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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教艺术随着佛教的传播逐渐传入中国，在表现上兼容并蓄，不仅表现出印度佛教艺术的因素，而且深受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本文分别通过对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描述，表明中国佛教艺术的印度与犍陀罗起源。
【关键词】：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起源
佛教艺术为宣传佛教义理而存在，随着佛教的传播逐渐兴起，以造像、壁画、石窟艺术为主。最早始于印度阿育王时期，后传入中国。在传播过程中，为适应他国的文化及民众需要，对佛教人物形象义理雕塑建筑特点等都有兼容并蓄的改变。中国佛教艺术除了受印度传统佛教文化的影响外，希腊、罗马文化广泛影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也是再度影响它的来源之一。
一
印度的佛教美术经过四期发展。第一期的佛陀迦叶与第二期的巴鲁特、桑奇以佛座佛足法轮代表佛陀的存在，未雕刻佛像。第三期的阿马拉瓦蒂，佛像与佛足雕刻同时存在。至第四期的阿旃陀，有佛像雕刻同时也刻佛传故事，佛教美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犍陀罗最早的佛教美术雕刻中，继承了印度佛教美术的因素，多以佛足、日轮等暗示佛陀存在的象征性表现，这种表现在新疆早期的石窟中也有多见。犍陀罗佛教美术受地域影响交汇性强，是希腊罗马、印度、伊朗等因素的融合体。而中国佛教艺术创作来源于此，并深受上述诸多不同艺术传统的影响。
阿育王开创印度佛教美术，并推广国内相关崇拜。“古代是佛教艺术兴盛的时代，如果除去印度河文明的出土品，可以说印度美术活动发端于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1]阿育王时期是孔雀王朝最兴盛的时期，但武力的过分使用使阿育王宣扬以佛法治国。并将此诏谕刻在国内各地的岩石上，修建了许多纪念性石柱即“阿育王石柱”。它是由一整块砂石头雕凿而成，直接埋于土中，没有柱基;柱头另接其上，分为倒垂的莲花形托座、其上的圆盘形顶板及最上面的动物园雕三部分。这种构建结构反映出印度早期关于宇宙之轴观念的信仰。同时，它的建立也开创了印度佛教美术的先河，为后来佛塔的建立与信仰打下基奠。
佛教美术起源以广建佛塔、中心崇拜为主。佛陀释迦牟尼涅槃后火化形成舍利，被当地八王收取分别建塔加以供奉，佛塔即源于此。此后佛塔便成为信徒的精神寄托与信仰媒介，因而随着佛教的传播，建造数量与日增多。《魏书·释老志》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表明当时中国盛行的以佛塔为中心，周边环绕僧房的寺院布局方式来源于印度。
随着佛塔崇拜的兴起，圣树中心崇拜也与之相融合，广为流传。首先在形态上，佛塔的基本形式为方形围栏，中心有支柱，上有伞盖。此处围栏、支柱、伞盖都与树木相似，因此可与树木互比，如加尔各答博物馆藏的“Kalpadruma：Pillar Capital”图案[2]。其次在供养方式上，《本生经》中对圣树供养方法的描述[3]，与《涅槃经》中佛塔供养的方法[4]如出一辙。进一步表明了佛塔与圣树崇拜的相似。除此之外，佛塔在建造时融入圣树中的“柱”即中心，加入了中心崇拜的理念。因而根植印度大地，广为流传。
二
