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1日，这天一早，王石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段文字：“万科公告了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候选名单。我在酝酿董事会换届时，已决定不再作为万科董事被提名。从当初我们放弃股权的那一刻起，万科就走上了混合所有制道路，成为一个集体的作品，成为我们共同的骄傲。”
　　第一次登顶珠峰，爬到7000米的高度后，王石留在帐篷内休息，准备第二天冲刺。
　　同行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发现这个高度的晚霞很美，就出去拍照，也邀王石跟他一起，他说“再不出来你会后悔一辈子”。王石始终没出去。
　　第二天，那位摄影师体力不支，只能放弃登顶，王石登顶成功。
　　攀登珠峰的故事成为了过去，但王石关于挑战的故事远没结束。
　　2011年，王石游学国外，主要去了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
　　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让他观察和思考的视角有所不同。“那时过的是三点一线的生活，每天除了上课、看书、写作业，无聊的时候就是看着窗外。”由此，引发了他有意无意间用手机拍摄窗外的兴趣。在他看来，用手机拍摄比用相机拍摄更有效率，也更有互动性。
　　离开哈佛后，王石也总是在路上、飞机上、汽车里，隔着各式各样的玻璃窗户，用手机去“看”这个世界。“就是拍窗外。做作业，拍窗外；坐出租车，拍窗外；坐飞機，拍窗外。不是说窗外有什么风景，没什么风景。窗外就是一种生活场景，随性的。”王石说。
　　“很多时候我们看世界本来就隔着一层东西，看世界是模糊的。”王石说，“隔着窗户反而会成为观察的独特视角，还直接给人拍摄的灵感。”
　　王石经常把作品上传到微博里，每张图片都编有号码，它们汇聚成“窗外”的主题系列。
　　对王石来说，不仅摄影主题变了，心态也变了。
　　过去，他拍的风光极限作品，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环境的征服精神；如今，王石拍的窗外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他对社会环境、对自我的思考。
　　以前，他最得意的是膨胀的自我。“登顶珠峰与7 2的标签，无非就是在证明我比别人强。这是最放大的自我、最极致的自我。中国现在不正是体现自我的时代？就因为这个社会空间给了你这个机会，你也不动声色地觉得你比别人不同。”
　　“窗外”系列是王石走到“窗口”看世界的视角，也是他心境和情绪的投射，是真实的窗外，摄影师的窗外，也是观者的窗外。
　　王石认为，摄影是他的一种表述方式。“生活是要你去感受的，你看到生活中那些色彩强烈的单纯，你说不出什么，但是你能感觉到。”
　　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王石当时在现场，他拍了一张照片，被美国主流媒体选用。“虽然拍得很快，但对构图是有要求的。我在拍摄时主体是爆炸现场，当然要把附近的波士顿塔和美国国旗纳入画面。当时爆炸还没结束，我觉得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录一些东西。手机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

