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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年来，在宁蒗县的艰辛努力和海安老师的接力奋斗下，宁蒗从一个教育弱县成为丽江乃至云南省的教育强县，跨入全国民族教育先进县行列。
地处滇西北高原的宁蒗县，俗称“小凉山”，是一个从原始共耕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直过区”。
除了位于高寒山区、区位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外，宁蒗的穷更在于教育的穷：1951年才有第一所小学，1957年才有第一所初中，1972年才建第一所高中。1988年以前，宁蒗历年中考平均分与其他县相差100分，高考时即使有30分的民族加分，也出不了一个大学生。
而今，在宁蒗县的艰辛努力和海安老师的接力奋斗下，宁蒗从一个教育弱县成为丽江乃至云南省的教育强县，跨入全国民族教育先进县行列。
“起得最早，睡得最晚”
32年前的1988年，当时的宁蒗县委、县政府作出了一项决定：宁蒗以优惠价格为江苏海安提供紧缺木材，海安派出骨干教师到远在8000里之外的宁蒗支教。这个“木材换人才”的决策，不仅改变了宁蒗一大批孩子的命运，也开启了东西部教育协作的先河。
当年8月25日，33名海安教师拖家带口近百人，经过4天3夜的舟车劳顿，一路向西南，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以宁蒗、海安两县县名第一个字命名的“宁海中学”。
当时，学校不通自来水，老师们要到几百米以外的山上把水挑回学校，再用明矾净化水;因为海拔高，带来的电饭锅煮不熟食物;学校还常常跳闸断电。
更让老师们担心的是，开学的摸底考试，初一新生的基础还达不到海安四年级小学生的水平，不少學生连四则混合运算都不会。学生们自由散漫，不适应海安老师的严格管理。
年轻的老师们根据学生实际情况，不断更新教育方法。他们每天早上6点20分就在教室门口等着学生，晚上9点等学生下了晚自习后，才回宿舍改作业、备课，常常一两点才能睡觉。
海安老师渐渐改变了学生们的时间观念、生活作息以及对教育和世界的认知。1989年7月，宁海中学学生第一次参加中考便一鸣惊人：人均考分、升学率在宁蒗排名第一，在丽江名列前茅，全县语文、数学、政治的最高分都出自宁海中学。
32年来，10轮、286人次的海安教师为宁蒗累计培养了2万余名初、高中毕业生;宁蒗县民族中学的高考升学率名列丽江市第一，其中有9名丽江市高考状元和6名丽江市中考状元，近5年来先后有10名学生考上清华、北大。
全县都知道的“海安舅舅”
2019年夏天来宁蒗旅游的陶长江，因为一位摩梭导游而改变了人生。“她不像其他导游那样推销土特产，而是一直跟我们说，宁蒗的教育需要发达地区的支持。”当听说陶长江来自海安，这位导游竟然像见到亲人一样。回去后不久，得知海安招募支教老师，55岁的陶长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成为第10批支教老师领队，担任宁海民族中学副校长。他不仅教“海安班”，也教普通班，工作量是过去的两倍。
在宁蒗家庭里，舅舅和父亲一样享有最高的尊重，32年来，宁蒗人都把海安支教老师叫做“海安舅舅”。“海安舅舅”在宁蒗家喻户晓，陶长江发现，海安老师买的菜都比别人便宜，“买土特产，老板也一定是给最低的价格”。
“海安老师在宁蒗人心里如金子一样。”县委宣传部长李联鸿说，为了宁蒗的教育，他们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心酸。
第一批支教老师、教导主任景宝明“口才极好、没有私心”。来宁蒗支教的第三年，与他同来的妻子丁林秀查出了食道癌晚期，他们打算回江苏老家治病，出发的那天早晨，全校师生和闻讯赶来的群众，在山路两边夹道送行。回家后，他们不仅收到了100多封慰问信，还有师生们的募捐款1200多元，里面大多是五毛、一元的纸币。安顿好妻子之后，他将出生才3个月的女儿交给母亲抚养，又返回宁蒗。然而这一别，却成了他和妻子的永别。时隔多年，只要提到妻子，景宝明都忍不住落泪。
海安老师们的无私奉献，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宁蒗学生，他们中有350多人在宁蒗的不同学校担任教师，仅宁蒗民族中学就有30多名，他们大学毕业后回到宁蒗，成为海安支教老师的同事。
全县51.5%的学生在县城上学
