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赖特·米尔斯活像一名闯入大都市彬彬有礼的学院社会学家圈内的西部牛仔。从外在呈现出的个人行为，到来自头脑的作品与观点，他都表现出一种桀骜不驯与咄咄逼人的侵略性。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这个全美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会骑着自己那巨大的摩托车在纽约城内转来转去。他会在学校自己的住所内，用手枪对着墙壁练习射击。他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在米尔斯的夏季度假别墅中竟然找不到一把椅子。教授总是走过来走过去，一刻难以安静。
　　他来自盛产牛仔的得克萨斯州，父亲是名保险推销员。他的论敌们经常嘲笑他是个未开化的人。他身上有要生活在荒原上必备的实用主义。随便举个例子。虽然很为自己的身强力壮自豪，但米尔斯也很鄙视当时盛行于美国大学中的对体育运动的狂热。他认为这是一种反智。1942年米尔斯到马里兰大学应聘教职。校长此前是大学运动员，据称他录取教职员工，一个主要依据是看他们参加大学运动团队的情况。因此，米尔斯就编造说，他一直是得克萨斯州的重量级拳手。作为一个身材魁梧又巧舌如簧的人，他得到了这份工作。
　　在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新贵》之后，米尔斯很快就成为美国最为大众熟知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同事们认为他只是个很会哗众取宠的学术明星，为人傲慢。米尔斯则公开嘲笑他们眼界狭隘，对现实漠不关心。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他对自己的同行们高举屠刀，毫不留情地杀戮那些他认为已经不合时宜的学术流派与观点。这本也无可厚非，一个人总是会看得上一些东西，看不上另外一些东西。但这里情况略有不同，米尔斯看不上的那些东西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主要社会学流派。
　　他更像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在阅读他的作品时，读者往往会为他的兴趣广泛与博学多知所震撼。“米尔斯的毕生事业可以看作一次穿越美国社会的伟大旅行，他观察着每一个已发展成大规模的权力中心的组织。”《发现社会之旅》的两位作者兰德尔·科林斯和迈克尔·马科夫斯基评价说。在米尔斯出版的作品中，《新贵》的研究对象是美国的劳工领袖；《白领》研究的是他所谓的新中产阶级；《权力精英》研究的是公司、官僚组织和军队，这是他认为的美国社会三大权力核心。另一本书《社会学的想象力》主要陈述的则是他所力主的研究方式。
　　在他研究各阶层的作品中，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更能引发中国读者的共鸣。他称这个新兴的人群为“都市大众中为人熟知的表演者”。他们不同于以往的老的中产阶级。老式中产阶级通常都由小业主或小型企业家构成。他们或者是拥有自己农场的农场主，或是在城市中经营自己的小生意的创业者。他们中有个别人可以通过不断扩大生意进入真正的财富阶层，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围绕着自己的小企业而展开的。
　　但资本主义的进步却改变了中产阶级的构成。老式的自我雇佣的小业主们不再是中产阶级的主体，这个人群正在萎缩。举例而言， 大型的连锁超市改变了零售业的面貌。这种改变对于消费者而言可能是更加的低价与便利；不过对原本遍布社区的杂货铺的老板而言，则是灾难。标准化、连锁化与大型企业化的趋势几乎发生在各个领域。自我雇佣的小企业家的数量必然地被削减。取而代之的，则是雇员数量的增加。一个小企业主的社会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雇员的社会。
　　“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扩展，随后而至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动、科层制的稳步增长，是白领职业增加的原因……数以千计的科层组织的崛起，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精细化和专门化，创造了对从事计划、协调和管理等新的日常事物的男男女女的需求。”米尔斯说。这时白领人群大规模地涌现。
　　他们同老式中产阶级的区别首先在于，他们没有了老中产阶级的安全感。“现在，决定着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生活机遇的，与其说是自己财产及其所得的有利可图的买卖，不如说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务的可能性。”这些白领，这些新式的中产阶级，这些如今社会中最为稳定的阶层的主体，他们依靠出售技能为生，工作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因此无可避免地他们也会被工作改变。这就形成了一个米尔斯所说的“人格市场”。所谓人格市场，指的是“为价格的因素将对个人素质的控制转让给另一个人”。这句拗口的话其实不难理解，只需要想一想卖场中露出标志性微笑的漂亮女服务员。这种笑容中散发出的正是商业的气息。而我们提倡的种种美德，不可避免地带有了被商业修正过的痕迹。
　　对这个由大型组织统治的社会，米尔斯奏响了企业家的悲歌。他声称，如果在过去通向财富的老路是兴办企业并把它张罗起来，随着它的扩张而晋升到较高地位上去。那么现在这条路几乎已被堵死了：“在巨额财产的科层制内部，通往有产者圈子的道路，更可能是通过谋求管理职位或凭借适当的婚姻。”
　　米尔斯对白领充满同情：“在这个充斥着邪恶势力的世界上，白领们自然具备能够想象到的小人物的一切德行。他可能生活在世界的底层，同时又令人欣慰地属于中产阶级。对他的麻烦寄予同情既不困难又不会出错，而他自己对这些麻烦总是既无能为力又无欲而为。”但即使是他也承认，白领们在文学作品中被人嘲讽—想一想辛克莱·刘易斯那支刻薄的笔，在他的书中也被描述成一个可怜的阶层，但是，众多父母为孩子规划的最完美人生，送他们去接受良好教育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得到一份白领的工作。
　　他悲哀地发现，这一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包括了“手工艺者”的消逝。以往的手工业者可以凭借个性化的技艺跻身中产阶层，如今他们必须服务于一个大型机构，无论是一个小众的设计师，还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匠人。
　　当米尔斯出版这本书时，他不会预料到美国经济自20世纪初的工业化高潮后，还有第二轮的大爆炸。1980年代的自由化政策和随后的新一轮电子技术与互联网革命，让美国又变成了一个企业家精神十足的创业国度。而互联网带来的“长尾效应”可能会重新唤回手工业者，虽然目前其具体效果我们还不清楚。但是他的洞察力却并未过时。当我在重新阅读他关于白领的论述时，悲哀地发现我身边的整整一代人正在成为这个阶层的一员。我们也只能躲到大大小小的科层组织中寻求生活的依靠。我们的工作、消费、生活、精神状态与政治态度，同米尔斯论述的1950年代的美国白领们也并无太大差异。
　　这种转变是一个玫瑰色时代的落幕，是电影中常常讲述的悲伤故事：“巨大的机遇如今已经成了一系列鸡零狗碎的算计，并且散见在一个人的终生工作阶段里，科层体制不是英雄的演武场……现在人们强调的是灵活而不是能力，是和同事、上司与规则打交道的能力，而不是在开放市场中开拓的劲头；是你认识谁，而不是你懂什么；是自我展示的技巧和利用他人的窍门，而不是道德的完整性、真实的成就和个人的可靠程度；是对自己公司的忠诚而不是创业的能力。最可靠的是卓有成效的行政人员的举止，而不是创业者的驱动力。”我们告别了英雄时代。在那时人人内心都有一个英雄梦想，渴望自己能够通过努力获得整个社会的承认，即使最终结果不是如此，但是在开场时却充满了无数可能性。而那个奇迹时代结束之后，巨大的机会之窗被历史关上。人们可以清晰地判断出自己的最终命运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