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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在列强当中，日本对中国的残害最重。创剧痛深的历史记忆，至今没有平复，时机一到便会爆发，转为激烈的言论和行动。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我们又缺少真正深入的理解。这个古代的藩属、近代的强敌、当前的对手兼伙伴，未来的角色将如何确定？下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的发展能否再上一个台阶，怎样面对和解决日本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考验。下面，略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和魂的本质
戴季陶曾说过，关于日本文明，日本学者有许多附会和粉饰之词，但是，如果把日本所接受的中国、印度、欧美的文化通通拿掉，只留下一个赤裸裸的所谓“日本固有的本质”，那么会和“南洋土番”差不多（《日本论》第6章）。古代日本学者向称中国为“中华”，称日本为“东夷”。幕府末期，日本国学家开始纠正这种观点，鼓吹“清除汉意，坚固和魂”，即否定、摆脱、蔑视中国文化，振兴日本固有之精神，这成为后来日本至上主义、乃至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本居宣长是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他说：“世界有许多国，但由祖神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戴季陶说得不错，这种所谓“日本固有本质”，所谓“和魂”，所谓“万世一系，天壤无穷”，其实质是一种原始、偏狭的部族信仰的内容和对象。另一方面，与中国晚清的“中体西用”论相类似，近代日本也宣扬“和魂洋才”，原始偏狭的部族信仰与西方科技文明相结合，迸发出蓬勃、野蛮的力量，席卷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顺便说明，尽管“国学”一词出自《礼记》，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出现于19世纪末，借用自日本学界，不必讳言，也同样包含了狭隘盲目的成分。
另外，需要指出，早在周秦时期，中国就已形成了普世的天下伦理，而幕府时代的日本盛行武士伦理，明治维新后转为战国伦理：仅效忠于一国一姓，不顾及更普泛的正义和是非。这种伦理的形成，第一，是由于岛国环境相对封闭，日本缺少像中国那样在广袤大陆上、在漫长岁月中，应对、管理、消化、融合多民族群体的丰富历史经验。第二，中国自秦汉以后，便一直采取“君主制+郡县制”，各阶层频繁流动，身份从不固定；而日本则长期实行封建制，各阶层身份世袭，各安其份，各司其守，身份伦理超越、压抑了社会伦理，例如武士道，作为一种典型的主奴伦理，正像戴季陶所说，“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日本论》第3章）因此，儒家的大同理想、佛教的平等观念、欧美的启蒙精神，在古代和近代日本，都不能成为主流价值。而战国伦理的深层，仍是部族信仰。
作为一种广阔、持久、厚重的大陆文明，中国传统的基本精神，的确如80年代的理论界所说，是一种“实用理性”，它既不像超自然的一神教信仰那样强劲、高亢，也不像彻底的虚无主义那样绝望和颓唐。中国人总是倾向于在情与理、刚与柔、进与退等一系列对立范畴之间，保持一种大体的平衡，所谓中庸、中道，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相反，作为孤悬海外、环境脆弱的岛国文明，日本则往往趋于两个极端，或怨而怒，或哀而伤，菊与刀、细腻精致与刚烈粗犷，以分裂的方式集于一身。哀而伤，因“物哀”而沉浸在凄绝、哀艳的情感中，一悲到底；怨而怒，则表现为不加节制的血气之勇。这后一方面，在近代日本有突出的表现。
盲动主义的根源
近代日本主要的对外战争，都带有不加节制的盲动主义性质，从甲午战争（1894～1895年）到日俄战争（1904～1905年），到九一八事变（1931年）、七七事变（1937年），直到太平洋战争（1941～1945年），均如此。例如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罄其所有海陆军力量孤注一掷。所以，当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国内军备殆已空虚。”假如中国的统治集团有决心、意志打一场持久战，日本以当时薄弱的国力，是无法取得最后胜利的。但由于种种机缘，日本的盲动屡屡得手，直到陷入中国的战争泥沼，最后被钢产量超过日本10倍的美国彻底打败。
这种盲动主义的一个特殊表现，是战争过程中的“下克上”现象。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到进攻南京，包括战争末期的一号作战，日军一再发生下级或前线部队无视上级或军部的权威及军纪的现象，机断专行，先斩后奏，迫使上级甚至军部接受既成事实并被迫投入更多资源支持其行动。例如，上海沦陷后，日本参谋本部原来向前线的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规定的追击范围，是苏州、嘉兴线以东。但志在必得的两支部队，却擅自向南京进击，参谋本部的中下层少壮派军官也一同鼓噪，使得大本营最后不得不批准占领南京的计划。这是军史爱好者都应熟悉的一段史实。
