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冷静与热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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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五一十”上读张铁志,在财经网博客上读张铁志。读他的书:《声音与愤怒》、《时代的噪音》,你或许会下意识觉得,这个研究摇滚和政治的70后,一定长着一张“愤怒”与“噪音”的脸。
  其实不然。见过他本人,你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儒雅得像胡适一样的人。
  说张铁志像胡适,我们还真可以“生硬”地寻到些许蛛丝马迹。例如,张铁志毕业于台湾大学,那正是胡适的学生傅斯年曾经担任校长的大学。后来,张铁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那正是胡适的母校。
  在精神上,张铁志可能真的是胡适的“传人”——外表温和,内心却坚定、叛逆、执着。
  
  书香两岸张铁志
  
  我只是一个普通乐迷
  
  书香: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政治的角度去书写音乐的?
  张铁志:大概1997、1998年的时候,当时在台湾读研究生。
  书香:怎么会想到这样去写音乐的呢?
  张铁志:应该说有两个起点: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关注上世纪60年代的青年文化,发现60年代原来是一个和音乐密不可分的年代,这是远因。直接的原因是,我在大学里经常看西洋的音乐杂志,1998年的一天,我赫然看到一份英国杂志,聚合了一群音乐家集体写文章批判布莱尔(当时的英国首相是布莱尔,他于1997年上任),说他如何背叛了原来的政治理想、背叛了工人阶级。我当时读了很是震撼——哇,我一直喜欢的这群英式摇滚音乐家,突然之间都变得这么政治!正巧,我学的专业就是政治学,我有这个条件进行这样的写作,于是就开始尝试。当时酷玩乐队引发了我的兴趣。我发现他们在演出的时候,手上都写着“Make Trade Fair”。什么是公平贸易?起初我也不知道,就努力去了解。就这样,我成为台湾最早介绍公平贸易的人之一。因此我觉得很有趣,这一切,都是受摇滚乐之赐。现在这几年,公平贸易的观念在台湾已经很普及了。
  书香:你自己玩音乐吗?
  张铁志:没有,我不会乐器。有时候我也觉得尴尬,不太喜欢被人称为“乐评人”,因为我很少像一个“乐评人”那样去评论音乐本身,不会去做技术性的评论。其实,我和马芳(即《地下乡愁蓝调》、《昨日书》作者马世芳)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我们很少写碟评。马芳写得比较多的是“音乐故事”。而对我来说,是探究音乐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音乐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太就音乐本身进行评论。和大陆很多年轻人比起来,或许我连听的碟也不算多,他们已经涉猎到“后摇”领域。而我呢,只是一个普通的乐迷,毫无疑问我喜欢摇滚乐,想要探求音乐背后的精神和文化。
  
