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产生于中华文化的丰厚土壤。清代晚期的阅读和研究已蔚然成风，致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谚语流传。二十世纪的中国，《红楼梦》可以说是最受重视的一部文学作品。
　　建国后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处于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的环境之下，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发动政治斗争的由头与借口。1954年那场被纳入政治轨道的学术批判运动，不仅对其后红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哲学、社会科学等学术品格的影响都是至为深远的。透过红学家的命运，我们也可看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思想进程中某些原生态的东西，折射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当红学整个地失去了学术的独立品格而完全成为政治工具时，其实中国整个学术界也逐步失去了独立的品格。在以政治术语和政治口号取代真正的学术研究时，首先遇到灾难的是红学领域。红学成为大批判的工具，不同观点红学家的命运亦随之沉浮，而在这背后映现了这一时代的政治与学术体制的变迁。对《红楼梦》人物审美标准的变化，从铁姑娘时代步入淑女时代，从革命时代的“尊黛抑钗”到建设时代的“扬钗抑黛”，其背后孕育着民众社会心态的变化。
　　本书除导言作总体性概述外，共分七个部分展开论述：叙述《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源流，说明新旧红学的代表性人物胡适与蔡元培的红学论点与论争，阐明毛泽东的红学观及其革命文艺观的核心，以期揭示不同时期学术论争的方式，以及不同的政治命运、不同的结局。成书之前，作者在赴浙江德清县俞平伯博物馆、苏州曲园俞樾故居调研与访谈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红学大师俞平伯的家学、思想活动及其心态的分析，揭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起源及其《红楼梦》研究的主要观点。1949年以后对《红楼梦》诠释的主导性观点先是由“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发表出来，后被毛泽东所充分肯定。我在查阅档案文献及对李希凡等人深度访谈的基础之上，厘清了他们写作《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等文章的前前后后，主要观点及文章发表的细节情况，对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予以解读与剖析，意在阐明毛泽东以批判新红学为突破口的革命文化改造战略。此后，新红学影响式微，新红学的创始人胡适成为政治与学术批判的靶子，革命红学开始取得红学研究的正统地位，但这一地位的获取并非有赖于开放自由的学术论争。由此，作者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红楼梦》研究批判的过程、各式人等的行为、心态予以全景式的描述与分析。通过对这些思想、心态和行为的剖析，折射出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大命运，他们在腥风苦雨中的沉浮与挣扎。作者还对文革与《红楼梦》研究再批判，揭示了文革时期“评红”运动的来龙去脉，红学的阶级斗争化，评红运动的主力写作组的运作模式以及左派红学家的表演，非左派红学家的遭遇。“评红”文章皆从阶级斗争论这一特定概念出发去寻觅论据，片面强调这一观点，而并非从《红楼梦》的客观本体及其质的研究中具体研析而得出的结论，可称之为政治红学，等等。
　　作者试图以理性而生动的笔触刻画出一个大时代背景下，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历程，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描述，给人以智性的启迪与祛魅的过程。例如文革期间著名文学史学家王瑶曾将一张从反面折叠起来的旧的对开宣传预防传染病的连环画当作废纸垫在痰盂下面，没有看到里面在连环画的框外上端中央印有一副很小的毛泽东主席像，经保姆揭发，结果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毒打，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同年8月，王瑶住进牛棚，他在给妻子的信中云：“最近这里一律不让回家，一个钟头的假也不准……生活费九月份发了八十元，但中文系又派人来追回五十元。”据同在牛棚中的吴小如回忆：“造反派”拟就底稿，以王瑶本人的口气写成大字报，然后粘在一块木牌上用绳系在王瑶的胸前，命他轮流到牛棚中各个房间去公开宣读，其词略谓：“我叫王瑶，因犯了某项罪行，罪该万死，特向大家公开承认。”当夜深人静或天将破晓时，红卫兵从地铺上被窝中把王瑶撵到一间僻静空屋，然后把双手反剪，全身捆在一把椅子上，口塞秽布，接着便用木棍没头没脑地打去，打得王瑶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吴小如曾亲见王瑶身上的累累伤痕。1980年，王瑶在给友人石汝祥的信里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几乎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经历，……过去的时间不仅耽误了像我的孩子们（卅岁上下），也耽误了如您我这样的中年和老年人。”红学家吴组缃有着直言敢谏的性格，1957年整风运动时，已是预备党员的吴组缃，回想起知识分子几度浮沉的命运，他出于对党的一片诚心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像大人哄小孩一样，打一个屁股，给一块糖吃。”结果他被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文革时期，吴组缃在公开场合说：“想起这场革命，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之感。”
　　以往学术界对《红楼梦》的研究大多就作品本身来分析，就事论事式的，无论是对《红楼梦》主题的探讨，还是对《红楼梦》中人物形象褒贬的论争，皆在此范围之内。但极少有以政治学、历史学、文艺学相交叉的视角，透过对《红楼梦》研究的叙述来思考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红楼梦》研究在1949年后的中国有其特殊的位置，它犹如一把钥匙，可以解开政治运动的发展轨迹，梳理出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化关系的轨迹，解读当代话语霸权的知识谱系。亦如葛兰西所言，《君主论》的根本特征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其中政治思想和政治科学被融入到了一种“神话”的戏剧形式之中。通过围绕对《红楼梦》研究论争与批判的解读，置身于那一个时段之中对人物与事件的分析与考量，作者力求跳出非此即彼、绝对肯定和否定的判断模式，只是做社会历史与人物命运的叙述者，讲述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在历史变迁中的浮沉往事，清晰地展示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人与政治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培根说过：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红楼梦》的当代命运涉及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甚至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唯愿读者从关心《红楼梦》研究的命运到关心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命运与文化，从命运的长河中懂得：民主、自由与法治的价值观对人类的普适性，但愿今后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能够无条件地存在。
　　
　　（陈辉：《〈红楼梦〉的当代命运》，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