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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龙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图腾之一，炎黄子孙又称“龙的传人”。千百年来，农耕文明的滋养使“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深谙人们内心。古时，人工灌溉技术不发达，农作物所需水分多靠降雨获得，人们认为龙是天空中风雨的主宰，于是对其膜拜，祈求平安。二月二“龙抬头”，是中国传统节日，也是节令的反映，标示着阳气自地底而出，雨水增多，万物生机盎然，春耕由此开始。河北省赵县东部梨区的范庄镇，每年农历“二月二”都要举行隆重的祭龙活动。这天，三里五乡数以万计的乡亲自发地聚集在这里，以歌舞等方式崇龙拜龙，寻根祭祖。本文籍田野调查为基础，分析范庄“龙牌会”祭祀音声的构成，并进行相关思考。
关键词：龙牌会 音声 思考
信仰，是人内心对于自然、祖先或其他事物的崇拜。以期风调雨顺、平安喜乐，人们往往通过举行祭祀仪式对自己的信仰表示忠诚。为使气氛浓重、热烈，古往今来的祭祀仪式中，音乐多为不可或缺的元素。每逢二月二“龙牌会”，范庄及周围十里八村的乡亲会到龙牌前“报到”，而“报到”的方式即上香、献祭、唱诵经书抑或其它音乐表演方式。分析“龙牌会”的祭祀音声构成，对于了解当地民间信仰体系、传统音乐元素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龙牌会”祭祀仪式的考察
范庄镇位于河北省赵县东部梨区，土地平坦肥沃，家家户户普遍种植梨树。出于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期盼，人们的信仰便更加热切与真诚。据说，自盘古开天辟地后，人类有了部落，共工氏人面蛇身，能耐极大，带领部落人群以狩猎为生，因保护地盘与颛顼征战，勾龙带领部落人群逃难到范庄一带，培植五谷、筑巢居住，不料颛顼再度犯镜，要求勾龙交出权位，否则踏平部落，为拯救部落人群勾龙化为白娥飘然而去，时至今日，每年正月下旬，范庄一带都会有白娥翩翩飞来，安然入户，人们认为是龙祖显圣，为了敬奉祖先，遂设龙牌以供奉，视龙牌为勾龙的化身。
在范庄，村中成立了龙牌会，有会长若干名，平日里龙牌供奉在会长家中，龙牌庙共分两层殿，逢二月二，将龙牌请到庙的一层殿中，为迎龙牌;而后在庙中供奉数日，周围乡民前来祭祀，为祭龙牌;后将龙牌送至下一位会长家中，为送龙牌。至此，一年的龙牌会结束。其中祭龙牌持续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内容最丰富。在祭龙牌期间，周围各村会有代表团体前来祭祀，成员多为中老年人，他们手持打击乐器，在香龛前边敲打边念诵经书，祈求平安。这些团体是与龙牌会建立了相互赶会关系的临近村的组织，又被称为“行好的”。也有的是结队前来的“花会”，进行扭秧歌、打鼓、跳舞等。其次，是个人行为，往往从邻村赶来，携家人上香、祈祷，无论童叟，皆到香龛前跪拜，也可根据个人意愿随心布施，所获收入皆用做“龙牌会”的开支，包括庙的修缮与维护，另外，在祭龙牌期间，龙牌会成员也用所获布施开火设宴，款待前来上香的团体。下午，各团体都已返回，此时上香的多为散客。次日上午亦会有其他团体前来，但唯二月二当日人数众多。
二层殿悬挂各路神像百余幅：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上老君、送子观音等，神像面前亦有香龛与“炸礼”（用油炸制的具有吉祥寓意造型的面食）。按照当地信仰，人们认为不同的神像庇佑不同的内容，他们根据自已所求，在不同的神像前放置供奉用的点心，随后上香、跪拜、祈祷，焚香时会有香头据香的燃烧情况解读寓意，然后香客许愿、布施。
庙外，似乎更契合年轻人的精神需求。多户商家共同举办“自娱自乐大奖赛”演绎流行歌舞，与庙内庄严古朴的诵经、唱祷形成鲜明对比。庙会也成为各种小宗商品交易的好机会，零食、日用、服饰等一应俱全，熙熙攘攘的人群，热闹非凡。
二.“龙牌会”祭祀音声的分析
