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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王琦先生于2016年12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作为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美术家、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王琦艺术研究正有待展开。尽管王琦生前在作品、理论及文献方面已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资料，但仍有一些较少或不为人知的领地有待填补、发掘。日前，笔者特就王琦研究中几个较少为人关注的重要问题，如王琦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其版画教学、木刻的独特创作方式及其晚年生活等，采访了王琦先生长子王炜。
今天回顾起来，第四画室的教学可以用“兼容并蓄”四个字来概括，教学理念比较开放、自由。当时，第四画室的版画专业历史和技术知识讲座最吸引人，讲座的内容从版画的黑白、刀法讲起，到西方诸流派的艺术。第四画室的创作教学注重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艺术成果，强调艺术创作的“个性”“激情”“想象”等因素。王琦在教学上很开放、很自由，又非常严谨、严格，但严而不“死”。当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同学们在版画创作上版之前的画稿必须要经过王琦的过目、指导，他满意了，才能上版开始刻制。同学当时对此曾有质疑，包括我自己。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从小就受到这种严格的“规定”，直到从版画系毕业到部队工作后，才开始完全自主地开展创作，摆脱了他的“约束”。现在想来，王琦这种严谨的教学方法还是正确的。他告诫我们在动刀之前应该反复思考、反复推敲，不能仓促动刀。因为对于木刻创作而言，一旦动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这种严谨的教学特点，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于创作的严肃态度以及对艺术质量的高度重视。我也一直谨记他的教诲：“临版如临阵，持刀如持枪。”这使我终身受益。我认为作为一个专业的艺术家，既要释放自己，又要约束自己，只有当你掌握了基本功、打下了扎实基础之后，你才真正自由了。此外，1962年，我也听了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上的“艺术形式的探索”的大课，他对于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思考同样给予我很深的印象和影响。
当时第四画室的设置，不分高低年级，共有十位同学，其中有九位本科生和一位进修生，我是班长，大家一起上课。主任教师是王琦（主教木刻），石版教师是李宏仁，铜版教师是顾同奋和伍必端。后来，我在父亲遗留的资料中还有幸发现了他对第四画室每位同学的评语。对于进修生师松龄，他的评语是：“未学过绘画，自学，有创作能力，对古典版画有一定理解，所作木刻微似中国画，制作态度认真、严肃，爱钻研，虚心学习，能接受意见。今后当加强绘画基础练习，多吸收现代版画流派的长处和特点，更熟悉和掌握版画艺术表现方法和语言，避免复制现象。在长期素描作业基础上辅以课外速写练习，画面注重的简练代替烦冗的描写，要求以更概括的方法描写对象。注重画面的集中统一感、虚实感、强弱感，空白地位的安排、构图的紧凑、结构的完整，描写对象更注意大体，勿拘泥细节。继承徽派木刻传统，要学习它的精神，勿复制勿硬搬，要善于消化传统融合新机。”
父亲对我的评语是：“急于求成，在创作上有些草率从事，不够认真严格。画稿阶段修改程度不够。速写较前有进步，比较简练，对形的掌握较有办法，懂得构图的重要性。工作尚起劲，但对待事情当不够细致，较粗率，当缺乏耐心，应主动多帮助别人，对自己要求也应严格。木刻技法阶段由于其较有刻作经验，进行比较顺利，成绩也较显著，其中有一幅人头像，由于作得较为草率，刻成后较为减色，其他几张作业均刻出了一定水平。”
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中央美术学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开始了，画室制首先受到批判，随即被取消。当时，四个画室都受到了批判，把主任教师说成是“向无产阶级教育阵地夺权的罪魁祸首”，对第二、第四画室批判尤其严重。究其原因，就是这两个画室所秉持的一种开放自由的学术态度。如第四画室的同学李泉淼、王大豪等当时就持有很现代的艺术观念，他们的作品有很强的形式意味，也使得第四画室因此受到了严厉批判。
郝斌：1999年，王琦从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任上退下来后，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了，从此才彻底退休，进入了晚年生活阶段。但他仍以很大精力创作了大量水墨画、书法作品，并凭借其极强的记忆力撰写了大量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在这段时光里，您时常陪伴在老人左右，能否介绍一下王琦晚年的生活与创作？
王炜：父亲晚年用二十余年的时间进行了水墨画的实践。但他从不承认自己的水墨画是中国画。他是以版画家的身份从事水墨画创作，作品具有版画的力度和版画的视觉构成。我发现，王琦画水墨画总是要打草稿，他对每一幅水墨画都极其认真地对待，这也反映了他一生在艺术创作方面的严谨态度。在96岁以后，因为年事已高，他基本停止了画水墨画，转而倾心于书法创作。
父亲一生严谨，他的晚年生活同样如此，仍对生活一丝不苟。他的书籍总是摆放得整整齐齐，他的资料则整理得一清二楚。每当我回家看望他，临走时他总要交给我用大信封装好的报纸，其中很多是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章剪报，他仍保持着对剪报的兴趣。他的生活十分有规律。一般七点钟起床，吃过早饭后还要睡一会儿回笼觉，以保持一天的精力。起床后，继续看报，他通常看《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美术》等。他的睡眠很好，从不失眠。在父亲的晚年，我们儿女实际上并不常去打扰二老，也是给了他们充分的自由活动空间。父亲的晚年生活并不寂寞，除了偶尔以中国版协主席、中国美协顾问身份应约参加一些重要社会活动外，他很少出门。家里每天都会有新老朋友来访，他都热情接待，侃侃而谈。每逢佳节、父母生日，都是家庭聚会的日子，他的晚年生活很幸福，也很充实。
（郝斌/重庆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王炜/重庆王琦美术博物馆名誉馆长）
