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王安石的重农抑商在变法前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因暴露“敛财”的本质，导致变法失去民心而最终失败。“抑商”主要是抑制富商大贾任意剥削、兼并农民，将商业资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是国家适当干预经济的表现。王安石的重农抑商带有明显的北宋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时代烙印。
[关键词]富国之法重农抑商成效与实质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130093
一、富国之法中的“重农”与“抑商”
首先，王安石认为，为了使农民有从事生产的良好条件，相应出台一些富有成效的“重农”措施。一是实行方田均税法，抑制土地兼并。要求对各州县已垦种的土地作一次清查，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进行丈量。丈量后，核实每户占有土地的数量，按照土地的多少和肥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也不例外。豪强地主隐瞒的大量土地被清丈出来，他们不得不据实纳税；而那些靠山林荒地为生的农户免除了赋税负担，得到了实惠。
二是实行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原来承担差役的农户，按户等出免役钱，不再服役，政府用所收入的免役钱雇人充役。原来不承担徭役的官僚形势户、单丁户、未成丁户、僧道户和城市的上五等户，也按其田产数量减半出“助役钱”。百姓出钱代役，保证了他们的生产时间，提高了其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过去一切无服役义务的官吏、僧道同样需出钱助役，也比较公平。
三是“为之修其水土之利”，推行农田水利法。鼓励开垦荒地和兴修水利，所需费用由当地住户依户等高下出资，私家财力不足的，可向州县政府贷款。被豪强垄断的公用水渠，须重新“疏通均济”。此法令推行六七年后，全国兴修了较大的水利工程1万多处，灌溉的土地3600多万亩，有效保证了农民的水源供给，极大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是王安石“重农”的最大贡献。
其次，王安石颁布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等“抑商”法令，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将商业资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顺应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要求。
一是颁布均输法，强化官商。为了供应皇帝、皇族和中央政府的消费物资，北宋政府在东南的江、浙等六路设置发运使，负责购买物资并运往开封。发运使只是机械地按照规定办事，“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取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且多求于不产之地，责于缺乏之时。行之多年，弊端丛生：“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富商大贾乘机操纵物价，获取暴利；农民深受其苦。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王安石创立均输法，要求发运使必须清楚东南六路的生产情况和宫廷的需求情况，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采购物资。该法保证了京师的物资供应，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
二是实行市易法，发展官营城市批发业。在开封设置市易务，由政府拨付180万贯，供收买货物和各行商贩借贷之用。市易务收购市场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贷款和货价，都于半年或一年之后，加息一分或二分，偿还市易务。该法是王安石对当时商业活动干预的一个典型，使得北宋政府收回商业方面“开阖敛散”之权。
三是实施青苗法，开创官营信用业。在每年的正二月和五六月，各州县政府分两次贷钱或粮食给农村住户，利息二分。春初的贷款，随同夏税于六月内归还；夏季借贷的，随同秋税于十一月内归还。此法的推行，一方面使农民在耕种、收获时节不至缺乏种子和粮食，可以“赴时趋事”；另一方面使兼并之家不能“乘其急以邀倍息”。
二、王安石“重农抑商”的实质与变法的结局
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包含双层涵义：一是抑制富商大贾不合法度地任意剥削、兼并农民，把商业资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即不触动封建统治者根本利益的范围之内，这属于调整官私关系的问题。二是抑制中小商贩和个体手工业者人数的过多增加，把从事工商业的人数限制在一定范围，即不影响农业生产这个封建经济的基础的范围之内，这属于调整农商关系的问题。王安石的“重农抑商”主要体现在第一层涵义，且在实施具体措施的过程中敛民之财，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如青苗法的实际操作是个可怕的官家垄断的高利贷。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还时是新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连“中户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贫民了，于是“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地方官员在推行免役法时，有的故意把农户的等级提高，如把四等农户提升为三等，这意味着把免纳役钱户提到要纳役钱户，增加了农民负担，从而不断激起民愤。这些敛民财、失民心的本质，使王安石变法最终的失败在所难免。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北宋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王安石“抑商”虽对富商大贾采取打击措施，但对正规商户却体恤有加。他下令“减免汴京国门商税数十种，税钱不满三十文的免征，运货至边易转勿税，石炭至京不征”，强调“榷法不宜过多”，让商人拥有更广泛的商品经营权。因为其深知“盖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农）者众；恶其衰，衰则货不通”。要调节适度，不可偏颇。正如近来学者评价，变法企图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把国民经济纳入商品、货币的轨道上来，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为商业活动排除一些障碍，顺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客觀趋势。
