释重负。周总理此时也舒了一口气，欣喜异常地赞扬道：“带氢弹着陆成功，这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
这次氢弹投掷试验虽然失败了，但研制试验人员很快查出失败原因，是因为氢弹投送装置变形而造成的故障，相关部门立即进行了改进。在经过几次模拟氢弹投掷试验后，再次试验准备工作就绪，向中央汇报后，周总理指示，“继续试验。”
1972年1月3日，指挥部召开会议。总指挥杨焕民问杨国祥：“老杨，你是投掷氢弹的主飞行员，周总理指示，要我听听你的意见。”杨国祥沉思片刻后说：“科学试验总是有成功，有失败的时候，现在投掷氢弹系统已进一步作了改进，我认为完全可以再次进行氢弹试验。我已做好一切准备，只等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命令了。”
1972年1月7日，西北核试验基地再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天中午，气候骤变，雪花飞扬，厚厚的云层覆盖着机场，戈壁风沙从西袭来。风大、能见度差，给空中飞行造成极大的困难。在杨国祥跨进机舱前，杨总指挥再三嘱咐他说：“今天气候复杂，一定要谨慎，实在不行就不要勉强。”杨回答说：“请首长放心，我心中有数，这对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一定按计划完成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12时20分，他奉塔台指挥员宋占元的起飞命令，驾驶着携带氢弹的飞机滑出跑道腾空而起，穿过团团白云，直冲罗布泊核试验场。距离靶中心9千米时，他迅速完成一系列投掷前的准备动作，果断地按下电钮。顿时，飞机剧烈震动，他意识到：氢弹已投下了!于是急忙戴好防毒面罩，关闭座舱防护罩，加大速度向安全区飞去……突然一道闪光，一声巨响，天地间迅速升起了一柱滚滚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爆炸成功了!
在电话机旁守候的周总理，露出了微笑，并将试验成功的消息立即报告了毛主席。
当杨国祥胜利返回机场时，人们蜂涌而至，整个核试验基地、机场人山人海一片欢腾，沉浸在自豪与欢乐的气氛之中。
杨国祥在此次任务中荣立一等功，他当时驾驶的11264号飞机现收藏在中国航空博物馆。说明牌这样写着：彝族飞行团长杨国祥驾驶投掷第一颖氢弹核武器飞机。这也标志着强-5飞机设计是非常成功的，它的优势被用在了刀刃上。强-5甲型机的生产一直持续到1979年6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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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掷氢弹的英雄杨国祥，是云南玉溪的“彝族之鹰”，1949年参加边纵。他从一名飞行员成长为一名指挥员，担任过飞行中队长、正副大队长、正副团长、副师长、代师长、昆明空军指挥所副参谋长。1951年到1980年的30年间，先后驾驶过十多种型号的战机，共飞行2 000多小时，完成了无数次光荣任务，飞遍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还曾参加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多次立功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他的名字被载入了《当代中国空军》史册。198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他带弹安全着陆的事迹，摄制了艺术片《飞行交响乐》在全国上演；中央电视台、云南电视台多次报道他的事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两弹一星”表彰大会，杨国祥荣幸代表空军参加了表彰大会，受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如今杨国祥虽已离休，但每天都会展望蓝天，因为那浩瀚蓝天书写着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书写着他此生惊心动魄的辉煌。
[编辑／秦蓁]
氢弹载机的研制