这种“下克上”现象，是由于高涨而盲目的士气，究其根源在于日本近代社会的动员。幕末时代，日本内忧外患，一方面，日本分别同美、荷、俄、英、法签订不平等条约，总称“安政五国条约”，沦为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接连发生，社会秩序动荡，幕府统治动摇。作为近代危机的反应，日本的社会动员，以中下层武士为主体，各阶层广泛参与，形成所谓“草莽志士”。日本历史学家依田熹家说过，日本的近代化并非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由明治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很大程度上，“应当说是民众更多地推进了近代化。”他说，在日本，人才并不为政府所垄断，而更多地散布在民间，甚至在乡村也有许多有识之士。而中国的近代化，“几乎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或者是仅有少数杰出人物推进的”（《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前言）。缺少民众的广泛动员与参与，这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反过来，则是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关键。
战略上的低能
日本的社会动员采取了特殊的方向。由于国土狭小、资源匮乏，日本无法独立自主地完成近代工业化，因此，只能一方面“脱亚入欧”，从欧美国家引进技术、制度、文明；另一方面“征台”、“征韩”，向亚洲国家寻求原料、劳力和市场。国际形势、地缘环境和封建制的岛国传统，从各方面决定了日本社会的整体右翼化。日本右翼的基本立场，是在拥戴天皇制的前提下，在内安分止争，对外索取资源。日本右翼涵盖朝野，动员相当广泛，形成所谓“举国一致”的黩武精神。例如九一八事变，民情激涌，有日本青年因未能从军而激愤自杀。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右翼的全国性组织有47个，各支部2633个，地方独立团体430个（步平、王希亮：《日本右翼问题研究》上编之三）。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动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右翼吸收、整合了左翼的某些立场，例如关注民众、经济平等、反对财阀等。这种吸收整合，也表现在日常情感层面，例如，著名的皇道派军官大岸赖好说过：“不要光听军人们自己说对革新的态度，要看他们在与农民的粪车相遇时的表情。”（同上书，上编之三） 高昂的士气、细腻的感知，形成了日本军队精湛的战术。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较著名的是抗日战争中1940年10月的关家垴战斗。在百团大战第三段的战斗中，八路军129师约一万人围攻冈崎大队500余人，之所以久攻不下，被迫撤围，除了地形和援军等因素以外，主要是由于日军士兵高超的战技术水平。中下层的动员程度，与士兵普遍的战技术水平成正比。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本战略上的低能，与其战术上的高超反差之强烈，也被世人所公认。中日战争中，日本的战略基本是打乱仗，初期更是如此，无论是华北方向还是淞沪方向。毛泽东当年在战争过程中，就对日本的战略失误有透彻的分析，比如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等，并且，还指出了其根源在于“对中国估计不足”，以为可以“速决”（《论持久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这些分析被日本学者后来的研究所印证。实际上，日本当年对中共这个重要敌手的力量估计，也极为离谱。例如陆军省当年认为：“共产军组成内容虽有诸多变化，但直至今日，其大部分仍是从国民党军队叛离而来……不论好坏当然也与一般支那军队无大变化。……共产军还不是能够完全控制并有彻底的信念的军队，莫如倒也可以看作是利用共产主义的一种军阀。”（引自江口奎一：《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第九章）这些战略误判，是战争初期日本朝野流行的所谓“一击论”的前提。
日本作为东亚文明的边缘国家，很早便觊觎大陆，公元4世纪末就曾登陆朝鲜。以后在初唐、晚明，又两次入侵朝鲜，均被中朝联军击败。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衰落的谷底，因而也是日本唯一一次有希望成功登陆东亚大陆，但是，由于各方面的致命缺陷，特别是战略上的低能，被彻底打回原形，使其永远失去了机会。
日本在战后
战后，日本被美国纳入其冷战结构，成为仆从国。日本以经贸立国，一路赶超，1968年经济总量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减速；80年代，由于大量货币供给的刺激，房地产和证券市场价格猛涨，形成“平成景气”；到90年代，经济泡沫破碎，陷入20多年的低迷、停滞。日本经济低迷停滞的一般原因在于，日本已经完成了以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土整治等为内容的现代化任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已经不存在能够形成经济增量的大规模建设项目。特殊原因在于，日本战后60多年仍未摆脱美国的军事占领，作为一个半主权国家，政治不独立，其综合国力，包括基础性的经济实力，归根结底受美国的控制。