（责任编辑庞丹丹）
[关键词]富国之法重农抑商成效与实质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130093
一、富国之法中的“重农”与“抑商”
首先，王安石认为，为了使农民有从事生产的良好条件，相应出台一些富有成效的“重农”措施。一是实行方田均税法，抑制土地兼并。要求对各州县已垦种的土地作一次清查，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进行丈量。丈量后，核实每户占有土地的数量，按照土地的多少和肥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也不例外。豪强地主隐瞒的大量土地被清丈出来，他们不得不据实纳税；而那些靠山林荒地为生的农户免除了赋税负担，得到了实惠。
二是实行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原来承担差役的农户，按户等出免役钱，不再服役，政府用所收入的免役钱雇人充役。原来不承担徭役的官僚形势户、单丁户、未成丁户、僧道户和城市的上五等户，也按其田产数量减半出“助役钱”。百姓出钱代役，保证了他们的生产时间，提高了其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过去一切无服役义务的官吏、僧道同样需出钱助役，也比较公平。
三是“为之修其水土之利”，推行农田水利法。鼓励开垦荒地和兴修水利，所需费用由当地住户依户等高下出资，私家财力不足的，可向州县政府贷款。被豪强垄断的公用水渠，须重新“疏通均济”。此法令推行六七年后，全国兴修了较大的水利工程1万多处，灌溉的土地3600多万亩，有效保证了农民的水源供给，极大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是王安石“重农”的最大贡献。
其次，王安石颁布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等“抑商”法令，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将商业资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顺应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要求。
一是颁布均输法，强化官商。为了供应皇帝、皇族和中央政府的消费物资，北宋政府在东南的江、浙等六路设置发运使，负责购买物资并运往开封。发运使只是机械地按照规定办事，“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取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且多求于不产之地，责于缺乏之时。行之多年，弊端丛生：“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富商大贾乘机操纵物价，获取暴利；农民深受其苦。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王安石创立均输法，要求发运使必须清楚东南六路的生产情况和宫廷的需求情况，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采购物资。该法保证了京师的物资供应，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
二是实行市易法，发展官营城市批发业。在开封设置市易务，由政府拨付180万贯，供收买货物和各行商贩借贷之用。市易务收购市场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贷款和货价，都于半年或一年之后，加息一分或二分，偿还市易务。该法是王安石对当时商业活动干预的一个典型，使得北宋政府收回商业方面“开阖敛散”之权。
三是实施青苗法，开创官营信用业。在每年的正二月和五六月，各州县政府分两次贷钱或粮食给农村住户，利息二分。春初的贷款，随同夏税于六月内归还；夏季借贷的，随同秋税于十一月内归还。此法的推行，一方面使农民在耕种、收获时节不至缺乏种子和粮食，可以“赴时趋事”；另一方面使兼并之家不能“乘其急以邀倍息”。
二、王安石“重农抑商”的实质与变法的结局
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包含双层涵义：一是抑制富商大贾不合法度地任意剥削、兼并农民，把商业资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即不触动封建统治者根本利益的范围之内，这属于调整官私关系的问题。二是抑制中小商贩和个体手工业者人数的过多增加，把从事工商业的人数限制在一定范围，即不影响农业生产这个封建经济的基础的范围之内，这属于调整农商关系的问题。王安石的“重农抑商”主要体现在第一层涵义，且在实施具体措施的过程中敛民之财，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如青苗法的实际操作是个可怕的官家垄断的高利贷。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还时是新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连“中户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贫民了，于是“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地方官员在推行免役法时，有的故意把农户的等级提高，如把四等农户提升为三等，这意味着把免纳役钱户提到要纳役钱户，增加了农民负担，从而不断激起民愤。这些敛民财、失民心的本质，使王安石变法最终的失败在所难免。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北宋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王安石“抑商”虽对富商大贾采取打击措施，但对正规商户却体恤有加。他下令“减免汴京国门商税数十种，税钱不满三十文的免征，运货至边易转勿税，石炭至京不征”，强调“榷法不宜过多”，让商人拥有更广泛的商品经营权。因为其深知“盖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农）者众；恶其衰，衰则货不通”。要调节适度，不可偏颇。正如近来学者评价，变法企图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把国民经济纳入商品、货币的轨道上来，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为商业活动排除一些障碍，顺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客觀趋势。
（责任编辑庞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