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安派和竟陵派虽然是两个关系很密切的流派，但是两者的文学主张还是存在着差异的。首先，在文学复古问题上，公安派并不提倡仿古蹈袭的做法，主要还是主张自己的创造，而竟陵派则是很看重于向古人学习的，锤惺和谭元春曾经合作编选了《诗归》，希望学习古人的精神而找到更好的创作境界。其次，公安派在“信口而出，信心而谈”的口号下，难免存在着浅俗率直的毛病，特别是公安派末流的作家弊病就更明显，而竟陵派则是用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来修正公安派之弊。
　　关键词：公安派 ； 竟陵派 ； 幽深奇僻
　　公安派与竟陵派其实是两个很有渊源的文学派，就竟陵派的代表人物钟惺而言，他本是公安派外围成员雷思霈（钱谦益称其诗为“公安派之末流”）的门生，晚于袁中道一年去世。开始时他与中道的诗论是一致的，都想学袁宏道的长处。如在袁中道所作的《花雪赋引》中说：“友人竟陵钟伯敬意与予合。其为诗清绮邃逸，每推中郎，人多窃訾之。自伯敬之好尚出，而推中郎都有愈众。湘中周伯孔，意又与伯敬及予合。……予三人誓相与宗中郎之所长而去其所短，意诗道其张于楚乎！”按这篇文章袁中道所想，钟惺很可能会成为公安派的一员大将的，谁知钟惺却想去公安派之短而另成一派，但从中可以看出这两个流派有其渊源所在。
　　以钟惺为代表的竟陵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针对公安派的末流之弊而提出来的，但不巧的是竟陵派的主张并没有革除公安派末流之弊却在本质上否定了公安派文学思想的核心，从而形成自己与公安派有明显差别的文学思想。
　　公安派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口号，主张在文学创作中独立自由的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在行文中“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着眼于作者自己的创造而并不满于一味的拟古仿古，这是对前后七子所提出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作风的巨大冲击，为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在这种没有束缚随心所欲的创作口号下，又出现了浅俗怪僻之风，将文学创作引向了歧途，这令钟惺、谭元春等人极为不满。如钟惺评价当时公安派创作说道：“眼见今日牛鬼蛇神（指诗之“险”、“僻”）、打油、钉铰（指诗之俚）、遍满世界，何待易日，慧力人于此尤当紧着眼。”，对于此种弊病产生的原因钟惺和谭元春归结为公安派在理论上倡导的性灵说和反拟古论，钟惺说道：
　　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古诗归》）
　　常愤嘉、隆间名人，自谓学古，徒取古人极肤、极狭、极套者，利其便于手口，遂以为得古人之精神，且前无古人矣。而近时聪明者矫之曰：“何古之法，须自出眼光。”不知其至处，又不过玉川、玉蟾之唾余耳。此何以服人。（《再报蔡敬夫》
　　谭元春则说：
　　古人大矣！往印之辄合，遍散之各足。人咸以其所爱这格、所便之调、所易就之字句，得其滞者、熟者、木者、陋者，曰我学之古人，自以为理长味深。而传习之久，反指为大家，为正务。……而有才者至欲以纤与险厌之，则亦若人之过也。（《诗归序》））
　　在钟、谭二人看来，公安派末流之弊从根本上说就是公安派反对拟古的理论，不拟古，一开始就会步入歧途即走入险僻之途，或者“纤”，或者“俚”，既然找到了病根，竟陵派论诗便主张以“厚”来治疗公安派末流之弊，所谓“期在必厚”就是要看重拟古，以作者的真精神合于古人的真精神、归于古人的真精神为标准，将后人的心目引向古人的“真诗所在”，其实是从本质上反对公安派“独抒性灵”的主张，即诗歌创作不能是随心所俗的表达作者的个人感情而是要将个人的精神与古人的精神合于一才是诗的最佳境界。在钟、谭二人笔下，精神与性灵是同义语，钟氏曾说；“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谭元春说：“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从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想亦非苟然而已。”
　　那么钟、谭二人所认为古人最佳的精神（或者说是性灵）是什么呢？钟惺曾云：
　　古称名士风流，必曰门庭萧寂、坐鲜杂宾，至以青蝇为吊客，岂非贵心迹之并哉？夫曰取不欲闻之语，不欲见之事，不欲与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强应酬，使吾耳目形骸为之用，而欲其性情渊夷、神明恬寂，作比兴、风雅之言，其趣不亦远乎？……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虚心直躬，可以适己，可以行事，可以垂文。（《简远堂近诗序》）
