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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力量太强大。”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教授刘治彦在分析目前荒漠治理存在的问题时称，奋战治沙一线、更有经验的民间力量“形成不了现金流和良性循环”。
长期主持参加“荒漠化防治模式研究”、“荒漠化机理与北京沙尘暴防治对策”等国家基金项目，刘治彦对中国治沙领域的突出问题格外担忧：国家投入了很多资金，但被层层截流，治沙一线只有通过“寻租”才能获得。如民间自费治沙“第一人”万平所言，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记者梳理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发现，防沙治沙工程虽在近10年被连续提及，规模越来越大，资金越来越充裕，监督管理及制度保障却未见突破。
“治沙的政策和钱如果挪为他用，甚至成了造沙，必将遗患无穷。”治沙专家、河北农业大学教授于宗周直言。
运动式治沙
自1970年代末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我国一直实行“运动式”治沙。刘治彦回顾治沙历程道：“虽然这种方式在初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现在亟须改变。”
2002年，《防沙治沙法》生效，从“三北”防护林工程到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治沙“运动”规模浩大，投入倍增。2013年3月，《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年）》公布，提出“到2020年，使全国一半以上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运动式治沙的一大问题是讲究规模和数量，却忽视综合规划及制度治理，在市场和民间力量方面考虑不足。刘治彦认为，如此一来，完全依靠行政命令治沙，投资机制、利益分配、土地流转、破坏惩罚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便难免缺位，不仅专项资金难以真正到位，即使外部资金进入，“也容易被乱花”。
大规模人工造林广受争议的同时，规模庞大的经济林补偿政策也被质疑。内蒙古敖汉旗牛古吐乡民力保适合当地栽种的柠条林，便是突出体现。早在2002年全国两会期间，于宗周便指出河北坝上地区利用国家退耕还林专款用于栽种经济林，导致地下水资源枯竭，“越治理越沙化”。
“利用专项资金大造经济林已成常态。”刘治彦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青海、新疆等省，以种植枣树的方式“治沙”，每亩枣树的经济效益为每年10万到20万元不等，“当地公务员每家都有几亩枣林”。相比抗旱固沙的灌木林及生态草，“经济林所需的灌溉太大，会耗尽最珍贵的水资源并导致生态环境退化”。经济效益和生态保护的矛盾已越来越突出。
此外，相对丰厚的经济林补偿政策，更会导致套取国家补偿的治沙资金漏洞，牛古吐乡与外来开发商的承包“秘密”便源自于此。
规模庞大的荒漠化治理，需要从根本上思考政策方向及成效。
项目式治沙
“以重点工程项目带动防沙治沙”，是治沙“宁夏模式”的主要特征。其背后却暗含隐忧。
“治沙一线的经验极其宝贵也更具操作性。地方政府却似乎视而不见。”宁夏一位民间治沙人介绍，若不往当地相关部门“送送礼、蹚蹚路”，“再好的项目也不会被重点上报，也就意味着根本申请不到国家的资金支持”。
而在内蒙古敖汉旗，牛古吐乡公益柠条林变卖，亦为当地重点宣传的治沙“项目”。“治沙在我国都是以项目和工程的形式来获得专项资金”，“只有被列入范围内，才能申报，申报后才有资金支持”。刘治彦分析道，如此一来，“首先，专项资金会被层层截留，真正到位非常滞缓;其次，项目申报极易导致操作违规。”
有项目，难办;没项目，更难办。项目依赖，渐成治沙困境。
2012年9月，国务院通过《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规划（2013?2022年）》，拟在未来10年投入治沙资金877.92亿元。一期工程项目被排除在外，横穿腾格里沙漠的内蒙古阿拉善，因再次无缘该项工程而倍增治沙艰难。
早在10年前，阿拉善地方政府便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奔波，而再次被国家工程“甩掉”的原因，是因为“阿拉善的治理难度太大，以目前的技术和资金难以支撑”。
“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未成功制止‘三北’地区的土地退化。”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直言，“试图通过人为的努力，将森林覆盖率由不到5%提高到15%（‘三北’防护林工程目标），其代价是巨大的”。
刘治彦进一步认为，不仅如此，长期的治沙“运动式”导致资金“项目式”，而资金“项目式”，又造成了问题丛生的“单一式”管理。
单一式管理
防沙治沙是一项系统工程，但在“项目式”管理下，发改委负责审核项目，财政负责项目拨款，真正负责具体项目落实的是林业部门。
“但林业部门不可能全面管理好如此庞大的治沙规划。”刘治彦说。这种单一式管理导致治沙项目及专项资金过于集中，“清水衙门”逐渐滋生“绿色腐败”，并被国家审计署多次“点名”。
前文所述2013年国家审计署审计结果显示，负责编制全国防沙治沙规划、进行荒漠化监测等工作的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等“3个单位2012年至2013年，套取资金1984.55万元设立‘小金库’”。
结合治沙项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梳理近年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发现：
1994?2001年，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等4家单位骗取财政贴息资金415万元;
1999?2000年，国家林业局及基金管理总站多报林业和治沙项目贷款7.18亿元并冒领财政贴息资金3794.7万元。
2001?2002年，国家林业局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心私存私放账外资金3519.63万元，违规获取流动资金贷款1800万元。
2009?2010年，宁夏西野农林牧有限公司等多家关联企业，以生态治沙名义，从多家金融机构骗取贷款1亿多元。
此外，各地方林业系统的专项资金被挪用、贪腐现象不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就治沙管理及专项资金等政策调整和实施近况联系国家林业局欲进行采访，被拒绝。
