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何在现实中复现，语言可能是最好的载体。以西夏国的民谣为入口，在历史中回溯，经语言、文字重现西夏的曾经。刘梅花以轻松俏皮的口吻讲述着淹没在黄沙中的西夏国。从押韵的民谣说起日常百事，再从民谣说到西夏的建国，西夏的扩张，以及与唐宋元的交往，直至堙没。“夜读西夏谚，冷不丁打寒颤。文字的背后，是一种冷厉的气息，凿通千年时空。”一句句西夏民谣变成了历史的浓缩，再由历史显现出文化，最终由文化而透显出西夏国的存在状态。刘梅花带着文化散文的内蕴，以较高的文化目光，描述文化遗址、历史故事、衣食住，并在其中伴随着对这段文化本身的思索，知识性、趣味性十足。刘梅花寻觅到西夏国的语言，翻开西夏国的民谣，将日常光阴里的精华重新打捞，配以她的写作风格，行文张弛有度，用语言的火焰重新照亮了一个被时光掩埋的骁勇国度。西夏国在刘梅花的笔下成为一个久远且带着高贵白色的性情王国。
　　 西夏崇尚汉文化，多以诗歌和谚语为主，其谚语对偶工整，结构严谨，字数不一，内容广泛地反映了西夏社会的各种面向，并涉及百姓生产、风俗与宗教等内容。西夏国常有“谚语不熟不要说话”的记载，“千千诸人”“万万民庶”都离不开谚语，这深刻凸显出谚语对西夏人民的重要性。刘梅花虽说在诉说一段历史，但她并不是从“大我”的视角去睥睨西夏国的苍凉历史，她将叙述细腻而又绵密地根植于历史中活生生的日常，其散文从构思到裁剪，从叙述感情到描绘细节，以极强的贴近性重新回到西夏国日复一日的生活，探寻西夏人的性情，讲述西夏国与周围邻国的战事。整篇文章具有一种非常真实的可触摸感，西夏的历史在当下得到了一种带有温度的证明。刘梅花回溯着西夏人狩猎、捕鸟、穿衣、吃饭等极为细密的日常，并在每一次叙述的最后都与当下发生一些勾连，历史与现今的回响之中，谚语重新变得鲜活。此外，她还尤为倾心对西夏国独特文化的复写，寻找西夏国战斗文化的獨特内蕴，选取战马、武器为战斗文化的具象代表。但，刘梅花从来不会单刀直入地突兀切进对一种事物的叙述，她总是力图让自己的文章成为混融一体，顺承有序的和谐品。据此，叙述战马便从西夏的动物进入，待西夏国的犬鸟牛羊鹿都一一登场后，最终落脚至西夏国的战马，进而扩写到西夏国的骑兵军队，视角从战马上移，叙述便落脚至制作精良的西夏武器及其中最负盛名的夏国剑，也随之连带了与宋的交战，而战争过后的商贸往来也便自然出现在了历史的讲述之中。不带任何价值预判，重新进入一段历史，以旁观者的角度，重述过往。许多历史中的古老词汇，在漫长的时间中失掉了使用价值，其本身所承载的一段段历史也由此难觅踪迹，刘梅花以横向对比，纵向贯穿的方式，于西夏国的历史之中，以西夏国的他者视角重新关照宋朝，认知元朝。宋元的自我便在这种他者的关照中清晰可辨。历史的多维在这种偏角的叙述中重新建立起来，过去也便不再是单一性的存在。
　　 多姿的谚语构成了关于过去最真切密实的史料，冰冷的史书记载与生动活泼的民间谚语产生了最为奇妙的化学反应，刘梅花走出了一条书写历史的幽径。更值得称道的，是在这些叙述过程中不断延展开来的广阔历史，从一个细微的口子进入，刘梅花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大历史中的千万细节。不得不说，此种书写方式真正将文章的根子扎在了“文字”，文字作为无言的历史，穿过是非烟尘，不惧百年光阴，将随黄土泯没的西夏文化变为一撇一捺的凌冽存在，英雄战事灰飞烟灭，日常百事却仍旧生动鲜活，或者借用一句刘梅花的话：“辩才才是真正的弭药勇士。成吉思汗摁住了西夏，没有摁住文字。经过了多少光阴打磨，经过了多少世事沧桑，一本西夏谚语，从时空隧道里漏下来……”刘梅花的文章或许给历史散文书写提供了一点有益的尝试与经验，每一个恒久的过往都会在当下发出一些回响，就像是贺兰山会记录声音的岩石，会在后世某个时分突然回放。越过历史的苍凉与悲壮，进入一种文字，挖掘细小的存在，再由此织就一张绵密的网，笼罩住一种文化的存在，不再是借由典籍或遗址而来的空洞的抒情与乏味的怀念，历史就不再是一种冰冷的存在，文化也不再是大而无当的湖中弯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