装饰纹样及人物形象趋于复杂、生动，对外交流广泛。印度人认为莲花为繁荣吉祥的象征，故在雕刻中以盛开的双重莲瓣的莲花为最基本的装饰纹样，其表现手法也较为丰富，将莲花与各种动、植物纹样相融合，使画面感非常丰富。其中以在满水罐中生出莲花的题材最受欢迎。同时，蔓草纹样也被寓为“如意之蔓”广为流传。此外人物形象也更加生动复杂，早期的人物由具有双重性格的药叉、药叉女作为最基本的人物形象出现，通常雕于浮雕上，如巴尔胡特围栏上的“维鲁达卡药叉”“甘吉塔药叉”等。至后随着对人物雕刻的精细化，药叉发展为四大天王像，药叉女则以女神姿态发展呈“娑罗班吉卡”姿态。这种表现形式后来被广泛流传，“释迦诞生”场面中摩耶夫人的形象便由此而来。犍陀罗的佛像则多为释迦像，觉悟后的释迦称为佛陀，觉悟前则称为菩萨。在犍陀罗中，菩萨像多以当时的王后贵族为模特，基本表现为戴头巾，多配饰品，上身裸露，下身着裳有一条飘带搭于左肩后下垂于膝前呈 U 字型末端搭于右臂，脚穿凉鞋。其中有些饰品具有印度特征，有些来自斯基泰游牧民族，多半则具有强烈的犍陀罗地区特征。而裸露的上半身则继承了希腊罗马的人体表现传统，着重表现出人体的骨骼肌肉构造。同种表现也见拉哈尔博物馆藏的“释迦苦修像”[5]。在表现形式上“犍陀罗佛像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将佛陀在‘眼前’的感觉表现出来”[6]而印度佛像则更注重表现人体的存在感二者截然不同。但这两种特点都影响着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此外犍陀罗佛像多蓄须，在印度却不曾见，这很可能与当时犍陀罗人的外貌及风俗有关。除了单一造像，犍陀罗也出土了很多佛与菩萨像的结合，主要形式为一佛二菩萨佛陀位于中间作说法印两侧对称造一菩萨像。这种“佛陀三尊像在构图上为阿弥陀三尊造像提供了原型。在从中亚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佛陀三尊像逐渐转变为了阿弥陀三尊造像”。[6]
佛教艺术发展以佛教故事雕刻为又一表现。其“雕刻特点以圣迹、佛传为中心展开，主要以释迦伟大行动形成的地点为主体”[1]。画面主次分明，雕刻各异。有的着重表现出故事中的某个场景，有的则按照故事的发展顺序逐一呈现，在同一空间中雕刻多幅场景。在佛本生故事中，主人公多以动物形象出现，讲述其乐善好施，积累善果的寓言故事。如“六牙象本生”等。在佛传故事中，常以圣树法轮等象征物暗示释迦的不同状态。早期印度佛教美术以巴尔胡特和桑奇最为著名。但二者表现不同，巴尔胡特浮雕具有强烈的平面性特征遵循上远下近的表现手法。桑奇佛教雕刻更注重环境雕刻故事情节比较丰富。而犍陀罗佛教美术的发展则涉及到佛传故事的精美雕刻和自成特点，其显著特点是以连续性的场面运用典型的传记性佛传表现手法叙述场面将释迦的传记详细地依次表现出来，同时着重表现释迦求道以及成道后的各种教化活动故事。在此类画面中通常省略了与故事情节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物动物及自然等背景，采取非常简明的叙事性描写方式。同时因为作者的关注点在故事内容而省去与故事内容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因此浮雕的出场人物非常少。而且为了更好的欣赏不同的场面之间通常则以科林斯式石柱隔开。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的宣传佛教义理，佛教艺术在佛教传播中应运而生其最早起源于阿育王时期，后以广建佛塔中心崇拜为主。随着佛塔崇拜的兴起，圣树中心崇拜也与之相融合并广为流传。中国佛教艺术深受印度和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其佛教装饰纹样及人物形象趋于复杂生动，对外交流相当广泛。佛教故事图的故事情节也愈加丰富，雕刻愈加精细，使佛教艺术在中国有了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宫治昭，王云.印度佛教美术系列讲座：第一讲 印度早期佛教美术[J]，艺术设计研究，2011（4）.
[2]阮荣春，张同标著. 中国佛教美术发展史[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12.
[3]夏丐尊.小部經典-本生经[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06.
[4]（北梁）昙无谶，林世田等点校.涅盘经[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5]（日）宫治昭著，李萍译. 犍陀罗美术寻踪[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01.