就美国对日本的管理而言，日本对华关系是其重要的方面。美国的基本原则，正如处理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那样——既不能让中日两国结盟联手，也不能让中日两国大打出手。两个东亚大国联手，美国将失去在日韩驻军的正当理由。另一方面，如果中日发生战争，由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共同防卫”条款的规定，美国将面临或者参战、或者违约的两难选择。因此，美国总是把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程度内。例如，2010年9月8日凌晨，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扣押了中国船长詹其雄。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一直保持强硬立场，但在24日下午，却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释放了詹其雄。据日本《产经新闻》当时报道，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在纽约会见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向日本施压。报道引述希拉里身边人士的话说，美方希望日方在24日前解决问题。国际政治中的某些操作，短期内很难证实。但是，日本释放中国船长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里对此表示欢迎，称“这是正确的决定”，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反过来印证了美国政府的立场。顺便提及，由于日本的大政方针由美国掌控，是否与别国发生大规模冲突，更需服从美国的意志。这样，《日美安保条约》纯粹是美国单方面利用日本的工具。
实际上，由于极为有限的战略纵深和孤悬海上的岛国环境，在核导弹时代，日本已经不具备与中国这样的核大国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资格和条件；同时，日本经济自1990年以来低迷停滞，同期中国则持续高增长，到2010年经济总量赶超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11年3月，日本地震引发海啸及核危机，经济负增长，该年经济总量与中国相差近一万亿美元（日本6.53万亿，中国7.49万亿），两国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未来，中国必将经历重大的社会结构调整。尽管如此，1949年以后整体国力扩张的总趋势，仍不可改变。新世纪以来，大陆经济持续增长，已使台湾明显边缘化；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与朝韩、东盟、中亚的整合及发展，将使日本边缘化；设想更远的未来，亚欧大陆的整合及协调，则将产生更为重大深远的全球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的边缘化。美国的衰落无疑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最终将被迫实行战略收缩，退出东亚。因此，就日本而言，是怎样和平地回归亚洲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日本以其严重缩水的实力回归亚洲，成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一名和平成员，这就是日本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只有这样，日本残害中国的民族记忆才可能平复。解决日本问题，需要两个前提，第一，美国完全退出东亚，退至第二岛链；第二，中日两国实力对比持续变化，达到一个临界点。
当然，这将是一个持续几十年的漫长过程。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和魂的本质
戴季陶曾说过，关于日本文明，日本学者有许多附会和粉饰之词，但是，如果把日本所接受的中国、印度、欧美的文化通通拿掉，只留下一个赤裸裸的所谓“日本固有的本质”，那么会和“南洋土番”差不多（《日本论》第6章）。古代日本学者向称中国为“中华”，称日本为“东夷”。幕府末期，日本国学家开始纠正这种观点，鼓吹“清除汉意，坚固和魂”，即否定、摆脱、蔑视中国文化，振兴日本固有之精神，这成为后来日本至上主义、乃至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本居宣长是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他说：“世界有许多国，但由祖神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戴季陶说得不错，这种所谓“日本固有本质”，所谓“和魂”，所谓“万世一系，天壤无穷”，其实质是一种原始、偏狭的部族信仰的内容和对象。另一方面，与中国晚清的“中体西用”论相类似，近代日本也宣扬“和魂洋才”，原始偏狭的部族信仰与西方科技文明相结合，迸发出蓬勃、野蛮的力量，席卷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顺便说明，尽管“国学”一词出自《礼记》，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出现于19世纪末，借用自日本学界，不必讳言，也同样包含了狭隘盲目的成分。
另外，需要指出，早在周秦时期，中国就已形成了普世的天下伦理，而幕府时代的日本盛行武士伦理，明治维新后转为战国伦理：仅效忠于一国一姓，不顾及更普泛的正义和是非。这种伦理的形成，第一，是由于岛国环境相对封闭，日本缺少像中国那样在广袤大陆上、在漫长岁月中，应对、管理、消化、融合多民族群体的丰富历史经验。第二，中国自秦汉以后，便一直采取“君主制+郡县制”，各阶层频繁流动，身份从不固定；而日本则长期实行封建制，各阶层身份世袭，各安其份，各司其守，身份伦理超越、压抑了社会伦理，例如武士道，作为一种典型的主奴伦理，正像戴季陶所说，“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日本论》第3章）因此，儒家的大同理想、佛教的平等观念、欧美的启蒙精神，在古代和近代日本，都不能成为主流价值。而战国伦理的深层，仍是部族信仰。
