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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今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7.7%，这一数据大大低于市场的普遍预期。您是如何分析一季度经济形势的？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增长数据？
李扬：今年第一季度的基准数据出来之后，总的感觉理论界和业界有点吃惊。因为2月份的数据出来后，大多数机构预测GDP增长率能达到8.2%，结果一下降到7.7%，降幅比较大，所以对于形势需要认真地分析。
一季度大多数宏观数据是下降的，除了GDP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回落2.4个百分点；3月份CPI增长率也下降到2.1%；与其相关联，PPI也是下降的，同比增长率为-1.9%。让我们感到比较吃惊和有压力的是财政收入增长率的下降，1-3月累计，全国公共财政收入32034亿元，同比增速只有6.9%；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同比负增长，为-0.2%，这是多年以来首次出现这样的状况。一季度出口数据总体来看情况还可以，同比增长18.4%，但3月的数据与2月相比急降至10%，比前两月累计出口增速回落13.6个百分点，也比较令人吃惊；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走势比较平稳。
我们把眼光放到全球来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这样一种下降是一种全球现象。大家知道，在4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从国际机构对中国的看法来看，也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甚至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唱空”中国变成了新的时尚：先是惠誉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调降了一等，继而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正面”下调至“稳定”。最近有些评级机构还在酝酿对中国的主权信用及增长前景进行下调。这些都是客观的情况。
考虑到中国整体的潜在增长率是在向下走的，连续30年高达两位数的增长已经创造出了奇迹，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说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达到7.7%，能够在7.5%-8%这样一个区间水平上持续一段时间，也是相当好的。
社科院在去年甚至前年，就谈到中国经济在略低的或者称之为次高的平台上运行一段时间是很正常的，这是经过35年高速增长之后的一次正常调整。应该这样看，在确认经济增长企稳并有一定下滑的同时，应该认识到增长速度进入了新的常态。
《债券》：既然是“新的常态”，就有与以前不同的地方。您认为在次高平台的这种增长与以前的增长有什么差别？
李扬：在名义增长下降的时候，当前我们更加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过去几十年来在这么高速的增长过程中，也出现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现在我们把沙淘了、把水分挤出来，如果能做到，那么比过去低一两个点的增长率是我们的福气，代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挤出水分、比过去低一点的增长速度其实是这么多年我们孜孜以求的，只不过过去速度太快，稳不下来。现在我们有机会稳定、切实地去解决过去增长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比如增长中的水分，很多是与投资有关。一边是很高的增长率，一边是产能过剩，这两种矛盾的现象已经并存很久，而且愈演愈烈。矛盾并存的背后与传统的增长方式有关——投资拉动，要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就投资，不管投资以后会怎样。但是不计后果是不行的，投资下来第二年要么没有形成生产力，要么形成更多的闲置生产力，所以矛盾就这样产生了。
一季度的情况是个非常好的案例，用另外一种方式再次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中的问题和矛盾，再次让我们深思，再次促使我们下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把提高质量、提高效益、可持续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债券》：面对经济增速的下滑，目前有一些人士表示出一定的担忧，并提出要刺激经济的主张。对此您是怎样看待的？
李扬：我本人是坚决不主张这样的政策取向。
分析当前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究竟居于什么位置？是刺激的、中性的还是紧缩的？从数据看得非常清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相当扩张的。
先说财政政策，比较容易看，在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步伐放缓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增速仍然达到12.1%，显示当前财政政策较为积极，仍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种状况看起来还将延续。
再看货币政策。在货币信贷领域中，从数量指标来看，一季度M2同比增长15.7%，超出年初设定的13.8%的目标，而且现在看起来还很难压下去。3月份，M2余额达到103.61万亿元，M2与GDP之比高达191%。货币的扩张是可以确认的。从贷款来看，一季度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9%，也是超出预期。更重要的，大家越来越多关注的社会融资规模，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增长2.27万亿元，增长得令人可怕。从价格指标看，当前同业拆借利率、回购利率双双下跌，国债收益率曲线整体下移，显示市场化的利率都在下行，这也是货币扩张的明确指标。
所以说，一季度GDP7.7%的增长率是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双双扩张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就得警惕了：还要不要刺激经济？如果要，我们是怎么走？沿着这个路再放水？再放货币？财政上不管收入怎么增长，进行更大的支出？不能够这样做。
《债券》：您刚才提到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如何促进这一进程的展开？