学者曹本冶讲：“中国的信仰体系及其仪式音乐传统十分丰富多样，分布地域也极为广阔，按仪式举行的时间特性，大致可分为两类：（1）定期循环再现的‘周期性仪式’，如：节日仪式和定期的神诞、庙会、傩仪、公醮等。（2）依特发事件（天灾人祸）而临时举行的‘指向性仪式’，如：天旱求雨仪式、祛疫除灾仪式等。”范庄“龙牌会”是大型的庙会活动，每年在固定的日子举行，因此应属于“周期性仪式”。期间涉及音声种类繁多，笔者将其中最具音乐性的音声依据生发场合不同概括为两类，即位于庙堂内直接向“龙牌”祈祷的核心音声——唱经，以及庙堂外围的自娱性歌舞音声。“仪式作为信仰体系中的外显行为，其展现由始至终被音声（包括一般概念中的“音乐”）所覆盖着。这种音声为参与者增援和带出仪式的意义及灵验。音乐作为仪式中音声的一部分，是音乐研究者最直接探讨和分析的对象。同时，如果音声是仪式行为的有机部分，那么音乐学对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便必须把音声置于其仪式环境中，分析音声在仪式场景中的运作及其与仪式、信仰之间的互动，从信仰体系的宏观语境中理解音声在其生态文化中的深层含义。”“龙牌会”是一种祭祀仪式，更是一种民俗文化，在其进行过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形成鲜明对比、有机互动，促成“龙牌会”的圆满礼成。这种音声除了具有仪式架构的意义之外，其本身也携带着当地人的精神内涵与信仰基因。因此，分析其音声构成对于我们了解当地人的意识层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核心音声：宗教色彩的诵祷
上文所及，几乎所有邻村都有固定的“行好的”，在祭祀期间到“龙牌”前“报到”，除了上香、跪拜，最重要的是唱诵经书。每个团体均用固定的打击乐器，如：鼓、钹、铙、铛子，但不同村有不同的鼓套、旋律。领诵者手持经书，带领众人边敲打边唱诵。全部诵完需近十几分钟的时间。唱诵内容多以祈祷为主：“......奶奶出了三霄殿，驾起祥云到堂中，保佑保佑多保佑，保佑善人得太平......”其旋律性比較强，多是同一个旋律的多次反复，具有分节歌的性质，声音洪亮、起伏跌宕。学者齐易认为“唱经所使用的曲调，大多与当地的民歌小调有密切的联系。如“扫堂”仪式上唱的《扫堂》经，其曲调框架与冀南地区的小调《放风筝》基本一样。”所用伴奏乐器有鼓、镲、铛子等，多为小型打击乐器，由参加唱经的人来演奏，她们边歌边奏，主要演唱者，多演奏铛子或鼓，起到指挥、控制节拍等作用。领唱者在念完偈语后，击打前奏，而后进行歌唱，再击打间奏，结束时击打一段尾声。形成前奏、间奏与尾声兼具的形态。唱诵经书的旋律多汲取当地民歌加工而成，这说明，在音乐本体上，民间世俗音乐与祭祀音乐并非相互独立、泾渭分明的，而是以相需为用的态度共同存续。其音乐的世俗性或祭祀性本身即存在变量，左与右的调节，决定了其功用是娱人或娱神。以唱词与旋律的庄严性为导向，便具娱神倾向，反之娱人。 （二）.外围音声：民间世俗性歌舞
与庄严肃穆的诵祷声音相对，庙堂之外，即是世俗性很强的歌舞。这种歌舞根据表演者或功用不同分为两类。首先，是邻村来的花会，他们表演的内容多样，扭秧歌扮演着媒婆、八戒、悟空等角色，亦有表现拉碌碡的场景。所用音乐往往很现代，不像之前的秧歌有专门的伴奏乐队唢呐、大鼓一应俱全，取而代之的是一只音箱，循环播放着节奏鲜明的流行歌曲。这边秧歌还没欣赏够，另一村的舞蹈队又进入了院子;那边敲大鼓的花会正值情绪热烈，这边又有白发老人舞起了剑。其次，在院外是更为热闹、现代的场景，当地众商家组织的“自娱自乐大奖赛”上演着劲歌热舞，很多年轻人在这里驻足观看。庙外强烈的节奏与庙内古朴的诵经声音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愉快、欢乐的音乐更多是为了“娱人”，此时，“龙牌会”已不单是一个祭祀场，而是由其衍生的娱乐场，笔者称其为“借场”现象，即看似以祭祀“龙牌”为目的，实则更多为自娱自乐。所以，在“龙牌会”祭祀场域中，除了朴素的敬神信仰外，还揉进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对艺术生活、音乐表现的追求，亦或说是对人性的一种宣泄与展示。
（三）.“龙牌会”祭祀音声的特点