作为一种广阔、持久、厚重的大陆文明，中国传统的基本精神，的确如80年代的理论界所说，是一种“实用理性”，它既不像超自然的一神教信仰那样强劲、高亢，也不像彻底的虚无主义那样绝望和颓唐。中国人总是倾向于在情与理、刚与柔、进与退等一系列对立范畴之间，保持一种大体的平衡，所谓中庸、中道，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相反，作为孤悬海外、环境脆弱的岛国文明，日本则往往趋于两个极端，或怨而怒，或哀而伤，菊与刀、细腻精致与刚烈粗犷，以分裂的方式集于一身。哀而伤，因“物哀”而沉浸在凄绝、哀艳的情感中，一悲到底；怨而怒，则表现为不加节制的血气之勇。这后一方面，在近代日本有突出的表现。
盲动主义的根源
近代日本主要的对外战争，都带有不加节制的盲动主义性质，从甲午战争（1894～1895年）到日俄战争（1904～1905年），到九一八事变（1931年）、七七事变（1937年），直到太平洋战争（1941～1945年），均如此。例如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罄其所有海陆军力量孤注一掷。所以，当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国内军备殆已空虚。”假如中国的统治集团有决心、意志打一场持久战，日本以当时薄弱的国力，是无法取得最后胜利的。但由于种种机缘，日本的盲动屡屡得手，直到陷入中国的战争泥沼，最后被钢产量超过日本10倍的美国彻底打败。
这种盲动主义的一个特殊表现，是战争过程中的“下克上”现象。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到进攻南京，包括战争末期的一号作战，日军一再发生下级或前线部队无视上级或军部的权威及军纪的现象，机断专行，先斩后奏，迫使上级甚至军部接受既成事实并被迫投入更多资源支持其行动。例如，上海沦陷后，日本参谋本部原来向前线的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规定的追击范围，是苏州、嘉兴线以东。但志在必得的两支部队，却擅自向南京进击，参谋本部的中下层少壮派军官也一同鼓噪，使得大本营最后不得不批准占领南京的计划。这是军史爱好者都应熟悉的一段史实。
这种“下克上”现象，是由于高涨而盲目的士气，究其根源在于日本近代社会的动员。幕末时代，日本内忧外患，一方面，日本分别同美、荷、俄、英、法签订不平等条约，总称“安政五国条约”，沦为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接连发生，社会秩序动荡，幕府统治动摇。作为近代危机的反应，日本的社会动员，以中下层武士为主体，各阶层广泛参与，形成所谓“草莽志士”。日本历史学家依田熹家说过，日本的近代化并非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由明治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很大程度上，“应当说是民众更多地推进了近代化。”他说，在日本，人才并不为政府所垄断，而更多地散布在民间，甚至在乡村也有许多有识之士。而中国的近代化，“几乎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或者是仅有少数杰出人物推进的”（《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前言）。缺少民众的广泛动员与参与，这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反过来，则是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关键。
战略上的低能
日本的社会动员采取了特殊的方向。由于国土狭小、资源匮乏，日本无法独立自主地完成近代工业化，因此，只能一方面“脱亚入欧”，从欧美国家引进技术、制度、文明；另一方面“征台”、“征韩”，向亚洲国家寻求原料、劳力和市场。国际形势、地缘环境和封建制的岛国传统，从各方面决定了日本社会的整体右翼化。日本右翼的基本立场，是在拥戴天皇制的前提下，在内安分止争，对外索取资源。日本右翼涵盖朝野，动员相当广泛，形成所谓“举国一致”的黩武精神。例如九一八事变，民情激涌，有日本青年因未能从军而激愤自杀。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右翼的全国性组织有47个，各支部2633个，地方独立团体430个（步平、王希亮：《日本右翼问题研究》上编之三）。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动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右翼吸收、整合了左翼的某些立场，例如关注民众、经济平等、反对财阀等。这种吸收整合，也表现在日常情感层面，例如，著名的皇道派军官大岸赖好说过：“不要光听军人们自己说对革新的态度，要看他们在与农民的粪车相遇时的表情。”（同上书，上编之三） 高昂的士气、细腻的感知，形成了日本军队精湛的战术。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较著名的是抗日战争中1940年10月的关家垴战斗。在百团大战第三段的战斗中，八路军129师约一万人围攻冈崎大队500余人，之所以久攻不下，被迫撤围，除了地形和援军等因素以外，主要是由于日军士兵高超的战技术水平。中下层的动员程度，与士兵普遍的战技术水平成正比。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本战略上的低能，与其战术上的高超反差之强烈，也被世人所公认。中日战争中，日本的战略基本是打乱仗，初期更是如此，无论是华北方向还是淞沪方向。毛泽东当年在战争过程中，就对日本的战略失误有透彻的分析，比如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等，并且，还指出了其根源在于“对中国估计不足”，以为可以“速决”（《论持久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这些分析被日本学者后来的研究所印证。实际上，日本当年对中共这个重要敌手的力量估计，也极为离谱。例如陆军省当年认为：“共产军组成内容虽有诸多变化，但直至今日，其大部分仍是从国民党军队叛离而来……不论好坏当然也与一般支那军队无大变化。……共产军还不是能够完全控制并有彻底的信念的军队，莫如倒也可以看作是利用共产主义的一种军阀。”（引自江口奎一：《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第九章）这些战略误判，是战争初期日本朝野流行的所谓“一击论”的前提。