我国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5月9日完成了空投原子弹的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试爆了第一颖氢弹。然而，氢弹要具有实战价值，就必须有一种实用有效的空中运载和投掷平台。当时，空军装备的轰－5甲和轰－6甲飞机可以承担这种特殊任务，但是由于飞行性能方面的原因，极易受到敌方拦截和地面防空系统的攻击。经过广泛调研和评估，国防科工委认为强-5强击机速度快、机动性好、低空突防能力强，最后批准采用其作为投放氢弹的研究和试验平台。
1969年11月9日，空军党委提出“做好航空兵使用核武器的各项准备工作”的报告，经毛泽东主席圈阅，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强-5特种武器机由南昌飞机厂负责研制，代号为“119”任务，在强-5飞机系列中称为强-5甲型。实验用小型化氢弹由核工业部九院负责，代号“狂飚一号”。
1970年4月，空司和九院派员到南昌飞机厂，商讨强-5改装、携带核弹、实现甩投的方案。经过论证和总体弹、机协调，肯定了方案的可行性。5月上旬，南昌飞机厂成立“119”小组，由空军驻厂副总军代表、厂生产指挥部领导成员徐玉和任组长，姜国宾、于登根和张金寿分别负责政治、设计和生产工作。小组有设计员13人，调度员和资料员各1人。工厂还抽调了一部分工人采取封闭的形式，现场设计、现场改装。为满足运载氢弹的要求，设计人员采取了几方面的改装措施：取消原有弹舱，在机腹部位设计了一个较大的凹进部分，采用半埋方式挂装氢弹：采用带有推脱装置的弹架，通过“甩投”方式保证弹机分离；加装了一个时统开关，可以发出信号，告知地面有关部门飞行员拉起飞机投掷氢弹的时间，指挥部同时计算出氢弹爆炸时间。此外，还加装了上仰甩投瞄准具、高精度弹伞延时器、专用核弹监测与控制系统、电动锁弹钩装置等。为了避免核爆产生的强光损害飞行员眼睛，还设计了座舱遮光帘，在投放核弹的同时自动关闭。
为了最大限度地加大航程，强-5甲通过改装，增加燃油携带量，其中机身内增加到2 155升，机外增加到1560升，总计3 715升。这样，强-5甲可以在携带氢弹的情况下，确保从试验基地飞到核试验场上空，并及时返回。经过几个月的研究改装，1970年8月1日第一架强-5甲上天。试飞表明，强-5甲性能良好，特别是起降和低空条件下攻击目标性能更好。10月底，6架强-5甲全部交付了部队。
1974年10月，空司、九院和三机部有关人员一同再次来到南昌飞机厂，与工厂共同研究了强-5甲加大航程的问题。1977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狂飚一号”核弹研制任务书和强-5甲的主要战术要求。同年4月和8月，先后在山东潍坊和河北保定二次会议上，对方案进行技术协调并签订了有关成件的技术协议。南昌飞机厂于1977年底完成了全部改型设计任务。甩投氢弹经过
1970年10月14日，强-5甲飞机改装结束。周总理亲自听取了汇报，并重点问道：“(氢弹)投不掉怎么办?”技术人员回答：有三个系统，多层保险，保证可以投掉。周总理又问“万一投不掉怎么办?”回答：“加装了弹钩锁死装置”。周总理同意了这个措施。随后强-5甲进入基地，进行弹道测量。
1970年11月30日，由空军某师师长宋占元带队，强-5甲试验飞机进驻西北核试验基地机场。空军由参谋长梁璞指挥，下达甩投氢弹任务时指定：飞行指挥员由师长宋占元担任，首席试飞员由团长杨国祥担任，备份试飞员由大队长朱玉欣担任。核试验基地机场离罗布泊核试验场有几百千米，强-5甲要飞行几十分钟才能临空投弹。杨国祥每天驾机进行严格的投弹训练，陆续投掷了150枚与氢弹同重量、同体积、同重心的模型弹，最后又投掷了3枚与氢弹相似的遥测氢弹。经过180架次的试投训练，基本上达到了技术要求，投弹弹着点距离靶标中心仅12米。训练任务完成后，试验部队撤离试验基地，于1971年初返回驻地待命。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在1971年12月30日13时爆炸，即“2178任务”。
当天，试验场的全体科研人员、部队官兵都按各自责任上岗操作，严阵以待。周总理在北京指挥所里坐阵指挥，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核工业部九院副院长陈能宽、兰空司令员杨焕民、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都在试验现场的指挥位置上。