首先，是多元文化共融与文化层级交互的特点。许嘉璐先生讲：“文化无所不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要把握文化，首先要将它条理化。我将文化分为三个层级。1.表层文化（又称物质文化）即衣食住行2.中层文化（又称制度文化）包括风俗、礼仪、制度、法律、宗教、艺术等。3.底层文化（又称哲学文化）是人的个体和群体的伦理观、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反映着底层文化的内涵，底层文化内涵渗透于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中。”从悬挂的神像来看，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是道教仙家，而各菩萨皆为佛教，这种祭祀音声其本身具有佛教诵经特点，而服务的对象却是佛、道两家，且不论二者核心价值观念不同，就其生发条件、与历史年代考虑，庙内外音乐风格的反差体现了“龙牌会”祭祀音声以传统仪轨为载体，宗教音乐、世俗音乐多元文化并用的特点，它是佛、道于民间嬗变、流传之音乐结遗。在这种音、声的背后，更渗透着不同文化层级之交互，是当地人表层文化即物质生活得到一定充实的外化物，集中体现在中层文化的风俗、礼仪之中，而让我们看到了其在底层文化如人生观、审美观的价值取向。
其次，是祭祀音声的多功能性。音乐是人类表达情感的载体，反之也对人起到教育、涵化作用，如其教育功能、审美功能等。“龙牌会”祭祀音声的多功能性，依据其所出现的场合有不同侧重。“龙牌”被人们视为勾龙的化身，所以在庙内唱诵经书时显得格外庄重、肃穆，让人不由心生敬意，此时的唱诵偏重宗教仪轨作用，烘托祭拜氛围。信众唱诵时，带着虔诚的信仰将愿望寄托其中，可谓一次心灵的洗礼。此时“音声”的审美功用较弱、涵化功能较强;而场外世俗性、自发的歌舞表演则带有很强的自娱性。“龙牌会”便成为人性的一个出口，让乡亲们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有了一丝惬意。庙外“自娱自乐大奖赛”的劲歌热舞，在舞台上挂满了赞助方的条幅，商业性质较强，此时“音声”兼具大众审美与娱乐功能。依上所及，诸种“音声”因“龙牌”而起，但在时间流淌中，声音本身之后却体现着不同的功用，兼具娱神、娱人的特点。
三.“龙牌会”祭祀音声的思考
田野工作是理论工作者中很重要的资料获取方式，每次“田野”总会刺激神经与内心的波动。此次前往范庄“龙牌会”，让笔者对于民间艺术的生发与留存有了新的思考——民间艺术，是劳动人民在实践生活中创造的精神文化遗产，它的生发、留存、延续与地缘、信仰和场域三者密不可分。
首先，地缘是其生发的物質条件。乔建中先生讲：“蕴含在民间音乐中的地理因素是极为普遍而多样的。大到地域方位，小到天气变化，无所不包。它们生动地反映了从古到今地理环境与民间音乐活动（创作、表演）之间的天然联系。地形地貌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制约着并影响着作为意识形态的音乐艺术;而音乐当中又极其自然地表露出种种地区风貌及民俗特征。”地缘因素直接影响社会生产方式，依此人们出现了不同的追求、期盼。生活在港湾附近以打渔为生的人们盼望着出海航行风平浪静，能够获得更多鱼类，于是有了妈祖信仰;生活在山中以打猎为生的人们，为了捕获更多的猎物，并希望平安如意，便有山神崇拜。对赵县梨区范庄及邻村的乡亲们来说，梨树的丰收大概是人们很重要的期盼，所以才会有白娥飞到谁家，谁家的梨树就会丰收的说法，因此，大家便用各种艺术形式来供奉地缘维系下的信仰，这种信仰的本质，来源于人们对于物质的，本能的、朴素的追求。
其次，信仰是其延续的精神条件。人常说，有信仰才会有力量，对于传统艺术来讲，信仰是其代代延续的精神支撑。正因为相信所以才会付诸行动去做，而做的过程便少不了艺术。如“龙牌会”秧歌、击鼓等音乐形式;画神像的绘画技巧等，老一辈传续给小一辈，不同的艺术品种在代代相传的统一信仰体系内得到了延续与传承。因此，生而为人必有信仰与敬畏，才能踏实敢为，在平淡且漫长的岁月中守护内心的净土。