李扬：全世界这么多年来，尤其是危机以来，一直在大剂量地使用需求管理手段，包括财政刺激和货币扩张。对于我国而言，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说来说去都是需求的变化。接下来是延续这么多年来的需求管理还是抛弃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我本人的政策建议很明确：必须立刻止住需求管理。要排除万难，把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放在第一位。否则以后怎么办？
《债券》：您能具体谈谈需求管理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么？
李扬：需求管理本来是可以有很多作用的，而现在完全变成了经济维稳、止泻的手段。维稳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它延缓了结构调整。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全球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就在于结构出了问题、经济发展方式出了问题。不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不调整结构，这个危机是过不去的。但是，大剂量地使用需求管理手段，使得计划之中的结构调整无限度地向后推延了。 比如我国在2009年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虽然有助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有一批已经被停掉的项目又被拿出来上马，因为要先把速度搞上去。一扩张就是投资，投资没有钱就贷款，结果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的当年，新增贷款接近9.6万亿元。从M2与GDP之比，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从有统计的1982年开始，这一数据为24%，之后逐渐攀升，到2005、2006年止住了，开始出现下降。而2009年出现了跳跃式增长，2010年、2011年、2012年跟着又涨。在中央的扩张政策之后，又有地方版的扩张政策政策，需求管理非常过分。
因此，应该有这样的判断：这种宏观调控方式的负面效应已大于正面效应，风险效应已大于收益效应，需求管理已至末路，必须止住。配合宏观经济的转型和结构调整，宏观政策应该转向供给管理。
《债券》：供给管理又是怎样的一种调控方式？
李扬：所谓供给管理，不是说管理供给，而是要使得供给机制进一步市场化。从主体来说，供给管理就是政府少干、让企业多干，激发企业调整的活力，企业承担调整的责任，当然企业也获得调整的收益。从要素层面来说，就是要解放各种对要素价格形成的束缚，让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能够自由地流动，其定价能够反映供求关系，能够提供准确的信号。比如利率放开后，到底是升还是降？对此有不同看法。通过利率市场化，让资金要素的供应和需求力量充分展示，给出准确的定价数字，才能更好地安排我国的金融战略。
宏观调控政策应转向供给管理，现在也基本成为共识。不过大家对供给管理的理解也不相同，还存在一些误解。说到供给管理，很容易将之归于产业政策，针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给出一个正面菜单、负面菜单；在控制的范围内严格控制，在鼓励的范围内给出税收优惠、利率优惠，增加贷款。这些只是形式。供给管理的核心目的，是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它是制度化的，不是政策化的。
总之，供给管理和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强调的一个事情有关：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就是供给管理的要义。经济上的改革，最主要就是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能由市场做的交给市场做。李克强总理说：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说得很清楚了。所以供给管理管理的要求不是说进一步加强有些管理部门的职能。现在我发现有些部门一说供给管理很高兴：又该批了。供给管理又变成批文经济，那就失败了，比需求管理还坏。供给管理就是政府多做一些提供环境、提供标准的事情，少做一点自己直接当运动员的事情。
《债券》：谈到调控方式的转变，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非中国所独有，当前主要经济体的央行都在“放水”，是否全球都面临政策调整的问题？
李扬：放眼全球，的确主要经济体都在进行需求管理：美国连续祭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利率连续多年在0-0.25%；欧元区原来是不放水的，随着欧债危机的恶化，不救助整个体系就崩溃，欧洲稳定机制实际上增加了欧央行的调控能力，使其有能力增加货币供给、有能力调低欧元区利率。日本安倍晋三高调出场，没上台时就说要搞负利率、搞正的通货膨胀，上台之后更是采取竞争性的日元贬值，以致于其美国盟友都颇为不满。
然而，这些经济体存在的种种问题——以过高的消费率、过低的储蓄率和过滥的福利制度为特征的消费拉动型经济发展方式，以产业空心化和服务业过度发展为主要弊端的深层次结构扭曲，金融业过度放松管理和滥用金融创新形成的过高金融杠杆率，这些问题岂是简单地增加需求所能解决的？这些痼疾依然存在。
从全球视角看，刺激政策也已经走到末路。由于需求管理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恰似强弩之末。各国均实施需求扩张政策，极易引发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战、货币战等恶性竞争。
这里不妨注意一下美国的情况。美国只要一有可能，马上把政府的权力放下去。危机中美联储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买了很多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的债务、股份等资产以维稳；只要情况稍微好转，就立刻卖出，立刻让它回归市场。另外鼓励创新，强调结构调整、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等，都是供给管理方面的措施。
我觉得哪个国家比较清醒地看到这个趋势，并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转变，哪个国家未来将会占得先机。
专家简介
李扬博士，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1年被评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海洋研究会副理事长。