在长期的研究、考察过程中，刘治彦感觉荒漠化问题的根源，实则在于“人地关系不协调”，所以重点不在“治沙”，在“治人”。
长期主持参加“荒漠化防治模式研究”、“荒漠化机理与北京沙尘暴防治对策”等国家基金项目，刘治彦对中国治沙领域的突出问题格外担忧：国家投入了很多资金，但被层层截流，治沙一线只有通过“寻租”才能获得。如民间自费治沙“第一人”万平所言，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记者梳理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发现，防沙治沙工程虽在近10年被连续提及，规模越来越大，资金越来越充裕，监督管理及制度保障却未见突破。
“治沙的政策和钱如果挪为他用，甚至成了造沙，必将遗患无穷。”治沙专家、河北农业大学教授于宗周直言。
运动式治沙
自1970年代末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我国一直实行“运动式”治沙。刘治彦回顾治沙历程道：“虽然这种方式在初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现在亟须改变。”
2002年，《防沙治沙法》生效，从“三北”防护林工程到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治沙“运动”规模浩大，投入倍增。2013年3月，《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年）》公布，提出“到2020年，使全国一半以上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运动式治沙的一大问题是讲究规模和数量，却忽视综合规划及制度治理，在市场和民间力量方面考虑不足。刘治彦认为，如此一来，完全依靠行政命令治沙，投资机制、利益分配、土地流转、破坏惩罚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便难免缺位，不仅专项资金难以真正到位，即使外部资金进入，“也容易被乱花”。
大规模人工造林广受争议的同时，规模庞大的经济林补偿政策也被质疑。内蒙古敖汉旗牛古吐乡民力保适合当地栽种的柠条林，便是突出体现。早在2002年全国两会期间，于宗周便指出河北坝上地区利用国家退耕还林专款用于栽种经济林，导致地下水资源枯竭，“越治理越沙化”。
“利用专项资金大造经济林已成常态。”刘治彦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青海、新疆等省，以种植枣树的方式“治沙”，每亩枣树的经济效益为每年10万到20万元不等，“当地公务员每家都有几亩枣林”。相比抗旱固沙的灌木林及生态草，“经济林所需的灌溉太大，会耗尽最珍贵的水资源并导致生态环境退化”。经济效益和生态保护的矛盾已越来越突出。
此外，相对丰厚的经济林补偿政策，更会导致套取国家补偿的治沙资金漏洞，牛古吐乡与外来开发商的承包“秘密”便源自于此。
规模庞大的荒漠化治理，需要从根本上思考政策方向及成效。
项目式治沙
“以重点工程项目带动防沙治沙”，是治沙“宁夏模式”的主要特征。其背后却暗含隐忧。
“治沙一线的经验极其宝贵也更具操作性。地方政府却似乎视而不见。”宁夏一位民间治沙人介绍，若不往当地相关部门“送送礼、蹚蹚路”，“再好的项目也不会被重点上报，也就意味着根本申请不到国家的资金支持”。
而在内蒙古敖汉旗，牛古吐乡公益柠条林变卖，亦为当地重点宣传的治沙“项目”。“治沙在我国都是以项目和工程的形式来获得专项资金”，“只有被列入范围内，才能申报，申报后才有资金支持”。刘治彦分析道，如此一来，“首先，专项资金会被层层截留，真正到位非常滞缓;其次，项目申报极易导致操作违规。”
有项目，难办;没项目，更难办。项目依赖，渐成治沙困境。
2012年9月，国务院通过《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规划（2013?2022年）》，拟在未来10年投入治沙资金877.92亿元。一期工程项目被排除在外，横穿腾格里沙漠的内蒙古阿拉善，因再次无缘该项工程而倍增治沙艰难。
早在10年前，阿拉善地方政府便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奔波，而再次被国家工程“甩掉”的原因，是因为“阿拉善的治理难度太大，以目前的技术和资金难以支撑”。
“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未成功制止‘三北’地区的土地退化。”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直言，“试图通过人为的努力，将森林覆盖率由不到5%提高到15%（‘三北’防护林工程目标），其代价是巨大的”。
刘治彦进一步认为，不仅如此，长期的治沙“运动式”导致资金“项目式”，而资金“项目式”，又造成了问题丛生的“单一式”管理。
单一式管理
防沙治沙是一项系统工程，但在“项目式”管理下，发改委负责审核项目，财政负责项目拨款，真正负责具体项目落实的是林业部门。
“但林业部门不可能全面管理好如此庞大的治沙规划。”刘治彦说。这种单一式管理导致治沙项目及专项资金过于集中，“清水衙门”逐渐滋生“绿色腐败”，并被国家审计署多次“点名”。
前文所述2013年国家审计署审计结果显示，负责编制全国防沙治沙规划、进行荒漠化监测等工作的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等“3个单位2012年至2013年，套取资金1984.55万元设立‘小金库’”。
结合治沙项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梳理近年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发现：
1994?2001年，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等4家单位骗取财政贴息资金415万元;
1999?2000年，国家林业局及基金管理总站多报林业和治沙项目贷款7.18亿元并冒领财政贴息资金3794.7万元。
2001?2002年，国家林业局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心私存私放账外资金3519.63万元，违规获取流动资金贷款1800万元。
2009?2010年，宁夏西野农林牧有限公司等多家关联企业，以生态治沙名义，从多家金融机构骗取贷款1亿多元。
此外，各地方林业系统的专项资金被挪用、贪腐现象不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就治沙管理及专项资金等政策调整和实施近况联系国家林业局欲进行采访，被拒绝。
在长期的研究、考察过程中，刘治彦感觉荒漠化问题的根源，实则在于“人地关系不协调”，所以重点不在“治沙”，在“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