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刚下了飞机，来不及倒时差，就打足了精神，换上了体面的高跟鞋和套装，一溜小跑来到此行的目的地——世界女记者与作家协会（AMMPE）第18届年会的会场。9月底的北京已经踱着步子迈向了深秋，然而在地球的这一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却是冰雪刚刚洗礼过的春天，满树的嫩芽，一派春意盎然。Telefonica的大楼里，“春意”更为浓厚。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操着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穿着五颜六色的女性。来自世界各地的女记者和女作家们相聚在一起，共同参加这个属于女性的盛会。
“世界女记者与女作家协会”是1969年成立的一个有关媒体运作的非政府组织，创办人是墨西哥资深女作家贾葛莎（Ms. Gloria Salas de Caldron）。40年前的她汇聚了一群在新闻界——主要是南美地区工作的女性记者，希望借这个组织，让世界各地的女性新闻工作者和女作家能够相互交流心得和工作经验，进而提升女性的视野、技能和社会地位。最近几年，该组织逐渐发展成为了跨地区的国际性NGO。虽然中国仍然不是其会员国，不过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代表已经在该组织中活跃多年。这个协会的名字——AMMPE，是西班牙文的缩写，英文名应该是World Association of Women Journalists and Writers，目前这是联合国40多个有关媒体运作的非政府组织NGO成员之一。虽然是世界女记者和女作家的年会，然而本届大会的主题“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与女性毫无关系，与会女记者们的议题主要围绕“互联网时代媒体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互联网时代的读者特性”、“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写作方式”等展开。
来自美国华盛顿知名调查机构佩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员Amy Mitchell，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命题，即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读者的流失，虽然这些读者转移到了新的信息平台，但人们还是保留了对传统新闻品牌以及新闻机构的忠诚度，至少在内容上是这样。事实也证明，根据她提供的尼尔森调查显示——人们更多地选择传统媒体在网络上提供的内容，例如《纽约时报》网络版、《美国今日》网络版至少每月吸引到的流量比例为15%—20%。
面对这么多的读者停留在自己的网络版中，传统媒体如何发现适合的商业模式来从中发掘利润？Amy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从台下记者们依据各自不同国家的现状所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这一挑战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它是全球性的。根据尼尔森调查显示，传统媒体在这些读者中所创造的利润近年来一直停留在个位数。
西班牙纳瓦拉国立大学教授何塞·刘易斯·奥瑞胡安在发言中，将网络时代的媒体用户特征归纳为主动的、获得信息的渠道是偶然的（即通过搜索、博客、电邮等包含的链接等所谓的“侧门”进入）、以及所谓的“公民记者”的形成。
事实上，何塞所说的“公民记者”，我们并不陌生。伴随着网页评论、视频网站如YouTube以及博客等途径的普及，普通民众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对信息的提供和流动过程之中。可以说，媒体的成功部分地取决于如何来利用这些“公民记者”。
除此之外，来自德国、墨西哥、智利等国家的记者纷纷在不同的小组讨论中提到了很多有趣的话题，例如“互联网时代媒体作用的转变，即从提供产品到服务的转变”，以及“互联网时代媒体品牌的新含意”等等，令人受益匪浅。
在两天的小组研讨中，可以感受得到，面对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压力，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或多或少地都表达出了“没有必要完全放弃传统媒体的主导权”这样的声音。那么如何在新的变化下掌握主动？正如大会的组织者之一、智利天主教大学教授茱莉亚·马丁尼兹所说，“每一个新闻机构，都应该被视为创新和实验的地方”。面对互联网的挑战，传统媒体需要在商业模式、网络版运作、激发读者更多的使用和参与等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尝试。
除了专业的探讨，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会员坐在一起，虽然语言不尽相同，但因为同样的身份和对于所从事这份工作的兴趣，大家的讨论异常热烈。当然，话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大会的议题，例如我被问到最多的就是有关北京奥运期间的新闻报道自由问题。当然，南美女人的热情也在此时展露无遗，她们会时常拿着酒杯出现在我身边，提高嗓音，做惊呼状：“瑛，告诉我，你们怎么可以把奥运会的开幕式做得这么神奇？”
在两天的会议中，我们几个中国女记者被安排在第一组做专题讨论，我和来自中国台湾的7位女记者，是会场为数不多的东方面孔，自然引起了在场很多人的关注。我们分别代表北京、台北以及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对互联网影响下的中国媒体现状做了一个简单但却全面的介绍和分析。
有意思的是，在台下，我和来自中国台湾的女记者们起初有点小小的隔阂。但经过两天的相处，同语言、同文化背景以及同样为刚刚结束的奥运会感到骄傲等种种共同点，还是让我们很快消除了那一点点不愉快。因为年纪最轻，我得到了她们的尽心照顾和关怀。最后离别那天，我们8个人聚在一起轻食饮酒，完全没有政治负担，只有女性的话题，这一幕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在大家欢快的笑声中，一直生活在海外，今年已经72岁高龄的沈吕竹看到此情此景，不由得发出一声感叹：“没有了那些政治纷争，你们就这样在一起开开心心地说着笑着，如果两岸也能这样，该多么的美好。”