再者，场域是其存在的外部条件。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不能去“语境”化，它是一种催化剂，更是一种氛围，也即场域。俗话说，活鱼要在水中看，很多民间艺术品种，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能发挥其作用，并具特殊意义。“龙牌会”中的种种音声，只在祭祀场合时才会让人觉得庄严、神秘，假使脱离了此外部环境，很难想象是何种样态。因此，场域的创造在民间音乐形式的生发中起着重要作用。民间艺术只有在以上提及的三个条件中才能得以延续与保护，所以，对地缘、信仰与场域的关注在民族音乐研究中心便显得格外重要。
费孝通先生有言：“文化自觉是指在一定生活中的人对其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因此，要想在新时代中获得文化的生命力，必须要有文化自觉，而此之前提是要了解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及由此而生发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学者方李莉讲：“随着中国的经济起飞，......艺术正在以其与以往不同的表达方式向我们展现着中国当代文化的新视角，而在这样的新视角中传统的、地方性的文化资源正在给予中国当代艺术的支持。”在此背景中，地方性文化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龙牌会”祭祀音声除了为人们带来了视觉与听觉的刺激，更多的是为民族音乐学者观察民间的艺术行为和探究其信仰内涵提打开了一扇窗。
因此，笔者以为，“龙牌会”的祭祀音声，早已超脱其作为声波的物理属性，而更多的裹挟着当地人的信仰与审美基因。
参考文献：
[1]曹本冶.《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齐易.《河北范庄“龙牌会”的唱经》[J].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1.04。
[3]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M]. 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6月.
[4]乔建中.《土地与歌》[M].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
[5]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6]方李莉，李修建.《艺术人类学》[M]. 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关键词：龙牌会 音声 思考
信仰，是人内心对于自然、祖先或其他事物的崇拜。以期风调雨顺、平安喜乐，人们往往通过举行祭祀仪式对自己的信仰表示忠诚。为使气氛浓重、热烈，古往今来的祭祀仪式中，音乐多为不可或缺的元素。每逢二月二“龙牌会”，范庄及周围十里八村的乡亲会到龙牌前“报到”，而“报到”的方式即上香、献祭、唱诵经书抑或其它音乐表演方式。分析“龙牌会”的祭祀音声构成，对于了解当地民间信仰体系、传统音乐元素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龙牌会”祭祀仪式的考察
范庄镇位于河北省赵县东部梨区，土地平坦肥沃，家家户户普遍种植梨树。出于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期盼，人们的信仰便更加热切与真诚。据说，自盘古开天辟地后，人类有了部落，共工氏人面蛇身，能耐极大，带领部落人群以狩猎为生，因保护地盘与颛顼征战，勾龙带领部落人群逃难到范庄一带，培植五谷、筑巢居住，不料颛顼再度犯镜，要求勾龙交出权位，否则踏平部落，为拯救部落人群勾龙化为白娥飘然而去，时至今日，每年正月下旬，范庄一带都会有白娥翩翩飞来，安然入户，人们认为是龙祖显圣，为了敬奉祖先，遂设龙牌以供奉，视龙牌为勾龙的化身。
