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一场拙劣的军事政变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街头引发争斗。混乱很快结束，政变军人被逮捕，从法官到教师，数以万计的人被指控与政变幕后指挥者有关联。一些驻外的土耳其官员发现自己有家不能回。

驻北约军官·“恐怖分子”

　　两名男子坐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小咖啡馆里，环顾四周检查是否被人跟踪。陪同他们的两名女人保持着沉默，等待可以自由说话的时机。
　　易卜拉欣此前说过，他们恐怕都有生命危险。
　　“土耳其媒体称我们是‘恐怖分子’，并宣称土耳其甚至是俄罗斯的情报人员都应该杀死我们，”他说，“土耳其官员将我们说成是叛徒，还建议人们一旦发现就可以攻击我们。”
　　一年前，易卜拉欣和阿卜杜拉（化名）是土耳其驻北约军事代表团的高级官员。而现在他们失去了工作和国籍。一年前的那场未遂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展开了一次大清洗运动，这两人就是这场运动中的遭殃者。
　　艾斯和丹尼斯（同是化名）是另外两名被清洗的土耳其驻北约官员的妻子。他们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失去了家园和收入，而且可能永远无法回到祖国。
　　2016年7月15日晚，军事政变失败后，成千上万的土耳其公务员、法官、老師、记者及其他人员遭到逮捕，他们被怀疑是流亡美国的土耳其政治人物费图拉·居伦的追随者，土耳其当局宣称居伦是这次政变的主谋，而居伦则否认这种说法。
　　被捕者有数百名土耳其军官，但在国外任职的人员暂时安然无恙。很明显，他们至少没有在政变中发挥积极作用。
　　“土耳其军队有60多万人，”易卜拉欣说，“如果一个如此规模的军队决定发动政变，根本用不到在国外任职的少数官员，在土耳其的人就足够了。”
　　然而到了2016年8月，每周五的工作时间之后布鲁塞尔北约总部都会收到一份名单，上面是被停职或解雇的土耳其官员姓名。

　　2016年9月底，一份列有221个名字的文件送达土耳其驻北约代表团。文件中，土耳其总参谋部命令名单上的官员立即回国，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我的名字就在名单上。我们打电话给国内，试图弄清楚对我们的指控。” 阿布杜拉说。他得到的唯一回应是：“搭最早的航班回来。”
　　似乎很明显，听从指示回土耳其将充满危险。
　　一批土耳其官员迅速出售了家具和汽车，在2016年10月初返回土耳其，随后几乎全部被捕——有些是在抵达机场时被捕，其他人是在向总部报告时被捕。
　　与此同时，一名在布鲁塞尔任职的土耳其海军军官被召集至安卡拉总参谋部参加一个关于“标准化”的紧急会议。
　　“军队里的人都知道，‘标准化’不会是什么课题。尽管这次会议就是一场鸿门宴，但那名官员还是去了，因为他认为没有理由害怕。”易卜拉欣说。
　　最终证明此次会议果真是一个陷阱。会后他被捕了，并一直在狱中等待审判。“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得到任何宣告他有罪的通知。”阿布杜拉说。
　　这名军官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也没有得到他被捕的正式通知，他们仍然留在比利时，努力生存下去。
　　这些土耳其官员还聊到一个令人苦笑的故事。政变前一天，一名同事遭遇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政变发生时，他正躺在比利时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他已经陷入了昏迷，”易卜拉欣说，但他还是被指控参与政变。

申请庇护

　　大体而言，任职于北约和世界各地的土耳其外交使团中的950名官员中，约有700名军官已受到清洗。大多数人向其东道国申请庇护，有些人已经在德国和挪威等地得到了庇护。
　　身在比利时的大多数土耳其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一直住在军方住宅中。许多人必须在9月底搬出。有些人早就离开了，以期尽快开始适应新的生活。其他人则坚持留下来，理由是他们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也无所畏惧。

　　“土耳其国家军事代表用尽手段让我们离开基地，为难我们，不过北约方面提出了反对。” 阿卜杜拉说，北约盟军指挥部总司令根特·柯蒂斯·斯卡帕罗蒂驳斥了这些土耳其官员可能参与政变的说法。一些外国同事们向这些土耳其官员提供多种形式的帮助。有人资助钱财，有人邀请他们一起过圣诞节，有些人甚至为他们提供自己老家的房子。
　　“所有人一致建议他们不要回到土耳其。”
　　对孩子们来说，从北约的附属学校转到比利时是一个巨变。突然之间，他们不再用英语学习，而是处于一个人人都会说佛兰德语或法语的环境中。
　　这些家庭现在仍靠积蓄在支撑生活。很快他们就必须工作——但是，除非他们获得了庇护，否则他们无法找工作。
　　他们也犹豫是否要走出房子，又担心被亲埃尔多安的狂热分子盯上。比利时超过四分之三的土耳其人在去年4月举行的土耳其全民公投中投了赞成票，支持赋予总统新的权力。
　　阿卜杜拉说，他对未来最大的希望就是土耳其能“恢复正常”，“再次成为那个我们为之骄傲的国家。”他补充道，“还有，我们想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