  通过书写音乐去影响乐迷关注社会
  
  书香:你是不是只是借助书写音乐来书写政治和社会呢?
  张铁志:最近我和余华做了一个对谈,他谈到我的书,我觉得很有趣。他说:铁志的书是“指桑骂槐”,是透过音乐来挖掘西方社会变迁。我觉得他说的是其中的一面。我确实有这个企图,但也不全面。在华语音乐界我做了不少访谈,我对创作者的想法是很有兴趣的。当然,我更有兴趣的是创作者如何与时代互动。所以,你说我“是不是只是借助书写音乐来书写政治和社会”,我觉得说对了一半——我甚至希望通过书写音乐,去影响纯粹的摇滚乐迷去关注社会。
  书香:最近日本很不幸遭遇强烈地震,当发生这样的突发事件时,你会不会希望有人用音乐去表现它们?
  张铁志:不会啊,我不会对音乐有这么大的期待,音乐不需要成为这样的工具。承载社会责任感或许是音乐的一个传统,但是并不需要用这个标准去要求所有人。假如所有人都是“充满责任感”的,那这个社会也未免太可怕了吧?我会觉得,一个社会如果所有的音乐人都不发声,那么这个社会很悲哀;但是假如一个社会所有的音乐人都发声,也是蛮可怕的。我理解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多元”的——每一个艺术家都要有敏感度去感受到社会的问题,需要一些人表现出来,不能“集体失声”,但也不需要每一个艺术家都来发声。
  书香:你提到,西方的艺人会很主动地介入社会。他们甚至有很强的政治理念,自己是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是很鲜明的。你觉得两岸三地的艺人在介入社会这件事上有什么差别?
  张铁志:首先,我们要界定什么叫“政治”。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政治。你看我写的文字,我关注的其实不是狭义的“政治”,而是广义的,包括社会议题和公共议题。在这层意义上,政治就是“关于众人之事”。我写的文章,所谓的“政治”从来都不是共和党、民主党之类的党派之争。其次,我觉得香港的艺人比台湾和大陆艺人做得好。我举个例子,莫文蔚和黄耀明他们会和“乐施会”、“绿色和平”等组织合作。台湾艺人反而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这个问题有些复杂。像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他们本身就很擅长利用名人来宣传,U2和一些好莱坞巨星都是他们的座上宾。在大陆也一样,前几年绿色和平找李宇春和麦田守望者合唱了一首环保歌。因此,不能简单说艺人参不参与“政治”,有时候是“政治”需不需要艺人。
  书香:假如你是纯粹书写音乐,就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你同时又写政治,这样会不会容易触碰“红线”、“雷区”,尤其是在大陆?
  张铁志:写西洋的内容还好,目前来说没有这样的问题。有读者问我,我在内地出版的两本书有没有删节?其实几乎没有。当然,给媒体写文章经常会有不能发表的情况,这样的文章我就贴到博客上。其实我在大陆很少写大陆问题,一般都写台湾问题,所以没有太大问题。然后在大陆写东西写多了,慢慢自然也知道尺度在哪里。
  
  冷静客观才可说服别人
  
  书香:书写音乐的时候,要饱含激情;而书写政治,则要保持冷静。你怎样拿捏这个尺度?
  张铁志:我觉得其实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你说书写音乐要饱含激情,这是说它的出发点,这一点其实政治也一样;而在书写的时候,要做到客观冷静,无论写音乐还是写政治都一样——因为只有冷静客观,才有可能说服别人。所以,我写音乐时也是这样做的。我经常会花笔墨来介绍作品的背景,以及相关的议题。我试图结合二者,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成功,但我希望书写政治不要硬邦邦的,可以带入一些文学的笔法。
  书香:就像殷海光曾说,偏激的言论不一定错误,偏激只是一种表达的态度。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写政论也可以富有诗意?
  张铁志:当然可以。读者阅读文字,最终决定是否有说服力的,是观点和分析,而不是书写手段。我相信,如果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教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书香:有人说,音乐是无法言说的,是不能被文字所描写的。所以,用文字书写音乐的人,是不是在扮演一个“翻译者”的角色?
  张铁志:对。所以,我从来不是书写音乐本身,而是书写音乐和文化、和社会的关系。音乐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单纯写音乐,只是一种十分主观的东西。
  书香:那你是不是在试图帮助读者去“听懂”音乐?
  张铁志:某一个层次来说确实是,我的出发点也是这样。我写的第一本书,在分析西方歌手的歌词的时候,由于我的专业和时政关系密切,所以就尝试帮助读者去厘清歌曲的背景,这个工作别人或许不会做。比如,大家都知道U2帮助非洲解决贫困问题,那么,这个“贫困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我来写。还有我最近关注的一个乐队,叫酷玩,他们参与“公平贸易”,“公平贸易”又是什么?我的文字可以帮助读者填补这一块的知识空缺。
  书香:这样的工作,许多歌手自己往往做不来。你觉得,假如他们自己有能力去做,会不会更好?
  张铁志:对。所以我的文章会大量引用他们的访谈。用他们自己的话、自己的诠释,加入到我的诠释架构里来。
  书香:你现在经常上微博,你的微博粉丝有五万多了。不少学者在讨论“微博体”对人们的写作、阅读的影响。你是怎么看的?
  张铁志:微博的语言会比较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比较多用的是“警语体”,要在短短的文字里写出大家可以转发的内容,这是它最大的特点。
  书香:你会不会尝试用微博来书写音乐?
  张铁志:不会。因为我觉得在140个字内,话没说完,太受限制了。由于我政治学的专业训练,我会比较强调分析。当然,有人如果愿意用微博去书写音乐,我觉得也很好。我看到有不少人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尝试。有尝试总是好的,只是暂时来说,我不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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