在范庄，村中成立了龙牌会，有会长若干名，平日里龙牌供奉在会长家中，龙牌庙共分两层殿，逢二月二，将龙牌请到庙的一层殿中，为迎龙牌;而后在庙中供奉数日，周围乡民前来祭祀，为祭龙牌;后将龙牌送至下一位会长家中，为送龙牌。至此，一年的龙牌会结束。其中祭龙牌持续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内容最丰富。在祭龙牌期间，周围各村会有代表团体前来祭祀，成员多为中老年人，他们手持打击乐器，在香龛前边敲打边念诵经书，祈求平安。这些团体是与龙牌会建立了相互赶会关系的临近村的组织，又被称为“行好的”。也有的是结队前来的“花会”，进行扭秧歌、打鼓、跳舞等。其次，是个人行为，往往从邻村赶来，携家人上香、祈祷，无论童叟，皆到香龛前跪拜，也可根据个人意愿随心布施，所获收入皆用做“龙牌会”的开支，包括庙的修缮与维护，另外，在祭龙牌期间，龙牌会成员也用所获布施开火设宴，款待前来上香的团体。下午，各团体都已返回，此时上香的多为散客。次日上午亦会有其他团体前来，但唯二月二当日人数众多。
二层殿悬挂各路神像百余幅：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上老君、送子观音等，神像面前亦有香龛与“炸礼”（用油炸制的具有吉祥寓意造型的面食）。按照当地信仰，人们认为不同的神像庇佑不同的内容，他们根据自已所求，在不同的神像前放置供奉用的点心，随后上香、跪拜、祈祷，焚香时会有香头据香的燃烧情况解读寓意，然后香客许愿、布施。
庙外，似乎更契合年轻人的精神需求。多户商家共同举办“自娱自乐大奖赛”演绎流行歌舞，与庙内庄严古朴的诵经、唱祷形成鲜明对比。庙会也成为各种小宗商品交易的好机会，零食、日用、服饰等一应俱全，熙熙攘攘的人群，热闹非凡。
二.“龙牌会”祭祀音声的分析
学者曹本冶讲：“中国的信仰体系及其仪式音乐传统十分丰富多样，分布地域也极为广阔，按仪式举行的时间特性，大致可分为两类：（1）定期循环再现的‘周期性仪式’，如：节日仪式和定期的神诞、庙会、傩仪、公醮等。（2）依特发事件（天灾人祸）而临时举行的‘指向性仪式’，如：天旱求雨仪式、祛疫除灾仪式等。”范庄“龙牌会”是大型的庙会活动，每年在固定的日子举行，因此应属于“周期性仪式”。期间涉及音声种类繁多，笔者将其中最具音乐性的音声依据生发场合不同概括为两类，即位于庙堂内直接向“龙牌”祈祷的核心音声——唱经，以及庙堂外围的自娱性歌舞音声。“仪式作为信仰体系中的外显行为，其展现由始至终被音声（包括一般概念中的“音乐”）所覆盖着。这种音声为参与者增援和带出仪式的意义及灵验。音乐作为仪式中音声的一部分，是音乐研究者最直接探讨和分析的对象。同时，如果音声是仪式行为的有机部分，那么音乐学对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便必须把音声置于其仪式环境中，分析音声在仪式场景中的运作及其与仪式、信仰之间的互动，从信仰体系的宏观语境中理解音声在其生态文化中的深层含义。”“龙牌会”是一种祭祀仪式，更是一种民俗文化，在其进行过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形成鲜明对比、有机互动，促成“龙牌会”的圆满礼成。这种音声除了具有仪式架构的意义之外，其本身也携带着当地人的精神内涵与信仰基因。因此，分析其音声构成对于我们了解当地人的意识层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核心音声：宗教色彩的诵祷
上文所及，几乎所有邻村都有固定的“行好的”，在祭祀期间到“龙牌”前“报到”，除了上香、跪拜，最重要的是唱诵经书。每个团体均用固定的打击乐器，如：鼓、钹、铙、铛子，但不同村有不同的鼓套、旋律。领诵者手持经书，带领众人边敲打边唱诵。全部诵完需近十几分钟的时间。唱诵内容多以祈祷为主：“......奶奶出了三霄殿，驾起祥云到堂中，保佑保佑多保佑，保佑善人得太平......”其旋律性比較强，多是同一个旋律的多次反复，具有分节歌的性质，声音洪亮、起伏跌宕。学者齐易认为“唱经所使用的曲调，大多与当地的民歌小调有密切的联系。如“扫堂”仪式上唱的《扫堂》经，其曲调框架与冀南地区的小调《放风筝》基本一样。”所用伴奏乐器有鼓、镲、铛子等，多为小型打击乐器，由参加唱经的人来演奏，她们边歌边奏，主要演唱者，多演奏铛子或鼓，起到指挥、控制节拍等作用。领唱者在念完偈语后，击打前奏，而后进行歌唱，再击打间奏，结束时击打一段尾声。形成前奏、间奏与尾声兼具的形态。唱诵经书的旋律多汲取当地民歌加工而成，这说明，在音乐本体上，民间世俗音乐与祭祀音乐并非相互独立、泾渭分明的，而是以相需为用的态度共同存续。其音乐的世俗性或祭祀性本身即存在变量，左与右的调节，决定了其功用是娱人或娱神。以唱词与旋律的庄严性为导向，便具娱神倾向，反之娱人。 （二）.外围音声：民间世俗性歌舞
