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增长模式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状态。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经济体早先的经历相比，中国的增长模式更偏重于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依赖较少。显然，截至目前，中国这种模式的效果相当不错，但未来要想延续其成功，需要面对相互关联的供需两个层面的挑战。供给层面，需进行更多创新，并提高生产率；需求层面，则需要提振家庭收入和消费。户籍、土地、金融、垄断行业以及财政安排等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有助于中国应对这些挑战，并继续向着“中国梦”前行。


　　东亚经济体的典型经历
　　日本、韩国和台湾早些年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这些经济体都成功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它们能够达到高收入的关键原因在于，它们实现了持续的技术进步，或曰“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上图中的平滑曲线显示的是日、韩、台三个经济体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过程中的平均表现。该曲线展示了这三个经济体的TFP相对于美国同一指标的变动情况，后者一直是全球技术领域的领头羊。这三个经济体的起点都在美国TFP水平的20%至30%，随后不断向美国靠拢，直至达到美国水平的80%。三者都保持着高投资率，最高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左右。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即使它们的资本存量不断加大，投资仍可继续带来高回报。高回报可从其偏低且稳定的资本-产出比率上看出来。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到60%，政府消费则另占15%，因而消费是需求的主要来源。在投资的高峰时期，东亚经济体往往会出现经常账户赤字，这说明它们从全球角度讲是净借款人。从类似中国当前阶段的时期开始，这些经济体的投资率开始下降，且其经常账户从赤字转为盈余。在此过渡期间，消费保持了相对稳定。
　　相比这些亚洲经济体的早期经历，中国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上图也显示了中国相对于美国的TFP水平。在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国的生产率增长经历了一个小高潮，但近年来，中国的TFP增长已停滞在美国的40%左右。中国的投资率已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这能够保持国内生产总值短期内的增长，但会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因此，若要维持相同速度的增长，中国就必须不断加大投资。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率不断上升，目前已高于其他亚洲经济体在此发展阶段的水平，印证了上述道理。如果中国能增加创新和生产率增长对经济的影响，并能逐渐降低其投资率，那么其经济增长将更具可持续性。由于投资减少，消费需增加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否则，供给就会大于需求。中国很难增加其对外顺差，因为其对外顺差已经很大了，世界其他地区也很难再应对更多的“中国盈余”。中国的家庭消费近年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远低于那些已实现工业化的亚洲经济体当初的水平。因此，将需求从投资转向消费还有很大的潜力。中国应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使其更依赖于供给方面的创新和需求方面的消费，而哪些改革才能促成此种转变呢？
　　促进中国转型的改革
　　首先，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地之间的生产力差异很大。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农村地区和城市之间巨大的差距。此外，中国各城市间的生产力差异也极大。户籍制度导致这些巨大的生产力差距难以消除。即使算上农民工，中国的城市人口也仅为总人口的52%。当韩国处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时，其城市化水平已达到了68%。逐步解除户口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将大大提高中国的生产力，也将提高大量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第二，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瓶颈。
　　农民的土地被强征，得到低于市场价格的赔偿金。这是地方政府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一种收入来源，但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腐败源头。制度鼓励了过度开发和过度投资，同时还减少了农民本该获得的财富和收入。如果赋予农民更有保障的土地权益，允许他们抵押或出售这种权益，那将让农村家庭更容易迁往城市，也更容易获得开始城市生活的资金。此项改革将增加当前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并遏制地方政府的一些过度投资行为。
　　第三，中国严格管制的金融体系是经济更依赖投资而非消费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利率水平较低，也受到调控。这实际上是对在银行储蓄的家庭征税，并补贴给能以低利率获得贷款的公司（多为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工具）。利率放开将增加家庭收入，并让国有企业面临更现实的资本成本。这会减少那些最为浪费的投资，使资金配置更为有效，并加快中国的生产力增长。其他方面的金融改革将包括减少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所需的政府许可，向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私营部门开放金融服务业以允许竞争等。应该指出的是，日本、韩国和台湾的金融体系最初也都是受管制的，在这些经济体发展到中国当前阶段时，它们在金融开放方面已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四，中国的金融部门是整体经济中较普遍问题的缩影。
　　在中国，许多重要行业均由国有企业主导，私人投资和外国投资均受到限制。其中许多“垄断”行业属于服务业，如金融、电信、物流、传媒、铁路和航空。能源行业对私人和外国投资者也相当封闭。开放这些行业，允许来自私人与外国的竞争，将带来更多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由于国有企业现在的庞大规模，它们是不大可能消失的。但是，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将迫使它们向外国企业学习，并采用新的技术。相较于中国的工业，这些服务行业的劳动密集型、技能密集型特点更为明显。在这些行业中，大学学历的劳动力约占三分之一，而工业领域则不到10%。随着接受大学教育的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些服务行业将成为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因此，让这些行业保持竞争力和活力十分重要。
　　第五，改革的最后一个重要领域是财政制度。
　　中国的大部分开支产生在地方政府层面，而大多数收入则归集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需要更加稳定的收入来源，房产税便是重要来源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可以进行一些责任的重新分配。地方政府拒绝人口迁入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担心人口增多会加大教育和医疗成本。中央政府有责任确保全体人民享有良好的教育机会和医疗服务。整体而言，中国拥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以及环境服务）。目前的制度鼓励政府大量投资，却对社会和环境服务关注不足。财政改革的部分内容应该是增加透明度。如果地方官员及其家人必须公开资产和收入信息，如果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能够在互联网上公布，如果地方政府投资工具的活动能接受审计并公开，那么，所有这些变化都将带来公众压力，从而减少腐败，并将支出从投资向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等公共事业倾斜。
　　当前，中国以投资为主的增长模式正导致债务大量累积，投资回报持续下降。如果不进行改革，中国将走向增长危机。上述全面改革方案将带来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届时，创新和生产率都将得到提升，投资占比将逐渐下降，消费会在需求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种转变将有利于中国民众，并为全球经济增长和良好的中美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透露了在这些领域进行改革的一些迹象，例如推进城乡一体化，增加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度，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以及强化农民的产权等。希望新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会坚决推行这一议程，从而让这个国家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