曾五次获得 “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论文奖。已出版专著、译著23部，发表论文400余篇，主编大型金融工具书6部。主持国际合作、国家及部委以上研究项目40余项。
李扬：今年第一季度的基准数据出来之后，总的感觉理论界和业界有点吃惊。因为2月份的数据出来后，大多数机构预测GDP增长率能达到8.2%，结果一下降到7.7%，降幅比较大，所以对于形势需要认真地分析。
一季度大多数宏观数据是下降的，除了GDP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回落2.4个百分点；3月份CPI增长率也下降到2.1%；与其相关联，PPI也是下降的，同比增长率为-1.9%。让我们感到比较吃惊和有压力的是财政收入增长率的下降，1-3月累计，全国公共财政收入32034亿元，同比增速只有6.9%；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同比负增长，为-0.2%，这是多年以来首次出现这样的状况。一季度出口数据总体来看情况还可以，同比增长18.4%，但3月的数据与2月相比急降至10%，比前两月累计出口增速回落13.6个百分点，也比较令人吃惊；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走势比较平稳。
我们把眼光放到全球来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这样一种下降是一种全球现象。大家知道，在4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从国际机构对中国的看法来看，也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甚至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唱空”中国变成了新的时尚：先是惠誉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调降了一等，继而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正面”下调至“稳定”。最近有些评级机构还在酝酿对中国的主权信用及增长前景进行下调。这些都是客观的情况。
考虑到中国整体的潜在增长率是在向下走的，连续30年高达两位数的增长已经创造出了奇迹，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说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达到7.7%，能够在7.5%-8%这样一个区间水平上持续一段时间，也是相当好的。
社科院在去年甚至前年，就谈到中国经济在略低的或者称之为次高的平台上运行一段时间是很正常的，这是经过35年高速增长之后的一次正常调整。应该这样看，在确认经济增长企稳并有一定下滑的同时，应该认识到增长速度进入了新的常态。
《债券》：既然是“新的常态”，就有与以前不同的地方。您认为在次高平台的这种增长与以前的增长有什么差别？
李扬：在名义增长下降的时候，当前我们更加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过去几十年来在这么高速的增长过程中，也出现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现在我们把沙淘了、把水分挤出来，如果能做到，那么比过去低一两个点的增长率是我们的福气，代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挤出水分、比过去低一点的增长速度其实是这么多年我们孜孜以求的，只不过过去速度太快，稳不下来。现在我们有机会稳定、切实地去解决过去增长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比如增长中的水分，很多是与投资有关。一边是很高的增长率，一边是产能过剩，这两种矛盾的现象已经并存很久，而且愈演愈烈。矛盾并存的背后与传统的增长方式有关——投资拉动，要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就投资，不管投资以后会怎样。但是不计后果是不行的，投资下来第二年要么没有形成生产力，要么形成更多的闲置生产力，所以矛盾就这样产生了。
一季度的情况是个非常好的案例，用另外一种方式再次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中的问题和矛盾，再次让我们深思，再次促使我们下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把提高质量、提高效益、可持续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债券》：面对经济增速的下滑，目前有一些人士表示出一定的担忧，并提出要刺激经济的主张。对此您是怎样看待的？
李扬：我本人是坚决不主张这样的政策取向。
分析当前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究竟居于什么位置？是刺激的、中性的还是紧缩的？从数据看得非常清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相当扩张的。
先说财政政策，比较容易看，在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步伐放缓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增速仍然达到12.1%，显示当前财政政策较为积极，仍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种状况看起来还将延续。
再看货币政策。在货币信贷领域中，从数量指标来看，一季度M2同比增长15.7%，超出年初设定的13.8%的目标，而且现在看起来还很难压下去。3月份，M2余额达到103.61万亿元，M2与GDP之比高达191%。货币的扩张是可以确认的。从贷款来看，一季度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9%，也是超出预期。更重要的，大家越来越多关注的社会融资规模，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增长2.27万亿元，增长得令人可怕。从价格指标看，当前同业拆借利率、回购利率双双下跌，国债收益率曲线整体下移，显示市场化的利率都在下行，这也是货币扩张的明确指标。
所以说，一季度GDP7.7%的增长率是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双双扩张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就得警惕了：还要不要刺激经济？如果要，我们是怎么走？沿着这个路再放水？再放货币？财政上不管收入怎么增长，进行更大的支出？不能够这样做。
《债券》：您刚才提到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如何促进这一进程的展开？