不断有梦

　　博客时代，他就发表观点，并且有针对性地回答问题。有人在上面问他，老王，你爬了那么多雪山，你看见过雪莲吗？他就放了雪莲以及人拍雪莲的照片上来。 　　微博时期更是如此。他通过微博发表观点，宣布动态，以及参与社会讨论。微博，让他发现了自己与世界之间更多维的关系。微博里有很多植物与花的照片，并附有科普知识以及花语，造成“老王喜欢拍静物”的印象。
　　他试图通过它们体悟人生，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有人问，老王，你为什么喜欢拍绿苹果？他说，登雪山、穿越沙漠，除了同伴，很少感觉到新鲜生命的东西，水果中，绿苹果最方便携带，也不易损坏，故习惯旅行携带绿苹果。它同伊甸园里夏娃吃的苹果没有关系，同牛顿发现地球万有引力的苹果也没有联系。
　　到深圳后，创业，学经营，学管理。1997年一个契机，他去了西藏。到了高原，呕吐，头疼，睡不着觉。反而这次特别的经历，唤起了他少年时代的梦想，就开始登山、探险。
　　当兵时，在汽车团，旁边就是航校，看着一架架飞机起飞，王石特别羡慕。到了1998年，他学飞滑翔伞，实现了蓝天翱翔的梦想，一飞10年，后来改飞滑翔机。他就觉得梦想在一步步实现，还想着去航海。
　　经历了2008年的“至暗时刻”，2011年开始的出国游学，是他给自己增加的一个维度。游学3年，2014年回国后，他出版了《大道当然》，里面说了他对自己的审视。
　　游学期间，有人问他，王总，在哈佛做饭吗？他说，睡前，少许大米粒放进暖水瓶，灌满开水，次日早成米粥；再倒进小锅熬几分钟，早餐告成。别人说，太简单了吧？！他说，还有烤面包片、切西柚。上课前要看材料，不会耽搁在做饭上。剩的米粥，晚上热一下仍然可口。
　　这是他的三分钟早餐。关于他对时间的管理经验，经常会被当作问题提出来，即使是在哈佛或者剑桥。
　　晚饭后在公寓里做作业，有点难熬。波士顿的冬天冷，老式公寓的暖气不足，写作业前，他先烧上开水，泡壶咖啡，暖身提神。
　　放弃舒适，异国寒窗苦读，他认为自己是通过给生活做减法，而给精神做加法。
　　他说，他的游学梦到60岁才去实现。去学习，是因为他自认为知识不够，尤其是现代企业方面。“管理是西方的文化，需要从更深的层次，比如哲学、宗教，从文化的层面去理解。”他说自己没有学历，需要补课，所以，到哈佛选的一半以上都是大一、大二的课程。
　　他曾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过梦想：75岁时在一個岛上，有一栋房子，孤零零的，旁边有一架直升飞机。他觉得，这样有点与众不同。
　　后来他去了哀牢山，看到褚时健带着当地老百姓种橙子。“他在造福这个村。”他感觉到了他与褚时健之间的差距。后来，他在一次公开活动里说，如果70岁时还活着，就到戈壁上办农场—中国27%土地是戈壁沙漠，足足有300万平方公里—以此对褚时健致敬。
　　从万科辞职，比他的计划提前了4年，他原计划是70岁退休。接下来，他认为：“还要有愿景，要对社会有贡献，要善待自己的身体。”

清教徒

　　拉萨盲童学校的孩子把他从上到下摸一遍说：“叔叔，你是一个好人。”这个细节在他脑子里待了好多年。
　　有一年去无锡，荣氏家族与梅园的故事给王石带来了触动，他认为那才是无功利心的捐赠与公益。他认同他现在做环保和公益处于有功利心的阶段，但他并不认为处于这个层次有多么不好。
　　王石喜欢古罗马史。他认为历史发展中很多人物、事件，对现在来说还非常有借鉴意义。所以，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朗读者》节目中，选择了古罗马政治学家、哲学家塞涅卡的《论幸福生活》，找了几段不同地方的文字，把它们重新编到了一起。为什么恰恰是那些文字？他认为符合他的性格。
　　他读道：
　　“灾祸对于真正的大丈夫来说是机会。我们有理由说，那些因为过多的好运而变得迟钝的人是很可怜的，那些人可以说是在波澜不惊的海面上过着风平浪静的悠闲生活，遇上一点儿事情就会顿感不适。面对命运女神的残酷，没有经历过风雨的人往往更难吃得消：脖子嫩，才会觉得枷锁沉。”
　　“新兵蛋子一想到受伤，就会大惊失色，而老兵则可以以大无畏的气概去看自己身上流出的血，因为他知道鲜血往往是胜利所要付出的代价。” 　　曾经，登顶珠峰是王石的一个重要标签，现在关于运动，他的关键词是划赛艇，不同的运动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在他看来，登山是非常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而赛艇如果要搞个人特殊，就划不了了。“它需要大家力量往一块去使。”
　　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之际，王石曾到过岭南，那时第一次见到滿树杈花朵的缅栀子。10年后他再到广州，居住的小院子里生长着缅栀子。一次台风肆虐过后，院子里的花、树一派残象，唯有两棵缅栀子花仪态端庄，花朵益加盛放，给人复活、新生之希望。
　　2009年5月的一天，他在广州，从宾馆出来，一阵花香袭来，循味寻过去，他又看到了缅栀子花。缅栀子花朵外缘乳白色，中心鲜黄色，极似蛋白包裹着蛋黄，俗称“鸡蛋花”；冬天，叶子掉光，光秃秃的就像鹿角的模样，又称为“鹿角树”。
　　他呆立在缅栀子花前。
　　距离2008年引发的舆论之争，时间过去了一年。
　　1620年9月6日，102名清教徒坐船由英国出发，经过66天的漂泊之后，11月11日，这艘来自英国的名为“五月花”号的3桅盖伦大帆船在美洲陆地靠岸。他们的目的地本是哈德逊河口地区，但由于海上风浪险恶，他们错过了目标，于是就在现在的科德角外的普罗温斯顿港抛锚。
　　2009年9月底，万科总部入驻位于深圳大梅沙依山傍海的新建筑。有人指出“你自己总是讲清教徒精神，但是总部却那么大的规模”，王石回应说，乘“五月花”号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体现的是创新、节制、创造财富、友善社会、感恩的精神，当时的万科总部有对市民开放的公共空间，整体建筑造价8000元/平方米，“是很合理的，也是在践行清教徒精神”。
　　最近王石在深圳，见到了他到深圳创业时聘请的第一个员工：邓奕权。当年邓奕权17岁，小学文化。那一年，社会学家张雨林给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做了描述：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改革开放后，中国最大的新生事物是涌现了上亿的农民工。现在的邓奕权退休了，也开始摄影、写游记。
　　王石说“很开心”。
　　有一天，王石拍了棒槌树的照片，给它的解读是：“生命如此顽强执着，犹如80年代特区创业的一代企业家。花语：天真。”
　　也有表露柔情的时候，看到一幅小女孩的画，他说，我女儿小时候也梳这样的小辫。