日本作为东亚文明的边缘国家，很早便觊觎大陆，公元4世纪末就曾登陆朝鲜。以后在初唐、晚明，又两次入侵朝鲜，均被中朝联军击败。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衰落的谷底，因而也是日本唯一一次有希望成功登陆东亚大陆，但是，由于各方面的致命缺陷，特别是战略上的低能，被彻底打回原形，使其永远失去了机会。
日本在战后
战后，日本被美国纳入其冷战结构，成为仆从国。日本以经贸立国，一路赶超，1968年经济总量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减速；80年代，由于大量货币供给的刺激，房地产和证券市场价格猛涨，形成“平成景气”；到90年代，经济泡沫破碎，陷入20多年的低迷、停滞。日本经济低迷停滞的一般原因在于，日本已经完成了以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土整治等为内容的现代化任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已经不存在能够形成经济增量的大规模建设项目。特殊原因在于，日本战后60多年仍未摆脱美国的军事占领，作为一个半主权国家，政治不独立，其综合国力，包括基础性的经济实力，归根结底受美国的控制。
就美国对日本的管理而言，日本对华关系是其重要的方面。美国的基本原则，正如处理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那样——既不能让中日两国结盟联手，也不能让中日两国大打出手。两个东亚大国联手，美国将失去在日韩驻军的正当理由。另一方面，如果中日发生战争，由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共同防卫”条款的规定，美国将面临或者参战、或者违约的两难选择。因此，美国总是把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程度内。例如，2010年9月8日凌晨，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扣押了中国船长詹其雄。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一直保持强硬立场，但在24日下午，却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释放了詹其雄。据日本《产经新闻》当时报道，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在纽约会见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向日本施压。报道引述希拉里身边人士的话说，美方希望日方在24日前解决问题。国际政治中的某些操作，短期内很难证实。但是，日本释放中国船长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里对此表示欢迎，称“这是正确的决定”，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反过来印证了美国政府的立场。顺便提及，由于日本的大政方针由美国掌控，是否与别国发生大规模冲突，更需服从美国的意志。这样，《日美安保条约》纯粹是美国单方面利用日本的工具。
实际上，由于极为有限的战略纵深和孤悬海上的岛国环境，在核导弹时代，日本已经不具备与中国这样的核大国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资格和条件；同时，日本经济自1990年以来低迷停滞，同期中国则持续高增长，到2010年经济总量赶超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11年3月，日本地震引发海啸及核危机，经济负增长，该年经济总量与中国相差近一万亿美元（日本6.53万亿，中国7.49万亿），两国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未来，中国必将经历重大的社会结构调整。尽管如此，1949年以后整体国力扩张的总趋势，仍不可改变。新世纪以来，大陆经济持续增长，已使台湾明显边缘化；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与朝韩、东盟、中亚的整合及发展，将使日本边缘化；设想更远的未来，亚欧大陆的整合及协调，则将产生更为重大深远的全球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的边缘化。美国的衰落无疑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最终将被迫实行战略收缩，退出东亚。因此，就日本而言，是怎样和平地回归亚洲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日本以其严重缩水的实力回归亚洲，成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一名和平成员，这就是日本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只有这样，日本残害中国的民族记忆才可能平复。解决日本问题，需要两个前提，第一，美国完全退出东亚，退至第二岛链；第二，中日两国实力对比持续变化，达到一个临界点。
当然，这将是一个持续几十年的漫长过程。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