飞行了50个小时，只在圣地亚哥匆匆待了70多个小时，临行前我还在跟友人抱怨这趟飞得着实不值。如今回头看看，收获还是颇为丰厚的。
“世界女记者与女作家协会”是1969年成立的一个有关媒体运作的非政府组织，创办人是墨西哥资深女作家贾葛莎（Ms. Gloria Salas de Caldron）。40年前的她汇聚了一群在新闻界——主要是南美地区工作的女性记者，希望借这个组织，让世界各地的女性新闻工作者和女作家能够相互交流心得和工作经验，进而提升女性的视野、技能和社会地位。最近几年，该组织逐渐发展成为了跨地区的国际性NGO。虽然中国仍然不是其会员国，不过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代表已经在该组织中活跃多年。这个协会的名字——AMMPE，是西班牙文的缩写，英文名应该是World Association of Women Journalists and Writers，目前这是联合国40多个有关媒体运作的非政府组织NGO成员之一。虽然是世界女记者和女作家的年会，然而本届大会的主题“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与女性毫无关系，与会女记者们的议题主要围绕“互联网时代媒体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互联网时代的读者特性”、“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写作方式”等展开。
来自美国华盛顿知名调查机构佩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员Amy Mitchell，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命题，即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读者的流失，虽然这些读者转移到了新的信息平台，但人们还是保留了对传统新闻品牌以及新闻机构的忠诚度，至少在内容上是这样。事实也证明，根据她提供的尼尔森调查显示——人们更多地选择传统媒体在网络上提供的内容，例如《纽约时报》网络版、《美国今日》网络版至少每月吸引到的流量比例为15%—20%。
面对这么多的读者停留在自己的网络版中，传统媒体如何发现适合的商业模式来从中发掘利润？Amy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从台下记者们依据各自不同国家的现状所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这一挑战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它是全球性的。根据尼尔森调查显示，传统媒体在这些读者中所创造的利润近年来一直停留在个位数。
西班牙纳瓦拉国立大学教授何塞·刘易斯·奥瑞胡安在发言中，将网络时代的媒体用户特征归纳为主动的、获得信息的渠道是偶然的（即通过搜索、博客、电邮等包含的链接等所谓的“侧门”进入）、以及所谓的“公民记者”的形成。
事实上，何塞所说的“公民记者”，我们并不陌生。伴随着网页评论、视频网站如YouTube以及博客等途径的普及，普通民众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对信息的提供和流动过程之中。可以说，媒体的成功部分地取决于如何来利用这些“公民记者”。
除此之外，来自德国、墨西哥、智利等国家的记者纷纷在不同的小组讨论中提到了很多有趣的话题，例如“互联网时代媒体作用的转变，即从提供产品到服务的转变”，以及“互联网时代媒体品牌的新含意”等等，令人受益匪浅。
在两天的小组研讨中，可以感受得到，面对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压力，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或多或少地都表达出了“没有必要完全放弃传统媒体的主导权”这样的声音。那么如何在新的变化下掌握主动？正如大会的组织者之一、智利天主教大学教授茱莉亚·马丁尼兹所说，“每一个新闻机构，都应该被视为创新和实验的地方”。面对互联网的挑战，传统媒体需要在商业模式、网络版运作、激发读者更多的使用和参与等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尝试。
除了专业的探讨，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会员坐在一起，虽然语言不尽相同，但因为同样的身份和对于所从事这份工作的兴趣，大家的讨论异常热烈。当然，话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大会的议题，例如我被问到最多的就是有关北京奥运期间的新闻报道自由问题。当然，南美女人的热情也在此时展露无遗，她们会时常拿着酒杯出现在我身边，提高嗓音，做惊呼状：“瑛，告诉我，你们怎么可以把奥运会的开幕式做得这么神奇？”
在两天的会议中，我们几个中国女记者被安排在第一组做专题讨论，我和来自中国台湾的7位女记者，是会场为数不多的东方面孔，自然引起了在场很多人的关注。我们分别代表北京、台北以及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对互联网影响下的中国媒体现状做了一个简单但却全面的介绍和分析。
有意思的是，在台下，我和来自中国台湾的女记者们起初有点小小的隔阂。但经过两天的相处，同语言、同文化背景以及同样为刚刚结束的奥运会感到骄傲等种种共同点，还是让我们很快消除了那一点点不愉快。因为年纪最轻，我得到了她们的尽心照顾和关怀。最后离别那天，我们8个人聚在一起轻食饮酒，完全没有政治负担，只有女性的话题，这一幕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在大家欢快的笑声中，一直生活在海外，今年已经72岁高龄的沈吕竹看到此情此景，不由得发出一声感叹：“没有了那些政治纷争，你们就这样在一起开开心心地说着笑着，如果两岸也能这样，该多么的美好。”
飞行了50个小时，只在圣地亚哥匆匆待了70多个小时，临行前我还在跟友人抱怨这趟飞得着实不值。如今回头看看，收获还是颇为丰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