李扬：全世界这么多年来，尤其是危机以来，一直在大剂量地使用需求管理手段，包括财政刺激和货币扩张。对于我国而言，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说来说去都是需求的变化。接下来是延续这么多年来的需求管理还是抛弃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我本人的政策建议很明确：必须立刻止住需求管理。要排除万难，把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放在第一位。否则以后怎么办？
《债券》：您能具体谈谈需求管理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么？
李扬：需求管理本来是可以有很多作用的，而现在完全变成了经济维稳、止泻的手段。维稳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它延缓了结构调整。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全球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就在于结构出了问题、经济发展方式出了问题。不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不调整结构，这个危机是过不去的。但是，大剂量地使用需求管理手段，使得计划之中的结构调整无限度地向后推延了。 比如我国在2009年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虽然有助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有一批已经被停掉的项目又被拿出来上马，因为要先把速度搞上去。一扩张就是投资，投资没有钱就贷款，结果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的当年，新增贷款接近9.6万亿元。从M2与GDP之比，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从有统计的1982年开始，这一数据为24%，之后逐渐攀升，到2005、2006年止住了，开始出现下降。而2009年出现了跳跃式增长，2010年、2011年、2012年跟着又涨。在中央的扩张政策之后，又有地方版的扩张政策政策，需求管理非常过分。
因此，应该有这样的判断：这种宏观调控方式的负面效应已大于正面效应，风险效应已大于收益效应，需求管理已至末路，必须止住。配合宏观经济的转型和结构调整，宏观政策应该转向供给管理。
《债券》：供给管理又是怎样的一种调控方式？
李扬：所谓供给管理，不是说管理供给，而是要使得供给机制进一步市场化。从主体来说，供给管理就是政府少干、让企业多干，激发企业调整的活力，企业承担调整的责任，当然企业也获得调整的收益。从要素层面来说，就是要解放各种对要素价格形成的束缚，让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能够自由地流动，其定价能够反映供求关系，能够提供准确的信号。比如利率放开后，到底是升还是降？对此有不同看法。通过利率市场化，让资金要素的供应和需求力量充分展示，给出准确的定价数字，才能更好地安排我国的金融战略。
宏观调控政策应转向供给管理，现在也基本成为共识。不过大家对供给管理的理解也不相同，还存在一些误解。说到供给管理，很容易将之归于产业政策，针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给出一个正面菜单、负面菜单；在控制的范围内严格控制，在鼓励的范围内给出税收优惠、利率优惠，增加贷款。这些只是形式。供给管理的核心目的，是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它是制度化的，不是政策化的。
总之，供给管理和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强调的一个事情有关：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就是供给管理的要义。经济上的改革，最主要就是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能由市场做的交给市场做。李克强总理说：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说得很清楚了。所以供给管理管理的要求不是说进一步加强有些管理部门的职能。现在我发现有些部门一说供给管理很高兴：又该批了。供给管理又变成批文经济，那就失败了，比需求管理还坏。供给管理就是政府多做一些提供环境、提供标准的事情，少做一点自己直接当运动员的事情。
《债券》：谈到调控方式的转变，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非中国所独有，当前主要经济体的央行都在“放水”，是否全球都面临政策调整的问题？
李扬：放眼全球，的确主要经济体都在进行需求管理：美国连续祭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利率连续多年在0-0.25%；欧元区原来是不放水的，随着欧债危机的恶化，不救助整个体系就崩溃，欧洲稳定机制实际上增加了欧央行的调控能力，使其有能力增加货币供给、有能力调低欧元区利率。日本安倍晋三高调出场，没上台时就说要搞负利率、搞正的通货膨胀，上台之后更是采取竞争性的日元贬值，以致于其美国盟友都颇为不满。
然而，这些经济体存在的种种问题——以过高的消费率、过低的储蓄率和过滥的福利制度为特征的消费拉动型经济发展方式，以产业空心化和服务业过度发展为主要弊端的深层次结构扭曲，金融业过度放松管理和滥用金融创新形成的过高金融杠杆率，这些问题岂是简单地增加需求所能解决的？这些痼疾依然存在。
从全球视角看，刺激政策也已经走到末路。由于需求管理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恰似强弩之末。各国均实施需求扩张政策，极易引发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战、货币战等恶性竞争。
这里不妨注意一下美国的情况。美国只要一有可能，马上把政府的权力放下去。危机中美联储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买了很多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的债务、股份等资产以维稳；只要情况稍微好转，就立刻卖出，立刻让它回归市场。另外鼓励创新，强调结构调整、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等，都是供给管理方面的措施。
我觉得哪个国家比较清醒地看到这个趋势，并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转变，哪个国家未来将会占得先机。
专家简介
李扬博士，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1年被评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海洋研究会副理事长。
曾五次获得 “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论文奖。已出版专著、译著23部，发表论文400余篇，主编大型金融工具书6部。主持国际合作、国家及部委以上研究项目40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