与庄严肃穆的诵祷声音相对，庙堂之外，即是世俗性很强的歌舞。这种歌舞根据表演者或功用不同分为两类。首先，是邻村来的花会，他们表演的内容多样，扭秧歌扮演着媒婆、八戒、悟空等角色，亦有表现拉碌碡的场景。所用音乐往往很现代，不像之前的秧歌有专门的伴奏乐队唢呐、大鼓一应俱全，取而代之的是一只音箱，循环播放着节奏鲜明的流行歌曲。这边秧歌还没欣赏够，另一村的舞蹈队又进入了院子;那边敲大鼓的花会正值情绪热烈，这边又有白发老人舞起了剑。其次，在院外是更为热闹、现代的场景，当地众商家组织的“自娱自乐大奖赛”上演着劲歌热舞，很多年轻人在这里驻足观看。庙外强烈的节奏与庙内古朴的诵经声音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愉快、欢乐的音乐更多是为了“娱人”，此时，“龙牌会”已不单是一个祭祀场，而是由其衍生的娱乐场，笔者称其为“借场”现象，即看似以祭祀“龙牌”为目的，实则更多为自娱自乐。所以，在“龙牌会”祭祀场域中，除了朴素的敬神信仰外，还揉进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对艺术生活、音乐表现的追求，亦或说是对人性的一种宣泄与展示。
（三）.“龙牌会”祭祀音声的特点
首先，是多元文化共融与文化层级交互的特点。许嘉璐先生讲：“文化无所不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要把握文化，首先要将它条理化。我将文化分为三个层级。1.表层文化（又称物质文化）即衣食住行2.中层文化（又称制度文化）包括风俗、礼仪、制度、法律、宗教、艺术等。3.底层文化（又称哲学文化）是人的个体和群体的伦理观、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反映着底层文化的内涵，底层文化内涵渗透于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中。”从悬挂的神像来看，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是道教仙家，而各菩萨皆为佛教，这种祭祀音声其本身具有佛教诵经特点，而服务的对象却是佛、道两家，且不论二者核心价值观念不同，就其生发条件、与历史年代考虑，庙内外音乐风格的反差体现了“龙牌会”祭祀音声以传统仪轨为载体，宗教音乐、世俗音乐多元文化并用的特点，它是佛、道于民间嬗变、流传之音乐结遗。在这种音、声的背后，更渗透着不同文化层级之交互，是当地人表层文化即物质生活得到一定充实的外化物，集中体现在中层文化的风俗、礼仪之中，而让我们看到了其在底层文化如人生观、审美观的价值取向。
其次，是祭祀音声的多功能性。音乐是人类表达情感的载体，反之也对人起到教育、涵化作用，如其教育功能、审美功能等。“龙牌会”祭祀音声的多功能性，依据其所出现的场合有不同侧重。“龙牌”被人们视为勾龙的化身，所以在庙内唱诵经书时显得格外庄重、肃穆，让人不由心生敬意，此时的唱诵偏重宗教仪轨作用，烘托祭拜氛围。信众唱诵时，带着虔诚的信仰将愿望寄托其中，可谓一次心灵的洗礼。此时“音声”的审美功用较弱、涵化功能较强;而场外世俗性、自发的歌舞表演则带有很强的自娱性。“龙牌会”便成为人性的一个出口，让乡亲们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有了一丝惬意。庙外“自娱自乐大奖赛”的劲歌热舞，在舞台上挂满了赞助方的条幅，商业性质较强，此时“音声”兼具大众审美与娱乐功能。依上所及，诸种“音声”因“龙牌”而起，但在时间流淌中，声音本身之后却体现着不同的功用，兼具娱神、娱人的特点。
三.“龙牌会”祭祀音声的思考
田野工作是理论工作者中很重要的资料获取方式，每次“田野”总会刺激神经与内心的波动。此次前往范庄“龙牌会”，让笔者对于民间艺术的生发与留存有了新的思考——民间艺术，是劳动人民在实践生活中创造的精神文化遗产，它的生发、留存、延续与地缘、信仰和场域三者密不可分。