[6]宫治昭，王云.印度佛教美术系列讲座：第二讲 犍陀罗佛教美术[J]，艺术设计研究，2012（1）.
【关键词】：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起源
佛教艺术为宣传佛教义理而存在，随着佛教的传播逐渐兴起，以造像、壁画、石窟艺术为主。最早始于印度阿育王时期，后传入中国。在传播过程中，为适应他国的文化及民众需要，对佛教人物形象义理雕塑建筑特点等都有兼容并蓄的改变。中国佛教艺术除了受印度传统佛教文化的影响外，希腊、罗马文化广泛影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也是再度影响它的来源之一。
一
印度的佛教美术经过四期发展。第一期的佛陀迦叶与第二期的巴鲁特、桑奇以佛座佛足法轮代表佛陀的存在，未雕刻佛像。第三期的阿马拉瓦蒂，佛像与佛足雕刻同时存在。至第四期的阿旃陀，有佛像雕刻同时也刻佛传故事，佛教美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犍陀罗最早的佛教美术雕刻中，继承了印度佛教美术的因素，多以佛足、日轮等暗示佛陀存在的象征性表现，这种表现在新疆早期的石窟中也有多见。犍陀罗佛教美术受地域影响交汇性强，是希腊罗马、印度、伊朗等因素的融合体。而中国佛教艺术创作来源于此，并深受上述诸多不同艺术传统的影响。
阿育王开创印度佛教美术，并推广国内相关崇拜。“古代是佛教艺术兴盛的时代，如果除去印度河文明的出土品，可以说印度美术活动发端于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1]阿育王时期是孔雀王朝最兴盛的时期，但武力的过分使用使阿育王宣扬以佛法治国。并将此诏谕刻在国内各地的岩石上，修建了许多纪念性石柱即“阿育王石柱”。它是由一整块砂石头雕凿而成，直接埋于土中，没有柱基;柱头另接其上，分为倒垂的莲花形托座、其上的圆盘形顶板及最上面的动物园雕三部分。这种构建结构反映出印度早期关于宇宙之轴观念的信仰。同时，它的建立也开创了印度佛教美术的先河，为后来佛塔的建立与信仰打下基奠。
佛教美术起源以广建佛塔、中心崇拜为主。佛陀释迦牟尼涅槃后火化形成舍利，被当地八王收取分别建塔加以供奉，佛塔即源于此。此后佛塔便成为信徒的精神寄托与信仰媒介，因而随着佛教的传播，建造数量与日增多。《魏书·释老志》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表明当时中国盛行的以佛塔为中心，周边环绕僧房的寺院布局方式来源于印度。
随着佛塔崇拜的兴起，圣树中心崇拜也与之相融合，广为流传。首先在形态上，佛塔的基本形式为方形围栏，中心有支柱，上有伞盖。此处围栏、支柱、伞盖都与树木相似，因此可与树木互比，如加尔各答博物馆藏的“Kalpadruma：Pillar Capital”图案[2]。其次在供养方式上，《本生经》中对圣树供养方法的描述[3]，与《涅槃经》中佛塔供养的方法[4]如出一辙。进一步表明了佛塔与圣树崇拜的相似。除此之外，佛塔在建造时融入圣树中的“柱”即中心，加入了中心崇拜的理念。因而根植印度大地，广为流传。
二
装饰纹样及人物形象趋于复杂、生动，对外交流广泛。印度人认为莲花为繁荣吉祥的象征，故在雕刻中以盛开的双重莲瓣的莲花为最基本的装饰纹样，其表现手法也较为丰富，将莲花与各种动、植物纹样相融合，使画面感非常丰富。其中以在满水罐中生出莲花的题材最受欢迎。同时，蔓草纹样也被寓为“如意之蔓”广为流传。此外人物形象也更加生动复杂，早期的人物由具有双重性格的药叉、药叉女作为最基本的人物形象出现，通常雕于浮雕上，如巴尔胡特围栏上的“维鲁达卡药叉”“甘吉塔药叉”等。至后随着对人物雕刻的精细化，药叉发展为四大天王像，药叉女则以女神姿态发展呈“娑罗班吉卡”姿态。这种表现形式后来被广泛流传，“释迦诞生”场面中摩耶夫人的形象便由此而来。犍陀罗的佛像则多为释迦像，觉悟后的释迦称为佛陀，觉悟前则称为菩萨。在犍陀罗中，菩萨像多以当时的王后贵族为模特，基本表现为戴头巾，多配饰品，上身裸露，下身着裳有一条飘带搭于左肩后下垂于膝前呈 U 字型末端搭于右臂，脚穿凉鞋。