　　可见竟陵派所提倡的“名士风流”是那种对世俗生活了无兴味、自我封闭的“孤衷峭性”之人，主张诗的精神是与古人相合的“幽情单绪”、“孤怀”、“孤诣”，是一种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绝少生活情趣的情怀。关于此钟惺讲道：“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这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这外”，谭元春又说：“夫人有孤怀，有孤诣，其名必孤行于古今之间，不肯扁满廖廓。而世有一二赏心之人，独为这咨嗟彷徨，此诗品也。”可见竟陵派所追求的性灵实际上是一种以深幽孤峭为宗的性灵说，完全否定了公安派性灵说所包含的人性的宽泛性、鲜活性和世俗性。
　　以钟惺的《宿乌龙潭》为例：
　　渊静息群有，孤月无声入。冥漠抱天光，吾见晦明一。寒影何默然，守此如恐失，空翠润飞潜，中宵万象湿。损益难致思，徒然勤风日。吁嗟灵味前，钦哉久行立。
　　诗人在这首诗里面所描绘的是一幅万籁俱寂、孤月独明、寒影默然的宿地图景，一切都给人以幽寂、凄凉与峻寒的感觉，这大概就是作者所要追求的“幽情单绪”、“奇情孤诣”的创作境界吧。难怪钱谦益说竟陵派诗风“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锺提学惺》）这首诗就体现了钟惺以及整个竟陵派的创作主张。
　　除了诗论外，在散文创作领域，公安派在“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下，主张为文应当表现作者的独见和真趣，创作了许多有理有趣的小品文。对此竟陵派也有异议。在明末小品文中，苏轼小品在创作方面起到很重大的作用，以公安派性灵说为小品文理论所起的基石作用也十分重要。但钟惺并不认为文有识见就有价值，要有价值，关键是要其识见能“出入于仁义道德礼乐刑政之中”，即要合儒家思想。因而钟惺提出“有东坡文而战国之文可废也。”原因是东坡之文，“能全持其（指战国之文）雄博高逸之气，纡回峭拔之情，以出入于仁义道德礼乐刑政之中，取不穷而用不敝，体屡迁而物多资。”很明显苏轼的文符合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并不是钟惺很看重苏轼散文的文学特色。另外，钟、谭都比较轻视尚趣之文，钟惺说：
　　今之选东坡文者多矣，不察其本末，漫然以趣之一字尽之，故读其序记、论、策、奏议，则勉卒业而恐卧，及其不牌、小文，则捐寝食徇之，以李温陵心眼未免此累，况其下者乎？夫之于趣，无之而无之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则死。人之能知觉运动以生者，趣所为也。能知觉运动以生，而为圣贤，为豪杰者，非尽趣所为也，故趣者止于其足于生而已。今取其止于足以生者，以尽东坡之文，可乎哉？（《东坡选文序》）
　　这段话很明显表达了钟惺对散文创作的看法，在选苏东坡文的时候不能“漫然以趣之一字尽之”，即不能以趣做为选文的标准，即在钟惺心中只是尚趣的小品文是没有地位的，这表面上是对当时所有派别而言理论而言，其实是从本质上是针对公安派的散文创作而提出，公安派在其宽泛的性灵说的影响下所创作出的都是独抒性灵的小品文，即这些散文尚趣胜过尚理，有些作品只是为了表现个人一时的感觉和想法，而不是用来谈什么儒家的大道理。
　　须要指出的是，虽然公安派末流存在着浅俗之弊，但竟陵派的文学主张也没有根治其弊而是将文学创作引向了另一个歧途，以“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这种超世绝俗的境界当做文学的全部内蕴，也缩小了文学的表现视野，减弱了公安派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种直面人生与坦露自我的勇气，显示了晚明文学中人性精神的衰弱，难怪有人将竟陵派的文学创作看成亡国之音。
　　参考文献：
　　[1]蔡景康著《明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1993年出版。
　　[2]袁震宇，刘明今著《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3]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4]袁行霈著《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社。
　　（作者单位：荆州理工职业学院，湖北 荆州43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