首先，地缘是其生发的物質条件。乔建中先生讲：“蕴含在民间音乐中的地理因素是极为普遍而多样的。大到地域方位，小到天气变化，无所不包。它们生动地反映了从古到今地理环境与民间音乐活动（创作、表演）之间的天然联系。地形地貌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制约着并影响着作为意识形态的音乐艺术;而音乐当中又极其自然地表露出种种地区风貌及民俗特征。”地缘因素直接影响社会生产方式，依此人们出现了不同的追求、期盼。生活在港湾附近以打渔为生的人们盼望着出海航行风平浪静，能够获得更多鱼类，于是有了妈祖信仰;生活在山中以打猎为生的人们，为了捕获更多的猎物，并希望平安如意，便有山神崇拜。对赵县梨区范庄及邻村的乡亲们来说，梨树的丰收大概是人们很重要的期盼，所以才会有白娥飞到谁家，谁家的梨树就会丰收的说法，因此，大家便用各种艺术形式来供奉地缘维系下的信仰，这种信仰的本质，来源于人们对于物质的，本能的、朴素的追求。
其次，信仰是其延续的精神条件。人常说，有信仰才会有力量，对于传统艺术来讲，信仰是其代代延续的精神支撑。正因为相信所以才会付诸行动去做，而做的过程便少不了艺术。如“龙牌会”秧歌、击鼓等音乐形式;画神像的绘画技巧等，老一辈传续给小一辈，不同的艺术品种在代代相传的统一信仰体系内得到了延续与传承。因此，生而为人必有信仰与敬畏，才能踏实敢为，在平淡且漫长的岁月中守护内心的净土。
再者，场域是其存在的外部条件。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不能去“语境”化，它是一种催化剂，更是一种氛围，也即场域。俗话说，活鱼要在水中看，很多民间艺术品种，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能发挥其作用，并具特殊意义。“龙牌会”中的种种音声，只在祭祀场合时才会让人觉得庄严、神秘，假使脱离了此外部环境，很难想象是何种样态。因此，场域的创造在民间音乐形式的生发中起着重要作用。民间艺术只有在以上提及的三个条件中才能得以延续与保护，所以，对地缘、信仰与场域的关注在民族音乐研究中心便显得格外重要。
费孝通先生有言：“文化自觉是指在一定生活中的人对其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因此，要想在新时代中获得文化的生命力，必须要有文化自觉，而此之前提是要了解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及由此而生发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学者方李莉讲：“随着中国的经济起飞，......艺术正在以其与以往不同的表达方式向我们展现着中国当代文化的新视角，而在这样的新视角中传统的、地方性的文化资源正在给予中国当代艺术的支持。”在此背景中，地方性文化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龙牌会”祭祀音声除了为人们带来了视觉与听觉的刺激，更多的是为民族音乐学者观察民间的艺术行为和探究其信仰内涵提打开了一扇窗。
因此，笔者以为，“龙牌会”的祭祀音声，早已超脱其作为声波的物理属性，而更多的裹挟着当地人的信仰与审美基因。
参考文献：
[1]曹本冶.《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齐易.《河北范庄“龙牌会”的唱经》[J].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1.04。
[3]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M]. 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6月.
[4]乔建中.《土地与歌》[M].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
[5]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6]方李莉，李修建.《艺术人类学》[M]. 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