11时40分，杨国祥提前到机场认真地做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两次检查了携带氢弹飞机的各种仪表装置和发动机运转情况，科技人员多次检查了飞机腹部事先挂好的氢弹。杨国祥以迅速敏捷的动作跨进机舱，等待着起飞的命令。总指挥杨焕民、国家科委副主任朱光亚等几位领导到机场亲切地一一和他握手并预祝他成功。
12时20分，机场指挥员宋占元师长根据核试验指挥部的命令下令：“2178，起飞!”机场塔台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杨国祥肩负着亿万人民的重托，聚精会神地驾驶着携带氢弹的强-5甲滑出跑道，加大油门，把两台喷气发动机加到最大功率，以闪电般的速度隆隆地向罗布泊核试验场冲去……
12时45分，飞机已临近靶标中心，杨国祥又详细检查了各种仪表，一切正常。这时耳机里传来前方指挥员济空副司令员王定烈的声音：“2178，投弹一定要对准目标，精神不要紧张，按程序操作。”
按照设计方案，氢弹在机上装了五道保险：装上飞机，解除第一道；挂好挂钩装置，解除第二道；打开加温开关，解除第三道；打开时统开关，解除第四道：按下投弹按钮，解除第五道保险，氢弹离钩投出。时统开关有两个作用：一是向指挥和测量系统传递飞机马上拉起开始甩投的信号；二是发出一个信号，作为记时“0秒”，起动记录试验全过程的统一时间数据。
当飞机距离靶标中心9千米时，目标就在眼皮底下，靶标清晰可见。杨国祥按照指挥部发出的投掷命令，拉动驾驶杆，飞机快速上仰到45°。他用力按了投弹电钮，期待着氢弹蘑菇云的升起。 意外发生了!投掷装置没有动静，万里长空寂静无声。已经迅速转飞回来的杨国祥突然发现，氢弹没有按预先计划的那样投出去!
这意外让杨国祥一怔!经历过多次考验的杨国祥，凭借超人的飞行技能和心理素质，沉着镇静毫不紧张，迅速检查了所有电门开关，证明操作没错，然后马上向指挥塔台报告：“2178没有投下，请求应急投!”在得到指挥员同意后，杨国祥驾驶强-5甲未了个半滚倒转，绕了一个“8”字形，重新校正了航线，采取应急办法，再次进入投弹圈，按下了应急开关，可氢弹仍然未投出。最后，杨国祥又用超应急方法进行第三次投掷，仍然没有成功。
事不过三啊!飞机油料不多了，氢弹投不下去，怎么办?
杨国祥紧张思考着。瞬间，三个方案闪过了他的脑海。一是跳伞，个人最安全，但无人操纵的飞机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方：二是驾机到大沙漠中，人机同归于尽。这可以保证基地和试验场人员的生命安全，但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心血将毁之一旦，氢弹投掷不下的原因找不到，国家这项研究要受到困扰，氢弹实战试验不知又要被推迟多少年。三是驾机飞回，把氢弹带回去。为了国家氢弹的科学发展，这方案虽非常危险，却万分值
带着威力巨大的氢弹着陆，氢弹随时可能掉下来爆炸，着陆震动也可能引起氢弹爆炸，能行吗?杨国祥将这些危险全都考虑到了，他也考虑到尽力排除危险的可能性也存在——把保险卡销卡住，氢弹同样可能不会掉下来，着陆时可发挥自己熟练的飞行技术，轻轻落地，减少震动，同样可以防止爆炸。
杨国祥主意已定，决心带氢弹返航着陆。
现场指挥员紧急请示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先指示：“告诉飞行员，一定要想办法投下去，实在不行就跳伞!”“飞行员说，跳伞后果不堪设想，不同意跳，他请求带弹着陆。”
没想到周总理以前询问“如果投不下去”的问题果然发生了。听到试验指挥员的报告，作为国家总理，深知此事的严重性，如果氢弹意外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的核计划要推迟若干年。周总理当机立断，命令机场只留下塔台指挥员，其余人员一律撤场，生活区人员进入掩蔽体，应该相信我们飞行员的处置能力，同意杨国祥带弹着陆。此时，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都进入了指挥位置，亲自掌握和处置进展情况。机场警报器响过之后，一片寂静，师长宋占元直接呼叫：“杨国祥，我在塔台上，机场能见度较好，你要沉着、冷静，检查好氢弹的保险，锁死挂钩，一定要一次落地成功”“明白。”
接到命令后，杨国祥沉着冷静地关掉不必要的电门开关，凭着丰富的飞行经验，准确完成每一个着陆动作，终于安全地将飞机平稳降落在跑道上，创造了世界飞行史上的一个纪录。
氢弹没有掉落，也没有爆炸。经历了生死时刻的杨国祥，如释重负。周总理此时也舒了一口气，欣喜异常地赞扬道：“带氢弹着陆成功，这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