其中有些饰品具有印度特征，有些来自斯基泰游牧民族，多半则具有强烈的犍陀罗地区特征。而裸露的上半身则继承了希腊罗马的人体表现传统，着重表现出人体的骨骼肌肉构造。同种表现也见拉哈尔博物馆藏的“释迦苦修像”[5]。在表现形式上“犍陀罗佛像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将佛陀在‘眼前’的感觉表现出来”[6]而印度佛像则更注重表现人体的存在感二者截然不同。但这两种特点都影响着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此外犍陀罗佛像多蓄须，在印度却不曾见，这很可能与当时犍陀罗人的外貌及风俗有关。除了单一造像，犍陀罗也出土了很多佛与菩萨像的结合，主要形式为一佛二菩萨佛陀位于中间作说法印两侧对称造一菩萨像。这种“佛陀三尊像在构图上为阿弥陀三尊造像提供了原型。在从中亚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佛陀三尊像逐渐转变为了阿弥陀三尊造像”。[6]
佛教艺术发展以佛教故事雕刻为又一表现。其“雕刻特点以圣迹、佛传为中心展开，主要以释迦伟大行动形成的地点为主体”[1]。画面主次分明，雕刻各异。有的着重表现出故事中的某个场景，有的则按照故事的发展顺序逐一呈现，在同一空间中雕刻多幅场景。在佛本生故事中，主人公多以动物形象出现，讲述其乐善好施，积累善果的寓言故事。如“六牙象本生”等。在佛传故事中，常以圣树法轮等象征物暗示释迦的不同状态。早期印度佛教美术以巴尔胡特和桑奇最为著名。但二者表现不同，巴尔胡特浮雕具有强烈的平面性特征遵循上远下近的表现手法。桑奇佛教雕刻更注重环境雕刻故事情节比较丰富。而犍陀罗佛教美术的发展则涉及到佛传故事的精美雕刻和自成特点，其显著特点是以连续性的场面运用典型的传记性佛传表现手法叙述场面将释迦的传记详细地依次表现出来，同时着重表现释迦求道以及成道后的各种教化活动故事。在此类画面中通常省略了与故事情节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物动物及自然等背景，采取非常简明的叙事性描写方式。同时因为作者的关注点在故事内容而省去与故事内容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因此浮雕的出场人物非常少。而且为了更好的欣赏不同的场面之间通常则以科林斯式石柱隔开。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的宣传佛教义理，佛教艺术在佛教传播中应运而生其最早起源于阿育王时期，后以广建佛塔中心崇拜为主。随着佛塔崇拜的兴起，圣树中心崇拜也与之相融合并广为流传。中国佛教艺术深受印度和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其佛教装饰纹样及人物形象趋于复杂生动，对外交流相当广泛。佛教故事图的故事情节也愈加丰富，雕刻愈加精细，使佛教艺术在中国有了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宫治昭，王云.印度佛教美术系列讲座：第一讲 印度早期佛教美术[J]，艺术设计研究，2011（4）.
[2]阮荣春，张同标著. 中国佛教美术发展史[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12.
[3]夏丐尊.小部經典-本生经[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06.
[4]（北梁）昙无谶，林世田等点校.涅盘经[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5]（日）宫治昭著，李萍译. 犍陀罗美术寻踪[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01.
[6]宫治昭，王云.印度佛教美术系列讲座：第二讲 犍陀罗佛教美术[J]，艺术设计研究，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