去年年底，毛学英搬进了县城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幸福家园，再也不用为了节约几百元房租，在县城里一次又一次地搬家。如今，在她住的小区旁边，是新建的小凉山九年一贯制学校。“从来没想到，我们贫困户能在县城拥有‘学区房’。”毛学英说。
30余年的“宁海模式”让宁蒗看到了教育的价值，也随之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小凉山“现代孟母”的群体。他们家庭贫困，长期靠打工租房，有的甚至用空心砖搭棚子住，千方百计供孩子在县城或乡镇上学，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家庭的命运。
为了满足群众对教育的需求，2016年以来，宁蒗县累计新建校舍19万平方米，新建运动场地12万平方米，新增学位9000多个，解决了易地搬迁和进城务工贫困户子女入学难问题。在宁蒗县城中心，最好的地段、最漂亮最醒目的大楼是学校。
这个国家级贫困县30余年来都在坚持不懈地做一件事：“砸锅卖铁办教育”。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宁蒗每年的教育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2017年以来，宁蒗累计资助贫困学生11.6万人次，资助金额2.45亿余元，没有一名学生因贫困而失学。截至今年6月，宁蒗县在校学生50826人中，51.5%的学生在县城上学。建档立卡的“现代孟母”迁入了“学区房”。
第十批海安教师陆瑞华和王加云是第二次到宁蒗支教。2001年夫妻俩参加过第四批支教。这一次，他们把16岁的儿子带到宁蒗民族中学读高中，儿子的老师王庭红正是王加云当年教过的学生。
“海安老师影响了宁蒗人民，宁蒗人民坚韧不拔的努力也深深感动和激励了海安支教老师。”陆瑞华和王加云认为，海安老师把宁蒗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带回了海安，对海安教育事业起到另一种推动作用。
“教育等于孩子的未来”。在宁蒗县副县长杨四安看来，上世纪80年代“木材换人才”唤起了宁蒗教育扶贫的觉醒，“现代孟母”则是宁蒗群众期待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另一次集体觉醒。“‘宁海模式’告诉我们，孩子能得到多少教育，他们的未来就有多少前景。”杨四安说。
摘自《中国青年报》
地处滇西北高原的宁蒗县，俗称“小凉山”，是一个从原始共耕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直过区”。
除了位于高寒山区、区位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外，宁蒗的穷更在于教育的穷：1951年才有第一所小学，1957年才有第一所初中，1972年才建第一所高中。1988年以前，宁蒗历年中考平均分与其他县相差100分，高考时即使有30分的民族加分，也出不了一个大学生。
而今，在宁蒗县的艰辛努力和海安老师的接力奋斗下，宁蒗从一个教育弱县成为丽江乃至云南省的教育强县，跨入全国民族教育先进县行列。
“起得最早，睡得最晚”
32年前的1988年，当时的宁蒗县委、县政府作出了一项决定：宁蒗以优惠价格为江苏海安提供紧缺木材，海安派出骨干教师到远在8000里之外的宁蒗支教。这个“木材换人才”的决策，不仅改变了宁蒗一大批孩子的命运，也开启了东西部教育协作的先河。
当年8月25日，33名海安教师拖家带口近百人，经过4天3夜的舟车劳顿，一路向西南，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以宁蒗、海安两县县名第一个字命名的“宁海中学”。
当时，学校不通自来水，老师们要到几百米以外的山上把水挑回学校，再用明矾净化水;因为海拔高，带来的电饭锅煮不熟食物;学校还常常跳闸断电。
更让老师们担心的是，开学的摸底考试，初一新生的基础还达不到海安四年级小学生的水平，不少學生连四则混合运算都不会。学生们自由散漫，不适应海安老师的严格管理。
年轻的老师们根据学生实际情况，不断更新教育方法。他们每天早上6点20分就在教室门口等着学生，晚上9点等学生下了晚自习后，才回宿舍改作业、备课，常常一两点才能睡觉。
海安老师渐渐改变了学生们的时间观念、生活作息以及对教育和世界的认知。1989年7月，宁海中学学生第一次参加中考便一鸣惊人：人均考分、升学率在宁蒗排名第一，在丽江名列前茅，全县语文、数学、政治的最高分都出自宁海中学。