这次氢弹投掷试验虽然失败了，但研制试验人员很快查出失败原因，是因为氢弹投送装置变形而造成的故障，相关部门立即进行了改进。在经过几次模拟氢弹投掷试验后，再次试验准备工作就绪，向中央汇报后，周总理指示，“继续试验。”
1972年1月3日，指挥部召开会议。总指挥杨焕民问杨国祥：“老杨，你是投掷氢弹的主飞行员，周总理指示，要我听听你的意见。”杨国祥沉思片刻后说：“科学试验总是有成功，有失败的时候，现在投掷氢弹系统已进一步作了改进，我认为完全可以再次进行氢弹试验。我已做好一切准备，只等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命令了。”
1972年1月7日，西北核试验基地再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天中午，气候骤变，雪花飞扬，厚厚的云层覆盖着机场，戈壁风沙从西袭来。风大、能见度差，给空中飞行造成极大的困难。在杨国祥跨进机舱前，杨总指挥再三嘱咐他说：“今天气候复杂，一定要谨慎，实在不行就不要勉强。”杨回答说：“请首长放心，我心中有数，这对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一定按计划完成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12时20分，他奉塔台指挥员宋占元的起飞命令，驾驶着携带氢弹的飞机滑出跑道腾空而起，穿过团团白云，直冲罗布泊核试验场。距离靶中心9千米时，他迅速完成一系列投掷前的准备动作，果断地按下电钮。顿时，飞机剧烈震动，他意识到：氢弹已投下了!于是急忙戴好防毒面罩，关闭座舱防护罩，加大速度向安全区飞去……突然一道闪光，一声巨响，天地间迅速升起了一柱滚滚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爆炸成功了!
在电话机旁守候的周总理，露出了微笑，并将试验成功的消息立即报告了毛主席。
当杨国祥胜利返回机场时，人们蜂涌而至，整个核试验基地、机场人山人海一片欢腾，沉浸在自豪与欢乐的气氛之中。
杨国祥在此次任务中荣立一等功，他当时驾驶的11264号飞机现收藏在中国航空博物馆。说明牌这样写着：彝族飞行团长杨国祥驾驶投掷第一颖氢弹核武器飞机。这也标志着强-5飞机设计是非常成功的，它的优势被用在了刀刃上。强-5甲型机的生产一直持续到1979年6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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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掷氢弹的英雄杨国祥，是云南玉溪的“彝族之鹰”，1949年参加边纵。他从一名飞行员成长为一名指挥员，担任过飞行中队长、正副大队长、正副团长、副师长、代师长、昆明空军指挥所副参谋长。1951年到1980年的30年间，先后驾驶过十多种型号的战机，共飞行2 000多小时，完成了无数次光荣任务，飞遍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还曾参加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多次立功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他的名字被载入了《当代中国空军》史册。198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他带弹安全着陆的事迹，摄制了艺术片《飞行交响乐》在全国上演；中央电视台、云南电视台多次报道他的事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两弹一星”表彰大会，杨国祥荣幸代表空军参加了表彰大会，受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如今杨国祥虽已离休，但每天都会展望蓝天，因为那浩瀚蓝天书写着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书写着他此生惊心动魄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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