王琦先生于2016年12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作为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美术家、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王琦艺术研究正有待展开。尽管王琦生前在作品、理论及文献方面已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资料，但仍有一些较少或不为人知的领地有待填补、发掘。日前，笔者特就王琦研究中几个较少为人关注的重要问题，如王琦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其版画教学、木刻的独特创作方式及其晚年生活等，采访了王琦先生长子王炜。
今天回顾起来，第四画室的教学可以用“兼容并蓄”四个字来概括，教学理念比较开放、自由。当时，第四画室的版画专业历史和技术知识讲座最吸引人，讲座的内容从版画的黑白、刀法讲起，到西方诸流派的艺术。第四画室的创作教学注重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艺术成果，强调艺术创作的“个性”“激情”“想象”等因素。王琦在教学上很开放、很自由，又非常严谨、严格，但严而不“死”。当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同学们在版画创作上版之前的画稿必须要经过王琦的过目、指导，他满意了，才能上版开始刻制。同学当时对此曾有质疑，包括我自己。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从小就受到这种严格的“规定”，直到从版画系毕业到部队工作后，才开始完全自主地开展创作，摆脱了他的“约束”。现在想来，王琦这种严谨的教学方法还是正确的。他告诫我们在动刀之前应该反复思考、反复推敲，不能仓促动刀。因为对于木刻创作而言，一旦动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这种严谨的教学特点，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于创作的严肃态度以及对艺术质量的高度重视。我也一直谨记他的教诲：“临版如临阵，持刀如持枪。”这使我终身受益。我认为作为一个专业的艺术家，既要释放自己，又要约束自己，只有当你掌握了基本功、打下了扎实基础之后，你才真正自由了。此外，1962年，我也听了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上的“艺术形式的探索”的大课，他对于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思考同样给予我很深的印象和影响。
当时第四画室的设置，不分高低年级，共有十位同学，其中有九位本科生和一位进修生，我是班长，大家一起上课。主任教师是王琦（主教木刻），石版教师是李宏仁，铜版教师是顾同奋和伍必端。后来，我在父亲遗留的资料中还有幸发现了他对第四画室每位同学的评语。对于进修生师松龄，他的评语是：“未学过绘画，自学，有创作能力，对古典版画有一定理解，所作木刻微似中国画，制作态度认真、严肃，爱钻研，虚心学习，能接受意见。今后当加强绘画基础练习，多吸收现代版画流派的长处和特点，更熟悉和掌握版画艺术表现方法和语言，避免复制现象。在长期素描作业基础上辅以课外速写练习，画面注重的简练代替烦冗的描写，要求以更概括的方法描写对象。注重画面的集中统一感、虚实感、强弱感，空白地位的安排、构图的紧凑、结构的完整，描写对象更注意大体，勿拘泥细节。继承徽派木刻传统，要学习它的精神，勿复制勿硬搬，要善于消化传统融合新机。”
父亲对我的评语是：“急于求成，在创作上有些草率从事，不够认真严格。画稿阶段修改程度不够。速写较前有进步，比较简练，对形的掌握较有办法，懂得构图的重要性。工作尚起劲，但对待事情当不够细致，较粗率，当缺乏耐心，应主动多帮助别人，对自己要求也应严格。木刻技法阶段由于其较有刻作经验，进行比较顺利，成绩也较显著，其中有一幅人头像，由于作得较为草率，刻成后较为减色，其他几张作业均刻出了一定水平。”
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中央美术学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开始了，画室制首先受到批判，随即被取消。当时，四个画室都受到了批判，把主任教师说成是“向无产阶级教育阵地夺权的罪魁祸首”，对第二、第四画室批判尤其严重。究其原因，就是这两个画室所秉持的一种开放自由的学术态度。如第四画室的同学李泉淼、王大豪等当时就持有很现代的艺术观念，他们的作品有很强的形式意味，也使得第四画室因此受到了严厉批判。
郝斌：1999年，王琦从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任上退下来后，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了，从此才彻底退休，进入了晚年生活阶段。但他仍以很大精力创作了大量水墨画、书法作品，并凭借其极强的记忆力撰写了大量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在这段时光里，您时常陪伴在老人左右，能否介绍一下王琦晚年的生活与创作？
王炜：父亲晚年用二十余年的时间进行了水墨画的实践。但他从不承认自己的水墨画是中国画。他是以版画家的身份从事水墨画创作，作品具有版画的力度和版画的视觉构成。我发现，王琦画水墨画总是要打草稿，他对每一幅水墨画都极其认真地对待，这也反映了他一生在艺术创作方面的严谨态度。在96岁以后，因为年事已高，他基本停止了画水墨画，转而倾心于书法创作。
父亲一生严谨，他的晚年生活同样如此，仍对生活一丝不苟。他的书籍总是摆放得整整齐齐，他的资料则整理得一清二楚。每当我回家看望他，临走时他总要交给我用大信封装好的报纸，其中很多是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章剪报，他仍保持着对剪报的兴趣。他的生活十分有规律。一般七点钟起床，吃过早饭后还要睡一会儿回笼觉，以保持一天的精力。起床后，继续看报，他通常看《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美术》等。他的睡眠很好，从不失眠。在父亲的晚年，我们儿女实际上并不常去打扰二老，也是给了他们充分的自由活动空间。父亲的晚年生活并不寂寞，除了偶尔以中国版协主席、中国美协顾问身份应约参加一些重要社会活动外，他很少出门。家里每天都会有新老朋友来访，他都热情接待，侃侃而谈。每逢佳节、父母生日，都是家庭聚会的日子，他的晚年生活很幸福，也很充实。
（郝斌/重庆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王炜/重庆王琦美术博物馆名誉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