32年来，10轮、286人次的海安教师为宁蒗累计培养了2万余名初、高中毕业生;宁蒗县民族中学的高考升学率名列丽江市第一，其中有9名丽江市高考状元和6名丽江市中考状元，近5年来先后有10名学生考上清华、北大。
全县都知道的“海安舅舅”
2019年夏天来宁蒗旅游的陶长江，因为一位摩梭导游而改变了人生。“她不像其他导游那样推销土特产，而是一直跟我们说，宁蒗的教育需要发达地区的支持。”当听说陶长江来自海安，这位导游竟然像见到亲人一样。回去后不久，得知海安招募支教老师，55岁的陶长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成为第10批支教老师领队，担任宁海民族中学副校长。他不仅教“海安班”，也教普通班，工作量是过去的两倍。
在宁蒗家庭里，舅舅和父亲一样享有最高的尊重，32年来，宁蒗人都把海安支教老师叫做“海安舅舅”。“海安舅舅”在宁蒗家喻户晓，陶长江发现，海安老师买的菜都比别人便宜，“买土特产，老板也一定是给最低的价格”。
“海安老师在宁蒗人心里如金子一样。”县委宣传部长李联鸿说，为了宁蒗的教育，他们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心酸。
第一批支教老师、教导主任景宝明“口才极好、没有私心”。来宁蒗支教的第三年，与他同来的妻子丁林秀查出了食道癌晚期，他们打算回江苏老家治病，出发的那天早晨，全校师生和闻讯赶来的群众，在山路两边夹道送行。回家后，他们不仅收到了100多封慰问信，还有师生们的募捐款1200多元，里面大多是五毛、一元的纸币。安顿好妻子之后，他将出生才3个月的女儿交给母亲抚养，又返回宁蒗。然而这一别，却成了他和妻子的永别。时隔多年，只要提到妻子，景宝明都忍不住落泪。
海安老师们的无私奉献，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宁蒗学生，他们中有350多人在宁蒗的不同学校担任教师，仅宁蒗民族中学就有30多名，他们大学毕业后回到宁蒗，成为海安支教老师的同事。
全县51.5%的学生在县城上学
去年年底，毛学英搬进了县城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幸福家园，再也不用为了节约几百元房租，在县城里一次又一次地搬家。如今，在她住的小区旁边，是新建的小凉山九年一贯制学校。“从来没想到，我们贫困户能在县城拥有‘学区房’。”毛学英说。
30余年的“宁海模式”让宁蒗看到了教育的价值，也随之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小凉山“现代孟母”的群体。他们家庭贫困，长期靠打工租房，有的甚至用空心砖搭棚子住，千方百计供孩子在县城或乡镇上学，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家庭的命运。
为了满足群众对教育的需求，2016年以来，宁蒗县累计新建校舍19万平方米，新建运动场地12万平方米，新增学位9000多个，解决了易地搬迁和进城务工贫困户子女入学难问题。在宁蒗县城中心，最好的地段、最漂亮最醒目的大楼是学校。
这个国家级贫困县30余年来都在坚持不懈地做一件事：“砸锅卖铁办教育”。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宁蒗每年的教育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2017年以来，宁蒗累计资助贫困学生11.6万人次，资助金额2.45亿余元，没有一名学生因贫困而失学。截至今年6月，宁蒗县在校学生50826人中，51.5%的学生在县城上学。建档立卡的“现代孟母”迁入了“学区房”。
第十批海安教师陆瑞华和王加云是第二次到宁蒗支教。2001年夫妻俩参加过第四批支教。这一次，他们把16岁的儿子带到宁蒗民族中学读高中，儿子的老师王庭红正是王加云当年教过的学生。
“海安老师影响了宁蒗人民，宁蒗人民坚韧不拔的努力也深深感动和激励了海安支教老师。”陆瑞华和王加云认为，海安老师把宁蒗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带回了海安，对海安教育事业起到另一种推动作用。
“教育等于孩子的未来”。在宁蒗县副县长杨四安看来，上世纪80年代“木材换人才”唤起了宁蒗教育扶贫的觉醒，“现代孟母”则是宁蒗群众期待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另一次集体觉醒。“‘宁海模式’告诉我们，孩子能得到多少教育，他们的未来就有多少前景。”杨四安说。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