对话王石：痛苦经历都是财富

　　看世界：是不是很多人问你登山难道不怕死吗？体验到的濒临死亡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王石：我都要问他们，不登山就不死了吗？登山是一个直面死亡的过程，就是死亡就在你面前，你没有办法回避，其实能够直面，就会更加坦然，平时生活中会更加珍惜生命。
　　濒临死亡的感觉，我是后来才意识到的。当时只觉得两个耳朵很暖和，感觉太阳温暖地照耀着我，但是我看了一眼，没有太阳。我又特别想坐下来，觉得如果能坐下来，那真是太美妙了，如果再能闭上眼睛就太好了。但是，有另外一个声音提醒我，绝对不能坐下来，如果坐下来就会死亡。我撑着这股劲下了山，跟医生交换意见时，医生告诉我说，那种状态就是濒死状态。
　　也因此，在海拔8000米的地方遇难的人，没有面目狰狞的。因为那一瞬间给你很美好、像另外一个天堂的感觉。我有时候都觉得，那些遇难的人，可能有的不是走不出来，而是觉得很美好，想停下来。
　　它们告诉我，要冒险，也要经得起诱惑，飘飘然好像真要进入天堂的诱惑真的很大，痛苦到极点就是一种美好。
　　看世界：之前你主要是登山，现在主要是赛艇，这两项运动对个人来讲不同的体验是什么？
　　王石：登山是非常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潜台词就是我能你不能，我不但企业做得很好，还能登珠峰。你说登珠峰不得了吧，我还可以登第二次，还可以登第三次，它更多的表现是与众不同。当然，这个时代也很需要英雄主义。
　　我是2001年开始划赛艇的，但真正把经济和公益结合起来是2012年之后，也就是2013年，是到了哈佛和剑桥以后。
　　我突然发现，赛艇是非常平等的一项运动，如果你本人要特别，就没法划了，效果也不好。它是个集体主义运动，不是平均主义，是弱的要往上赶，一定要赶，才不影响大家。强的就来迁就你，我让你一些。
　　实际上，这个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呢？一个团队，一个公司，有能干有不能干的。以前，我就重视能干的，不能干的我根本不在乎他，现在就不是了，因为这是个团队。能干的不要太快，不能干的，你说“你看人家都在兼顾你，你再多努点力”。你会发现，这个道理用在企业管理上是一样的。
　　那就有发现了。比如说，我过去来开会，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一言堂，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每个人要不不参加会议，参加会议就一定要发言，发言无非就是左、中、右。有非常极端的，那就往回拉一拉，保守的，再推一推。为什么呢？文化是大家形成的，按照这个去做，工作效率就特别高。反过来，如果推激进的，不接受保守的，做了决议，又怎么样呢？
　　看世界：这些年经历了这样那样的事情，现在把更多经历用在公益上，你是一个在意别人对你评价的人吗？
　　王石：我是有功利心的，我很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从人生的方面，很多年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可能会庆幸你曾经遇到了这些，如果不遇到这些，生活是不是平淡了点呢？
　　正因为遇到了这些，你才能重新反思重新认识，尤其已经到了我这个年纪。这时候，你可能才意识到，你对这个时代所做的事情以及这个社会对你的认可，你是想象不到的，也有意外和惊喜。
　　我现在对过去的感觉就是，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我不再计较了；给我更多的是鼓励或者鞭策。对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来说，痛苦经历都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