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讲究多元，饮食衣着如此，学术文化亦然。
　　但有些学者似乎不太明白多元的好处，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一味追求“高深”，排斥“通俗”，把精心炮制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得懂的学术著作比作《三国志》，而将大众喜闻乐道的文字比作《三国演义》，认为作演义不过是处于文人底层的“小说家流”的谋生手段，作这类文字的人不但不能侧身“儒林”，甚至不能进入“文苑”。这种观念长期存在，中国的文字作品也因此出现“文野”之分、“雅俗”之别。
　　但新文化运动之际，大众文化异军突起，开始打破旧式文人对文字作品的垄断，文人墨客与世隔绝、孤芳自赏的状态也有所改变。
　　近代中国在文字创作上坚持传统立场的学者中，有两个姓章的学者格外引人瞩目。一个是章太炎。太炎先生博古通今，学问文章在近代学者中堪称翘楚，因投身反清革命，写了很多思想深刻、文笔犀利的政论文字，传扬宇内，备受赞誉，被鲁迅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然而章太炎对他人的看好并不以为然。他在给邓实的信中说，自己的文章为雅俗共知并称道者，只有讨论时势的数篇，但这些文章过于浅显，文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而所作《訄书》，博而有约，文不掩质，是真正可以传世的文字，反倒不被时人关注。基于追求高深学问的学术立场，他曾对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走通俗路线的学者提出尖锐批评，连自己的老师俞樾，他也颇有微词，说他“吐辞冗滥”，原因在于喜欢趋附庸俗化的“时尚”，下笔时又无文辞方面的讲究。
　　但是，即便章太炎这样有资格“守旧”的传统文人，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也不能不趋赶时髦，在摹拟魏晋风格古文做高深学问的同时，也对白话文及白话作品展开研究，且颇有心得。将白话文的起源上溯至《水浒》、《老残游记》乃至《诗经》。
　　另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章士钊。士钊曾到英国留学，受过逻辑学训练，为文直追韩（愈）、柳（宗元），有复古倾向。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他反其道而行，试图革新古文，1925年出任教育总长之后甚至禁止学生读写白话文，被视为白话文最顽固的反对派。但就是这样的人物，思想行为也常变通，并不古板。1925年2月章士钊与胡適邂逅合影，相约在照片上各题一首诗，以作纪念。有意思的是，主张白话的胡適题赠的诗多少有些讲究格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主张古文的章士钊反倒在照片背面题写了一首白话诗：“你姓胡，我姓章；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诗虽写得蹩脚，却反映了章氏思想的开通与性格的诙谐。
　　我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是想说明，在多元化的语境下，学者应该明白“高处不胜寒”及“曲高和寡”的道理，不必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原因很简单，社会对学术文化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样态的，曲径通幽的纯学术著作有它的价值，简单明了的大众读物也有它存在的理由。生活在传统文化浓重氛围中的二章（太炎、士钊）尚且能因应时代变化，适度接受通俗，今天的学者还有什么理由将自己置于大众文化的对立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